“袖里吞金妙如仙，灵指一动数目全，无价之宝学到手，不遇知音不与传”。
——这说的就是牙行。
牙行是古代和近代市场中为买卖双方介绍交易、评定商品质量、价格的中间商，也就是我国最早的经纪人。牙行最早出现于汉代，至明清最为盛行，人们通常把这些经纪人叫牙子。以其介绍种类的不同，又把他们叫做牛牙子、驴牙子等等。在我国古代，牙子有官牙、私牙之分，但就其实质，却都是一手托两家，也就是先找“上家”，再找“下家”，然后抽取佣金。关于“牙子”因何而得名，有各种说法。有人说，牙是在唇与舌之间活动的，恰如“牙子”置身于买卖双方之间。也有人说，“牙子”大都能说会道，因其伶牙俐齿而得名。
牙行是我国古代和近代从事贸易中介的商业组织。先秦及汉代，贸易中介人称驵、驵侩，唐五代称牙、牙郎、牙侩，宋元明清又有引领百姓、经纪、行老之称，一般称之为牙人。明代嘉靖（1522－1566）时始称行，1523（嘉靖二年）制定的市场法中已有“牙行”一类，规定选有资产的人户充任，由官府发给印信文簿，称为“牙帖”。领帖需交纳帖费，连同每年所纳税银，统称牙税。明崇帧《长沙府志》卷5有“湘潭牙行获利逾千金，而靛行倍之”的记载。清沿明制，最初严格限定开户额度，由户部统一印制牙帖，由各省布政司统一发放。持帖经营的牙人不许跨市集、跨品种经营。
明末清初，湘北地区长途贩运贸易发展，长沙城外的市镇墟集成为商品集中收购的市场。牙人开始充当商人收购业务的中介人，市集上的牙行数量剧增。长沙城外，1726年（雍正四年）有粮食、鱼、煤炭、白炭等牙行35家；至1817年（嘉庆二十二年），新增牙行60家，其中有盐行、茶麻行、纸行、靛行、铁行、石灰行、枯饼行等。牙行兴盛又带动了店铺的发展。1772年（乾隆三十七年），城外各市镇共有门摊189家，其中经营粮食的门摊最多，占85%，其余还有土果铺、靛纸铺、香饼货铺、姜瓜货摊、杉木货摊、铁锅钉货摊等。1858年（咸丰八年）汉口开埠后，长沙牙行增长更快，至1867年（同治六年）发展到100家，包括粮食行、茶麻行、鱼行、纸行、靛行、铁行、盐行、白炭行、煤炭行、帽行、牛行、石灰行、土果行等10多个行业。许多牙行由城外市集移至城内，如土果行集中在今下河街一带，粮行集中在今草潮门一带。1908年（光绪三十四年）取消了牙帖的限额，牙行设立日益增多，到1941年长沙注册登记牙商时，尚存337家。
长沙牙行按经营方式不同大致分为3种类型。一是专替卖方代理的牙行，通常有较大的仓库和栈场，服务设施完备，如粮行、渔行等。牙行常利用买卖双方不熟悉市场行情的情况，从中牟取额外利润，如货末脱手，卖主急需钱用时，牙行可放高利贷，当货售出后又不及时付款，以图利息。二是专为买方代理的牙行，一般与买方订有契约，订明品质、价格、数量、交货日期等，既大量预收货款，以图利息，又靠压级压价、大秤进小秤出等手段获取暴利。三是代购代销兼营的牙行，一般拥有雄厚的资金，从事代购代销经纪业务，有的还自营购销，获利颇丰。
明清两代，牙行的存在对促进地方土特产的购销起了重要作用。如清光绪《湘潭县志》载：“明代青靛贸易较发达，衡山、酃县、茶陵、攸县、湘乡等地所产青靛都运此销售，客商携万金、千金或十百金争相采购。”1911年（宣统三年）《湖南商事习惯报告书》也载：“宝靛上出洞口，下达三湘、资江一带”，“长（沙）、宝（庆）两府，贩靛之人络绎不绝。”土靛的长途贩运活动就得益于长沙、湘潭两地的靛行。可见，牙行的存在具有双重作用。一方面，农民和手工业者不熟悉市场行情，牙行居间介绍，有利于商品交换的顺利进行。在长途贩运贸易中，客商的收购和推销，通过牙行可克服民情地情不熟的弱点，有利于长途贩运贸易的发展。另一方面，牙行在民间贸易中，把持市场，有的从中行骗，伤害买卖双方的利益。牙行抽取行佣一般按行规抽取其货款的3%，但实际上远远不止这个数目，经纪人采取各种手段获取非法收入，如计量欺骗，多进少出，买青放帐，高利盘剥，骑盘（卡买卡卖）、避盘（议价时不使卖买双方知道，从中渔利），欺行霸市等。有的牙行还包揽运输、报关，货物不经牙行联络，不能通行，出现了所谓“报关行”。有的牙行不仅自备馆舍、仓库，且有雄厚的资金并雇用各种专业人员，按分工代客收购。随着收购、批发业务的扩展，有的牙行还自办收购业务，牙行与商行趋于合一。
汉口开埠后，牙行发生分化，有的转化为买办，有的受近代商业的排斥，转营货栈业。但在长沙城外的小市镇和广大农村墟集，牙行仍有很大势力。
*片鸦**战争以后，“买办制度”随着洋行业务的开展而发生了变化。买办阶层同外商利益上的共同点使其成为中国历史上一个极具独特色彩的集团，他们成了西方国家在政治上和经济上侵略和控制中国的工具。这些买办阶层既经营钱财的进出和保管，也参与业务经营和商品交易事宜，并常常代表洋行深入内地进行购销业务；同中国商人商定价格，订立交易合同，并凭借本身的地位，在货物的收付上取得双方的信任。他们逐渐成为外商对华贸易的代言人。随着公行的取消，买办阶层就成为垄断中外贸易的中间商，一些人逐渐失去公平的立场，趋附外国侵略势力，欺压中国商人，有时还可以在列强根据不平等条约向中国勒索的赔款中分享“赔偿金”。他们中的不少人富了起来，成为中国近代史上的大买办。这些买办在民国时期被外商改称为“华经理”，以消除中国人的仇外情绪，而买办的工作性质并没有改变，除自身经营商业以外，仍是外商的高级雇员。
历史上对买办的认识褒贬不一，但从经纪史角度看，买办是中国近代史上的一种特殊经纪人。买办的活动一直延伸到新中国成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