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延禄
有人用手指甲刮着玻璃上的冷霜，向山腰下一片白茫茫的雪原了望着。是呀,我们自从“九一八”三周年前夕，满洲省委巡视员吴赤峰同志来队伍上,调走李延平、孙贤两同志去苏联学习之后,再也听不到满洲省委的什么消息了。我们满洲省委是不是有什么重要会议和事务耽搁了？或是交通关系出了什么意外？为什么“一.二六”的指示信已经下达一年之久了,还没有通过组织传达到密山县*党**委这里来?这就是我当时所想的。我很愿意亲自化装到哈尔滨去找满洲省委,如果找不到就直接去上海找*党**中央请示。这是一九三三年底,当在法国勤工俭学时期就参加了中国*产党共**的胡仑同志和他的夫人蒲秋潮同志,从驻密山向阳镇的伪郭宝山骑兵旅带领一个机关枪排起义归队,向密山县委报到之前路经我们军部, 就谈起过的一个问题。我说过,胡仑同志曾经参加过在瑞金苏区召开的全国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而蒲秋潮同志在一 九二九年派来东北之前,也曾经担任过*共中**河北省委秘书长的工作,是北京有名的女师大的毕业生。对于*党**的方针政策、关内的政治形势,他们都比我清楚。他们当时并告诉过我, 一九三二年四月间,毛*东泽**同志任主席的瑞金苏维埃区中央工农民主政府,曾经发表过“对日战争”的正式“宣言”,号召国内民众联合起来,对敌展开“民族革命”的战争，把日本帝国主义赶出中国去！胡仑同志说,看来“民族革命”是我们*党**的一个新的战略方针。有些问题,如果长久得不到满洲省委的指示,可以到上海去找*党**的“临时中央”请示，最好能到瑞金苏区去看看。因而我们军部几位领导听过这话以后，一直酝酿着一个“临时动议”，如果双方的分歧在联席会议上解决不了,就要我亲自化装通过敌占区去走一趟。现在正是大雪封路、部队整休的季节,联席会议既然形成双方僵持的局面,就有人提出这个建议来了,不想,立即得到密山县委的热情支持。我们的联席会议像在阴云密布的肃然气氛中出现了一道耀眼的阳光一样,会场立刻活跃起来,再也没有人刮窗玻璃,向外无目的地了望了。朴风南同志也不默然抽着纸卷烟沉思什么了。我们的思想感情在这点上完全是融洽无间的。我们都在同样长期地渴望着上级*党**的指示,这是我们政治生命的源泉。最后,那些兴奋的眼光都集中到了我的脸上。我说:“只要*党**在联席会议上作出决定,我有信心完成这个任务。”因为关于土龙山农民所酝酿的武装*动暴**,是势在必举的。我原是一个半是纺织工人半是行伍出身的*产党共**员, 马列主义理论水平并不高,但从实际斗争经验中深切感到, 在北满地区仅靠我们一支“孤军”作战,不尽量扩展我们的 反帝统一战线”所属的队伍,联合更多的抗日武装,就很难 完成密山县委向我们屡次提出的“进攻大城市”的中心任务和军事要求。是的，南满地区我们有威镇整个东北敌占区的杨靖宇将军率领的“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一军)，东满地区有吉东局书记童长荣同志直接领导,史忠恒师长为骨干的“东北人民革命军”(后编为第二军),松花江中游哈尔滨东部地区,有珠河县委书记韩光同志为领导,赵尚志为指挥的“哈东抗日游击队”(后改编为抗日联军第三军),松花江上游有夏云杰领导的“汤原抗日游击队”(第六军前身)等等，我们中国*产党共**临时省委所领导和组织的抗日武装,到处都在蓬蓬勃勃发展,但却还没有连成一片,还没有一个总的战略部署。主要原因,就是我们还处在各自为战的游击阶段,我们各地区的“东北人民革命军”的队伍,还都不足以适应开辟和占领广大的敌占区的需要,还稳不住脚,巩固不住自己所开辟的游击地区。自然,当时我们还没有“以农村包围城市” 的战略思想,这也就是我在联席会议上所以提出“要是到了上海,找到*党**临时中央,我希望到瑞金苏区走一趟,向红军 学习一个短时期”的原因所在。这是我的唯一的要求。
*党**、军双方联席会议，批准我一个月到三个月的假期。据我们估计,土龙山的*动暴**,必然要选择一个有利的时机, 那么最好的条件是“青纱帐”起,田野之间到处有了藏身伏击的条件以后。而北满的天气,五月松花江才能完全冰解雪融, 才能通航黑龙江。我们当时想,三个月之内，是不会失误战机的。
联席会议决定，不要我“单枪匹马去闯关”,也不是派军参谋刘宾一个人化装作同行的随从,而是以李延禄为首组成了三人代表团,第三个代表是作战参谋金锋同志。他是*产党共**员,是密山县委书记朴风南同志所推荐的,显然是作为密山地方*党**委的代表。刘宾同志身上带着满洲省委以前交给的*党**的关系。另外还派了一名无*党**派的知识分子荆题良作随从秘书。
联席会议上,又研究和选择了出发的路线。我们一行四人,从穆棱马桥河站上火车。密山县委通过地下关系。预先购买车票。军部派部队届时护送我们到穆棱县境。到哈尔滨的路程,分两段走,先买短途票到穆棱站,再从那里买票到哈尔滨。我们估计,如果从穆棱站以东,属于北满“东北人民革命军”活动范围边沿地区上车直达哈尔滨,可能一下车 就会招来敌伪检查人员的注意。
问题就这样决定了。尽管前途有风险,但我们为了完成*党**交给的任务,为了“民族革命”的伟大事业,立即准备出发。
二
军部所有的领导干部,听说我要离开部队,都表现了不 同的依恋难舍之情。*党**内的领导同志知道我们可能到上海直接找*党**中央,又都对我们寄托了莫大的期望,关系到革命事业胜利发展的期望。在这三个月期间,所有的指挥权交给东北人民革命军*党**支委兼直属第一团团长杨太和同志。
出发时候,我已留了又黑又浓的“沿口”(短胡髭)。我化装为卖烟卷的小商贩:头带猫皮三耳帽,身穿布棉袍,脚下换了双棉鞋,外带一条灰毛毯。
临走,我嘱咐杨太和同志,在没有得到上级*党**委指示之 前,只要是抗日的山林队,我们都本着“一.二六”指示信精神团结他们;凡是准备抗日起义的武装,我们同样给予支持和声援;要求我们收编的,我们既不关门拒绝,也不轻易收纳,先说个含糊话,拖在那里。
我们四个人,在穆棱县境靠近马桥河车站的河套里,告 别了护送我们的保安连。当时,天刚亮,冬季农村的早晨，是静悄悄的,大雪铺地,一望很远,见不到有什么行人。
在接近马桥河车站的村街上,我们和代购车票的地下关系人取得联系。接到票后,四个人就分作两组,先后直奔车站。火车站周围既没有日本警备队,也没有伪满的警戒武装, 只在出入口有两个警察,背着枪,他们注意监视着刚下火车的旅客。我和刘宾交换了一下目光,分散开来,插在混乱的行人排列中,经过出入检查口子,剪过票,登上火车。
那时,中东路上的列车,都是旧式俄国车厢。一个车厢 里有两条大长椅子,分列在两边,和旧式的电车相仿。当中空旷,可以堆东西,也可以站人。上头,沿顺那两条长椅, 是两条长长的行李架,也有旅客躺在那上面睡觉。我一进车厢,感到底下很杂乱,不及行李架上隐蔽,就也躺到上头去, 用毯子蒙着头;自然,我是一点睡意也没有的。火车未开之前,除了匆忙地撞进车厢里来的脚步声,彼此隔着别人肩膀远远呼应声之外,我也听到月台上出现了嗒嗒的皮靴声。直到火车开动之后,车厢里的旅容开始安顿下来,却听不到什么舒心的攀谈,相反,倒都很沉静,仿佛在戒严时期一样。可见在日本帝国主义占领区里，中国人民的心情是多么沉重，我当时心里不由得想，同胞们等待着吧！等待着我们找到满洲省委、找到*党**中央，等待我们回来之后，我们一定要打开一个新局面。
车到穆棱,我下车买了直达哈尔滨的票,仍然回到行奎李架上，倒下来,用毯子蒙着头。车开不久，我就听到军靴哒哒声，警刀琳琅声,这是伪满军警联合检查的人员过来了。 底下响起盘查旅客的询问声，有人向行李架上招呼道:“下来! 下来!说的就是你!装什么傻!”问我:“是从那上的车?”
我说:“九站!”
这个伪警备队的爪牙又说:“是那个九站?”
我一时不知道该怎么说,因为车厢里的旅客都会注意到我虽在穆棱下去一次,却不是在穆棱上的车,穆棱当时通称九站，马桥河通称八站。
这个敌伪爪牙又说:“你是从那里来的?”
我说:“我是本地人。” 他说:“我看你就不是好东西,你是干什么的?是本地人 怎么不知道有两个九站呀!”
我说;“那我怎么不知道，穆棱是老九站,再过去几里路还有一个小九站。”
他说;“那我问你,你怎么不说呢?”
我说,“我刚睡醒,你们大马金刀的一来，我又耳背,没听清楚。”
这个鬼家伙，有眼力,挺机灵。他说:“我看你的样子, 就不是好东西,你看着我作什么？你那两只眼睛多凶呀, 到底是干什么的?”
实在说,我对这些敌伪的爪牙,在这样的场合接触，还是有生头一次。我心里是又蔑视又憎恶,却不自觉地在神色语气间透露出来了。问题自然有些严重。
我镇定地笑着说:“我是贩卖烟卷的老客,九站是我常来常往的地方……”。
原在底下盘问的伪满警察都转向我这方面了。我这时候, 在众目注视下,感到自己的身材过于魁梧了,感到胡子和年龄不相称,留的也太触目了。总之,不管是说话的口气,还是举止、神色,连我自己也觉得完全不象一个小商贩。不想, 有个日本伪警腰挂警刀带着琳琅作响的声音走过来,先看了看我,又看了看我周围的各式各样打扮的旅客,就掉头向那个伪警备兵说:“一个孤老头子,有什么可问的！算啦！这年头不吃也得吃,不受也得受,走吧!”后两句话又似说给我 听的。他连推带拥地把那伪警备兵裹走了。我当时刚贴四十的边儿，乍看也不过五十岁,却被称为“孤老头子”,仿佛在装扮上没有什么破绽,就又安心一些。
他们走后，有人替我鸣不平，低声说，这些人就是狗仗人势；也有人好心地埋怨我，说对这些人就得低声下气地赔笑脸,你哪能那么用低眼瞧人,那还不是自惹麻烦吗?
那个伪警察为什么急匆匆拖走了那个伪警备队的爪牙呢，为什么他们不再对别人继续进行检查,而且完全改变了副进车厢时气势汹汹的姿态,蜂涌而去了呢?我久久不能解释。难道在伪满警察中,真的有人认出我的面目来了么?我 感到危机并没有过去。
因为那个挂警刀的日本式伪警，在看过我之后,又向周围的各式各样的旅客一个个观察了一下，就似乎他是怀疑我周围还有化装的随从警卫,纠缠下去,说不定要吃亏。因之, 我在他们下车不久,就又换了座位,并趁周围不注意的时候, 串到另外的车厢里去。这样,我们三人和随从秘书就分开了。 而且火车一到一面坡,我就趁火车头上水的工夫,独自一人随着下车旅客溜下来了。
我知道,一面坡是驻有日本警备队的。当时,天色已经 全黑了。站台外有一个小卖店,在这里下车找吃食的旅客很多,我也就坐下来,要了杯酒,两个松花蛋。实际上,半天没有东西下肚了,但却一点也不想吃。我坐在那里,在旅客进进出出的混乱当中,观察着车站的动静。我仿佛听到在车站出入口,有日本兵检查行人,并发生争执;还听到旅客在小卖部闲谈中低声说:“今天怎么加了双岗,还扣留了两个单行人?”气氛很紧张。但月台上,并没有增加哨岗,我只要不出站,不经过检票口,或许就不会发生什么麻烦。问题是到哈尔滨之后,如何出站了。如果那个带着警刀的伪警，确实认出我,并往沿途各站挂了电话,那么不管在哪个车站下车。 都会有问题。
一杯酒,四个钟头还没喝完。不知道为什么,火车还没有开动的样子,但站台上却不见有什么其他动静。不过,在检票口外的日本哨岗还似乎没撤,时时发出大声的叱吓声 ，并且还有三轮摩托车急驰而来,又急驰而去。车站上的清扫工进来和小卖部店主打招呼,并小声说:“今天扣留的都是单身老汉,日本宪兵队挑了两个大个子带走啦！这年头，出门儿可真不易呀!”他看了看我,善意地摇了摇头,并没坐下来, 叹息着走掉了。
我只好走出来。月台上除了哨岗,冷寂无人。列车上的窗玻璃,都闪着光,结着薄薄的霜花。我还没有走到车厢入口,就看见一个火车司机打扮的人匆匆走过来,用平常的口气说:“你跟我到前边车头上去吧!”
我说:“你认错人了吧?”
他说:“没错！我在小卖店喝酒等着接班时候,就看见你啦!车上还有什么东西吗?”
我说:“没有什么啦。” 他说:“你跟我来吧!”
就这样,我跟随他顺着月台，走到火车头司机室里去了。室里只有我们两个人。
他说,“你脱掉那件长袍子，这里有现成的作业服,你换上吧!”
我问:“没有旁人了吗?” 他说,“我已经打发司炉睡觉去了。你就顶他的角，我教你添煤。”边说着边做添煤的动作,“煤送到炉口,就那么一扬，扬散了就行,扬的要均匀。日本子来检查,你就这么作个样子就行。”
我换上司炉工的装束之后，手脸都抹上了点黑烟子,开始按司机所教的方式，握住铣柄，往炉口里送煤。
他开始既没有说明在那里认识我，我也没有问他姓甚名谁。两个人仿佛都不需要接触这类同题。不久,我们接到路签，他拉起呜呜震耳的汽笛；火车隆隆地开动,终于离开—面坡车站了 。
火车开出之后，那司机的脸色屯然开朗,现出兴奋、愉 快的样子,说:“你就在那边铺上睡一会儿吧!猞猁屯不检 查,前头就没事啦!”可见,刚见面他谈话时那种平常的淡淡的口气,实际上倒是由于心情紧张。
我倒下,也没有睡。他呢,一会儿从窗口伸出头去看灯 标,看信号,一会儿又弯下腰去看炉火,拉汽笛,很是忙碌。 偶尔又说:“过猞猁屯天就要亮啦!”象是自言自语,又象知道我没睡,说给我听。看他,他又不向我这边注意。
中东铁路的工人,对抗日救国运动所作的贡献,是有光 荣的记载的。地下*党**在中东铁路工人运动中,一直是占据领导地位的。两年之前,我还有过接触,现在却不了解了。尤其是这样一个慎重寡言的司机,究竟是个*党**内同志呢,还是仅仅在那里见过我,由于民族的正义感,而自愿出面庇护我那?在车进哈尔滨的时候,我终于问他了,他说姓程。
据他说，在兴源镇曾经听到我在一次群众会上的讲话。仅此而已。
他又说:“我也不问你,你也不要谈什么。到哈尔滨,我送你出车站。”
我说:“谢谢你的好意啦!”
他说:“你们所作的事,关系到每个人未来的命运。当然,人人都该尽力帮助,帮助你们就是帮助自己呀!”
火车到达哈尔滨,我已换好原来的衣装。他给我拿着毯子,不经月台出入的检查口,从另外的地方,绕过车站仓库, 走出站外。回头一望,远远还能看见,检票口果然有日本警备兵,手端上了*刀刺**的步枪,监督着伪满警察在搜查两手高举的旅客。我又一次想,头一件事,就是找个地方,赶快剃胡子。临分手他只说:“再见啦！前途保重!”
我也说:“再见啦！希望以后还有见面的日子”
在路上,我雇了一辆人力车，直奔道外的悦来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