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教授没事了，那个修钢笔的摊主却倒了霉，立刻被“第二专案组”连人带摊一并弄了过来。幸亏他是三代工人出身——那个时代最讲究出身，所以侥幸逃过一顿杀威棒，还给了个小板凳让他坐着接受刑警的讯问。其实也没几个问题，只要他说清楚这支钢笔是怎么来的就行了。摊主说是今天上午一个佩戴*卫兵红**袖章的小青年拿到他摊头上卖掉的，他给了对方一张五元钞票。
刑警当然要追问那小青年的外貌，戴的袖章上面除了印着“*卫兵红**”三个大字，另外表明其所在学校、组织的小字写的是什么。摊主说那小青年也就不过二十岁上下，个头儿不高；至于袖章上的小字，他没有留意。
专案组于是就派出了十几个人去其设摊头的那条马路*访上**查，可是，一个下午折腾下来，访查了数百人，谁也没法儿提供专案组要查摸的情况。
当天晚上，井大杰接受顾问老胡的建议，让“第二专案组”的小将们休息，刑警们则开了一个案情分析会。会上，有刑警提出，案犯会不会是武汉本地人？讨论下来，认为没有理由排除这种可能性，于是决定以市局名义向各分局、派出所下达指示，收集武汉本市与“3.7”涉外盗窃案作案手法相同的前科人员的相关信息。
第三天下午两点多，米市街派出所传来一条信息，该所管段里有一个女青年有一架八成新的135照相机，是外国货。专案组立刻指派刑警西门璋、洪维鑫和两个小将前往米市街派出所了解情况。
这个女青年名叫宋韵兰，二十二岁，工人出身，父亲是码头装卸工，母亲是菜场营业员。其本人自小对读书很是头痛，小学、初中一共留过三次级，前年读到初中二年级时无论父母怎么打骂也坚决不肯去上学了。父母拿她没办法，只好算了。可是，总待在家里也不是个法子。父母叫她去街道申请安排工作，街道干部了解其情况后说，你是读到初二自己辍学的，不是初中毕业中考落第。现在就业岗位有限，应该优先考虑初、高中毕业生，若是给你安排了工作，以后大家都读到初二甚至初一就辍学了，等到年满十八岁后来要求安排工作，那我们该怎么办？
宋韵兰被打了回票，于是就另寻门路跟人学裁缝。师傅是个黄陂人，据说手艺还不错，也肯教宋韵兰，可宋韵兰却学得不大起劲。去年夏天，宋韵兰由姑娘变成了少妇，肚里带着四个来月的胎儿回到了武汉家里。把胎儿打掉后，宋韵兰索性破罐子破摔，什么也不做了，就在社会上搭识男人，谁带她吃喝玩乐她就跟谁上床。这时候“*革文**”已经开始，派出所的民警自己也在*反造**，没空儿去管这类事儿，就任由她折腾。不过，关于她的种种劣迹，派出所也是知道一些的。
宋韵兰有一架八成新的照相机的消息，是群众向民警反映的。民警根据描述，判断宋韵兰持有的是一架外国生产的135照相机，具体哪个国家生产的就不清楚了。
向民警反映这个情况的是宋韵兰家的邻居，一个退休老头儿。据他说，昨天傍晚他在附近溜达时，看见宋韵兰和一个二十六七岁的男青年逛马路，两人挨靠在一起，宋韵兰的肩上挂着一架小巧精致的照相机，一看就是洋货。当时他没在意。今天上午看见宋韵兰拿着这架照相机给邻家小孩儿拍照，旁边有人问这照相机是谁的，她答称是“人家送给我的”。
刑警决定传唤宋韵兰。派户籍警前往执行，好久也没回音，一直等到派出所快下班时，户籍警才把宋韵兰带来了，那架照相机还挂在宋韵兰的肩上。刑警首先要看的就是照相机，可是因为不识洋文，根本不知道是哪个国家生产的什么品牌的玩意儿。问那两个小将跟班，却都是中学*卫兵红**，学的是俄文，看着照相机上的洋文只是摇头。这时，户籍警说管段里有个老人以前在广州海关做过职员。于是就把老人请来，一看照相机，说是法国梅曼公司1959年推出的梅曼500C型。
刑警西门璋一听，马上给老胡去电，一核对帕斯卡尔的报案记录，他被窃的正是这款型号的照相机。于是，也就不跟宋韵兰啰唆了，将其“请”上车直接拉到市局。
还是由预审高手印昭仪出场。此刻的宋韵兰花容失色、珠泪盈盈，反反复复念叨着“我是工人成分”。印昭仪说姑娘你别害怕，只要如实回答问题，弄清情况就可以让你回家了。接着就把昨天汪教授上交那支钢笔的情况说了说。宋韵兰听着深受鼓舞，告诉刑警说这架照相机其实不是她的，而是她的男友谷坚强借给她玩的。
她与谷坚强是一个星期前在“红光饮食店”吃热干面时认识的。当时她在排队，轮到她时却发现没带粮票，又急又窘，谷坚强正好在她后面，就代她付了。认识之后，看过一场电影——“战斗电影院”下午一点钟的那场，散场后想起这天家里没人，就请他去坐坐。然后，两人就发生了关系。昨天傍晚她和谷坚强见面，谷坚强拿出这架照相机给她看。宋韵兰以前跟人瞎混时玩过照相机，什么120、135拿到手里都能摆弄几下，当下就爱不释手。谷坚强说你喜欢就拿去玩吧，玩够了再还给我，还随手掏出五元钞票给她说是买胶卷和冲印照片的费用。
这架照相机当即被送到帕斯卡尔面前，请他辨认。帕斯卡尔一看就激动地大叫，说这就是我丢失的那架照相机啊！中国警察，太神啦！
于是，刑警就对这个名叫谷坚强的家伙产生了兴趣，可是，宋韵兰既不知道他的工作单位(或者是否有工作单位)，也不清楚他住在哪里，只能肯定他是武汉本地人。刑警问宋韵兰平时怎么和谷坚强联系。宋韵兰说—般都是上次见面时约好。刑警说这就好，上次是昨晚见的面吧？分手时他约你下次几时见面？宋韵兰答称，谷坚强昨晚没有说，只关照我这几天待在家里不要出去，他会设法通知我。
刑警判断，这小子是尝到了甜头，准备趁宋韵兰一人在家时重温旧梦。于是决定去宋韵兰家蹲守。按照“*革文**”时的习惯，这就不劳刑警费心了，交给“第二专案组”的小将就成。老胡出面向“第二专案组”交代了这项使命，抽调六名身强力壮的前往宋家设伏，等谷坚强出现时将其活捉。老胡一再强调要活捉，他知道这些小将痛殴落水狗有瘾，对那些落到他们手里的*政专**对象不动手心里就痒痒。
“第二专案组”接到通知自是踊跃，纷纷争着要参加这项行动，连女生也跃跃欲试。不过，这毕竟是抓人，不是玩闹，最后选定了六个健壮的小伙儿，三个是青工，两个是学生，一个是去年刚去省中医院报到的推拿科医士。老胡想想不放心，又指派刑警西门璋一起过去，反复叮嘱必须注意人犯安全，别好不容易候着了，却把人给打死打残了。
西门璋是专案组刑警中年龄最小的，不过也已经三十三岁。他十六岁参加志愿军，因为身手灵活，当了侦察兵。战争是残酷的，和西门璋同一批参战的侦察兵到两年后回国时只剩下一半不到了，西门璋算是侥幸的，不但留住了性命，也没缺胳膊少腿，只少了一根指头，那是跟南朝鲜士兵肉搏时受的伤。为此，他还立了功，受了奖，并拥有“荣誉军人”的光荣称号。回到武汉后，西门璋被分配到公安局，顺理成章地干起了刑警。本来，如果给他压压重担子的话，没准儿他就能有个一官半职了，可是领导的意识中西门璋精于擒拿格斗，就分派他去逮人。逮人的活儿有点儿吃力不讨好，逮住了是应该做好的本职工作，逮不着那就是失职了。因此，西门璋一口气干了十多年，啥也没捞着，甚至入*党**申请书还在支书抽屉里搁着呢。他心里难免有想法，“*革文**”开始后干脆啥都不问，成了“逍遥派”。这次被抽调到专案组，老胡知道他的长项，于是安排他带着几个小将去抓人。
没想到，这个专案组派出的最强阵容，这一去却遭遇了意外，不但没逮住谷坚强，反而损兵折将，有两位竟然还进了医院！
专案组之前的判断是准确的，谷坚强上次跟宋韵兰分手时没约下次见面的时间，是为了趁宋家只有宋韵兰一人时来个突然到访，好把她往床上扯。次日，3月10日下午，宋家只有宋韵兰一人在家，谷坚强果然前往。巧的是，蹲守的七人中能够对付得了他的前志愿军侦察兵西门璋去外面上厕所了，那六个小伙子虽然个个身强力壮，若让他们去干重体力活儿，那肯定不在话下，可是，打架不是纯粹的体力支出，所以他们根本不是谷坚强的对手。
那么，谷坚强又是什么人呢？竟然能够以一敌六，全身而退？原来，他是一名武林高手，曾进过省武术集训队，获得过一些比赛的名次——这是稍后才查清的。这天，谷坚强到宋家时，并没想到因为宋韵兰带着那架照相机招摇过市，已经被警方盯上了。他推开虚掩着的房门，看见宋韵兰正在厨房里大扫除，便随手把门一掩，跟宋韵兰打招呼。屋里埋伏着的四个小将二话不说，立刻从角落里窜出来，吆喝着“不许动”，扑上前想将其控制住。谷坚强二话不说，挥拳便打，眨眼间便*倒打**两个；另外两个顿时愣住了，原地驻步呆呆地看着谷坚强。那个年代，别说什么中国武术散打王锦标赛、拳击赛，就是武打片、武打书也是绝迹的，青年人还真没见过这般身手的高人。谷坚强见那二位没敢上前，也不再纠缠，这当儿当然也不贪图美色了，逃命要紧，于是转身就逃。
这时，另外两个埋伏在对面邻居家里的小将听见宋家有动静，闻声出击，正好在门口跟谷坚强撞个正着，谷坚强下意识地一拳一脚就让他们躺下了。等到西门璋上完厕所回来时，哪里还见得到谷坚强的踪影！
不过，尽管蹲守失利，还是有意外收获。西门璋听小将们一说现场情形，看了那几个挨了打的小将的伤情(有两人稍后住院治疗)，头脑里就浮现出十个月前他受命追捕的一个案犯来——
1966年初，武汉市发生数起拦路抢劫案，案情千篇一律，都是风高月黑之夜，马路上的单身行人遭到歹徒袭击，案犯身手不凡，不管是否反抗，都是一招就把人放倒，抢了钱包就逃。这主儿铆得很准，都是盯上正好发工资的那天，夜班工人下班时兜儿里一个月辛勤劳动所得被他悉数劫去，不剩分文。不过也正因为有规律，刑警侦查时也就有了法子，最后终于确认抢劫犯系原省武术集训队队员郭国伟。
由于郭国伟身手不凡，武汉市公安局就组织了—个抓捕小组，西门璋因为也属于身手不凡之列，所以被领导点名调进该小组。抓捕组折腾了三个月，连郭国伟的影子也没见着。这时，“文化大革命”已经开始，领导挨大字报批判，没心思抓工作了，抓捕组也就撤销了。西门璋回到原来的工作岗位上，因为当“逍遥派”，在一旁冷眼旁观，心平气和，还有空闲回忆往事，所以脑子里就时不时浮现出郭国伟这个人来。
当下西门璋就问宋韵兰，你说的那个谷坚强长得怎生模样？宋韵兰一说，西门璋马上断定：就是郭国伟这厮！
五、大盗落网
专案组长井大杰闻讯大喜，说这就好办了。这时，正好在一旁的老刑警金邦睦开口了，说这个叫郭国伟的家伙我也知道，我那时在刑警队搞情报，曾经奉命收集过他的相关情况。据我所知，郭国伟以前作的案子是清一色的抢劫案，而且全是拦路抢劫。我为什么要强调拦路抢劫呢？因为我们这些搞刑事侦查的，大多知道抢劫犯罪的一个规律，这些案犯一旦染上抢劫恶习，那么在财产型犯罪方面来说，通常不会再去作其他类型的案子，什么盗窃、诈骗之类，他们都不屑一顾。为什么呢？因为盗窃、诈骗没有抢劫“爽快”，所耗费的精力、时间远比抢劫作案多得多。因此，大凡抢劫犯通常都不愿意也不耐烦改行去搞盗窃。如果现在认定这个姓郭的家伙就是对那个法国人下手的案犯的话，好像不符合抢劫犯罪分子转型的规律啊！
金邦睦这么一说，老胡也表示赞同。井大杰问西门璋的看法，西门璋也表示认同。井大杰说，现在我们还不能确认郭国伟一定是对那个法国佬下手的人，不过，如果通过追查赃物能够把他捉拿归案，就能查清他这架照相机是哪里来的，这就离破案近了一步嘛。大璋、老金，既然你俩以前跟郭国伟打过交道，那这次追捕他的任务就交给你们两个去办了，需要多少人、什么交通工具、多少经费尽管开口，我给你们想办法。
西门璋和金邦睦商量了一下，说这个郭国伟拳脚功夫厉害，得给我俩配备手枪(“*革文**”时公安民警通常是不佩枪的，执行任务需要时才可临时领取，用毕归还)，至于人手，倒不一定很多，但至少也得七八个，就抽小将吧，六个男的，再要两个女的，化装跟踪时也许用得着；交通工具肯定不能少，能不能给我们中吉普、小卡车各一辆，另外再配备摩托车一辆、自行车两辆；此外，还需要一些现金以及粮票之类。井大杰自是一口答应。
次日，3月11日，追捕工作正式拉开序幕。郭国伟其人的基本材料，西门璋和金邦睦因为之前办过此人的案子都有印象，知道其家住在武昌区棋盘街，于是过去找派出所打听。那年头人们没有东迁西搬或者在一个城市有数处住所的条件，所以郭家还在原址。两人问了户籍警老周，得知郭国伟自去年仲春抢劫案发至今，一直逃在外面。去年底今年初那段时间，老周接到群众报告说郭国伟回过两趟家，没有过夜，待了不久就走了。派出所向分局汇报此事，可是分局警察已经分成两大派，忙着*反造**，对郭国伟没有兴趣，这件事也就不了了之。之后，郭国伟可能听到这个风声，又回过几次家，据说还过了夜。老周坦率地说，这家伙功夫了得，一个人根本没法儿对付，既然分局、市局都不管，那我又何必折腾呢？而且我上有老下有小，万一郭国伟狗急跳墙怎么办？
金邦睦、西门璋表示理解，说这次也不麻烦你，你不必出面，暗地查摸情况报给我们就成。老周连连点头表示“没有问题”。
老周还是很得力的，只用了一天时间，就查到了郭国伟可能的落脚处。据郭国伟的一个还在读小学的外甥说，他舅舅平时住在武昌县纸坊镇的一个朋友家，有一辆摩托车，来去市区很方便。
追捕组于是决定去武昌县访查。武昌县古称江夏县，民国元年改称武昌县，新中国成立后该县的归属颇费折腾：先隶属于大冶专区，1952年划归孝感专区，1959年划归武汉市，1961年复归孝感专区，1965年开始隶属于咸宁专区，1975年复归武汉市，如今是武汉市江夏区。此案发生的时候，武昌县属于咸宁专区管辖。为防止发生意外，井大杰特地以市局军管会的名义跟咸宁专区公安处军管组进行了沟通，由咸宁公安处军管组向武昌县公安局军管组下达了协助武汉抓捕组查缉郭国伟的命令。
郭国伟藏匿的纸坊镇是武昌县县政府所在地，武昌县公安局就在镇上。当下，金邦睦、西门璋跟武昌县公安局联系好以后，就驾驶一辆中吉普，带了一男一女两个小将前往纸坊镇，径直来到县公安局。县局那里，军管组曹组长已经等着他们了，旁边还坐着被打电话召来的派出所的两个头儿。金邦睦、西门璋介绍了情况，说现在要做的就是秘密调查目标藏匿在哪里，我们所获得的情报说这家伙藏匿于纸坊镇的一个朋友那里，除此之外再无其他线索，所以还是要靠你们这帮土地神查摸一下。郭国伟具有比较强的反侦查意识以及超乎常人的脱逃能力，所以查摸的时候一定要严格注意保密，不能打草惊蛇让他再次逃了。
武昌县局方面说纸坊镇就这么大，总共三四万人口，要查这样一个外来人料想不成问题。他们还真是说到做到，当天晚上就有消息报来，说已经查着了郭国伟的藏身之处，在镇北口外何二锁的废窑那里住着呢。
金邦睦问何二锁是什么人。答称是个农民，家庭出身还是贫农，不过表现一般。他本人平时不大参加生产队劳动，喜欢扛着支*药火**枪或者鱼叉、丝网什么的，要么打猎，要么捕鱼捉鸟。他这样做是生产队许可的，因为他跟生产队约定每月向队里交纳三十元钞票，生产队给他记工分，年底按全劳力给他分红，平时给他粮食。他在村里有住房，但为了打猎方便，一年中有三分之二的时间住在废窑里，那口废窑也是生产队的。至于何二锁结交了一些什么朋友，这个县局方面就不清楚了。不过，根据何二锁所从事职业的自由程度以及其很可能具备的江湖气来估断，他跟逃犯郭国伟结识也是顺理成章的事儿。
依县局方面的意思，应该连夜出动人马前往废窑把郭国伟拿下，免得夜长梦多。而金邦睦、西门璋则坚决反对，西门璋说你们可能低估郭国伟了，他那胆量和身手，别说黑夜了，就是大白天用枪对着他，只怕他也敢负隅顽抗。所以，晚上肯定是不能下手的，必须等到天亮，人要去得多些。至于今晚，只能多派些人在废窑通往外界的各条路口设立暗哨，如果发现目标逃跑，可以开枪，不过只能打伤，不能打死，我们要抓活口。
次日清晨五点多，郭国伟终于落网了。诚如金邦睦、西门璋所料，这家伙被几支枪逼在废窑里了，竟然还*倒打**两名警察逃跑。幸亏西门璋已有准备，占据着废窑顶上的制高点，见状果断开枪。他那侦察兵的功底还在，只一枪就击中了郭国伟的右小腿，七八名民警一拥而上给郭国伟铐上了*铐手**。
何二锁自然按窝藏罪论处一并拿下。警方搜查废窑，发现了郭国伟的小型旅行皮箱和一辆自行车，自行车是民国时留下的陈年旧货，箱子里有八百元钞票、一百多斤粮票和手表、半导体收音机等，一看就知道都是赃物。
郭国伟被送往医院治疗后，直接押到了武汉市公安局看守所。专案组长井大杰、顾问老胡闻讯立刻叫上预审高手印昭仪前往看守所提审。验明正身后，不问别的，单问给宋韵兰的那架照相机是从哪里来的。郭国伟供述是他抢劫所获，随同相机一起抢得的另有一支钢笔，他不写字，留着也没用，五元钱卖给—个修笔摊头了。
老胡恍然：“这么说来，你就是那个‘*卫兵红**’了？”
郭国伟点头承认。
井大杰知道郭国伟这次被擒，必死无疑，也就不想为难他，用平和的语气对郭说：“我们是调查一起涉外盗窃案的专案人员，其他案子我们不管，你把抢劫照相机、钢笔的情况详细交代清楚就是了。”
郭国伟倒也痛快，毫无保留地交代了作案经过——
3月7日傍晚，郭国伟的房东何二锁出去捕鱼了，通常要过了半夜才会回来，郭国伟闲着无事，就骑了辆自行车到市区转悠。他这种转悠，不一定是为了作案，但是，如果撞到合适的作案对象，那他肯定要下手的。这天，郭国伟就碰到了这样一个对象。
那是在武昌区复兴北街的一所中学附近，这时天已经黑了，昏黄的路灯光照着空寂的马路。这一带白天也比较冷僻，晚上路人就更少了。郭国伟慢慢往前蹬着自行车，迎面碰上了一个二十来岁、个头不高的黑瘦青年，引起郭国伟注意的是对方肩上挎着的那个*用军**挎包。那是“*革文**”期间到处可见的最普通的*用军**挎包，郭国伟那双掂量惯了别人包包的眼睛一下子就发现那挎包看上去沉甸甸的，便知里面必定放着什么贵重物件，没准儿是一包钞票也说不定——这不是郭国伟想钱想疯了，而是当时的现状，一些资本家生怕抄家把黄金、钞票抄掉，就搞转移，那时全国各地都有这方面的事例。
于是，郭国伟就决定下手。他已经跟对方擦肩而过，当下就把自行车掉了个头，往回骑了二十多米，行至目标身侧，骤然出手一把攥住了对方的细脖子。郭国伟那只手是什么力道，不过用了五分劲，对方就发出了近乎哀嚎的叫声。
“叫什么叫？把包给我！”
对方乖乖地交出了*用军**挎包，郭国伟往自行车龙头上一挂，吹了声口哨，扬长而去。背后传来那黑瘦青年的骂声。郭国伟大恼，他自打去年春天开始抢劫犯罪以来，作案上百起，很少伤人，更别说取人性命，这倒并非他心存慈悲，而是因为多数受害人都服服帖帖，乖乖交出财物，这就没有伤人的必要。当然，他知道受害人肚子里不定把他连同祖宗十八代骂了多少遍，这也可以理解。现在，这小子竟敢开口咒骂，那看来还真要给其一点儿教训了！不过，郭国伟最终还是没有动手，因为他听见前面马路拐弯处传来路人说话的声音，听上去还是一群人，他就骑着自行车溜了。
这个*用军**挎包里装了些什么东西呢？郭国伟说看上去沉甸甸的，就是因为装了那架他送给宋韵兰的照相机，此外，还有那支钢笔和一些传单。
照相机和钢笔已经在专案组手里，那么，传单和*用军**挎包呢？
郭国伟说，传单对他没有用，他都扔了，*用军**挎包给何二锁看中了，就给了他。
侦查员觉得那个黑瘦青年十分可疑，寻思没准儿就是冲帕斯卡尔下手的那个家伙，于是就盯着郭国伟追问此人的种种细节。可是，郭国伟是抢劫犯，作案时他没必要盯着受害人打量，也毋须留意并记牢人家的特征，所以，其他就说不上来了。在印昭仪的启发性追问下，总算不大肯定地回忆起对方骂他的那句“他妈拉个巴子”好像带着东北口音。
刑警对从何二锁处搜获的那个*用军**挎包进行了检查。这是部队里发的每个战士都有的那种最普通的草绿色帆布挎包，盖子上绣着五个红色毛体字：为人民服务。在包的内袋里还有一行用墨水写的小字：太原十九中赵丰裕。
结束对郭国伟的讯问后，刑警当即拨打武昌公安分局的电话，询问3月7日之后几天里是否接到过复兴北街一带发生拦路抢劫案的报案。武昌分局查阅报案记录后，答称没有接到这方面的报案。
专案组随即举行案情分析会，对郭国伟的口供进行分析，基本认定其真实性。这样，郭国伟就跟“3.7”涉外盗窃案无关了，他身上的嫌疑已经转移到*用军**挎包的主人、太原市第十九中学的赵丰裕身上去了。大家一致认为赵丰裕可疑，因为如果照相机、钢笔是他像汪教授那样从某处廉价买得的，那么他在遭劫后应该立刻向公安局报案，可是，他并未报案，这说明挎包里的照相机、钢笔来路不正，有很大可能是他在“东方红百货商店”“捉兔子”所得。
专案组长井大杰当即下令，立刻与太原市公安局联系，请他们协助查明太原十九中的赵丰裕目前的下落。
六、错疑
太原警方很给力，也就不过个把小时就有了回复：太原市第十九中学确有赵丰裕其人，是初三年级的一名男生，自1966年12月下旬离开太原外出革命大串连后，至今未归；警方从其家人处得知，昨天他们刚收到一封赵丰裕寄自武汉的信，说他已串连到武汉，马上就要回家了。
专案组对此结果感到比较满意，因为看来这个赵丰裕目前应该还在武汉。赵丰裕是以学生身份参加免费吃住行的革命大串连的，所以他每到一地只能住在当地设于部分大中院校的接待站。这样，查访此人的活儿交给“第二专案组”的小将们去办就成。井大杰指派刑警李睨墨、金邦睦负责这项任务，让两人去跟小将们商量如何连夜行动。
“第二专案组”的那班小将正为他们未能充分发挥作用而感到无聊，有的甚至已经准备打报告向公安局告辞了，说还是回学校或者原单位去参加“文化大革命”来得痛快。现在，李睨墨、金邦睦于午夜突然过去把他们从床上叫起来，说要执行一桩紧急任务，自是非常兴奋，七嘴八舌争着问执行什么任务。刑警说我们先开个会吧，需要向大家请教一下，请你们出出主意。
全国大中学生革命大串连于1966年初秋开始，到年底时中央发现情况不对，铁路运输、各地物资供应都因大串连出现了程度不同的问题，有些地方还因大串连集中了过多的大中学生发生了传染病。于是，*共中**中央、国务院就在1967年1月、2月连续发出通知，在列举了一些地方发生的问题后，提出目前暂时停止革命大串连，待春暖花开后再恢复。其实这是缓兵之计，因为一下子说不让串连了，恐怕*卫兵红**要闹起来。中央文件发挥了很大作用，全国大串连之风基本刹住了，不过各大城市还有一些大中学生没有理会中央文件，继续进行免费旅游。因此，各地的串连接待站还没有全部关闭，仍有一部分在继续接待那些不听中央招呼的免费旅游者。这方面的情况，刑警是不清楚的，而小将们则对哪个学校还开着接待站继续接待串连者的情况了如指掌。刑警把任务道明后，请小将们提供情况，好作分工安排。
大家纷纷发言，最后一汇总，当时全市还有十七所大中学校的接待站仍开放着。这样，就可以断定太原十九中的赵丰裕肯定在这十七个接待站中的某一个里待着。刑警就把“第二专案组”的小将分了分工，算算人数还不够，又请示井大杰把其他刑警调来，每人发了两个面包、一瓶汽水作为夜宵，立刻出发分赴各接待站查访赵丰裕的下落。
3月12日凌晨三点多，正在汉口区鲁迅中学革命大串连接待站里沉沉大睡的赵丰裕被人从睡梦中唤醒，刑警下令给他铐上*铐手**，押上一辆小吉普直奔市局。
讯问的活儿还是交给印昭仪。印昭仪一出场就觉得不对，看赵丰裕那双眼睛，哪里像是一个“捉兔子”的主儿？恐怕是逮错人了！
果然，问下来的结果，证实印昭仪的第一感觉是准确的。
据赵丰裕说，那个*用军**挎包是其在部队当连长的表哥送给他的，这次出来串连就带上了。他和几个同学是3月4日从长沙到武汉的，被武汉接待站安排到鲁迅中学住宿。第二天晚上，他的挎包就丢失了。这天是学校澡堂的开放日，晚饭后，赵丰裕和两个同学去洗澡，宿舍里还有另外三个没去洗澡的同学，赵丰裕委托他们代为留意一下挎包。不料，那三个同学只顾聊天，竟然没发现有歹徒溜进他们住宿的教室，致使赵丰裕和他们自己的挎包、外套里的钱包等不翼而飞。
赵丰裕的挎包里有以下物品：《毛主席语录》一本，毛主席像章七枚，记录着革命大串连内容的日记本一册，钢笔、圆珠笔各一支，以及一路上收集的各地*反造**派组织印发的传单和小报二十来份。这点儿损失与被窃钱包的同学相比，还算不了什么。当时，赵丰裕和同学立刻向住宿学校的接待站报告此事，接待站随即报了警。一会儿来了两个民警，问了问情况，看了看现场，还作了简单的记录，然后，就没有下文了。
印昭仪问赵丰裕是否记得在失窃前现场曾出现过一个二十来岁、肤色比较黑、个子瘦小的青年。赵丰裕说这个可不清楚，至少我没留意过。赵丰裕被带来后，他的那几个同学不知赵发生了什么情况，也跟着来了市局，这会儿正在门口等赵的消息。于是印昭仪就让去两个人向他们了解一下。问下来的结果，他们都说没有留意过有什么人进过他们住宿的教室。
刑警顺便还向赵丰裕的同学了解了7日晚上郭国伟对那个操着东北口音骂“他妈拉个巴子”的青年实施抢劫的时段赵丰裕在干什么，几名同学回忆说，他们3月4日来武汉后，不管白天黑夜，赵丰裕都没有离开他们去别处单独活动过。
专案组认为赵丰裕与“3.7”涉外盗窃案应当无涉，于是，决定立刻释放。那时候抓错了人也没有什么国家赔偿，放出去就是了。不过，专案组长井大杰比较厚道，而老胡是外事民警，做事一向注重政治影响，所以两人商量下来，还是做了点儿补偿：通知公安局食堂给包括赵丰裕在内的那几位太原学生准备了一顿丰盛的夜宵，吃过后，又赠送了面包、汽水各一箱，以及毛主席像章、盖有军管会印章的《毛主席语录》，并派车把他们送回鲁迅中学。
七、再次作案
随同赵丰裕等人去鲁迅中学的，还有“第二专案组”的三名小将，他们受专案组派遣，前往该校接待站查询是否有人见过郭国伟抢劫的那个二十来岁的黑瘦青年。
之前赵丰裕等人在市局食堂吃夜宵的时候，专案组开了一个短会。众刑警认为，从目前掌握的线索来判断，郭国伟抢劫的那个对象很有可能就是“3.7”涉外盗窃案的案犯。这厮可能是东北人，也许是参加大串连的一名大中院校或者技校的学生，利用串连的机会到处作案。他对帕斯卡尔下手后，为转移赃物或者销赃，需要一个符合其串连学生身份的*用军**挎包(旅行包或者箱子既不方便，也容易引起别人的注意)。这类*用军**挎包他很难在白天作案时弄到手，因为*卫兵红**或串连学生外出时虽然随身带着挎包，但并不会像帕斯卡尔那样随手放在脚边地上，所以他就需要盗窃一个，而赵丰裕则成了他的下手对象。
刑警分析，这厮既然是学生或者冒充学生外出的串连者，那么他很有可能就下榻在鲁迅中学接待站。因为据“第二专案组”的小将所提供的目前全市接待站的分布情况来看，全市尚保留着的接待站中，汉口区只有两个，鲁迅中学是其中之一，另一个是武汉市东风中学，距鲁迅中学比较远，而且晚上还没有公交车，而其他十五个接待站在外区，那就更远了。按照常情来推断，案犯如果下榻在其他接待站，就不可能为了偷窃一个挎包大老远跑到鲁迅中学接待站去下手。鉴于上述分析，专案组决定派人前往鲁迅中学，把3月4日以来下榻于该校接待站的串连者名单全部抄录下来。
在“第二专案组”的三位小将抄录下来的名单中，3月4日以来下榻于鲁迅中学的来自全国各地的串连者共三百六十六名，其中三十一人来自东北三省，这三十一人中男生有十九人。专案组刑警认为，“3.7”涉外盗窃案的犯罪嫌疑人极有可能就在这十九人中间。组长井大杰说，到这节骨眼儿上了，咱们得全体出动，都去鲁迅中学吧！
3月13日凌晨三时，刑警抵达鲁迅中学后，先把之前小将们做过的工作复核了一遍，确认名单没有抄错，然后就把名单中尚未离开武汉还在进行免费旅游的五名男生从睡梦中唤醒，集中到接待站办公室里，由井大杰和两名刑警跟他们谈话，了解他们是否对那个被认为是疑犯的黑瘦青年有印象。其他刑警则由老胡带领着向接待站工作人员(都是本校*卫兵红**)了解情况，重点是给那十九名东北三省串连男生办理过登记手续或者有过其他接触的人。
这两路刑警的工作都有收获。可能由于疑犯的个体特征过于明显，被访问的五名东北男生和十多位接待站工作人员中有一半以上都还记得确实有过这样一个串连人员。于是，疑犯的登记资料就被挑选出来了——
张昌永，男，二十二岁，朝鲜族，吉林省吉林市东方中学高二学生，家庭成分工人；1967年3月2日来武汉，3月11日离开，当时，他从接待站领取了一张返回吉林的火车票。这是一趟从武昌车站始发开往长春的直快列车，发车时间是当天晚上十点五十一分。当时的火车速度慢，而且沿途铁路交通并不能保证畅通无阻，因此此刻这家伙应该还在途中。
那么，张昌永会不会中途下车，到另一个城市去串连呢？刑警问了接待站工作人员，得到的回答是：全国各地的大串连接待站都在落实中央关于暂时停止全国革命大串连的文件精神，根据国务院下达给各省并要求传达至全国每个革命大串连接待站的电话通知的规定，从1967年3月1日起，各地接待站在为串连学生安排返程交通工具时，只能预订直接返回其学校所在地的车票、船票；交通部门在提供车票、船票时，须在票面上加盖“本票直达终点站，中途下车(下船)无效”的印章；接待站须在领取返程票的学生的证件上加盖“已领取返程票”的印章，以防止学生在返程途中违*中反**央规定继续串连。因此，张昌永应该不会在中途下车，否则，不论他在哪个城市下车，当地接待站都会拒绝安排其食宿和返程车票。
如此，张昌永就应该还在那趟开往长春的列车上。井大杰说老胡你赶紧往北京铁道部挂电话。老胡说这件事的整个过程要有凭证放入本案卷宗的，打电话的话，就没有凭证可以留下，以后如果复查案件，恐怕就说不清楚，所以还是得拍发加急电报。一切要按照程序进行，由经办刑警起草电文，交专案组长签批，由两名刑警携往邮电局发出，然后在那份有专案组长签批的电文底稿上签名，连同邮电局的发票一起存档。井大杰听得直吐舌头，说没想到办这样一件事儿还得费这么些周折。那就办吧，李睨墨、金邦睦，你俩作为经办人办理此事。
其时铁道部也在搞“文化大革命”，不过对于这种涉外案子还是必须积极一把的。这份急电发出后也就不过六个小时，到上午十一点，专案组就收到了这趟列车的乘警从锦州车站拍发的加急回电，称经对全列车旅客逐个进行核查，并未发现有符合疑犯特征的人。
专案组刑警大失所望。这时大伙儿都已经睡了一上午，精神恢复了，劲头也来了，当下也顾不上吃饭，先讨论案情吧。一番七嘴八舌后，有人提出一个问题：对于疑犯身份的认定依据是其在接待站登记时留下的学生证上的记载，这个记载是否属实呢？如果他这个学生证是偷来的呢？这个观点获得了大伙儿的认同，于是井大杰就对李睨墨、金邦睦说，还是你二位辛苦一下，去邮电局给吉林方面发个加急电报请求协查。
没想到，在等候吉林方面回电的时候，又发生了一起与“3.7”涉外盗窃案如出一辙的案子——
这起案件的受害人是一对来自湖南湘潭的老年夫妇，丈夫是抗战初期参加革命的新四军老战士，1966年5月“文化大革命”开始前从地级市公安局长的位置上离休；妻子也是老革命，资历比丈夫还老一点儿，她是“卢沟桥事变”发生前参加的*共中**地下*党**，用后来组织部门的标准来说，她属于红军干部，也已经离休。
这次，老夫妇俩是出门旅游的，最终目的地是上海，他们打算和那里的几个老战友聚聚，也有几分庆贺自己及时离开了工作岗位，逃脱了被作为“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来批斗的厄运的意思。老两口在武汉玩了几天，这天下午到了汉口码头，准备乘江汉轮前往上海。中午，他们是在码头附近的一家小饭馆用的午餐，老汉平时喜欢喝二两，出门在外也不例外，点了几个菜后就喝了一瓶二两半装的烧酒。饭后，老两口就去了码头，不料在候船室一不留神竟把行李给丢失了！
当时老汉要去上厕所，跟妻子说了一声，招呼她注意行李。妻子平素有点儿大大咧咧，正戴着副老花镜在看报纸，答应是答应了，却没往心里去。结果，直到老汉上了厕所，又去小卖部买了一盒烟返回时才发现放在脚边的那口小皮箱不见了。
那是一口老式牛皮箱子，不大，也就二尺来长一尺来宽，不过很结实，上面有两道兜底的皮带，装满东西后系上，即使摔几下也没关系。皮箱里装的是什么呢？老两口尽管经济条件不错，不过说起来也有点儿心痛——照相机、现金、准备送人的礼品，包括丝绸料子、怀表、名烟、名酒、名茶，所有的损失加起来总价值在六七百元人民币左右——这在当时已经是一笔颇为惊人的钱款了。
老汉到底是做过公安局长的，马上断定是刚才曾在他们旁边转悠的那小子偷的，立刻在候船室内外寻找，这个过程中遇见了正在巡视码头的派出所民警，一说，民警就和他一起寻找，却哪里还见那小子的影子？
于是，就正式报案。前公安局长对小偷外貌特征的描述，恰与“3.7”涉外盗窃案疑犯特征相符！因为之前专案组曾以市局的名义向各分局、派出所下达过相关情况通报，汉口客运码头派出所接到报案后，立刻给专案组打电话通报了情况。
专案组这边还没作出反应，吉林方面的回电来了，告知专案组经向东方中学和街道、派出所了解，该校确有张昌永其人。张于1966年10月下旬离开吉林市前往外地进行革命大串连，刚到长春时，他那矿工老爸因事故受伤。矿上急电长春市人民委员会(即市政府)要求找到张昌永告知情况，让张速回吉林市。长春市人委连夜找到了下榻在接待站的张昌永，张昌永得知父亲受伤，立刻赶回吉林市。他在长春火车站候车时，所携带的背包被窃，当时即向长春车站派出所报了警，可是至今没有任何消息。张昌永被窃的背包里有钞票、粮票若干，还有学生证和其他一些日常生活用品。张昌永是独子，返回吉林市家中后，就去医院陪伴老爸。一个月后，老爸伤势好转，回家休养。张昌永打算继续外出串连，可他的学生证被窃，去学校补，学校一片混乱，校长、支书都已靠边站，正为是否会被关进牛棚而日夜担心，校长室成为学生*反造**兵团的司令办公室，学校公章早就不知下落，哪里还补得上学生证？张昌永只好就此作罢，直到现在还窝在当地一步也没离开过。上述情况，有东方中学、街道、派出所分别出具的证明，吉林警方将挂号寄给武汉这边存档留作证据。
专案组刑警于是断定那个在长春火车站候车室下手盗窃张昌永的家伙，就是“3.7”涉外盗窃案的案犯，很可能也是今天在汉口码头冲湖南来的那对老革命夫妇下手的主儿，他是利用窃得的吉林市东方中学学生张昌永的学生证冒充串连学生投宿于串连接待站的。
那么，这个一度被专案组误认为名叫“张昌永”的家伙在汉口码头盗窃了老革命夫妇的那口小皮箱后又去了哪里呢？专案组认为这主儿可能依旧利用那张学生证投宿于本市的某个接待站。尽管之前他已经凭那张学生证冒名领取了返回吉林市的火车票，学生证上也已经盖上了领票章印，按规定是没有接待站为他提供食宿了，但他可以利用另一项规定来解决这个问题——把车票交给另外一个接待站，谎称因什么什么原因还需要在武汉耽搁几天，所以把车票退回，接待站就会安排其食宿，并替他登记改日返回家乡的火车票。这项规定，相当于铁路部门的车票改签。凭此人的狡猾，刑警估计他很有可能会利用这条规定。因此，他应该还在武汉的某个接待站里混着。
专案组于是决定全体刑警和小将一齐出动，立即对全市除鲁迅中学之外的另外十六家接待站进行排查，找出那个以吉林市东方中学学生张昌永名义入住的家伙。这一番访查，耗时两个多小时，到晚上七点多钟，各路人马都垂头丧气地返回市局，竟然没有一路查到线索。老胡跟几个刑警商量下来，又跟武汉铁路局专门负责串连学生订票事宜的临时小组进行了沟通，请他们查一下是否有哪个接待站退回过一张3月11日晚十点五十一分从武昌开往长春的车票。临时小组查阅记录后，说他们出过这张票，是鲁迅中学接待站预订的，可是没有退回。
这就奇怪了，那趟列车上没有符合疑犯特征的乘客，武汉这边的接待站也没有冒充串连学生的家伙登记入住，那么他去了哪里呢？难道这家伙已经用那张车票离开了武汉，但中途在其他城市下了车，所以那趟车上的乘警没有查到他？如果真是这样，那么今天下午汉口客运码头上冲那对湖南老夫妇下手的案犯又是谁呢？失主之一、那位前公安局长对疑犯外貌特征的描述可是跟郭国伟所说的那个作案对象非常相似呀！
这个问题，专案组刑警当时没有琢磨出来。组长井大杰也很无奈，却又无法可想，看看时间已经过八点了，说大伙儿忙到这会儿，连晚饭也没吃，辛苦了，先去食堂吃饭，吃了饭好好睡一觉再说。
吃饭的时候，刑警李睨墨忽有所悟，想到了一种可能性……
八、案犯竟是韩国人
李睨墨想到的这种可能性是，疑犯会不会另外还偷窃过其他外出串连的学生，现在使用的是其他学生的学生证？
“文化大革命”时各地奉命组建的革命大串连接待站，对于学生身份的检查并不是十分严格，虽然规定要查学生证，可是有的边远贫困地区出来串连的学生并无学生证，因为他们那里的学校不发学生证——学生太穷了，学费都是欠着的，学生证的工本费也就无法支付，更拿不出钞票去拍照片。这类学生外出串连时就凭一纸学校出具的盖章介绍信甚至便条。试想，接待站对拿着这种没有照片的介绍信或者便条来的学生都安排食宿了，对拿着学生证来的学生还会一个个仔细核对？况且，串连学生大多是整车整船蜂拥而来，到目的地下车下船后可以把车站、码头广场站满，负责接待登记的工作人员还不是赶紧把他们分流到各个接待站了事？因此，经常可以看到有身高体壮的男生手里拿着一沓学生证，凭着一身蛮力挤进人群，最后满头大汗地出来时，手里除了原先的那沓学生证，还有一纸分流到哪个学校接待站的通知单，上面是印好的格式固定的文字，如：今有某某某等几名学生前往某某学校接待站，请安排食宿。这种登记方式，疑犯是可以钻空子利用别人的学生证冒名登记入住的。
晚饭后，李睨墨把自己的想法跟大伙儿一说，顿时引起共鸣。于是，别说专案组刑警了，就是“第二专案组”的小将们也休息不成了，井大杰下令：“你们统统给我出去查摸，十六个接待站一一都要跑到，把那龟孙给我找出来，逮回来！”
这个命令下得有些没头没脑，总该对人员分工、交通工具配备有个说法吧，否则让人家怎么行动？好在老胡虽然没侦查过案子，但他是当领导的，熟悉这方面的工作，随即分工安排，哪几个人一个小组，坐哪辆车去哪个接待站，查完后如果没有发现目标，再去哪个接待站，都一五一十交代得清清楚楚。
专案组长井大杰把刑警、小将全部派出去后，和老胡待在办公室里静候佳音。井大杰跟老胡一个星期朝夕相处，已经很熟了，说话也就不全是一副公事公办的样子了，他让老胡估计这次采纳李睨墨的建议搞这么一次行动，是否会有效果。老胡说我对侦查工作是外行，估计不出。井大杰拿出一枚毛主席像章递给老胡：“我送你一个像章，你不管怎么想的，说说吧——我*妈的他**给上面逼得快崩溃了！”
那时候像章可是珍贵礼物，老胡拿了井大杰的礼物，不好拒绝，想了想说：“凭我的直觉，有可能会有效果——不一定是把窃贼当场逮住，但会是一条实实在在的线索。”
井大杰抽着香烟：“但愿如此！”
这次访查的工作量比较大，直到第二天中午才有回音。去华中师范学院接待站查访的刑警金邦睦打来电话，说发现一个对象似与疑犯特征相符。井大杰大喜，说老胡还真让你说着了！
金邦睦是带了一男一女两个小将前往华中师范学院接待站的，一到那里，他向接待站负责人说了来意，让对方拿出入住登记册叫两个小将查阅，自己则把负责登记入住的那个女大学生*卫兵红**小郝唤来，请她回忆最近几天里有多少人人住接待站。小郝说最近入住的串连学生越来越少了，这几天总共只有十三人人住，都是需要转车在武汉停留的。
金邦睦又问，这十三个前来人住的串连学生中是否有一个二十来岁、个子不高、皮肤比较黑的？
小郝想了想说，好像有，是大前天晚上过来的，就他一个人，出示的是长沙市第六中学的学生证，照片一看就不是他本人。我还没有开口问他，他就解释说那是在广州接待站登记时人家给搞错了，一沓学生证一起送进去登记的，被安排到医学院接待站。到了医学院，登记完以后，别人把学生证还给他，他看都没看就放起来了。后来准备离开广州向医学院接待站登记车票时才发现搞混了，而那个错拿了他学生证的同学已经去了海南岛，人家接待站也就只好将错就错，给他办了票。不过没有办到从广州直接到长沙的车票，就让他先到武汉再转车。他说他在武昌车站接待处也是这么跟人家说的，人家就让他到这里来住了。他请小郝接着给他办理回长沙的票，说武汉早就耍够了，只想早点儿回家。小郝听对方如此这般从容道来，就给他办理了入住接待站的手续。
金邦睦马上让两个小将找出那个学生的登记资料，也就短短一行：长沙第六中学初三学生刘同孚，汉族，十八岁，家庭成分职员。小郝说，他说他本人叫钱初国，跟刘同孚是同校同届不同班的同学。小郝因为是按照学生证登记的，所以还是写了刘同孚的名字。
金邦睦立刻给专案组打电话，建议马上向长沙方面核实此人的情况。井大杰在电话里说：“先把人给控制了再说！”
钱初国出现在金邦睦面前时，后者还真以为这主儿就是郭国伟所说的那个对象，这人的体貌特征太符合郭国伟的那番描述了！可是，问下来，对方一口湖南话，并无东北口音，检查他的行李，也并无赃物。更重要的是，他所出示的车票可以证明他确实是3月8日晚二十一点四十三分离开广州车站的。当然，这还不能百分之百证明此人就是钱初国，只有他自己说的一个法子才可以证明他所言不谬：钱的父亲供职于湖南省商业厅，是个采购员；而湖南省商业厅在武汉有个办事处，办事处的一个姓庄的科长是他父亲的好友，只要给这位庄科长打个电话就可以确认他的身份。
金邦睦立即开车把他拉过去当面验证，验证的结果是：这个学生确实是钱初国！
井大杰和老胡获知这一消息，还没来得及叹气，电话铃又响了。这回是玩真的了，刑警洪维鑫在武昌反帝中学接待站发现了疑犯的线索，并找到了名酒“白沙液”的空酒瓶和包装盒，而一天前汉口码头那对离休夫妇失窃的物品中就有“白沙液”。
这个疑犯的登记信息是江西九江矿山机械厂技校学生褚兴仁，3月10日晚上，他凭着武昌火车站革命大串连接待站出具的单子入住反帝中学，据反帝中学接待站的工作人员描述，此人特征与疑犯相似。当时，他向接待站提出预订3月15日返回九江的火车票。之后，没有人留意过此人的行踪。13日下午，他出现在接待站，要求领取车票。接待人员告诉他车票通常要在开车前一天中午才能拿到。他回到由教室改成的宿舍，正好有三个当天上午刚入住的山东学生在那里守着一瓶土烧酒拈着花生米边喝边聊，他一看也来了劲，从挎包里拿出一瓶“白沙液”、两个猪肉罐头跟他们凑在一起喝。四人喝到下午三点方才结束，然后，疑犯在他自己那张床铺上睡了一觉，于天黑前离开，当晚没有回去睡觉。那个“白沙液”的酒瓶和包装盒就留在宿舍里。今天下午一点，疑犯去接待站取车票，被告知由于江西境内下大雨，影响火车通行，这趟班次的列车已经取消，几时可以通行，铁路局让等候通知。疑犯骂了声“他妈拉个巴子”，悻悻而去。
专案组随即采取措施，一是把“白沙液”空酒瓶和包装盒拿去请那对还在等候破案结果的失主夫妇辨认；二是把反帝中学接待站的工作人员和那三个与疑犯一起喝过酒的山东学生接到市局谈话，了解他们的谈话内容。
三个学生刚到市局，请失主辨认空酒瓶和包装盒的刑警传来了消息：失主在包装盒底部发现了其亲笔书写的准备到上海后赠送的战友的姓名，确认这瓶酒确系失窃物品之一。
井大杰大喜，亲自到场参加跟三个山东学生的谈话。当然，井大杰和老胡一样，到场不过坐坐，话是不说的，那是刑警的活儿。那么，刑警跟三个学生的谈话有没有收获呢？有的，而且事后证明是具有关键意义的收获！
据三个山东学生回忆，疑犯在喝酒时曾再三打听济南的情况，以及他们三人的家庭情况，表示有机会的话准备去济南转转。那三位喝着人家的酒吃着人家的罐头，这当儿自然要客气两句，说你如果去济南的话欢迎到咱们家做客，说着还把家庭住址留给了对方。后来不知怎么聊到了狗肉，疑犯来了劲，说他是朝鲜族人，在老家的时候经常吃狗肉，然后就说了七八种烹饪狗肉的方法，听得那三位垂涎欲滴。
这番话一下子提醒了刑警，疑犯最先是在长春冲吉林市的张昌永下的手，这家伙莫非真是东北甚至就是吉林省的朝鲜族人？于是就问三学生他说的汉语是否流畅，答曰也说不上流畅，好像有点儿结结巴巴，朝鲜话倒是说得挺流利的，还唱了一首朝鲜歌，那是绝对到位。所以，他们确信无疑地认为他真的是朝鲜族人。
送走学生后，专案组立刻举行案情分析会。刑警金邦睦说，武昌区的粮道巷那边是朝鲜族居民聚居的地方，听说有本市户口的就有一千多人，疑犯如若真是朝鲜族人的话，会不会到那里去转悠过甚至交个朋友什么的？大家讨论下来，认为有这种可能。
于是，就形成了捉拿疑犯的思路：一是在武昌反帝中学蹲守；二是去粮道巷那边悄然访查；三是向其他几个接待站发出通知，请他们注意是否有和疑犯特征相似的学生登记入住。
次日，3月15日，疑犯终于落网。他是在去武昌反帝中学接待站打听是否可以取到去江西的火车票时被接待站*卫兵红**拿下的。
专案组立刻派车把疑犯押解到市局。讯问随即进行，疑犯供出的真实身份，使见多识广的刑警也大吃一惊：这厮竟是韩国国籍！
疑犯的真实姓名叫朴四捷，这年二十一岁，其祖上是朝鲜人，清朝中期来中国东北经商，就在长春定居下来，成了中国的朝鲜族居民。到朴四捷的老爸朴搏虎时，家境败落，只能靠打工谋生了。“九一八事变”后，东北被日寇占领，大约在1936年，朴搏虎被抗联发展为地下情报员。抗战胜利后，朴搏虎不知通过什么手段，占有了一家原由日本商人经营的服装店铺，做起了老板。老板做到1950年初夏，朝鲜战争爆发。不久，有两个男子登门拜访朴搏虎。当时朴四捷不过是个五岁顽童，根本不知道那二位是干什么的，只记得他们来过后没几天，他家的店铺就关门了，父母和两个姐姐开始打点行李。最后，在一个月黑风高之夜，他们全家在长春消失了。若干天之后，朴搏虎一家已经到了被当时的中国称为“南朝鲜”的韩国，在忠清南道的燕歧郡住了下来，朴搏虎在那里开了一家饭馆。
一直到十年之后朴搏虎病死前，才告知朴四捷其当时的真实身份是潜伏在韩国的朝鲜地下情报员。朝鲜战争爆发后，中国政府应朝鲜方面的要求，把一些类似朴搏虎那样有过地下工作经历的朝鲜族人员调拨给朝鲜情报部门。
朴搏虎作为抗联的秘密情报员为抗战事业效力时，运气很好，从来没有失过风，他得以平安地度过了那段血雨腥风的岁月。可是，到了韩国后，运就转了，还没正式开始搞他以前已经搞熟了的老本行，他就被捕了。然后，也没麻烦韩国的反间谍人员用刑，他就叛变了。朴搏虎叛变后做了些什么，朴四捷就不清楚了。
1961年朴搏虎病死后，十五岁的朴四捷没了父亲的管束，很快就成了当地一群不良少年的头目。然后，被捕、矫治、释放。释放后，朴四捷又重蹈覆辙，在几进几出警察局后，终于被判了重刑。朴四捷不甘长年坐大牢，于是设法越狱，先是逃到朝鲜，后又逃到了中国吉林省。然后，他利用“文化大革命”的混乱机会开始了新的犯罪生涯。
刑警金邦睦对于朴四捷可能前往武昌粮道巷一带去找朝鲜族居民攀老乡的推断是准确的，朴四捷确实在那里结交了一个朋友，他盗窃的赃物全部存放在那里，其中包括法国人帕斯卡尔的物品。
1967年9月，朴四捷被武汉市公检法军管会判处有期徒刑二十年。
--本文转载自《逐木鸟》“尘封档案”系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