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抗癌药“代购第一人”、白血病患者陆勇被北京警方抓获，关于到底是“守法”还是“保命”的讨论就没有停过。
格列卫，一种治疗慢粒白血病、恶性胃肠道间质瘤患等某些致命疾病效果最好的药品，23500元一盒药/月，一年就需要28万元。而具有相同功效的印度仿制药，每月只需200元，一年2400元。“疗效和正版药比只差1%”，要你是常年服药的癌症患者，你怎么选？
铤而走险买印度代购药、千里迢迢飞往香港买进口药……动辄过万的进口药价格，使患者不得不设法寻求更合算的治病方式。国外进口药高昂的价格催生出的一批代购或赴港的买药族，其背后不仅仅折射出进口天价药的不公平，还反映出患者在守法和保命间的无奈选择。
掏空家底也难维持
备受关注的“陆勇案”似乎圆满画上句号。1月30日，法院已就检察机关撤回对陆勇起诉做出裁定。
46岁的陆勇是江苏无锡一家针织品出口企业的老板。2002年，陆勇被检查出患有慢粒白血病，当时医生推荐他服用进口药——瑞士诺华公司生产的名为“格列卫”的抗癌药。这种药品的售价是23500元一盒，每月需要服用一盒，药费加治疗费用几乎掏空了他的家底。
2004年6月，陆勇偶然获悉印度也生产类似“格列卫”抗癌药，药效几乎相同，每盒仅4000元。陆勇开始服用印度产“格列卫”，并于当年8月在病友群里分享了这一消息，许多人找陆勇托其代购。直到去年9月，印度产“格列卫”的“团购价”降到每盒200元左右。
这个群有487人，都为慢粒白血病患者，在他们眼里，正是陆勇让他们接触了未在中国注册，但效果相仿又出奇低廉的抗癌仿制药，有了一条出路。
为了活下去，被掏空家底的陆勇，走上了到海外代购国外仿制药的道路，他也通过网购的信用卡为很多病友代购了此种药物。也正因为代购仿制药，陆勇因涉嫌“妨碍信用卡管理罪”和“销售假药罪”被提起公诉。
和陆勇一样，李凤英（化名）也面临着司法与伦理的困境：一方面，未在中国药监部门注册的药，就视为非法的“假药”，法律对正规药品的生产和销售要加以保护；另一方面，迫于经济压力的白血病患者购买廉价仿制药品当然是更好选择。
2011年8月，李凤英突然连续数天高烧不退，随后按医生建议去三甲医院检查。“胃肠道间质瘤，已转移肝脏”的结果击垮了整个家庭。
对于这种致命的疾病，唯一能有效控制病情恶化的药物就是格列卫。虽然医保可以报销前期的部分手术治疗费用，但服用格列卫完全自掏腰包。李凤英称，正常服用格列卫，每月花费高达2.35万元到2.5万元。抱着砸锅卖铁的决心，她从2011年底开始服用这种“烧钱”的救命药。“每月2.4万元，120粒，每天我咽下去是800元。”
幸运的是，李凤英成功申请了“3＋9”药品援助项目，自费承担前3个月药费，后9个月免费领取药品，但每年仍需7.2万元。她算了笔账，她和老伴每月的退休金加起来6000元出头，就算二人不吃不喝，全年的退休金才刚够支付“3＋9”援助后的药费，何况还有90多岁患有严重骨质疏松的母亲需要赡养。
格列卫只要停药，便会病情反复危及生命，夫妻俩花光所有积蓄不说，同为工薪阶层的孩子们也要每月拿出一部分收入补贴父母。“我不想拖累孩子，也不想欠太多人情。”
这种印度廉价仿制药的出现，成了她活下去的唯一希望。
印度成第三世界药房
近几十年来，印度的仿制药快速发展，源源不断地向贫穷国家输出廉价药，成为全球最大的药品供应国，被誉为“第三世界药房”。顶着“侵权”之名，印度药企边“仿制”边发展已近80年，成为全球最主要药物出口国之一。
在印度媒体看来，中国人陆勇为了救治自己和他人从印度购药无可厚非，这种案例不仅发生在中国，尼泊尔、马来西亚、南非等众多发展中国家的患者都有从印度购药的巨大渴求，甚至英国、美国等发达国家的患者每年也从印度购买大量抗癌药。毕竟印度正规渠道购买的仿制药不是假药，其疗效有相当保证，而且价格只有欧美原研药的1/10。
所谓原研药是指制药公司花费大量科研经费研发生产的专利药品，世界各大制药厂像瑞士诺华、德国拜尔、美国辉瑞等公司研制一种特效药的投入都达几十亿甚至上百亿美元。而以印度为代表的仿制药厂则直接绕过研发阶段，在原研药新药上市3个月内就能制成仿制品，生产成本大大降低。印度政府对这种“侵权”行为不仅不严加制止，反而是“强制许可”，理由是这些药大多是救命药，难道要让穷人因药太贵买不起而等死吗？
印度仿制药最早出现于上世纪30年代，从那时起，打破欧美制药垄断，为穷人做“救命药”的理念就在印度扎根。为了让仿制药“名正言顺”，印度1970年出台的《专利法》规定“只保护制药工艺，不保护药品成分”，这等于为印度药厂对原研药稍加改动即上市开了绿灯。
1995年印度加入WTO后修改了《专利法》，但也只对1995年以后发明或改造的药物提供专利保护。与此同时，印度还推出“专利强制许可制度”。此类强制许可原本在别国只应用于艾滋病及大规模传染病相关药物，但印度将其覆盖面放宽，例如德国拜耳公司的肝癌药物“多吉美”的仿制药，该药专利保护期至2021年，但印度制药公司早在2000年前就开始仿制销售。拜耳公司曾于2011年提起诉讼，但仍被印度“强制许可”。印度专利局的理由是“拜耳药物太贵，普通民众消费不起”。
与包括中国在内的一些国家的主流做法不同，专利药在印度的保护力度较低。自上世纪70年*开代**始，印度规定只对药品的生产过程授予专利，而不对药品本身授予专利。
如果申请专利的药品是已有药品的改进版本，要享受专利保护就要满足很高的条件。最主要的是，改进后的药品必须能证明功效有所提高。更要跨国药企命的是，印度认为，在无法获得、支付不起或不能适当提供的情况下，本地企业可以向印度知识产权局申请强制许可，生产和销售仿制药品。
申请专利失败的最知名的案例，就是瑞士诺华公司治疗慢性粒细胞白血病的药物“格列卫”。也就是印度抗癌药“代购第一人”陆勇所涉及药品。
亟待纳入医保
目前中国是仅次于美国的全球第二大医药市场，同时也是一个制药大国。数据显示，截至2013年末，我国医药工业总产值达2.2万亿元。近5年多来，我国医药工业产值平均增速超20.1%，在全国工业增速中居首位。另有数据显示，全球前20位的跨国制药企业都已在中国合资办厂，目前我们已有1500多家制药外企，国内有超50%的市场份额是进口药、合资药。如此大的市场、如此大的生产规模，市场上销售的进口药物价格还是居高不下，有的甚至高的离谱。
中国进口药价格高出其他国家同规格药，这样的例子近年来并不少见。前几年，内地乳腺癌患者纷纷到香港代购特效药“赫赛汀”，而一盒“赫赛汀”香港比内地便宜1/3，甚至更多，曾引起香港与内地两地携手打击药品*私走**行为。
不仅如此，进入我国的进口药品关税是5%~8%;我国药品增值税率为17%。这项税率在欧洲各国的平均水平为8.8%，而美国、澳大利亚为0。此外按照规定，进入医院可在实际购进价基础上加价10%~15%。这些环节的加价都会体现到最后的药价上去。
癌症患者吃不起进口抗肿瘤药，这是普遍现象。好在幸运的是，目前我国一些省份刚将该药列入医保目录。然而，国内绝大多数省份的医保并不报销像格列卫、赫赛汀等进口抗肿瘤药。高昂的药价让患者们无力负担，许多患者不得不铤而走险，去购买服用廉价的印度仿制药、*私走**药等。
对于北京市尚未将格列卫纳入医保报销范畴的原因，市人社局表示，目前北京市医保药品报销范围是2010年制定、2011年施行的，当时的国家和北京医保报销目录均未将格列卫等这一类药品纳入报销范围。若进行调整，必须依据人社部出台的国家医保药品报销目录，并结合本市医保基金收支情况等进行调整制定。
相关负责人介绍，按照国家有关部门的要求，纳入医保的药品需要符合临床必需、安全有效、价格合理、使用方便、能够保证供应等这几大原则，在2009年调整医保药品目录时，也规定在国家医保目录的基础上，各地只有15%的调整权限，这15%调整要组织有关专家进行研究论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