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标题：两千年间的“佛”与“国”：传统中国对西方货币领袖头像的认知
原文来源：《中国经济史研究》2018年第1期
（续）
除了佛像雕塑之外，中国传统的庶民大抵还可透过以下方式目睹佛的图像：
第一，市集中用来解说佛教故事的图画。梅维恒（Victor H. Mair）指出，印度原有游走于各市集间、看图述说佛教故事的人，在这些图画当中，会有佛像。随着佛教由印度传入中国，这种民间习俗也在中国各地流播，甚而延续到今日台湾。[［美］梅维恒（Victor H.Mair）著，王邦维、荣新江、钱文忠译，季羡林审定：《绘画与表演：中国的看图讲故事和它的印度起源》，北京：燕山出版社2000年版，第1、8─9、11─13、16、29、162、163、267页。]
第二，单独发行的纸本佛像。玄奘于629年游印度，645年回国以后用纸印普贤菩萨像，敦煌发现的五代单幅大张普贤像与文殊观音像，可能与玄奘所印的相似。[张秀民：《中国印刷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14页。]一直到1936年范古农写《古农佛学答问》，还在讲应以何种相对位置在家中悬挂释迦、弥陀、药师、观音、地藏等圣像。[范古农：《古农佛学答问》卷4，北京：黄山书社2006年版，第150页。]柯律格（Craig Clunas）从《*瓶金**梅》的插图看到潘金莲的屋内挂着观音的图像。在女性屋内挂着观音的图像，在明代还甚流行，男士也有这种情况，但如想跻身士林，便要较少悬挂。[Craig Clunas, Pictures and Visuality in Early Modern China, London: Reaktion Books, 1997, pp.163─164, Pictures83─85.]
第三，经书、咒文或宗教小说上的佛像。唐代无论官方或民间，都笃信佛教。在玄奘之后，民间有很多以抄写经书为职业的人，因为抄写麻烦，有人用新的雕版技术来扩大流通。唐代成都龙池坊印卖的咒本，约1尺见方，大部分是古梵文，中间与四周各有小佛像，与宋初所刻《大随求陀罗尼经》相似。敦煌发现的868年印造的《金刚经》，卷首即有释迦牟尼佛的座像。雕版印刷术约于唐代发明之后，佛教徒认为印刷佛教经像是大功德，不只是民间私人印刷，主政者更是大量刊印。[张秀民：《中国印刷史》，第31─32页。]而就中国印刷术的发展而言，文字雕版于盛唐发展之后，至宋代已达颠峰状态，但图像雕版要到明末才达到颠峰。明末以后的人因而有更多机会看到印刷的佛像图画。[张敦智：《清代民间雕版印刷纸币种类及编排分类之研究》，《台湾古文书学会会刊》（台中）第10期（2012年4月）。]虽然有些学习儒家思想的士人有排佛的思想，但士人有时也安排或参与消除疾病、死亡等业障的念经忏悔仪式，其中也有与佛教相关图像。[ 陈玉女：《明代佛门内外僧俗交涉的场域》，台北：稻乡出版社2010年版，第443、450页。]宗教小说《全像观音出身南游记传》由福建焕林堂于1571至1602年间刊行，其以极简单的观音图像流通民间，读者也有男性。[Craig Clunas, Pictures and Visuality in Early Modern China, London: Reaktion Books, 1997, pp.163─164, Pictures 83─85.]
第四，佛教做功德仪式中盖了很多佛像的印，用以避邪。[黄士珊副教授，2015年12月7日在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演讲：“中古佛教木刻的文化流变：一个视觉研究的新视野”。]
日本割占台湾时期，草屯一间小学用佛像雕塑出身贫寒、但经苦读而成为重要政界人物的二宫金次郎。[耿诗婷、李宛儒：《秋惠文库宛如台湾*物文**宝殿》，《书香远传》（台中）第88期（2011年9月）。]可见佛像是东汉以后的传统中国人形塑外来人物，而不只是西方人物样貌的重要依据。中国所流通的大乘佛教，有各种菩萨作为释迦佛的化身以普渡众生。究竟“佛银”“佛面银”“佛头银”的佛是指哪一尊佛？其实并不可考，但一些蛛丝马迹让人认为观音菩萨是最有可能的。就造形而言，在传统中国流通的观音像（参见图4），与“佛银”“佛面银”“佛头银”上的查理三世、查理四世、斐得南七世等最为接近。更重要的是：根据马凯文（Kevin McLoughlin）的研究，虽然从16世纪末以来，观音的图像已渐由男身转为女身，到17世纪末出版的观音，在不同救难场合现身的53种形象图录中仍有多幅是为男身。其中的西洋观音像还与西班牙和英国博物馆所藏的法王路易十三的画像非常接近，并有类似英国所藏路易十三像一样的欧洲式花圈围绕在头像之外，参见图5、图6。以慈悲为怀的观音大士在不同现身场合会有不同称呼。在《观音经》卷3中，有关观音的一个称呼是为小王，而观音也称“佛”。没有其他菩萨有像观音菩萨那样，以不同的现身在不同的场合普渡众生。[Kevin McLoughlin, “Appropriation, Representation, And Efficacy: Three Case Studies of The Bodhisattva Guanyin in 17TH And 18TH Centry Chinese Print Culture.” Ph.D. thesis, University of Sussex, School of Humanities. Department of Art History. 2005, pp. 21, 51, 227─239, 349, 351─353.]也由于观音的形象多变，在清代的庶民看来，像法王路易十三一样，认为查理三世、查理四世、斐得南七世的头像是观音的另一种形象，是可能的。1896年11月台湾关西坪林范家地契上有“胎借‘佛母银’一千大员正”，[刘*民泽**编著：《关西坪林范家古文书集》，第215页。]或许是传递相关信息。
关于“佛郎机”等词汇之使用状况，以下将依据明朝与清朝文献分别进行探讨。为研究方便，将试着先以“佛郎机”一词，对《明实录》[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6年版。]、陈子龙等选辑《明经世文编》[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版。]、王圻纂辑《续文献通考》[台北：文海出版社1979年版。]等加以考察，并制成表6。其中，“*器武**”一项乃指文献中有“佛郎机铳”“佛郎机锐”“佛郎机炮”“佛郎机快枪”等词语；“国名”一项乃指文献中有“佛郎机番人”“佛郎机国”等，或其他由前后文中，可知形容人群、国家者，例如文献中经常提及佛郎机时，常形容其为“澳夷”，便可知其为葡萄牙人；无法确知者，则归入“无法确知”一项。
根据表6的统计，在《明实录》33笔数据之中，*器武**类者占24笔，远多于国名类的9笔，《明经世文编》与《续文献通考》也有相同情形。如果将其全部加总共68笔，*器武**类48笔占总数的70.59%，国名类20笔占总数的29.41%；若再将国名类20笔加以细看，可知其指涉葡萄牙者为9笔，无法确知何国者为11笔，两者几乎相当。因此总体来看，明代文献中，佛郎机一词大多指涉的是*器武**，而若指涉国名，一般可明知者为葡萄牙。
清代部分的经世文编类书籍，因有“佛朗机”一词的资料笔数不多，故将其合并统计于表7。而且该词实际使用情况较明代复杂，故表7较表5新增“法国”“确知为混用”“无法确知（非混用）”3个选项：第一个表示文献中“佛郎机”指称的是法国（法兰西）；第二个是可用以泛指洋人；第三个则是指个别国家，但因前后文不足，难以判定为何国。
根据表7统计结果，全部资料共29笔，其中*器武**类为9笔，占总数之31.03%；国名类共20笔，占总数之68.97%。细探国名类内部情况，指涉法国者最多共7笔，占国名类总额之35%，其后依序是葡萄牙的5笔（25%）、“无法确知（前后文不足）”类4笔（20%）、“确知为混用”与“无法确知（非混用）”皆2笔（各占10%）。因此清代文献中的“佛郎机”，用以作为*器武**者仅不到国名者的一半，而用以指国名的情况也十分纷杂，指涉法国者尽管最多，但仍不及一半，且用以泛指外国人的的情况也是较少见的。
就明清两代相比较，明代“佛郎机”一词主要用来指*器武**，而清代主要用来指国名；在明代“佛郎机”一词约略少于一半的情况是指葡萄牙人，而清代则无定则，但指涉法国者已成为首位，指涉葡萄牙者也不少。整体来说，“佛郎机”一词并不常如若干网络上所说是指西班牙或西洋人之泛称。就“佛银”以外其他银币的称呼而言，都以其形象命名，而未以国家命名。例如，来自荷兰被称为马剑银的银圆，是因为其正面图案为手持宝剑、全副盔甲的骑士。不规则形状以手工打造的西班牙银圆被称为“锄头锲仔银”，因其形状像闽南固定锄头的锲仔。1732年西班牙采用新型造币设备铸造银圆，因有双柱代表的直布罗陀海峡，双地球代表西班牙帝国统治区有东半球的部分也有西半球的部分，此币在中国称“双柱双地球银币”，因其有防伪花边，亦被称为“花边银”。[房地契博物馆（网上博物馆），http://blog.sina.com.cn/qtqw123，2016年12月2日。]1823年以后墨西哥政府铸造的银圆，中文称“鹰洋”，因为其银圆底面铸有一只嘴中衔着一条蛇的老鹰站在仙人掌上，这是墨西哥共和国的国徽。这种情形也如胡适读《病塌梦痕录》时记到：一块本洋一柱的换多少钱，二柱、三柱的又换多少钱，对一柱、二柱、三柱等名目，并不清楚。经卫挺生研究后才向他说：书中所谓一柱、二柱、三柱就是罗马字的I、II、III，是西班牙皇帝一世、二世、三世的标记；中国当时不认识这种字，就叫它一柱、二柱、三柱。[胡适：胡适演讲集(一), 台北: 远流出版社, 第 210-211页。]
荷兰、西班牙、墨西哥是一般清朝的庶民无从知晓的概念，因而未出现在银币的名称上。诸联在其于1821年出版的《明斋小识》中，也是依循民俗，以形象称呼银圆。[[清]诸联：《明斋小识》卷12《言钱》，道光十四年序刊本。]银圆名称当中，固然有用“番”字泛指西洋人或外国人，但在“佛番银”“佛面番头银”这些称呼当中，如果“佛”又指西洋或西班牙，就会有“西洋人外国人”或“西班牙外国人”的词语重复。将“佛”解释为“佛祖”，那么银圆名称的“佛面”“佛头”“佛母”也较可解。
1844年广东人梁思泽因为*币伪**充斥，出版了一本协助辨伪的《银经发秘》，其曰：“各银面上花草名目凡万字边银。其宝盖顶为葫芦顶。宝盖内之花为牡丹花。宝盖之下为香炉。香炉内有狮子二只。城楼二座。香炉两边有烛台。烛台之身有缠带。缠带之上有小鬼字。烛台之外是鬼字脚。鬼字侧之圆星为间珠。鬼字顶之外是栏牙。鬼头后枕之带为扎带。鬼身上所着之衣。如大过鬼头者为大衣。细过鬼头者为小衣。”[梁思泽：《银经发秘》，哈佛大学燕京图书馆藏及网上分享https://books.google.com.tw/books/about/銀經發秘.html？id=p4MpAAAAYAAJ&hl=zh—TW，2016年12月2日。]虽然这枚银币上的西班牙国王与其他前引的一些情况一样，被称为“鬼头”，而非“佛头”，但此文句中的“万字”“香炉”“烛台”，与“鬼头”“佛头”等一样，都是民间宗教的语词。由“鬼头”转为“佛头”，可能与人们对此种银币的喜好有关。“市民喜其计枚核值便于运用”“江浙商民，乐其便易，市井贸易，惟此信行”都表达了在五口通商西方工业产品大量流入中国之前，中国对西方银圆这项工业化产品的心悦诚服。而《银经发秘》仍用“鬼头”可能与其造成*币伪**充斥有关。
参酌佛像相对于国家领袖头像在中国传统民间渗透的程度，将“佛面银”“佛头银”“佛母银”“佛银”中的“佛”解释为“佛祖”，有其社会基础。这些证据也可以说明，在传统中国，一般人没有机会透过货币看到国家领袖头像，但却有很多机会接触佛像。
结 论
图像相对文字，原较醒目。在识字率低的时代，图像的社会影响更深。货币是交易的媒介。西方有政治领袖头像的货币，也不是西方每个人都可以用到或看到，但至少有相当一部分人可以看到。佛教进入中国的一个渠道是丝路。西方有政治领袖头像的货币也曾透过丝路流入中国，但没有影响及中国货币图案之采用政治领袖头像。《隋书》（清乾隆武英殿刻本）卷24《食货志》曾记载：“河西诸郡或用西域金银之钱，而官不禁”，伴随中外丝路贸易流入中国的境外钱币有波斯银币、东罗马金币、阿拉伯金银币及早期贵霜钱币等。[王永生：《钱币与西域历史研究》，第175页。]但在*疆新**地区，西方有政治领袖头像的货币文化传统却打住了。
古代称作“高昌”的*疆新**吐鲁番地区，位于西域中部偏东，地处丝绸之路交通要道。隋唐之际高昌发行有“高昌吉利”铭文的铜钱，“吉利”是用汉字拼读的古突厥语，意思为高昌王。清朝初期当*疆新**还在准噶尔统治期间，打制普尔钱，主要流通于天山南路的广大地区及北路的伊犁一带。钱币没有方孔，铭文为阴文（白线），按自右向左再由上而下的顺序读，为察合台文“Khardan Chirin”，是准噶尔汗噶尔丹策零的名字。1866年在*疆新**和阗打造的银币，正面为古兰经颂词“Lailaha Illalaha Muhammadum Rasulilla, 1283”（汉译“真主是唯一的，默罕默德是真主的使者”，回历1283年即1866年），背面为察合台文，记打制地点“Zarb Latif”（汉译“打制于清真之地和阗”）。这些都是中国钱币文化与希腊罗马钱币文化在西域交融的现象。[王永生：《钱币与西域历史研究》，第3、33、37、44页。]
就清朝而言，西域与中原较多连结的北疆已行使制钱。北疆地区，西起伊犁，东至哈密，中间包括乌鲁木齐（迪化）、巴奇台（古城）、巴里坤（镇西）等天山北路一线及南路的吐鲁番。北疆的乌鲁木齐一带多为从关内迁来的汉、回等民众，清朝政府设立镇迪道，由陕甘总督及乌鲁木齐都统双重管辖，实行与关内一致的郡县制。[王永生：《钱币与西域历史研究》，第223、224、226页。]或因此阻隔，整个中原地区并未受到希腊罗马文化钱币有政治领袖头像的影响。
相对而言，东汉由印度传入的佛教，对中国人的影响颇为深远。《隋书》卷77《隐逸传》载，曾有人问隋朝名士李士谦三教优劣，士谦曰：“佛，日也；道，月也；儒，五星也。”宋孝宗《原道论》论三教异同，以为：“以佛治心，以道治身，以儒治世。”[芮逸夫：《中华民族构成的初步研究》，《中国学术与现代文化丛书：社会学论集》，台北：华冈出版部1977年版，第493页；“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汉籍电子文献数据库”，http://hanchi.ihp.sinica.edu.tw./ihpc/hanjiquery，2015年12月1日。]刘序枫描绘了18至19世纪因秋冬东北季候风漂流到台湾的朝鲜难民有关台湾的纪录，指出台湾“其俗家家供佛”。[刘序枫：《18—19世纪朝鲜人的意外之旅：以漂流到台湾的见闻记录为中心》，《石堂论丛》（韩国）第55辑，釜山：东亚大学校石堂学术研究院，2013年，第82页。]同样是公元前1世纪由西域传进的文化，中国深刻吸纳佛教，而未吸纳希腊罗马钱币有政治领袖头像的文化，也可反观中国这个文化受容体本身的需要。
中国历代具有道德劝说作用的图画，除了佛像之外，还有孔子及其弟子像、历史故事图说，以及《帝鉴图说》。《帝鉴图说》在明代主要供嗣君在宫中学习，清朝末期才较为大量刊印。[Julia K. Murray, Mirror of Morality: Chinese Narrative Illustration and Confucian Ideology . Ha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2007, pp.17-18, 39, 71, 109, 120-121.]这些都不如西方从希腊罗马时期以来，将君主头像刻在钱币上之较能深入民间。
比较而言，日本吸纳佛教甚深。在1787年出版的《西洋钱谱》中，针对17世纪以来西洋银圆上的人像，并无称“佛头”者，但有称“背有云上神母像”“如法师武者的短发半身人物像”“头戴像甲一样的头巾、身穿像袈裟或僧衣的半身人物头”“半面僧官像”者。因为有荷兰人可以询问，针对18世纪中国人深为喜好的、有西班牙国王查理三世头像的银圆，已知道是“王面”，只是误以为是法国国王，但又可以正确地说出法国在德国以西、西班牙以北、荷兰西南，书末更附有欧洲略图，所介绍的西洋钱币也略知其上刻有该国文字，因而对欧洲各国多少有些认识。针对有瑞典国王头像的的银圆，亦能具体指出是“王面”。[参见朽木昌纲『西洋钱谱』天明七年群玉堂刊本，頁6a、8a、14、15b、38b、29a、39b、50、21。按：该书为台北故宫博物院藏线装书，由郑永昌先生提供。关于朽木昌纲询问的荷兰人，通过2016年9月7日在伦敦大学亚非学院东亚各中心所举行百周年纪念会议上何淑真（Lyce Jankowski）教授发表的论文得知，为是荷兰东印度公司的德胜(Isaac Titsingh，1745-1812) 。]由此看来，18世纪末的日本，虽然也会用宗教语言来说明西方银币上的人物头像，但相对同时期的中国而言，已知道西方银币上有政治领袖头像。
相对于西班牙银圆上刻有“Del Gratia（蒙神恩典）”，传统中国政府提供的货币并没有与宗教有关的图案，中国民间接触的人像仍以佛像居多。清代的中国人将有西班牙查理三世、四世、斐得南七世头像的银币视为“佛银”“佛面银”“佛头银”“佛母银”“佛番银”“佛面番头银”。道光年间台湾铸造正面有寿星、背面上下左右都刻有满文的台湾府库老公仔银，[简义雄：《台湾钱淹脚目》，页83—86。]都可看到传统中国人有关货币的宗教想象。*片鸦**战争前后的白银短缺时期，建议发行纸币的王瑬希望负责发钞的官员在神前发誓：纸币的价值将不会变动，“欲行钞，必先将条例播告天下，使人人知行钞之利，又誓之明神，永不变法”。[[清]王瑬：《钱币刍言》，《拟钱钞条目》，清道光刻本，第17a页。]美国的纸币上，目前还写着：“IN GOD WE TRUST（秉持对神的信念）”，但在1911年之后，直到今天的新台币与人民币，一直很少出现源自民俗信仰的象征符号。相对而言，继国家领袖头像于1912年出现之后，“中央银行”“中央印制厂”“中央造币厂”“中国人民银行”等国家符号陆续搬上中国的货币图案之上。这些都透露出：以国家信仰取代宗教信仰的情况，在民国货币图案中，较诸在西方来得彻底。
国家概念在中国历史上，原是一个不断变化的概念。甘怀真从典籍的考证出发，认为在汉代，国家可以指的是皇帝本人，也可以是政治团体，特别在“中古时期，以皇帝为首的政治团体，即国家”。[甘怀真：《中国中古时期“国家”的型态》，收于氏著：《皇权、礼仪与经典诠释：中国古代政治史研究》，台北：台湾大学出版中心2004年版，第208—217、227页。] 清代*片鸦**战争前后的学者官员通常是用“国家”“国”“上”来指“政府”，而与“天下”或“下”所表达的“社会”是两个对立的概念。[林满红：《银线》，第197页。]
中国从南北朝开始将皇帝年号加在铜钱上，而由清朝要求新被统治的*藏西**铸造有清朝皇帝年号的通宝，可见中国传统的货币图案也有若干国家意象。由于中国的一般老百姓，即使到了20世纪30年代仍有85％以上男性及99％女性是不识字的，所以他们对皇帝年号这些概念认识不深。中国历朝铜钱可以并用，明清两朝尤其是清朝大量使用外币，中国无论铜钱、纸币、银两都以文字为图案主轴，即使纸币有动物、植物等图像，可是在1911年以前一直都没有出现国家领袖头像。这些都证明了，从货币图案来看，传统中国大多数人民与国家之间的关系淡薄。相对以往有关传统中国国家观念或佛像的研究，本研究指出了在两千年中的传统中国，对佛祖与对国家的信仰存在着深浅之别。
(结束)
参见：
http://econ.cssn.cn/jjx/xkjjx_lljjx/jjs/201803/t20180316_3878974.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