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科在1936年6月给蓝妮写了一张字据，“我只有元配夫人陈氏与二夫人蓝氏二位太太，此外决无第三人......”这里话说的很明白，他只有两个老婆，陈氏和蓝氏。在外人看来，这表达了孙科跟蓝妮的忠贞感情。
然而，很多人不知道的是，就在孙科立这张字据的三个月前，严蔼娟刚为其生下第二个女儿孙穗芳。从孙科的字据可以看出，严蔼娟至少是他不愿承认的女人。
孙科与蓝妮
严蔼娟是浙江人，出身商贾之家，1933年经孙科手下介绍，与孙科相识，之后两人同居，生下第一个女儿。1935年，孙科跟蓝妮相恋，就开始疏远严蔼娟，但此时，严蔼娟已经怀孕在身。对孙科来说，有了新欢忘了旧爱，并不是多稀奇的事，但是严蔼娟心里委屈，既想讨回公道，更想继续跟孙科维持关系，于是她找了律师要控诉孙科。
后来在杜月笙的“调解”下，以孙科付给严蔼娟3万2的抚养费，“此后一无所请”告终。
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孙穗芳出生了。
很显然，这一闹，孙穗芳的父母（至少孙科方面）已经没了感情，她一出生，就被贴了私生女的标签。
正常来说，就算是私生女，考虑到她的父亲是孙科，所以她的生活应该还是有保障的。
然而，事实很差强人意，孙穗芳接下来30年的时光里，从未见过生父，母亲后来再嫁，更加加深了她的不幸。在她成长的那些年里，作为孙中山的孙女，她不但没有沾上一点光，反而因此吃尽了苦头。
今天的故事主角就是孙穗芳，下面来讲讲她的故事。
孙穗芳出生的第二年，抗战爆发，严蔼娟托人给孙科要孩子的生活费，孙科没有理会，国民政府迁到重庆，严蔼娟更鞭长莫及。那个时代的女人，本身出路就少，带着两个年*女幼**儿的严蔼娟，只能选择再嫁。
可惜的是，新家庭从未让孙穗芳感受到温暖。
孙穗芳的继父是个性格很暴躁的人，动不动就对她拳打脚踢。比如，有次，她因为年龄小个子不高没有帮继父拿到打火机，被继父打了一顿。比如，晚上她和姐姐睡在婴儿床上，因为睡得不舒服，姐姐每到半夜会开溜，吵醒继父后，她总会挨打。比如，有次半夜看顾弟弟，她没托着弟弟的背，弟弟受惊啼哭，继父又是一顿毒打，“揪着她的头发往墙上撞，她顿时失声痛哭叫起来，结果耳朵被打得鲜血直流，以致留下了终身的耳疾。”——沈飞德《细说孙中山家族》
在孙穗芳看来，不要说继父能给她父爱了，能少打她几顿就谢天谢地了。在她每次挨打的时候，母亲是那个沉默的旁观者。孙穗芳知道继父不是亲生父亲，也因此，她更加渴望能见到生父。
但是，那个战火纷飞的年代，她想要见远在重庆的父亲，无异于白日做梦。另一边，严蔼娟一直在想法子跟孙科联系要抚养费，只不过一直到抗战胜利，分文没有要到。
1946年，严蔼娟再次托人向孙科要抚养费，孙科请蓝妮出面谈判，最后严蔼娟拿到了十二条金条，拿到钱后，写了收据并答应是最后一次要钱。
孙穗芳得了一笔钱用作生活费，因为年龄小，这笔钱最终被她继父用了。三年后，母亲带着她又跟父亲要抚养费，这时她13岁，已经懂事的她，觉得母亲的做法是不对的，但是年龄在那摆着，她只能听从母亲的安排，当然她也有私心，她想借着跟母亲一起，可以见到父亲。
然而，她没有想到，这一次跟母亲上门要钱，给她幼小的心灵留下了终身难忘的伤痛。
那天，她和母亲上门要钱，在一楼的客厅里，她一直盯着楼梯，等着父亲下楼来见，可惜她没有等到父亲，等来的是孙科的原配陈淑英和孙科的二儿媳妇，对方“开口便骂，伸手就打”，双方打了起来，13岁的孙穗芳举起一个大古董花瓶要扔，日后她怎么也忘不了陈淑英穿着镂空的皮鞋踢母亲头的画面，对方还放三条狗咬她们。
孙穗芳和母亲出门坐在车上，她没有见到父亲，也为受到的遭遇愤愤不平，她在门外按车喇叭，按了两个小时。
她母亲也咽不下这口气，第二天便请律师打官司，鉴于孙科的身份，这事当时闹得很大，孙科和严蔼娟的纠葛且不说，作为女儿的孙穗芳，看到父亲辟谣说她是冒充的女儿，不知该是怎样的心情。
孙穗芳不幸中的幸运，是自幼受到了很好的教育。从小学、初中到高中她都很勤奋、刻苦，学习成绩名列前茅。除此之外，她还是个品学兼优的好学生。抗美援朝时，尽管她的经济很拮据，但是她不坐电车，不吃早餐，带头捐钱，后来，她回忆说，
“午饭是从家里带盒饭，拿到学校的大蒸笼里热。每天的午饭除了米饭，只有一点卷心菜和粉丝，而且天天如此。我因为没有吃早饭，也就顾不得是什么味道了。我记得冬天我没有棉鞋穿，脚上生了冻疮，非常难受。那时，我真渴望有一双棉鞋穿。夏天衬衫小了，我只好穿着厚厚的卡其布罩衫，再把袖子卷起来。同学笑我，叫我不要穿这么厚的‘解放装’，却不知道我的难处。”
尽管孙穗芳是个五好学生，但是她却因为父亲是孙科，被通知不能上大学。这对她来说无异于晴天霹雳，作为孙中山的后人，一点光没沾上反而要因此受牵连。就像她说的，“我时常哭，心有不平，自己是‘国父’孙中山的孙女，却有这样苦难的身世。”
可能是因为从小就经历太多不幸，这时的孙穗芳已经练就了面对不幸，更要积极面对的心态。她想上大学，这是她的梦想和希望，但是该怎么办呢？母亲和继父远在香港帮不上什么忙，身边的亲戚也都有心无力。她想到了祖母宋庆龄。
于是，她辗转给宋庆龄写了封求助信。最后，20岁的她进入了上海同济大学，读建筑系。可惜的是，那时的大学校园不是世外桃源，写“坦白”、“认罪书”是家常便饭，她时常受欺凌。
那种环境她受了太多不公平对待，大三寒假，她以母亲患心脏病为由，向学校申请去香港探亲。几经周折终于被批准离开，登上南下的火车，她告诉自己：“我不会再回来了！”
她想出国留学，但是没钱没门路只能作罢，于是她开始了半工半读的生活。到这里，生活似乎也没有厚待她，她这一路走来真的不易，但最可贵的是，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孙穗芳用省吃俭用，加班加点挣的钱，给上海的亲人朋友，老师同学寄了很多比如白糖、猪油等食品。
1965年，孙穗芳和香港首富王时新之子王守基结婚，并于两年后移居美国夏威夷。
这么多年来，孙穗芳变得越来越好，生活也越来越顺，但是在她内心深处，依然有个强烈的愿望，就是希望能见生父孙科。
这个愿望终于在结婚的第二年实现了，在大哥和大嫂的帮助下，她到台湾跟父亲第一次见面。这时，她30岁，孙科75岁。
时隔三十年，父女相见，可谓悲喜交集。
“为什么不要我？”
“从来也没有不要你。”
沉默
孙科亲了亲她的脸。她泣不成声。这泪水是多年来的心酸、委屈。
孙穗芳跟父亲和解，认祖归宗，从此她每年去看父亲两次，此外，“我经常按照父亲开来的药品清单，在香港给台湾的家人购药，再由大嫂带回台湾。我也负责供给父亲所需的衣物，父亲每次收到我寄给他的新衬衣等，就立即穿在身上”，直到1973年父亲病逝。
孙穗芳定居夏威夷后从事房地产，生意做得很好。但是，她的婚姻并不幸福。婚后，她生了两个儿子。因为丈夫家暴，最终于1981年离婚，孩子归她。再后来，她把弘扬祖父精神，当作了毕生事业，做了很多利国利民的好事。
回看孙穗芳的一生，还没出生就被抛弃，一路走来饱受磨难。不得不说，这也是个非常优秀的女性，如果不是因为够坚强，够努力，可能也就没有机会能认祖归宗，也不可能在事业上取得一番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