位于西湖的东坡纪念馆（摄影李旭光 ）
位于西湖的东坡纪念馆（摄影李旭光 ）
这些年客居广州，一直想到惠州，寻访发生在千年之前，苏轼流放期间的遗迹，百余公里的行程，终于在癸卯的正月初三成行。
下榻西湖之畔，已是过晌，遂与教授环西湖，找大排档，就便游览了西湖。与苏轼一生相伴的，有三处西湖：杭州、颍州、惠州，几乎都有苏公遗踪轶事传世。
惠州的西湖，又作丰湖，坐落着东坡纪念馆、朝云墓、六如亭等，是比较集中的湖畔景区。初四上午，又看了合江楼、白鹤峰苏公祠。由于时间不够，未能拜谒嘉佑寺，小有遗憾。
惠州西湖（李旭光摄影）
惠州西湖即景（李旭光摄影）
惠州西湖即景（李旭光摄影）
东坡书法手迹（李旭光摄影）
东坡书法手迹（李旭光摄影）
惠州与广州，百公里相邻，地貌、天气所差无几，风俗亦然。正赶上冷空气来袭，气温骤降到最低摄氏三度，刷新入冬以来寒冷天气的峰值。遂穿上最厚的冬衣。当天游人摩肩接踵，多是本地、近地举家或朋友通家游，将新春的喜庆劲儿，和三年大疫之后的获释之情叠加在一起。“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正相迎”，就是游惠州西湖时的感受。
位于西湖之畔、孤山之麓的王朝云墓，是可以当作文化地理坐标的历史遗存。王朝云，苏轼的侍妾，字子霞，钱塘人。是继王弗、王闰之先后离世，追随苏轼流放惠州的妾室，年仅三十四岁，就被同年夏天的一次瘴疫大流行中，被夺去生命（见朱刚《苏轼苏辙研究》129页），显然属于早逝。朝云十二岁自熙宁七年苏轼通判杭州时进入苏家，十四岁以“一肚皮不合时宜”的玩笑，为苏轼刮目相看。事先生二十三年，“敏而好义，忠敬若一”，能歌善舞，读书习字，粗识佛法。
苏轼的侍妾，字子霞，钱塘人，追随苏轼流放惠州的妾室。（李旭光摄影）
六如亭（李旭光摄影）
对流放中的苏轼而言，“朝云不是一般意义的红粉佳人，而是同甘共苦的知己，晚年修身养性的诚挚道友”。“生时与众不同，素有超尘之姿，到惠州后与苏轼携手共建放生池，行善布施。临终之时，意志清朗，心力坚强，能够安详地吟诵六如偈而亡”（王水照、崔铭《苏轼传》）。后来，墓地所依栖禅寺的和尚们为之叹惋，专为其建亭于墓上，称作“六如亭”，嘉其诵《金刚经》六如偈以绝：“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
王朝云墓（李旭光摄影）
王朝云墓志铭(李旭光摄影)
王朝云墓碑(李旭光摄影)
王朝云去世，对苏轼是沉重打击，文有墓志铭，诗有《悼朝云并引》，词有《殢人娇·赠朝云》等加以追怀。《悼朝云并引》中写道：“绍圣元年十一月，戏作《朝云》诗，三年七月五日，朝云病亡于惠州，葬之栖禅寺松林中东南，直大圣塔。予既铭其墓，且和前诗以自解。朝云始不识字，晚忽学书，粗有楷法。盖尝从泗上比丘尼义冲学佛，亦略闻大义，且死，诵《金刚经》四句偈而绝。苗而不秀岂其天，不使童乌与我玄。驻景恨无千岁药，赠行惟有小乘禅。伤心一念尝前债，弹指三生断后缘。归卧竹根无远近，夜灯勤礼塔中仙。”诗的小引，对朝云识字、学书、学佛等，作了简要概括。诗中，则对其所生遁儿早夭，以及没有医药能够挽留住朝云生命等，表达出无限怅惘之情。
白鹤峰苏东坡祠(李旭光摄影)
白鹤峰东坡祠，在苏轼一家搬离后，“惠人以先生眷眷此邦，即其居建祠祀焉”，此后，白鹤峰故居，遂改成东坡祠。数百年间，成为人们瞻仰东坡流放惠州之所。抗日战争期间，毁于战火。2012年，以历史文献和考古勘探为基础，在当年白鹤峰新居遗址重建。2015年动工，2018年建成并对外开放。
苏轼流放惠州，居家何处？从其自述和研究者得出的结论，只有合江楼、嘉佑寺、白鹤峰新居三处。
自绍圣元年（1094）十月二日苏轼抵达惠州，到绍圣四年四月十九日离开惠州，前往儋州，期间，凡两次寓居合江楼：第一次，自抵惠州的绍圣元年十月二日，到十月十八日，计十六天。第二次，绍圣二年三月十九日，至绍圣三年四月二十日，一年零一个月；两次徙居嘉佑寺：前次始于绍圣元年十月十九日，至绍圣二年三月二十一日，五个月又两天。后一次，自绍圣三年四月二十一日，至绍圣四年二月，大致十个月。直到嘉祐四年二月，才真正迁居白鹤峰新居，两个多月后，即再被流放儋州。
白鹤峰东坡祠(李旭光摄影)
苏轼在《迁居·并引》中写道：“吾绍圣元年十月二日，至惠州，寓居合江楼。是月十八日，迁于嘉佑寺。二年三月十九日，复迁于合江楼。三年四月二十日，复归于嘉佑寺。时方卜筑白鹤峰之上，新居成，庶几其少安乎？前年家水东（指嘉佑寺），回首夕阳丽。去年家水西（指合江楼），湿面春雨细。东西两无择，缘尽我辄逝。今年复东徙，旧馆聊一憩。已买白鹤峰，规作终老计。长江在北户，雪浪舞吾砌。……吾生本无待，俯仰了此世。念念自成劫，尘尘各有际。下观生物息，相吹等蚊蚋。”
这首诗中，详细记载了其寓惠期间漂泊不定、不能把握的羁旅生活（东西两无择，缘尽我辄逝），也为其之所以卜筑白鹤峰新居，做出有力注脚。苏轼流放惠州时，已近花甲之年。研究者在诗的注脚中说，“上年郊恩，有责降官量移一条，章惇继有独元佑臣僚终身不徙之奏。公闻之云：不徙正坐稳处，譬如惠州秀才不第，亦须吃糙米饭过一生也。其卜居之意，实由于此。”（诰案）也就是说，在惠州建宅、安家，在很大程度上，是把惠州作为终老之地，而非权宜之计。当然，主要是章惇的一道奏折，最终断绝了苏轼摆脱羁旅生活的念头。
古代合江楼画盘(李旭光摄影)
合江楼，现位于惠州城东江转弯处。清代学者王文诰考证，“合江楼，在惠州府东江口，今则建于城上，阑入提军廨中，疑即当日三司行衙故址也……”（《苏轼诗集》二一九五页）。又称“当日合江楼在三司行衙中”（《苏轼诗集》二零七一页）。今人研究，合江楼，位于东、西二江合流处，即“三司使行衙星华馆”所在（王水照·朱刚《苏轼评传》117页）；“北宋最高财政机构的官员按临本地时所住的宾馆”（王水照 崔铭《苏轼传》368页）。综上 可知，苏轼寓居惠州时所指的合江楼，应该是北宋中央机关三司行衙到地方工作时的接待处，位于巡行办公场所的行衙中。
苏轼在《寓居合江楼》中写道：“海山葱昽气佳哉，二江合处朱楼开。蓬莱方丈应不远，肯为苏子浮江来。江风初凉睡正美，楼上啼鸦呼我起。我今身世两相违，西流白日东流水。楼中老人日清心，天上岂有痴仙人。三山咫尺不归去，一杯赋予罗浮春（苏轼自注：予家酿酒，名罗浮春）”。这首诗，有合江楼的地理位置，有当时的心境。“江风初凉睡正美”，写出十月中旬惠州天气，和作者对厄运泰然处之的态度。后来迁居白鹤峰，苏轼有一首《纵笔》，也写到甜美的睡眠：“白头萧散满霜风，小阁藤床寄病容。报道先生春睡美，道人轻打五更钟”。
两首诗，都描写了入境的睡眠，所强调的又都是一个“美”字，即诗人对严酷生活现实的主观感受。在苦而言甘，所体现的是一种不屈的精神和人格坚守。据说，当时的执政章惇看到这首诗后，很不高兴，特别是诗中“春睡美”中所流露的孤高、自安与不屈，遂再贬苏轼儋州（“章子厚见之，遂再贬儋耳。以为安稳，故再迁也”朱刚《苏轼十讲》284页）。
合江楼远朓（张亚玲摄影）
惠州太守詹范为罪放之人苏轼的合江楼安排，显然不合时宜。十六天之后，苏轼就搬到嘉佑寺。后来章惇刻意派与苏家有宿怨并绝交几十年的表兄程之才，以广东提刑身份巡行惠州，本欲加害苏轼，却因两位年逾花甲的老人冰释前嫌，而使苏轼的境遇大为改善。第二次搬回合江楼，就是在这样的动因下促成的。“人言得汉吏，天遣活楚囚”（《闻正辅表兄将至以诗迎之》）。但是，表兄程之才离任后，苏轼又不得不再次搬到嘉佑寺。
*场官**的无常，和尘世间无处不在的压力，与禅院的守一，净静所形成的对比，或是苏轼两次选择嘉佑寺的生命智慧，亦使人不由对以“遁世”和“超世”为其旨的禅、道陷入沉思……。
而元佑之后，屡次出现在*害迫**苏轼名单中的章惇，给人留下很不好的印象，甚至使人对其人格产生疑虑。一如*害迫**韩愈的皇甫镈、李逢吉……。
章惇，字子厚，与苏轼同年考上进士，两人亦敌亦友，纠缠了一生。陆游的《老学庵笔记》卷四中指出，绍圣中，贬逐元佑大臣有个规律，苏子瞻贬儋州，子由贬雷州，刘莘老贬新州，“皆戏取其字之偏旁也。时相之忍忮如此。”时相，即当时执政宰相章惇。后来，徽宗登基，因为起初章惇反对徽宗当皇帝，落得被贬雷州下场。而雷州，正是其当年贬斥子由苏辙之地，真是绝大讽刺！
白鹤峰东坡祠（李旭光摄影）
白鹤峰，《名胜志》记载：“白鹤峰在惠州城东五里，高五丈。”危太朴《东坡书院记》中说：“白鹤峰，在归善县北十余步，下邻大江，远瞰数百里”。（见苏轼诗《迁居并引》注，《苏轼诗集》二一九五页）。
关于新居营造，苏轼在写给南华辩老的信中说道：“但行馆僧舍，皆非久居之地，已置圃筑室，为苟完之计。方斫木陶瓦，其成当在冬中也。”（《与南华辩老其五》）这封信，当写于绍圣三年之夏，开工时间不详，预计在冬中竣工。冬中，或为冬季当中，或为在冬月，即十一月。而实际竣工迁居，是在次年春二月。
白鹤峰故居，暨东坡祠(李旭光摄影)
白鹤峰东坡祠（李旭光摄影）
重建后的白鹤峰故居，暨东坡祠，已经看不到高五丈，下邻大江，远瞰数百里的气象。踏入旧居大门，庭院内墙上，嵌着铜版刻画的北宋以来历代苏轼旧居布置图。故居的建筑，主要的有东坡井，东坡居室，王子霞影堂（王朝云，字子霞，已在白鹤峰新居落成前病逝于嘉佑寺），德有邻堂，思无邪齋，松风亭等。
重建东坡祠省考古专家勘探遗迹。(李旭光摄影)
重建东坡祠省考古专家勘探遗迹。(李旭光摄影)
重建东坡祠省考古专家勘探遗迹。(李旭光摄影)
徳有邻堂，为正厅，会客室，取孔圣“德不孤，必有邻”之意，大概示以世人：虽为罪身，实德高而友存，不会成为孤家寡人。“徳有邻堂”四个字，为当年苏轼手书，其手迹镌刻的四块青石板，还立于堂左侧的地面，五六十公分见方，被横栏围着。
德有邻堂(李旭光摄影)
德有邻堂（摄影李旭光）
德有邻堂，四块青石板为苏轼的手迹 （摄影李旭光）
德有邻堂，四块青石板为苏轼的手迹（摄影李旭光）
德有邻堂，四块青石板为苏轼的手迹（摄影李旭光）
德有邻堂，四块青石板为苏轼的手迹（摄影李旭光）
苏轼惠州罪放期间，得到来自亲旧、门生、邻里真诚的友谊。特别是民间的温暖，正直善良官员、方外之人的帮助。“吏民惊怪坐何事，父老相携迎此翁”“岭南万户皆春色，会有幽人客寓公”（《十月二日初到惠州》）。这种温暖，不惟给予苏轼生命的信念，又促使苏轼与之甘苦以共，为当地谋划实施惠民事项：利用碓磨舂米，兴建东江大桥和西新桥，推广先进农机具“秧马”，收葬暴骨等。为修建两座桥，苏轼更慷慨解囊，连朝服上的犀带都捐出来，还写信动员远在筠州的弟弟苏辙、弟媳史夫人，把之前进宫朝见所得赏金数千拿来施助。
东坡居室王朝云画像（摄影李旭光）
康熙年间所作王朝云造像说明（摄影李旭光）
王朝云影像（摄影李旭光）
王子霞影堂说明（摄影李旭光）
东坡井（摄影李旭光）
清苦的惠州生活中，不时有书信尺牍往来，有各方送来的米、酒、药材，苏轼还借王参军地，不及半亩，种上蔬菜，以及人参、地黄、枸杞、柑橘、薏苡等，自己酿造“真一酒”，熬羊脊骨……。自养同时，还对病人施以医药。
在给南华辩老的信中（十二），苏轼写道：“近日营一居止，苟完而已，盖不欲久留。占行衙，法不得久居，民间又无可僦赁，故须至作此。久忝侍从，囊中薄有余貲，深恐书生薄福，难蓄此物。到此已来，收葬暴骨，助修两桥，施药造屋，务散此物，以消尘障。今则索然，仅存朝暮，惭觉此身轻安矣。示喻，恐传者之过，材料工钱，皆分外供给，无毫发干扰官私者……。”（《苏轼文集》一八七五页）南华辩老，名辩重，绍圣元年苏轼南迁惠州，路过韶州南华寺，始与辩重相识。（见朱刚《苏轼苏辙研究》127页）显然，这是一封回信，所针对的是辩重的诘问（即文中的“示喻”）。却将为什么营造白鹤峰新居，到惠州之后所行善举等和盘托出；围绕如何看钱、往哪里花钱、钱的来路是不是干净等，作了清清楚楚的综合性陈述（“薄蓄此物”，“务散此物”中的物，以及“囊中”、“索然”、“轻安”等，均指钱财）。其中的“苟完而已，盖不欲久留”，或是讲新居所追求的质量，和留居惠州的想法 。而囊中“索然，仅存朝暮”，则应该是囊中只剩下当天早晚的开支，再无余钱可用。
思无邪斋（摄影李旭光）
思无邪斋介绍（摄影李旭光）
苏东坡在思无邪斋（摄影李旭光）
思无邪斋为书房，取自《论语·为政》“《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苏轼另有一篇题记《思堂记》，和专为思无邪斋所写的铭：《思无邪斋铭》。前者，苏轼主张无思、无虑，认同《易经》中的无思、无为；后者，亦崇尚“幅巾危坐，终日不言，明目直视，而无所见；摄心正念，而无所觉……”，以求得道。可以看出苏轼心中之“思”，远离世俗*功中**名利禄的取向。
今于苏公祠重建的松风亭（摄影李旭光）
当年的松风亭，本不在白鹤峰，而应该在嘉佑寺中，或是嘉祐寺之侧。在《记游松风亭》中，苏轼写道：“予尝寓居嘉佑寺，纵步松风亭下。足力疲乏，思欲就林止息。望亭宇尚在木末，意谓是如何得到？良久，忽曰：‘此间有什么歇不得处？’由是如挂钩之鱼，忽得解脱。若人悟此，虽兵阵相接，鼓声如雷霆，进则死敌，退则死法，当甚么时也不妨熟歇”。这篇记录其顿悟经过的哲思一类散文，很有代表性，几乎所有选本都收入。这种跳出自我设定的陷阱、枷锁、牢笼，获得身心自由的过程，包涵的内容极为丰富:去理想化，量力而行，适可而止，合理调整既定方针、政策、目标等。同时也印证着，松风亭，就在嘉佑寺中。
烧制在瓷盘上的古松风亭（摄影李旭光）
《题嘉佑寺壁》又说：“绍圣元年十月二日，轼始至惠州，寓居嘉佑寺松风亭。杖屨所及，鸡犬相识。明年三月，迁于合江楼之行馆。得江楼廓彻之观，而失幽深窈窕之趣，未见所欣戚也。峤南岭北，亦何异此？虔州鹤田处士王原子直，不远千里，访予于此，留七十日而去。东坡居士书。”古人有题壁习惯。此文确切将松风亭囊入嘉佑寺，又指明所居合江楼，只是其中的“行馆”，即客栈性质，而非概指合江楼，从而又将合江楼居所更进一步做了界定。是了解东坡惠州居所，特别是松风亭所在位置的重要依据。文中针对江楼之高阔、禅院之幽深所抒发的“未见欣戚”之感，所体现的无往而不适的超然态度，以及友人不远千里来访、留住七十日等记载，亦令人不胜感慨。
苏轼还在写松风亭的一些诗作中，以梅花以托志，说明当年的松风亭上曾经有梅花。《十一月二十六日，松风亭下梅花盛开》：“春风岭上淮南村，昔年梅花曾断魂。岂知流落复相见，蛮风蜑雨愁黄昏。”诗中以梅花喻知音旧友，来慰藉天涯羁客。蜑，dan ,四声。代指古代南方少数民族。“罗浮山下梅花村，玉雪为骨冰为魂。纷纷初疑月挂树，耿耿独与参黄昏。先生所居江海上，悄如病鹤栖荒园。天香国色肯相顾，知我酒熟诗清温。蓬莱宫中花鸟使，绿衣倒挂扶桑暾。”---《再用前韵》。以雪骨冰魂，酬蓬莱花使，又以病鹤荒园，顾天香国色，自我肯定中将梅花归于同类。《花落复次前韵》：“玉妃謫堕烟雨村，先生作诗与招魂。人间草木非我对，本约偶桂成幽昏。闇香入户寻短梦，青子綴枝留小园。披衣连夜唤客饮，雪肤满地聊相温。松明照坐愁不睡，井华入腹清而暾。先生年来六十化，道眼已入不二门。多情好事余习气，惜花未忍都无言。留连一物吾过矣，笑领百罚空罍樽。”在诗里，以”玉妃(贵妃)謫堕烟雨村”，比梅花，且自喻，人、花两高贵。梅花变身天仙，到海角天涯探慰羁旅之人。松明照坐，井华入腹，带出对人生的感悟：行年六十而幡然觉悟，惟以道家的标准看待社会人生。道，与梅，浑然一体。
挂在东坡祠中堂的苏东坡立姿画像，作者为李公麟。（摄影李旭光）
苏轼，好友李公麟所绘，翁方刚题款。（摄影李旭光）
徳有邻堂的中堂，是一幅取苏轼站姿的画像，东坡祠解说，为其元佑时期结识的好友李公麟所作。关于苏轼画像，王水照先生研究，同代曾有六人为苏轼画像，可惜都没有流传下来。根据翁方纲考证，只有一幅比较接近苏轼原貌，就是坐在一块石头上的画像，为同时代苏轼好友李公麟所绘，清代画家朱野云临摹，清代学者翁方纲提款。王水照先生也认为这幅画像更接近原貌。理由是根据东坡的诗，和东坡朋友的记载。我对苏公祠与王水照先生所指画像两相比较，二者均认定画家李公麟，且面部特征大致相同，身体姿势外，区别在于，坐姿画像的颧骨右上方有痣，而站姿则没有。王水照先生还概括了苏轼的相貌特征：圭字脸型，顶圆下方，山羊胡子，高个子（见《王水照说苏东坡》第一讲）。我觉得，苏公的面部特征，似还可以做如下补充：偏长脸型，吊眼梢，长大的耳轮，高颧骨，长下颏，右侧眉耳间有九到十颗痣……。因为同在东坡祠，另有一幅东坡画像，为苏轼寓居惠州时，惠州人何冲所绘，清晰的线条中，点出的几颗黑痣非常扎眼，还附有康熙年间《惠州西湖志》中“苏文忠公像说明”，作为佐证。
惠人何充所绘苏轼五十九岁时像（摄影李旭光）
后来，苏轼结束岭海流放，在北归途中的镇江，见到金山寺中保存李公麟为自己所作画像，不由万千思绪：“心似已灰之木，身如不系之舟。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自题金山画像》）。这首“带着无限辛酸的自我调侃，蕴含着深刻的人生体认”(《王水照说苏东坡》前言)的诗，完全抛开人物肖像创作，着眼于自我心理刻画，飘萍般不能把我的羁旅生涯描写，特别是对平生所作的概括性价值判断等，都达到超世绝尘境界。“心似已灰之木，身如不系之舟”两句，分别出自《庄子》的“齐物论”：“形固可使如槁木，而心固可使如死灰乎？”“列御寇”：“巧者劳而知者忧，无能者无所求，饱食而遨游，泛若不系之舟，虚而遨游者也。”这说明，《庄子》对苏轼影响是深刻的，特别是晚年。----以自身的虚无，应对世间万物，进而获得观察、实践人生的客观立场，对物、我的超越，使苏轼的人生达到“以天地襟怀来处理人间事物”的“天地境界”（冯友兰语，见《王水照说苏东坡》前言）。
惠人何充所绘苏轼五十九岁时像（摄影李旭光）
至于平生功业，苏轼元佑期间曾为高踞玉堂之上一品朝臣；自熙宁七年起，又曾先后有九个知州（府）任命（密州、河中府、徐州、湖州、登州、杭州、颍州、定州、英州），可圈点的事业自难以数计。为什么会最终锁定被謫贬、流放，无官一身轻的黄、惠、儋三州，而不是其职业生涯中耀眼的讽喻庙堂、执柄方镇？或许，在苏轼看来，真正值得肯定的，是羁旅生涯中高贵人格的坚守，率真性情的释放，超越儒、释、道价值结构的形成，《易传》九卷、《论语说》五卷等为代表的苏门蜀学的完成，特别是诗词文赋等文学事业的成就，---这些，对于成就一位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学问家而言，在其人生中，或许更为重要。从这个意义上来看，黄州、惠州、儋州三地，在其屡遭贬抑、独特而又完整生活中，已经成为其生命营养、土壤、空气，感情故乡和心灵栖息之所。
2023·1·30于广州，2·3修订
作者李旭光
李旭光简介
祖籍山东，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民族史学会辽金契丹女真史分会理事，中国楹联家协会会员。文学创作一级。
散文《秋来查干湖》，收入2011年《中国散文精选》；《无语的查干淖尔之冬》，收入《人民日报》散文精选《风在诉说的时候》；《百余年来洮霍两河注入查干湖以及松嫩两江…的文献与图舆》，收入《辽金史论集》；《三石·九石》等几十篇散文、札记、随笔、诗歌，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吉林日报》、《作家》等报刊发表。
（2022.12.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