萨尔浒之战前的大明王朝与后金政权以及当时的辽东局势
一、明王朝的日趋衰落以及对辽东控制力的下降：
1、首先是“南倭”与“北虏”拖得明朝兵民疲惫，府藏馈竭。所谓“南倭”即倭寇，倭寇之患，始于明初，到嘉靖年间，千里滨海，同时告警，倭寇烧杀抢掠，使许多城乡受到兵火的洗劫。明朝长期进行御倭战争，岁无宁日，库藏虚耗。而“北虏”则是指蒙古贵族的骚扰。时在“宣、大、山西有俺答诸部，陕西三边有吉能诸部……”（见《明神宗实录》），其中，俺答最为明朝所患，蒙古贵族骑兵屡犯京畿，迫使明朝在十余年间京师五次宣布戒严。明廷为抵御俺答骑兵南犯，“增兵整饷，选卫修垣，万姓疲劳，海内虚耗……”（见《明神宗实录》）1550年后，在1551年到1557年的六年时间里，所发京边用银共计三千一百七十一万两，而根据当时的资料显示，当时明廷每年实际岁入不过一百三十余万两。由于“南倭”与“北虏”之患，连年不绝，使得明朝的兵力、财力疲惫，到万历年后金政权的创始人努尔哈赤崛起于辽东时，明朝已无力对其进行压制了。
2、明朝辽东军事废驰。明中叶以后（尤其是在李成梁卸任后），辽东军备日渐松弛。“十年之间，更易八帅，边备益驰”（见《明史.李成梁传》）文臣贪渎、将纵兵骄，屯制瓦解，军伍逃亡。明初在辽东实行军屯制，“军士守城十二，屯田十八”，但到了万历朝，军屯制逐渐破坏，名虽在册，军已逃亡，屯田半废，行伍空虚。（李成梁虽然也不是什么好鸟，这老不死的在辽东当总兵和辽东总兵官当到了他八十三岁才解任，在任期间，生活奢糜腐化，不过话还是要说回来，他在辽东的时候，东镇女真、西击蒙古诸部，战功卓著，还训练了一支精锐的辽东铁骑。一度与戚继光齐名,都是万历初年首辅张居正倚重的大将）
3、明朝辽东主力的入朝进行援朝抗倭战争，松弛了对建州的军事遏制。在1592年至1598年的抗倭战争期间，明朝辽东主力入朝作战，致使辽东空虚，努尔哈赤可以放手的进行其统一女真族，壮大实力的行动。
（这里说个插曲：在抗倭战争期间，当时对明朝尚属恭敬的努尔哈赤曾经向明朝的兵部尚书石星禀报，主动请求领兵驰援在朝鲜的明军。这一段在朝鲜史籍《李朝宣宗实录》里有记载： “今朝鲜即被倭寇侵夺，日后必犯我建州。奴儿哈赤部下原有马兵三、四万。步兵四、五万，皆精勇惯战。如今朝贡回还，对我都督说知，他是忠勇好汉，必然威怒，情愿拣选精兵，待严冬冰和，即便渡江，征杀倭奴，报效皇朝。”很明显，这对于明廷来说，是一次极好的机会，即增加了强援、保存自身实力，又消耗了潜在的敌人的兵力，客观上还拖延了努尔哈赤统一女真的时间。大家可以设想一下女真铁骑驰骋在朝鲜战场大杀日本鬼子……爽吧！但是，不知道处于什么心理，明廷拒绝了努尔哈赤的援朝之请，“壬辰年间，朝鲜被侵于倭奴，吾欲领兵驰救，禀报余石尚书，不见回答，故不得相援助” （见《李朝宣宗实录》）。不用现成的建州的兵，而自己千里迢迢的“诏如松提督蓟、辽、保定、山东诸军……”。明廷那帮肉食者可算是鄙到家了）
4、明朝对女真族诸部的残酷*杀屠**，造成了尖锐的民族矛盾，并客观上促进了努尔哈赤对女真的统一。在海西女真中的叶赫、哈达两部实力最强。本来可以作为牵制建州的重要力量（不知道在这里用以夷制夷是不是合适），但明军却三次对这海西两部进行了沉重的打击。造成的结果就是当需要对建州给予牵制时，哈达已被吞并，叶赫也无能力给予强援。这在后面将会详细论述。
（个人意见插一句：明廷和李成梁对辽东的少数民族统治采取的是一种民族压迫和民族分裂政策，即所谓：“各自雄长，不相归一者，所谓中国之驭夷狄，必离其*党**而分之，护其群而存之”这种政策本身来看，在明朝强大、对辽东控制有力的时候，客观的来讲是十分有用的，当然，我绝对不是说这是好的和有必要的，这一点我可先要声明，不然说我是支持民族压迫和分裂可惨了，上纲上线啊！而女真诸部，本以海西女真扈伦四部为强，而四部又以叶赫最盛之，叶赫的历代首领都表现出了统一女真的意愿，其中亦不乏英才，而从叶赫的本身实力来看，其一部之力就远强于建州五部，所以他也有这个能力。明廷处于自身利益的需要，为了避免在辽东出现一个统一的强大的女真政权，屡屡对海西诸部进行屠剿，使其实力越弱，再无力统一女真。当然，也不是只针对海西女真啦，对于其他女真部落有不恭顺或强大的势头的，也是该屠城的屠城、该抢掠的抢掠、该烧的烧、该杀的杀，大同小异，无所偏失。但当明廷失去对局势的控制力之后，对努尔哈赤的崛起就无心也无力将其“扼杀在摇篮里”，而加之努尔哈赤一直以恭顺的态度以迷惑明朝庭，所以明廷也就只能任其坐大了……唉～时势造英雄、英雄造时势啊！！！！）
二、杰出的政治军事家努尔哈赤和蓬勃发展的后金政权
1、努尔哈赤于1583年以报祖、父仇为名以“遗甲十三副”起兵后，五年灭建州五部（苏克萨浒部、浑河部、完颜部、董鄂部、哲成部）、再五年灭长白山三部（鸭绿江部、株舍里部、纳殷部），1593年统一建州女真。古勒山一役以寡敌众大破海西女真的扈伦四部联军，在二十余年内采用联姻、盟誓、征伐等多手政策吞并珲发、哈达、乌拉三部；采取怀柔的政策使“野人”女真诸部一一归附（野人女真分为东海女真，三部：窝集部、瓦尔喀部、库尔喀部；黑龙江女真，三部：萨哈连部、使犬部、使鹿部）；同漠南蒙古科尔沁部联姻、同蒙古喀尔喀部会盟、征讨蒙古察哈尔部。
2. 1616年（明万历14年），他在努尔哈赤在赫图阿拉称汉，建立后金政权。努尔哈赤在赫图阿拉建元称汉后，已经基本完成了对女真的统一（叶赫一部除外），对明朝政治腐败，辽东军备废驰的情况也有了深入的了解，他亲自九次到北京进贡“往来窥探、夷险熟知”（《明神宗实录》）亲见明朝政局虚实，熟悉明代典章制度，了解中原经济文化，察访辽东明军戍守。而此时，他对内部政务的整顿也已基本完成，建立了八旗制度，形成了以觉罗贵族、军功贵族、蒙古贵族和汉军贵族以及依附他们的文臣墨吏等组成的统治者集团。制定满文。整个后金政权显出生机勃勃的发展局面。在政权稳固之后，他的军事战略目光和兵锋开始转向南方。发布“七大恨”告天，公然将矛头指向明王朝。
三、辽东大灾与“七大恨”告天
辽东大灾
促使努尔哈赤发布“七大恨”告天，将兵锋指向明朝除了明朝的日趋腐败，后金的逐渐强大外，其最直接原因则是当时发生的辽东女真地区的大灾荒。根据朝鲜《光海君日记》的记载，当时这场灾荒之大，不仅限于我辽东地区，还波及到了朝鲜,可见这场灾荒之大，波及范围之广了。
女真人遭遇凶年，四处乞食，老弱填镬。加剧了民族和阶级矛盾，极大的动摇了刚刚建立的后金政权的统治基础（就是现在我们说的大大的影响了安定团结的局面了），尤其是民族矛盾的尖锐，使后金面对这一局面，果断的发布了“七大恨”告天，把女真人的不满和怨恨引向明朝，并且乘机通过对明战争乘机掠夺汉人财富，以缓和后金的的社会危机和矛盾。
“七大恨”
1618年四月三十日，后金努尔哈赤以“七大恨”告天，其文如下：
“我之祖、父，未尝损明一草村土也，明无端其衅边陲，害我祖、父，恨一也。
明虽起衅，我尚欲修好，设碑勒誓：‘凡满、汉人等，勿越疆圉，敢有越者，见即诛之，见而故纵，殃及纵者。’讵明复渝誓言，逞兵越界，卫助叶赫，恨二也。
明人于清河以南，江岸以北，每岁窃逾疆场，肆其攘夺，我遵誓行诛；明负前盟，责我擅杀，拘我广宁使臣刚古里、方吉纳，挟取十人，杀之边境，恨三也。
明越境以兵助叶赫，俾我已聘之女，改适蒙古，恨四也。
柴河、三岔、抚安三路，我累世分守疆土之众，耕田义谷，明不容收获，遣兵驱逐，恨五也。
边外叶赫，获罪于天，明仍偏信其言，特遣使臣，遗书垢蹇，肆形凌辱，恨六也。
昔哈达助叶赫，二次来侵，我自报之，天既授我哈达之人矣，明有*党**之，挟我以还其国。已而哈达之人，数被叶赫侵掠。夫列国之相征伐也，顺天心者胜而存，逆天意者败而亡。何能使死于兵者更生，得其人者更还乎？天建大国之君即为天下共主，何独构怨于我国也。初扈伦诸国，合兵侵我，故天厌扈伦启衅，惟我是眷。今明助天遣之叶赫，抗天意，倒置是非，妄为剖断，恨七也”
综其所述，第一、三、五条就开宗明义的倾诉对明朝实行的民族压迫政策的不满，倾吐了女真人对明朝统治的愤恨。而第二、六、七条，诉说明朝偏袒哈达，卫助叶赫，即倾诉对明朝民族分裂政策的不满。我认为第四条纯属找茬，是努尔哈赤的面子问题，即本来叶赫与建州有婚约，叶赫贝勒布斋的女儿嫁给努尔哈赤，谁知道还没有嫁，在古勒山之战时，布斋被努尔哈赤给宰了，还把其尸体砍了一半才还给叶赫，当然这个婚约就水罗，这个女子也就多年未嫁，努尔哈赤把这个事都拿出来作为开战的借口，用星爷的话来讲就是“有没有搞～～~~~~错！”，你杀了你岳父、你老婆不嫁你了关我大明屁事啊！！
但我们也应看到，“七大恨”虽然确实是女真人对明朝统治者民族压迫和分裂的控诉，更主要的则是后金的统治者们对明朝公然动武的借词。这里我插一句，“七大恨”可以说是檄文，但不能算是对明开战的战书，真正的战术在后金破抚顺、清河后才用一很特别的方式和很吊的措词发给明廷，这在后面会详述
在发布“七大恨”誓师后，努尔哈赤即率兵攻明，奇袭抚顺。后金与明朝之间三十余年的辽东征伐战拉开了大幕。
四、计袭抚顺
后金在发布“七大恨”告天后，颁布了《兵法之书》申明军纪。秘密而有效的进行作战准备，制作各类作战器械。在一切准备就绪后，宣布出师。目标就是辽东名城——抚顺。
抚顺城濒临浑河，为女真与明“互市”的重要场所。努尔哈赤年轻时经常在抚顺进行贸易（关于努尔哈赤年轻时与李成梁关系的问题以后开专章），所以，他对抚顺的山川、地理城垣都了如指掌。当时的抚顺由游击将军李永芳驻守。
后金对抚顺的进贡采取的是纯粹的智取，利用明朝毫无防范的心理，几乎毫发无损就攻占了抚顺。后金于1618年四月十四日派人至抚顺，声言有三千女真人于明日来互市，到了十五日上午，假冒商人的后金先遣队果然来到抚顺开市，将抚顺商人和军民诱出城外贸易，后面埋伏的精锐主力突然发难，乘机突入城内，遂破城。守将李永芳降。
抚顺失陷的情报传来，明辽东巡抚李国翰急命总兵官张成胤率副将颇廷相，参将蒲世芳，游击梁汝贵率兵万余仓促赴援。努尔哈赤得报，命大贝勒代善、四贝勒皇太极统军半路劫击明军，后金兵数倍于明军，以逸待劳，三面环攻，并利用风沙大作的有利天气，全歼了这支援军。八旗军获马九千匹，甲七千副，兵器辎重，不可计数。
与此同时后金的八旗部队趁势又攻取了东州、马根单，略小城堡、庄屯五百余处。拆毁抚顺城后，还赫图阿拉。
在这次战役中，后金掳掠了人、畜约三十余万（人口并不多，大概是6千余人，主要都是牲畜）。在短短的几天内掳掠了如此多的牲畜、粮食和财物，缓和了女真控制地区因灾荒缺粮而加剧的社会矛盾。
在明朝方面，抚顺失陷，陨将丧师，举朝震骇，神经极度紧张，远在北京的明朝朝廷都给太监发牌，出入凭牌查验，防止后金奸细混入大内。
此次抚顺战役，则是后金（包括建州时期）第一次和明军的正面交锋。其实在开始准备对明开战时，由于明军多年的积威，包括努尔哈赤在内的后金将官的心理都是没有底的，在兵发抚顺之前，他再三告诫诸将“自居于不可胜，以待敌之可胜”，尚有此举胜负为卜，殊难预料之意，谁知一碰明这个虚胖的庞然大物，竟然掳获了这么大一票，这是他起兵以来从未有过了大战果。这一下顿时刺激了后金贪婪的胃口，同年五月，后金再次对明用兵，攻取抚顺、铁岭之间的抚安堡、花豹冲、三岔口等十一处堡垒，七月又攻破辽、沈屏障的战略要地——清河，守将邹储贤、张钸战死。
在夺取清河后，后金的胆子壮了，口气大了！努尔哈赤将一名被掳汉人割去双耳，令其送信与明。这封措词强硬的信中写到：“若以我为非理，可约定战期出边，或十日，或半月，攻战决战；若以我为合理，可纳金帛，以图息事！”这便是我在前面所说的那个有个性够嚣张的宣战书了！（用现在的话解释为：“有种过来单挑，没种不要叽叽歪歪，给钱买平安”）
明朝的万历皇帝对努尔哈赤的回答是：调兵遣将、犁田扫穴、欲一举并歼后金政权！
明朝与后金辽东征战史上具有最大意义的战役――萨尔浒大战即将开始！
血战萨尔浒
后金军直扣边门，九卿科道会议做出了实行“大举征剿”赫图阿拉的决策。
明为征讨后金，做出如下决定：
委任将帅：丧师失地的抚臣李国翰削籍为民，由兵部侍郎杨镐为辽东经略，周永春为辽东巡抚，启用山海关总兵杜松，征调已还乡的名将刘綎。
调集兵马：征集福建、浙江、四川、山东、陕西、甘肃等地客兵星驰援辽。
增加赋饷：加派辽饷，每亩三厘五毫，实派银二百万两；转输粮草，以应军需。
咨文朝鲜：辽东都司咨文朝鲜，胁迫出兵，合力征讨。
颁布军纪：巡按兼监军陈王庭、辽东经略杨镐，制定军纪，颁布全军
万金重赏：根据经略杨镐的奏请，兵部刊印榜文，晓谕天下，传之于叶赫与朝鲜“能斩奴儿哈赤，赏银一万两，升都指挥使世袭”
经过十个月的准备，各路援辽兵马齐集辽阳。战争一触即发。
以上准备工作，不可说不详细，可大家仔细思考一下可以看到一些耐人寻味、发人深思的地方：一、辽东兵力不足，必须从关内甚至闽、浙、蜀等远地调兵。这里有巡按兼监军陈王庭当时向朝廷的启奏“据臣亲自查点，主客军丁各四万有奇”，主兵，即辽东本部兵马，客兵是指各地抽调兵马。可以看出，当时明辽东部队能拿出的部队不超过五万，比后金兵力弱（后金兵力多少？广告之后告诉你），要形成优势兵力，得调兵。但这又出现一个问题，你调兵就调兵，要从那么老远的各地调来的兵力，又不同属，南方的兵又不适应辽东恶劣的天气，战斗力何如，真的是很难说。二、从加派辽饷可以看出，明朝国库是的的确确是空虚（当然了，我这里说的是国库，即朝廷的钱，这与明朝皇帝和各位藩王的私人富裕是不同的），而在当时明朝的苛捐杂税压迫下的老百姓又加上了这么一摊子，阶级矛盾想不尖锐都不可能了（“辽饷”这个经典的税赋在姚老的小说《李自成》中可以多次看到，其恶果姚老有详细论述，这里就不多说了）。
而就在如此详细的准备工作中，却始终开不见明军对后金的军备、军力、将帅、战术乃至女真控制地区的山川地理进行了了解和侦查。尤其值得注意的，叶赫部有多年与后金作战的经验，而叶赫也作为明军盟友参加了后来的战役，可明军却没有向叶赫进行任何的咨询和了解，恐怕还是一种大国的心理在作祟，只道是天兵一道，后金贼必定一馈千里，这种骨子里的自大给明军后面的战斗造成了不可挽救的损失。还有一个方面值得大家注意，明朝用了十个月进行准备，可备战的效果怎么样呢？可以这么说，其效率之低、效果之差真是罕见的，甚至可以说，十个月备战结果是及其失败的，这一点的体现和造成的恶果在后面大家将会看到。
讲完兵源、辎重，关于本次战役的主帅和各路主将的德行，我会在后面作出陈述。
1619年二月十一日，辽东经略杨镐、蓟辽总督汪可受、辽东巡抚周永春，辽东巡按陈王庭齐集辽阳演武场汇集兵马进行誓师，宣布军令十四款，取上方宝剑令将在抚顺之战中临阵脱逃的指挥使白云龙，当场枭首示众。并进行祭旗，但在祭祀时，出现了屠牛刀不锋利，“三割而始断”的情况（首先兆头极差），在接下来的教场阅兵仪式上，将领刘招孙（此人是大将刘綎的养子）跃马舞枪的时候出现了枪柄腐朽，枪头堕地的情况（*靠我**，大明十个月的备战成果……咱不说别的，光说这器械可真的全都是伪劣产品啊）。
当时明朝总兵力是多少呢？我看了一些资料，发现一个有趣的地方，凡属明朝史籍所指兵数都比清朝史籍记载的少！嘿嘿，说明大部分官编史籍都是为统治阶级服务的。闲话少说，具体是多少呢？根据万历四十七年杨镐的奏称：“昨之主客出口者仅七万余；”还有我在前面说到的同年巡按兼监军陈王庭当时向朝廷的启奏“据臣亲自查点，主客军丁各四万有奇”，这些对朝廷奏折应该算是第一手资料，没有必要撒谎和夸大，应是可信的，加上《三朝辽事实录》的记载：“主客出塞官兵共八万八千五百五十余员名”。综合以上材料，可以看出，明朝自身的兵力是超过七万不到九万，平均一下大约是八万多。朝鲜兵数：根据《光海君日记》的记载“都元帅姜弘立、副元帅金景瑞领三营兵马一万三千人，自昌河渡江”。叶赫兵数：根据《明史纪事本末.辽左兵端》记载：“叶赫以二千骑赴三岔”。这样就全了，明朝在萨尔浒之战中动用的总兵力是8.5（这里我就武断的算作八万五了 ）＋1.3＋0.2＝10。即全部兵力大约十万人上下，号称四十七万。（虽说是号称四十七万以壮军威，可事实上有十万人也是不少啊，可大家想想，真正能打仗的有多少？我看最多所有明军都算作精锐也就八万多人，难道还真的指望战斗力极差的朝鲜陆军和已被努尔哈赤打怕了的区区二千叶赫兵？）
誓师后，经略杨镐摊出了他研定的战术“兵分四路，分进合击”，具体划分如下：
西路：抚顺路，以山海关总兵官杜松为主将，率保定总兵王宣、原任总兵赵梦磷、都司刘遇节、游击丁碧，以分巡背副使张栓为监军，总兵力二万余人，由沈阳出抚顺关，沿浑河北岸，从西面进贡赫图阿拉。
南路（实应为西南面）：清河路，以辽东总兵官李如柏为主将，率辽阳副总兵事参将贺世贤、都司张应昌、管义州参将李怀忠、游击尤世官，以分守兵备参议阎鸣泰为监军，总兵力二万余人，由清河出鸦鹘关，从西南面进攻赫图阿拉。
北路：开原路，以原任总兵官马林为主将，帅开原管副总兵事游击麻岩、都司郑国良、原任参将龚念遂、原任游击葛世凤，以开原兵备道潘宗颜为监军，总兵力二万余人。并有叶赫军二千人助阵，由靖安堡出，从开原、铁岭，从北面进攻赫图阿拉。
东路（实为东南面）：宽奠路，以总兵官刘綎为主将，率宽奠游击事都司祖天定、南京六营都司姚国辅、山东管都司事周文、浙兵营备周翼明，以海盖兵备副使康应乾为监军，总兵力一万人。同时，胁迫朝鲜国王李珲，派都元帅姜弘立、副元帅金景瑞领三营兵马一万三千人，属刘綎节制。由凉马佃出，汇合朝鲜军，从东南面进攻赫图阿拉。（谈到这里我又要插一些议论了，以前看过很多对萨尔浒大战进行描述的书，大都说刘綎勇猛善战、他率领的东路军是主力，火器足，最精锐，以前也就那么信了，可这次真正自己查一下史料才看出，以前的那些书可错大了去了，刘綎在这次战役中是不受重用的，而他的部队也算不得精锐。理由有三：一、其余三路兵力都达到了二万以上，而独此老刘一路明军不过一万，加上朝鲜兵也才二万多，可大家都知道，那朝鲜兵的战斗力如何，不用我多说了。二、仔细看看其余三路的几个副将可以看出，大多是辽东本土的袍泽，可看看老刘的四个副将除了祖天定是辽东将领，其余一个南京的、一个山东的、一个浙江的，从这里看出，老刘的部队之杂牌，四个地方的部队混成一支啊，这战斗力……三、这里还有一个直接证据，根据《光海君日记》记载的一段刘綎与朝鲜元帅姜弘立的对话：“臣（就是姜弘立）问曰：‘然则东路兵甚孤，老爷（即老刘）何不请兵？’答曰：‘杨爷（自然是杨镐）与俺自不相好，必要致死。俺亦受国厚恩，以死自许，而二子时未食禄，故留置宽奠矣。’臣问曰：‘进兵何速也？’答曰：‘兵家胜筹，惟在得天时、得地利、顺人心而已。天气尚寒，不可谓得天时也，道路泥泞，不可谓得地利也，俺不得主柄，奈何？’颇有不悦之色”，可以看出，连朝鲜人也看到了问题，一就是东路兵力不足，还有就是老刘看杨镐不爽，杨镐也是彼此彼此了，就趁机给老刘小鞋穿，还会给老刘精兵？）
而此时的后金方面在做什么呢？
首先就是大量派出间谍，全面收集明军资料。明军还未出师，其动态包括兵力、部署、进军路线、日期等后金早就掌握得一清二楚了，根据当时山西道御史冯嘉会的奏折：“我师进剿，出揭发抄，略无秘密，以致逆奴预知，……又闻奴酋狡诈异常，不但辽左事机，尽为窥瞰，而长安邸报，亦用厚钞抄往，盖奸细广布，则传递何难？”
在全面了解明军情报后，后金确定了迎击明军的战略原则，即努尔哈赤的那句名言：“凭尔几路来，我只一路去！”非常简单，其实并不是什么高明的战术，作为内线作战的基本原则，集中优势兵力，逐路击破明军。
接着，根据战略原则，后金做出了相应准备，操练兵马。整理器械，勘察地形，坚壁清野，埋粮填井；将各路屯寨的兵民全部撤回，都集中到赫图阿拉待命，窝成一个拳头，随时准备砸向来犯的明军。
当时后金的兵力是多少呢？据考证，绝对不在六万之下。依据如下：一，根据战后杨镐的奏折称：“奴酋之兵，据阵所见，约有八万”可以看出，杨镐为掩饰失败，肯定有些夸大，但差得也不会太离谱，二，根据我国清史专家阎崇年先生考证《满文老档》的记载，当时后金可以动员的兵力是六万人到八万人，但他也说明这里说八万人是将当时后金在筑界凡城的民夫一万五千人计算在内了，此次战役中是否参战，不详，即使参战了应该也就用于防守。三、就是本人的推论了（这里可是本人颇为自矜的地方），大家看看，成不成立。这是从设立八旗制度中推出来的，根据《清太祖高皇帝实录》记载：“上即削平诸国，每三百人设一牛录额真，五牛录设一甲喇额真，五甲设一固山额真，每固山额真左右设两梅勒额真。初设有四旗……至是添设四旗，参用其色镶之，共为八旗。”所谓“固山额真”即一旗之旗主，努尔哈赤创立八旗制度是在1615年，那么根据这个资料我们算算当时的一旗兵力300×5×5＝7500。即八旗每一旗的兵力大约在七千五左右，那么八旗就共有7500×8约六万人左右。好，大家认为八旗不一定都满员，行，就算平均每旗只有七千人左右，全部兵力也有五万六左右，而这是在萨尔浒之战四年前的数据，在此期间后金又灭了海西女真的哈达和乌拉两部，根据《光海君日记》的记载光乌拉部的降卒骑“不下数万人。”哈达比乌拉还强大一些，那么请大家考虑一下，我认为参战兵力不少于六万人，应该算是比较合适的。
因此，我们话题回来，明军根据前面所述是十万左右，后金军仅六万多，从整个战役上来说，明众而金寡（其实来看众寡也没有以前觉得那么大，明军真正有战斗力的精锐部队撑死了也就八万，而后金的这六万多可都是八旗精锐啊。等于说六对八，这个差距可真是不算大了），但是，明军却错误的一分为四，所谓分进合击，一分兵导致每一路部队在后来的战斗中面对的将是起码三倍于己的敌军优势兵力。再不说在当时的那种技术条件和交通条件下各部之间如何进行通讯，如何联系，就说出兵时辽东的天气之恶劣、道路之崎岖，如何能保证四路兵马同时进邸赫图阿拉以形成“合击”之势？虽然我们不在明军统帅者的位置上待过，对当时具体情况也没有亲历，但今天我们从纯军事角度来看当时明军的决策层的这一基本战略也是严重的错误的。纵观整个战役来说后金是以少胜多不错，但实际上由于明军战略上的错误，导致的是每次具体的战斗都成了后金以众击寡的态势。从一开始，明军在战略决策上就已经输了一筹。
（杨镐的特点就是小事不糊涂，大事必糊涂，在朝鲜的时候就出过幺蛾子了，这次他作为主帅，只能说是明军人才凋敝，能打的确实不多了）
在一切准备就绪（自以为）后，经略杨镐坐镇沈阳，准备出师，原定于二十一日出师，但十六日天降大雪，使部队无法开拔（看看，兆头不好的恶果来了吧，祭祀出问题，老天都不帮你），又改成二十五日出师，这时候，明朝廷传统特色出现……阁老如大学士方从哲、兵部尚书黄嘉善等却连发红旗，催促进兵，可低下那些将领则又唱反调，杜松因大雪迷路，请求迟缓出师，刘綎也以地形不明，再请缓师，两头受气的杨镐终于压不住火，发飙了：“国家养士，正为今日，若复临机推阻，有军法从事尔”并把那把破上方宝剑挂在了军门上，得！小样儿，老子惹不起上面的爷还制不了你们下面这帮打工的？在天气、地利、军心、敌情均不利于己军的情况下，怀着典型的赌徒侥幸心理大张旗鼓的宣布出师！
一、歼灭杜松部：
明军抚顺路主将杜松，率领所部于二十八日从沈阳起行，二十九日抵达抚顺关。杜松，明朝与刘綎齐名的名将，也是一名勇健的虎将“松，榆林人（一作昆山人），守陕西与胡骑大小百余战，无不克捷，敌人畏之，呼为杜太师而不名。被诏过潞河，裸示人曰：‘杜松不解书，第不若文人惜死’，体创伤如疹，潞人为之挥涕。”（见《明史纪事本末》，我一同样爱好历史的哥们看了杜松的事迹后，第一句话就是“这不是洪兴浩南哥吗？”）可是他也是刚愎自用，粗鲁无谋之人。而且急于贪首功“李如柏洒酒拜送之‘吾以头功让汝’。松慷慨不疑。临行携扭械自随，曰‘吾必生致之，勿令诸将分功也’”（同上）。率军先出抚顺关，星夜燃火炬，驰百余里，急度五岭，直抵浑河岸。杜松命渡河，诸将请宿营，不听，竟发怒。在马上连饮数杯后，趁着酒意正浓，脱去上衣，袒露胸怀，手舞大刀，率先渡河。众将请求他披甲，他大笑曰：“入阵批坚，非丈夫也。吾解发从军，今老矣，不知甲重几许”，麾兵前进（若说其气概，到也着实不差）。众兵将无可奈何，也都只有脱衣渡河，淹死的不少，更为严重的是，辎重渡河困难，“尚遗车营枪炮在后”。在渡河后，杜松连破后金二寨，焚之，俘女真十四人，大喜，遂策骑急驰，三月一日即抵达萨尔浒。
后金探子不停的向赫图阿拉报告，“昨二十九日夜，见明国兵执灯火出抚顺关”。而南方的侦查也报告“清河路亦发现敌军”。努尔哈赤与诸贝勒分析了情况后，得出结论，李如柏的南路实不足为惧（关于这一点，究竟是李如柏和努尔哈赤有勾连，还是别的原因，没有一个统一的结论）。而明军西路军必会先至，且主将杜松，明之骁将，其军精锐，若先击破之，余三路且恐。若先败如柏，则杜松未必会慌。因此，决定先行进攻杜松的西路军“全军向西”。遂命：仅留五百人守南路；以左翼四旗和右翼二旗驰奔萨尔浒，而余下二旗往援吉林崖，八旗齐动，全部迎击杜松。
杜松在到了萨尔浒后，当时其余三路，东路的刘綎因为要在凉马佃回合朝鲜*队军**，现在还在马家口，北路马林也因为要等叶赫军，加之后金砍数塞道，也才刚出铁岭，南路李如柏则刚到清河鸦鹘关，这样形成了杜松部孤军突进的态势。杜松并不清楚这些，他也不管这些情况，在到达萨尔浒后，又分兵为二（大家再看看明军是怎么一次次分散自己兵力的），自己亲自率领一部进邸吉林崖，攻打界凡城。而另一部则在萨尔浒山下结营。
后金六旗精兵首先攻打驻扎在萨尔浒的杜松部的大营（反正都是软柿子，索性再从软的里面拣个最软的先打，主将不在吗！），明军在萨尔浒的大营，却也颇据规模，最外围挖堑树栅，环列战车，内列火器，准备也很充分，这里也说明杜松不愧为老于战阵的将领，非无能之辈。但可惜兵力上差距太大，火器也不足，开战后，后金先锋骑兵冲杀，明军放火铳，发大炮，一时打得后金军血肉横飞。但后金年骑毫不畏惧，不停歇的进行轮番冲击，步兵则在后面用仰射的方式用弓箭不停射击，明军兵少火器若，终于被后金军越堑破栅，一鼓攻下了杜松部的萨尔浒大营。
攻下大营的六旗部队，又立刻麾师驰援吉林崖。最开始在进攻吉林崖的杜松部，虽然未取得胜势，但一股气还在，打的有声有色，但在后金右翼二旗援军赶到后，据高临下的进行冲击，杜松部攻势顿止，战势遂陷于胶着，这时候听到了大营失陷的败报，军心顿时动摇。但杜松尚未慌乱，“率官兵奋战数十余阵，意图聚占山头，以高临下”（见《明神宗实录》），恐怕是想撑到天黑以伺机突围，但很快六旗后金军赶到了战场（兵源素质体现出来了，这个速度是相当可以的啊！）以数倍（照这个情形，现在后金兵力恐怕已是五倍于杜松余部）于杜松的兵力，将明军团团围住，激战到晚上，明军的火器优势成了劣势，火铳攻击以明击暗，后金多用弓矢，则是以暗击明，顿时击溃明军，杜松虽两眼冒火、左右冲杀，但终因力竭，落马而死。这一战，杜松部尸横遍野，血流成河，甲丈堆积，全军覆没。“明总兵杜松、王宣、赵梦磷等皆没于阵，横尸山野，血流成渠，其旗帜、器械及士卒死者，蔽浑河而下，如流斯焉。”（见《清太祖高皇帝实录》）
杜松部的被全歼，已经显示出了明军一败涂地的征兆。此时，在兵力上，后金已经不弱于明军了。（整个萨尔浒之战，率先是在萨尔浒开战，但纵观此次发生在萨尔浒的战斗也就仅有此战了，所以我觉得叫做赫图阿拉反围剿战役恐怕更加合适，一己之见了。）
二、大破马林部：
后金军刚击破杜松部，侦查又飞报北路马林军锋逼近。三月二日，马林部在距离萨尔浒北三十余里的尚间崖安营，这时杜松部兵败的消息传来，最具明军特色的事情发生了，部队哗变了“夜闻杜松败，林军遂哗”（见《明史。潘宗颜传》，这可是悠久但恶劣的传统啊，后来在松山之战和与义军的战斗中，明军多次展现此种传统）作为统帅的马林，此人的爹叫马芳，那可是明朝数得着的传奇将领，所谓从奴隶到将军，绝非我军将领的首创……算了，这里就不多说了，反正大家知道马芳的外号叫做“最会打俺答的男人”就行了（俺答是谁自己去查）。可马林明显和他爹不是一个路数的，此人“雅好诗文，喜交游名士，图虚名，无将才”（见《明史.马芳传附子林传》）且部下也不服他，监军潘宗颜就评价他“林庸懦，不勘一面之寄，乞易别帅当此重任，而以林遥作后应，……不然，不惟误事，且恐此生实不自保”（见《明神宗实录》）。他碰到了这种情况也拿不定主意，进攻没有把握，但现在就撤退一是太丢面子了，且似乎也未到时候，毕竟加自己还有三路大军，他觉得最合适的就是不进不退的观望和等待，视形势再定下一部方针（差距啊，他爹可是明军最会用骑兵、最具进攻意识的将领）。
于是命令全军由攻转守，摆了个所谓：“牛头阵”部防：马林亲率一军驻尚间崖，倚山结成方阵，环营挖三层壕，壕内部最精锐的步兵与火器，壕外排列战车，战车外又列火器，火器外列骑兵阵。潘宗颜在飞芬山扎营，龚念遂在斡珲鄂结营，三营各距数里，成倚角之势。他的设想是，“牛头阵”能够相互救援，以战车和战壕阻遏后金骑兵的冲击，以火器大量*伤杀**敌人有生力量。但事实上，以他的消极防御思想的布置，影响了其他两营将领的思想，也都强调防守，把营扎在易守难攻之处，各营根本就无法进行有效的相互援助，分散了兵力，使各营都兵力薄弱，又束缚了自己，形成了被动挨打局面。
后金军尽管拥有三倍于马林部的兵力，却没有分兵分兵攻打三营，而是集中全部兵力，先砍“牛头阵”最薄弱的一角——龚念遂营（又是一个软柿子）。龚营由参将龚念遂、游击李希泌统领，防守也很严密，后金在攻打龚营，也没有四面*攻围**，而是将兵力积聚到一点，努尔哈赤亲自率领三千最精锐的后金铁骑朝龚营最薄弱的一隅猛冲，一举突破一个缺口。顿时八旗兵如洪水一般的从缺口处涌进龚营，龚念遂、李希泌营破战死。一角断，马林部和潘宗颜部都未往援。
破龚营后，后金军跃马疾驰尚间崖马林营。前面说到，马林营背山而立，火器精足，防守很严密，后金军先派先锋部队发动佯攻，而主力则趁机抢占高地以便“先据山颠，向下冲击”（见《清太祖高皇帝实录》），可明军刚一与后金先锋部队交战，主将马林就沉不主气了，看到后金军势大，外壕战事激烈，心中恐慌，立即命令壕内的精锐步兵出壕援助（这里是我最不理解的地方，因为看所有的资料都只谈到，后金见明军“内外合兵”。但明军为什么“合兵”，如何合兵，则没有记载，所以这里是加了我的个人看法的，大家以为如何？），努尔哈赤看到这种情况后，当机立断命令抢占山颠的部队停止行动，“停止攻取山上，下马徒步应战”（见《清太祖高皇帝实录》），形成与明军步兵的混战之势，明军壕内的火器大炮怕误伤，立刻哑火，在战事如此激烈的时候，后金的将领大贝勒代善、二贝勒阿敏、三贝勒莽古尔泰都亲自麾刀上阵，各自率部鼓勇厮杀。对比之下看这边的明军主帅马林呢？“敌至，林甚恐，遂提部下兵，避其锋以去”（见《明神宗实录》），主将先跑，而这时传来消息副将麻岩战死，明军顿时溃败，最终全军皆没。“死者遍山谷间，血流尚间崖下，河水为之尽赤。（见《清太祖高皇帝实录》）”。这下好，牛头都没了。潘宗颜早就看老马不顺眼，对马林营自然也不管不问，可你看他不顺眼是一回事，你怎么也得顾自己吧，唇亡齿寒你的不懂？
马林营破，后金军又马不停蹄的奔向仅存的孤军飞芬山的潘宗颜营。潘营驻山顶，居高临下，加之山路崎岖，骑兵也冲不起来，又以楯车为垒，环列火器，潘宗颜老于战阵，非马林之流可比，是一块难恳的硬骨头。后金军只能纯粹利用兵力和素质上的优势生吃硬啃了。后金军一半下马为步兵，一部披重甲持大刀在前，另一部轻步兵则操弓箭在后从一面强攻；另一半骑兵则从其他三面包围住飞芬山，以防止敌军突围。战斗开始后，战势十分激烈，后金步兵顶冒着明军的火器攻击，仰山猛攻，而明军则利用居高临下，不停施发火器，潘宗颜“奋呼冲击，胆气弥厉。”（见《明史。潘宗颜传》）。两军混战，杀得是混天黑地，但终究明军兵少，寡不敌众，终于被后金部队突破了营阵，“牛头阵”的最后一个角终于也被砍了。潘宗颜战死，其死时“骨糜肢烂，惨不忍睹” （见《明神宗实录》）明军的北路大军至此，除主将马林以数骑逃回开原外，全军覆没。而当时来助阵明军的的叶赫贝勒金台石、布杨古则“闻明军败，大惊而遁”（见《清太祖高皇帝实录》）（这两位在六个月后，后金征讨叶赫的战斗中战死，金台石贝勒在叶赫城破前，后金要其投降，他大喝：“吾非明军可比，等丈夫也！肯束手归乎？与其降汝，宁战死尔！”）
伏击刘綎部：
三月三日，即在击败马林部后，后金接到侦查报告东南面刘綎部进董鄂路，西南面李如柏进拦路虎。努尔哈赤向李如柏方向派了二百人以加强防御（先就用五百人防守，现在增兵吧，还就加了两百人。好歹李如柏也有个两万来人吧，这个原因真的是……），而自己则来到界凡城，杀八牛祭天，庆祝胜利后，率四千兵回赫图阿拉坐镇策应，而主力则全力向东南迎击刘綎部。
刘綎，江西人，明朝名将。身经大小百余战，名动海内。他善用大刀“所用镔铁刀百二十斤，马上轮转如飞，天下称‘刘大刀’。”（见《明史。刘綎传》）又弓马娴熟，曾经“命取板扉，以墨笔错落乱点，袖剑掷之，皆中墨处。又出战马数十匹，一呼俱前，麾之皆却，喷鸣跳跃，作临阵势，见者称叹”。还有，他和杜松一样，嗜酒，每每临阵，都饮酒斗余，以激奋斗志（从指挥作战的能力来看，其实刘大刀更像浩南哥，还有谋略，杜松恐怕只能算是洪兴太子）。
刘綎受命于二月二十五日出兵，但当时天时不利“风雪大作，三军不得开眼，山谷晦冥，咫尺不能辨”他带领着一票杂牌军，同朝鲜部队一万三千人回合后，在地利不明的险远道路上行进，一路上不仅峻岭险峻，山路崎岖，丛林密布，而且后金坚壁清野，还设置了大量路障，“贼新斩大木，纵横涧谷，使人马不能行，如此者三处。且斩且行，日没时到牛毛寨。原有三十余胡家，已经焚烧，埋置米谷”（ 见《光海君日记》）。明军军粮不足，而朝鲜兵更加惨，“三军不食，已有屡日”（ 见《光海君日记》）。行军速度非常慢，刘綎部二月二十九日抵达牛毛寨到三月二日才到达浑河，而浑河与牛毛寨仅间隔六十里，以刘綎的个性，当时行军之难，可见一斑。而在此时，杜松部与马林部已经败亡，而由于通讯不畅，刘綎竟一无所知。在此段路上，刘綎也与后金的小部侦查骑兵进行了十几场小规模的战斗，“生擒斩获共二百一十余颗”（见《明神宗实录》），士气到还颇旺盛。努尔哈赤的得知这些情况后，顺势对其使用诱敌之计“夷贼精兵五百余骑，直逼对山诱战，且战且退”（见《明神宗实录》），一直将刘綎部引诱到了距赫图阿拉约五十里的阿布达里冈。这个地方地形十分复杂，易于设伏。刘綎部在小胜的诱惑下，一脚就踩了进去。
三月四日，后金部将领扈尔汉率五百骑兵且战且退以诱明军前进，四贝勒皇太极率右翼四骑，隐藏在阿布达里冈上的丛林中；二贝勒阿敏率一部骑兵，潜伏在山冈的南面，以待放过刘綎部一半后，从中段截击；大贝勒代善率左翼四旗在山冈隘口处埋伏，准备进行正面冲击。一切准备就绪后，派投降的汉人装扮成杜松部的兵丁，诱刘綎部“建州兵得杜松号矢，使谍驰之，令急来合战。綎曰：‘同大帅，乃传矢，裨我哉！’谍曰：‘主帅因事急取信尔。’綎曰：‘殆不约传炮乎？’谍曰：‘塞地烽火不便，此距建州五十里，三里一传炮，不若飞骑捷也，’綎首肯。”（见《明史纪事本末》）。此后间谍又把此消息密报后金，努尔哈赤急命以刚刚缴获的杜松部的大炮进行“传报”。刘綎军听到炮声后，唯恐杜松得了头功，把谨慎丢到了脑后，急命全*火军**速前进。阿布达里冈一带，道路险峻，马不能成列，兵不能成伍，刘綎头脑一热，下达了兵马成单列前进的命令。
刘綎部前进到阿布达里冈，顿时隐伏在山顶、丛林、隘口的后金伏兵四起。阿敏部突击，由于明军单列，一举就将刘綎军拦腰截为两断，并全力击其尾部。皇太极部趁势从山上冲下，击其首部。代善部骑兵则全力突击，漫山冲杀，使明军无法结成阵势。后金首尾齐攻，四围冲杀。刘綎虽奋战不已，但终究大势已去，力战数十合，力竭而亡。其养子刘招孙（前面说的掉枪头的那个）全力来救，亦战死。“……綎之不备，遂阑入阵，阵乱，綎中流矢，伤左臂，又战，复伤右臂，犹鏖战不止。自已（这个字我打不出，只好用已经的已来代替）至酉，内外断绝，綎面中一刀，截去半颊，犹左右冲突，手歼数十人而死。刘招孙救之，亦死。”（见《明史纪事本末》）刘綎的东路军也就这样中伏而全军覆没了。
当时朝鲜兵在刘綎部之后（恐怕是老刘看他们不起，不愿意带着他们作累赘吧），三月四日在富察扎营，同日，后金代善部在歼灭刘綎部后立即奔驰至富察，当时朝鲜军刚刚扎营，代善的铁骑就冲了上来，朝鲜的将官兵丁本来就不是自愿来作战的，战斗力装备都差。当时是“披纸作甲，柳条为胄”，火器老旧，加之又缺粮数日了，碰上后金那帮如狼似虎的*队军**，“欲走则归路断绝，欲战则士心崩溃。”（见《光海君日记》），无可奈何之下，元帅姜弘立、副帅金景瑞投降，明监军乔一琦投崖而死。东路也彻底失败。
吓跑李如柏
明军三路相继败亡，杨镐在沈阳连挨三闷棍。立即下令，命李如柏回兵。李如柏的爹可是李成梁，比马林他爹名气、名位还大，他哥哥是威镇朝鲜的明军统帅李如松，他本人也和马林不同，是扎扎实实打过恶战的。有书籍说他怯懦愚蠢弱智低能胆小，但事实上他在朝鲜作战时表现很不错，平壤之战头盔中弹，但尤死战不退，虽然比起其兄，他的指挥能力要要差很多了，但胆小懦弱，我觉得他还真不是这么个人，所以后来他在此次作战中的表现让人和很不能理解。首先是出师不晚，可行动却慢（与刘綎的慢不同，他走的清河路，比刘綎走的宽奠路好走得多）走了几天还没用看见后金部队的影子，其次是表现突兀（他的表现和后金军的表现），完全不正常，接到杨镐的撤兵命令后，他就急命回师。后金的牛禄额真武理湛，当时是受命率领二十余骑侦查和监视李如柏军，看到李如柏退兵，当机立断进行了追击（二十日追击二万人……这孙子是刘裕吗？）“武理湛率二十余骑至乎兰山，见敌军行山麓，乃于山颠驻马大呼，弓手四顾伪指麾兵状。敌望见惊溃。武理湛遂纵骑疾驰击之，斩四十人，获马五十，敌相*躏蹂**，死者千余。”可以看出，作为一个老于战阵的将领，李如柏退兵时表现出一副“草木皆兵”的臭德行，很让人不理解。
以这个样子失败，李如柏岂会有好下场？战后，明朝大为愤慨，将李如柏下狱命其自裁，得到一个可鄙的下场。
至此，发生在1619年的后金与明朝之间争夺辽东控制权的具有重要意义的战役——萨尔浒之战以后金军的完胜和明军的惨败结束，在此次战役中，明军损失惨重，据有关资料统计：明军文武将吏死亡三百一十余人，兵丁死亡四万五千八百七十余，丧失马、骡共二万八千七百六十余匹。
总 结
明军在此次战役中的失败，不是偶然的，其败有四失，而后金的胜利，也不是建立在侥幸的基础上的，其胜利有四胜（这里请允许我剽窃一下郭嘉）：
明军之四失在于：
其一、政治腐败。当时的明朝政治局势，虽然还没有到不可收拾的地步，但也已经是大厦将倾了局面了，腐朽之处太多了，人所共知，也就不多说了。
其二、军事废驰。战前，明军辽东兵力严重不足，临时四处调兵，未加训练，仓促参战，粮饷不足，器械差，士气低。战前出现了调来援辽的各地士兵“伏地哀号，不愿出关”的情况。
其三、将帅不和。明军将领之间，将领与统帅之间“心怯而忌，气骄而妒”（见《明神宗实录》），如前面说到了，刘綎与杨镐不合、李如柏故意激杜松、潘宗颜看不起马林、刘綎与杜松争功等等。
其四、主帅昏聩，情报不通，指挥不利。杨镐作为此次战役的统帅，是极不合格的（，首先，战前他不察敌情，不明地理，战役开始后他只管坐镇沈阳，不临战阵。提出兵分四路，分进合击，却成了分散兵力，击而不合。使明军由战略上的优势，变为战术上的劣势；战斗开始后，屡接败报，张皇失措，又未采取任何接应措施，导致四路出兵，全军败北。在这么个货色的统帅下，莫说是杜松、刘梃之流，就算是岳飞重生也只能无奈接受失败的定局。
后金之四胜在于：
其一、上下一心，号令齐整。后金八旗制度为兵民一体的制度，在确定战略思想后，即举国一致行动，所辖各寨，即使在边远山区的屯寨均不惜舍弃家园，坚壁清野，埋藏粮谷，设置路障，抗击明军；战争进行中，八旗诸部，接连四天一日数战，虽疲惫不勘，却都咬牙坚持，毫无怨言。
其二、铁骑精锐，速战速决。后金铁骑在此次战役中，将骑兵的优势发挥到了极至。利用骑兵的速度和冲击优势，在明军形成合围之前的四天，三月一日击败杜松部、三月二日破马林部、三月三日在阿布达里冈设伏，三月四日灭刘綎部。设想一下，如果在这短短的四天中，后金部队稍微迟滞了一到两天，给了明军喘息之机，则能否取得如此大胜，实难以预料。
其三、集中兵力，各个击破。前文已说道，后金军在数量上是少于明军的，但是，后金最大程度力集中了优势兵力，当时诸路都有敌情传来，而南路仅派五百人御敌，后来加了两百人，也不过七百余人（其余几路都找不到记载，遗憾，但以之类推，也不会太多。可能防马林的北路会多一些，刘綎的东路吗，后金应该熟悉那里的地形地理，加之对明军的情报很了解，能大概算出他的行军速度，所以，也应该不会太多，我想恐怕作诱饵的那五百骑兵也就是抵御部队吧）他确定了“凭尔几路来，我只一路去”的原则，每战以三倍、四倍乃至五倍的于明军的兵力，将明军西、北、东三路逐个击败。使后金军在战略上的相对劣势，转变为战术上了绝对优势了。
其四、侦查敌情、正确判断，亲临战阵、统帅大军。同明军的主帅杨镐相比，后金主帅努尔哈赤用兵数十年，在战役中展现了一个真正的军事统帅的素质和才能。在萨尔浒之战中，他充分表现出高度的敏锐和果断的判断，首先就是十分重视侦查和了解敌军情报，他通过探马、间谍多种途径，对明军的统帅、将领、兵力、分部、行军日期和路线都作了深入的了解。所谓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其次，他充分利用情报，做出正确判断，制定正确的战略思想，确定主攻方向。再次，善用间谍，混淆视听（这个优良传统在后金得到了很好的继续和继承，如后来在攻打辽东各大城时，几乎无有不用奸细的例子，所以后来袁崇焕守宁远就特别注意重点清查后金奸细）最后就是他本人骁勇善战，不惧艰险，屡屡亲临战阵，策马冲杀，调度指挥。
纵观整个明与后金的辽东征战史，萨尔浒之战可以说是一个具有重要意义的转折点，萨尔浒之战使明朝与后金在辽东的力量发生了重大的变化，直接影响到双方后来的战略方针。此次战后，明朝在辽东因为实力的损耗，一时无力再发动攻势，由战略进攻转为防御；而后金则由于战斗的胜利，气势顿盛，由战略防御转为进攻，对整个辽东明朝控制区域展开攻城掠地的鲸吞蚕食（而此前后金进攻明朝城市，都是攻下后毁之，不守的）。因此，后来清朝乾隆皇帝在《太祖皇帝大破明师于萨尔浒山之战事文》中写道：“（萨尔浒一战后）明之国势益削，我之武烈益扬，遂克辽东，取沈阳，王基开，帝业定”。
后金八旗精兵，开始了大张旗鼓的辽沈攻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