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是药神》讲述的是徐峥饰演的程勇“非法”代购印度抗癌药的故事。原型陆勇也是一名慢粒白血病患者，被称为“药侠”、“印度抗癌药代购第一人”，现实世界里的“格列卫”23500元一盒，平均一粒药200块钱，一盒大概只够吃一个月，每吞下一粒药，其实都是在吞钱，而因为昂贵的医药价格、看病难的困局，人们对这个“非法药”有了不同的看法。
而电影将真实社会事件、颇有争议的故事，改编得如此聪明——
它不说制药公司的错，因为背负巨大的研制成本，正是专利权的保护，能让它们进行风险性如此之高的新药开发；
它也不说警察、司法的错，钻法律的空子贩卖假药，作为警察当然应该不遗余力地抓捕，司法完善需要历史、社会的轮轴进行自我修正；
它对社会现象有所拷问，却不粗鲁批判。
电影开始就用字幕表态：虽然取材真实事件，但是我们有艺术加工不要太认真，这样暧昧不清的真实，能使得创作者能“商业运作真实故事”，观众并不能抓住把柄对号入座。
《我不是药神》的聚焦点始终在人心。影片中无所不在的电影气质是草根，每个人都如此苍茫卑微，为了生活小心翼翼，平凡得就如我们每个人。
“神还原”人性和现实。
徐峥扮演的程勇，出场狼狈至极，他像众多挣扎在红尘中的中年人，上有老下有小，为了谋生狡猾又鸡贼，暴躁、麻木、迟钝，以及拥有某种自欺欺人的自尊，自己的生活已经一团乱麻，对他人的苦难冷漠视之。
没有人天生是英雄。即使故事的主角程勇，也得应付生活的一地鸡毛，初衷也是“我不要做救世主，我要赚钱”。
而也正是通过程勇“普通人”的视角，拉近了观众与“慢性粒白血病人”的距离，将小人物的各种身不由己、绝望求生，刻画得丝丝入扣。
电影里有段患病老奶奶同警察的对话，深切地道出了这份绝望：“4万一瓶的正规药，我吃了三年，房子吃没了，家人吃垮了，我只想活命……谁家里还没个病人。你就能保证一辈子不生病？”这是观众的一个泪点时刻。
谁没体验过生病时的脆弱？谁体检时没担心过自个健康？谁没见过亲人的病重、住院，甚至生离死别？
传君饰演的吕受益努力生存谨小慎微，观众被拉至一个带有亲身体验的情景中，生死的十字路口，看到一点侥幸生存的可能，你不去搏一把，拼个鱼死网破吗？
当黄毛被拖进手术室并没告知“人没了”，程勇的哭诉扔出了一个催泪大*弹炸**：“他才20岁，他只是想活下去，这有什么罪？”
即使是唯一的反面人物，哄抬市价、赚黑心钱的张长林，也说出：“这个世界上只有一种病：穷病。”
它道出了多少人的隐痛——
他说：“我没有卖假药害人，我这两年救的人没有一千，也有五百。”
他仗义地没有泄露程勇的名字，而程勇听闻张长林被抓，掩饰时木然地说：“挺好，为民除害”。
张长林道出了掩藏下的真实心声，而观众可以是剧中的任何一个人。
谁没有对生活骂着脏话，却笑着活下去的时刻？
正是精准的人性捕捉，才有了《我不是药神》扑面而来的现实冲击力。
人们为这个故事流泪，实际上也是为各自可能承受的命运流泪。毕竟在“*不起活**、*不起病**、死不起”的现实里，“谁家还没个病人呢？”接受度高所以可能改变社会？
《我不是药神》的幕后铁三角宁浩、徐峥、文牧野创造了打动人心的故事
另一方面，《我不是药神》非常符合商业片的特点，你可以看出每个笑料、每个泪点都经过编剧和导演的反复推敲，力求精准。
故事本身相当沉重，人们平常并不愿意看悲剧，《我不是药神》是典型的笑泪剧：前半段的处理套用侠盗入伙的故事模板，并用笑匠搭档“徐峥+宁浩”风格组合，使得“荒诞感+传奇故事”元素吊足观众胃口。
《我不是药神》的海报都在暗示这是一部非常让人开心的搞笑电影——无怪于有人欢欢喜喜进电影院，结果发现爆米花都吃不下，还把妆哭得稀里哗啦。
但所幸的是内里都是金子，不仅用追逐戏、打斗戏等等一切都用精彩的表达方式和紧张的叙事方法抓住观众，而且，电影用“喜剧+悬疑紧张+疯狂煽情”的整体叙事结构，让观众得到了情绪上的巨大戏剧化满足。笑料也非常接地气，演绎程勇这个角色的“度”很难把握，如果不是徐峥，这个角色很容易会太浮夸或者太虚伪，这些都会降低整部电影的真实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