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汉末历经魏晋南北朝、唐代以至唐代初叶，中国典型的*制专**官僚制度发生了种种变化，与之相对的是当时封建社会的离心化，即官僚贵族化的色彩越来越浓重，而带来的结果就是古代封建制度下的世卿世禄逐渐恢复过来。
而这一过程变化的最终产物就是门阀，那么门阀的表现形式有哪些呢？
就经济方面来说，他们不但有广大的土地，而且庇荫者多数的部曲，随身、典计、衣食之客之类替他们从事生产劳动，对国家不纳税也无赋役的负担。就社会方面而言，他们从官位地位上重现血统优越论，与一般平民隔绝，既不肯与庶族通婚，也不肯与寒族交际应酬，这也就是韩愈终其一生无法融入官僚上层社会的原因。就政治方面而言，他们凭借着祖先的余荫，垄断着官吏的选取之权，一般平民即使科举高中，也不会有参政的机会。
由此可见这种与中央离心化的门阀制度在中国封建*制专**主义制度中的特殊化，那么门阀是怎样形成的呢？
任何一种固定的身份形成，都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封建制度下的*制专**官僚，经过制度上的僵化和承平日久，都会由生活习惯、累世从政的经验，乃至相伴而生的资产积累等方面，产生与众不同的优越感和阶级意识，而他们藉以干禄经世的儒家学说，更无疑要大大助长这种优越的阶级意识的养成。
这种文化上的垄断最直接影响到的就是社会规则——法律的实施。门阀在法律上获得种种特权，使得他们享受*官高**厚禄，在本乡购置大量田产，退仕后就想成了地方的豪绅，功名之后再留给子孙。
因此门阀便创造了一种生活水准和文化水准，够得上这水准方能成为一个世家，子子孙孙便累积仕途，宗族代代显赫，同宗同族便团结互助，提携乡*党**后进，在本地成为一个名族或者望郡。这样到了汉末，名门世家的宗族团结及强烈的宗族观念便养成了。
然而，所谓贵族化的官僚门阀在社会的意义上，是从他们对于被其统治的农民民众所表现的特别优越关系展现出来的。经济决定政治，在封建小农社会，农业就是第一生产力，也是维系整个社会稳定的基础。门阀的形成终究要从最根本的经济关系上来找根源：门阀的形成，基础就是为其提供剩余价值的农民身份的转变——农奴化。
中国西周贵族政权下的农奴到战国之世，就由种种“复其身”的方式，转变为在形式上有相当自由的农民了。这种农民的自由就是他们不再隶属于哪个个别贵族，虽然身份自由但他们的负担和对于整个支配阶级或者地主的隶属并不因此变得轻松。
比如，在*制专**官僚社会被宣扬为德政的轻税赋措施，往往是更有利于官僚地主，而更不利于直接的生产者农民。王莽曾对西汉的轻税赋政策指出了其中的症结：
“汉氏减轻田税，三十而税一，常有更赋，罢癃咸出；而豪民侵凌，分田劫假，实什税五也。”《汉书王莽传》
这就是说，地主向政府纳税，三十只出其一，而直接生产者向地主纳租，却必须十出五。
不仅如此，官僚政府的开支，是会随着官僚机构的膨胀而增加。结果就是，豪绅轻税的狡猾伎俩就由最不平等的人头税（凡二十岁以上，五十六岁以下，每年须提供一月无偿劳动，并戍边三日，不提供劳务就要以货币代替，名位岁赋）完全暴露出来。这也就难怪在这种夜里之下的农民，不得不“常衣牛马之食，食犬彘之食”了。
田租的增加使得农民对于地主的依附关系越来越强。在重农抑商的小农社会里，商业资本的活动是要遭受严厉限制的，而在离心化的封建局面下，地方权力的加大在交通、货币方面都大有助于商业的发展。而商业的发展更加剧了对于农民的压榨，使得农民不得不向地主寻求帮助。
农业劳动剩余，既须以现物地租和税赋来提供给政府，政府又必须以所收得的谷物、米、丝、等投出市场，获得其支付官吏及其他行政开销的货币，于是商品货币关系的基础，便被安放在农业胜于劳动生产物价值的转移之上。商业资本与租税，或者商人与官僚，在这里发生了利害与共的密切关系。
官僚越是为了商业利益而经济榨取，就越会使得农业生产者占有的必要劳动生产物部分越少，剩余部分越多，商业流通循环的规模就越大，这就会造成两级分化越大，从而土地兼并现象发生。所以，在汉代长期承平局面下增加起来的农业劳动生产力即使再大，农民的生活及其社会地位也无法阻止恶化。
豪绅官僚虽然会运用所谓抑商政策，运用汉武帝时所推行的种种商业税来*压打**商业活动，但在这种社会生产力对商业需求越来越多的情况下，商人或豪绅由此所受到的损害，最后又将取于农民。
所以，商业资本活动的强化与扩大，理应促使封建生产关系解体，促使农奴从原有土地束缚上解放出来。但农奴解放，是以容纳农奴到产业方面的前提条件成熟了才有可能，但在前述条件下，结果是农民不得不变为官私奴婢，依附于土地，转化为私属农奴。
在西汉之末，农奴问题已经非常严重化了。东汉的官僚统治，在吏治上远远不及西汉，*场官**的腐败，商业资本与高利贷的猖獗比西汉有过之。由于当时土地兼并失去生存能力的农民，除了为奴，只有两个出路：
一是游散四方为匪寇，比如西汉末的绿林赤眉，另一个则是依托豪强而为私属。
于是以宗族团结为中心的名门、巨族、郡望，就不但顺理成章地集中了大批从农奴中分化出来的为他们服务的“门生”、“故吏”、“宾客”，而且很自然的变成了那些尚未参加游寇之流的农民的靠山，而这些归附的农民便成为豪强巨族的自卫*力武**和生产的劳动队伍。
由此封建时代的门阀的经济基础便形成，大量农民的归附便成为其经济基础的延伸，而这种延伸依靠私属农民的智力和体力劳动渗透到社会的各个层面，这一过程的结果就是门阀成为当世之时的刺史、州牧，乃至后来依据势力和官品决定其身份高低的世家领主。
当官僚与农民之间的关系和社会性质发生以上改变，中国古典的官僚政治格局，便随即发生了与其相对应的门阀化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