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知青生涯)
1975年5月我高中毕业了(国家从那一年开始改寒假毕业为夏季），按照当时的形势不能直接考大学，大学生都是从工农兵中选拔的。高中毕业要么上山下乡要么根据政策留城。由于我和二弟同时毕业(他是五年制，我是六年制小学毕业），根据政策是一个下乡一个可以留城。我是老大自然要把艰苦留给自己，所以我毫不犹豫报名上山下乡，让二弟留城了。
当时下乡的去处根据各个城市区、国营大厂安排有所不同:有到本省其它地区的、有到地区(市）属郊县的。由于我父亲在本市郊区工作，按照当时的政策郊区子弟可以就近下乡到郊区的公社(现在是镇或乡）。考虑到早点下乡早点回城(国家从七十年代初开始在知识青年中招工）于是在当年的八月三十日即与父亲一个部门同事的孩子陈✘✘(以下称小陈)一起到了与市区一河之隔的某公社插队落户。这个地方距家不到十公里，如果骑自行车的话半个小时就可以到达。尽管是没有走远，但毕竟是城市和农村的巨大转折。在送行的汽车及亲友把我们送到生产队、吃了生产队安排的迎接宴并且把我们的住处安置好后，母亲还是抹着眼泪一步三回头地走了。
秋去冬来，转眼之间到了1976年的冬天，已经下乡一年多了。下乡的头一年我们的生活费及粮食是国家按月供给的:每月12元的生活费、45斤粮食(到公社的粮店购买），还有一笔50元的灶具农具费。生活费、粮食及灶具费都兑现了，就是农具和做饭的案板一直没有购置(当时的生产队比较穷，想省下这笔费用)。于是每次生产队长派活后我们就会去关系好的农家借锄头、铁锹、镢头、镰刀等等常用的家伙什儿。由于初到农村不懂得规矩，用完了农具不管上面带着泥土什么的就还人家了，有时候还不小心给搞坏了搞丢了等等造成农户埋怨甚至拒绝出借。
时间长了也不是事啊？于是我们就三天两头的找队长，而队长也是今天推明天的拖着不办。有一天空闲之余和政治队长杨✘✘(当时生产队是政治队长一把手，生产队长是副的)又聊起此事，可能那天杨队长心情好竟然满口答应:“买，不就是几把家伙什儿吗？明天我带你们去庙会上把农具和案板一起置齐”。
第二天一早，杨队长就喊上我和小陈拉着一辆架子车来到五公里外的庙会上。这个庙会规模非常大，据说是国内四大庙会之一:各类物资很丰富买卖什么的都有。经过挑选和讨价还价选定了锄头、铁锹、三齿撅各一把，杨队长还特别解释说:“一个人一副就没有必要了，两个人叉花开用就行了”。知道杨队长又在省钱就不再吱声，这次能给买就不错了。然后去木材市场选了一截老柿木做案板(柿木案板是最好的），又转着选购了一些生产队需要的其它物品装了满满一车。
此时已经临近中午，杨队长这才左拐右绕领我们来到烟雾缭绕香气扑鼻的餐饮一条街:只见卖炸油条的；打烧饼的；蒸馒头包子的；烤红薯的；牛羊肉丸子汤锅的摊位连成一片。我们在一家羊肉汤锅坐下，看来杨队长和这家的老板很熟。折腾了一上午肚子早就咕咕响了，我们每个人要了一碗烩羊杂两个大烧饼就迫不及待地大口吃起来(烩羊杂2毛钱一碗，不够可以免费添汤。烧饼6分钱一个。我们这次出来是公出，每天6毛钱的补助)，我和小陈是知青，在吃饭上面比较节制爱面子，一碗汤两个烧饼基本吃饱了。那边杨队长竟然连续添了三碗汤吃了四个烧饼才打了个饱嗝停下筷子，又喊老板夹了四个烧饼夹肉说是带回去给老婆孩子打牙祭(那时候农村生活条件艰苦，平时很少见到油水。杨队长带我们两个知青出来也有占便宜的意思)。
眼看着日头已偏西，杨队长用袖子抹了一把油乎乎的嘴唇，从上衣兜里掏出皱巴巴的烟盒摸出一棵烟点着，深吸一口半天才吐出来然后说:“回家”。
于是我们三人拉着架子车开始往回走，路过邻村的木材加工厂时把那截老柿木卸下，要用带锯截成木板好做案板。与管事的谈好加工费2块钱隔天下午来取。
回村后直接到生产队的场院找了一个会木匠活的社员去砍了几根木棍，又是锯又是刨把三件农具都装了把。忙活了一天现在才算有了结果，以后干活再也不用求爷爷告奶奶的去四处借了。此时已近黄昏我们俩心里美滋滋地扛着农具回到了住处，进门后就把农具靠在了墙角处开始忙活晚饭。
吃过晚饭已经是晚上八点多钟了，随着夜幕降临感觉屋里寒气逼人(在上世纪七十年代我们那里冬季气温最低能达到零下二十度，说是滴水成冰一点都不过分。那时候没有冰箱，过春节饺子包好放在外面一个小时准保冻成冰坨坨，不像现在零下十度都难达到）。
于是我从床下掏出来一堆干玉米芯(每年秋收后老百姓都会成车往家拉回玉米芯以备冬天取暖用）在屋子中央空地上摆成空心金字塔形状，用旧报纸点着火从塔心引燃。不一会儿红红的火苗就从底部窜到尖顶，屋子在烟与火的烘烤下逐渐开始暖和起来。那个时候的农村房子哪有现在的白墙那么讲究？墙壁和屋顶都是黑乎乎的暖和就行。我和小陈围坐在火堆旁漫无边际地聊着天，回忆着已经过去的学校生活；聊着一些同学的趣事；憧憬着还不知道是什么样子的未来……。慢慢的玉米芯燃尽了火苗变成了红红的一堆炭火，随着一丝困意袭来我俩就赶紧刷牙洗脸上床睡觉。
晕晕沉沉地刚睡着，就被一阵急促的敲门声惊醒。只听到门外边有人喊快开门，再仔细一听是杨队长的声音。于是我慌忙披衣蹬鞋下床去开了门，门开处杨队长裹着一身的寒气闯了进来:“你们想不想吃肉？”，“吃肉谁不想？”我和小陈不假思索地答道。“一队✘✘✘家的猪跑到咱队的白菜地啃白菜了，已经好几次了我让他家把猪圈好就是不听。这次不和他客气了，我们去把猪打死后队里分了，到时给你俩多分一斤”。说干就干，杨队长抄起三齿撅，我和小陈各拿了锄头和铁锹就出了门。当夜恰逢农历十五，月亮照的地面白花花的。我们三人顶着刺骨的寒风朝一里地开外的白菜地奔去。
等我们气喘吁吁地跑到地头一看:只见一头大白猪领着一只小黑猪仔正呼哧呼哧啃刚包住的白菜芯呢，一口一个已经啃了一大片。队里今个年冬天和春节就指望这些白菜了，我们三个立刻散开队形慢慢地包抄过去。猪们一看人围过来了就慌不择路地往外逃，我们就把猪往一处三面半人高围墙的角落里赶。到了地方猪们已经退无可退，说时迟那时快只听杨队长一声断喝:“着家伙”！抡起三齿撅噗嗤一下就刨进了大白猪的后臀上，此时我也抡起锄头往大白猪身上刨，只听咣的一声响火星直冒，原来慌乱之中锄头刨在三齿撅上了。小陈的铁锹也拍在大白猪的脑门上。只听大白猪“嗷”的一声惨叫原地跳起三尺高，一下就从半人多高的围墙上跳过去消失嗷嗷叫着消失在夜幕中。那头小黑猪仔不是我们的目标早也没有踪影了。杨队长一看这情况就说:“算啦，打不死就算它命大咱也不能追人家里打吧？”，我们仨只好收兵回营回去睡觉。临别前杨队长嘱咐说今天晚上你们辛苦了，明天上午给你们记工就不用出工了好好睡觉吧。
由于折腾了半夜精神亢奋直到鸡叫头遍才勉强睡着。也不知睡了多久被一阵隐隐约约的叫骂声惊醒:“哪个挨千刀的把我家的猪打成这样”渐渐的骂声越来越大也睡不成了，干脆穿衣下床开门就寻着骂声去看看热闹。此时天已经大亮约莫上午十点多了，等我混在看热闹的人群里凑到骂人的那家猪圈前一看，天哪！只见那头大白猪躺在猪圈的角落里身子一抽一抽的在哼哼，那把白茬把的三齿撅还插在猪脊梁上一晃一晃的没有拔出来。人群中有人在议论:“你看那镢头把子的白茬还是新的呢”，我在旁边听了脸一阵红一阵白赶紧从人群里挤出来溜回屋了。三天后听说那猪活活得疼死了。
下午，我和小陈按约定拉上架子车去邻村的木材加工厂取柿木板。走进厂门远远地看到那截老柿木还躺在那里，近前一看上面有锯过一段的痕迹。怎么不锯了呢？正在纳闷间那个加工厂管事的看见我们就跑过来:“你们可来了，这截老柿木可把我们害得不轻”。原来这木头经历的年代太久，树身上嵌进了战乱时期的弹片弹头什么的，在锯割过程中把锯齿打坏了好几个。管事的接着说:“一共打坏了4个齿，一个齿赔5元，合计20元。你们赔吧不然的话木头是拉不走的”。我和小陈出门就带了加工费2块钱哪里有钱赔？就对管事地说:“我俩没有带那么多钱，回去找队里要钱过来再赔吧！”。
我俩赶紧回到队里找杨队长汇报了加工木头的情况。杨队长听了先是一愣，接着就说:“咋就这么倒霉呢？昨天晚上打猪没有打死还倒贴了一把新镢头，这锯个木头又把齿打了4个。买这截老柿木才花了10块钱咋去赔20？算了，咱不去取也不要了”。
我和小陈只好垂头丧气地回到住处，那把缺了大豁口的锄头和铁锹还靠在屋的角落里。嚷嚷了一年，忙活了几天好不容易说服队长添置的农具和木料转瞬之间丢的丢坏的坏，只剩一把铁锹能用，案板还没有做好就没了。从此以后再也不提这些事了。
平时干活还是照样去农家借工具。做饭蒸馒头擀面条切菜什么的就在那张破三斗桌上擦擦干净凑合用。日子在不知不觉中恢复了往日的宁静。
一年后的1977年底我招工进了工厂，开始了我人生的又一个阶段。在这期间既有经历的许多值得回忆的故事，也有顺应改革开放的历史潮流毅然从工作奉献了二十多年国企跳槽到民营企业的酸甜苦辣成功的喜悦。以后慢慢整理再回报朋友们吧！
两年后的1978年底小陈参军入伍到了部队，新兵集训三个月没完就赶上了那场震惊世界的对越自卫反击战。所幸的是他所在部队是炮兵，没有经历一线的直接冲锋陷阵、*刀刺**见红的危险最后全身而退。于1981年代初退伍回到家乡市里，分配到一家涉外宾馆做保卫工作。后来经历了转岗下岗自谋职业的风风雨雨直到最后退休。
有了在农村的那段刻骨铭心的经历，我俩成了最铁杆的兄弟，两家至今一直保持密切来往。
关于杨队长后来的情况知道的不多，原因是工作和成家后忙于各方面的事物没有时间回村探望熟悉的乡亲们，时间久了就淡忘了。直到前几年遇到一个村里的熟人才知道了杨队长的现状:大概十年前他的老伴因病去世；女儿和儿子嫁人的嫁人，自立门户的自立门户，仅剩他一个人孤零零的守着老宅过日子。仅凭每月250元的养老金过活(政府现在每月给农村60岁以上的老人每月50元，给曾经的生产队长每月200元)，以后退休回去一定去看望他。
现在村子里的人们最大的希望就是早点*迁拆**:因为此地是历史上白大诗人的故居，政府准备将整个村庄迁移建名人故居纪念馆。希望这个工程早日开工，让曾经的父老乡亲满足一下改善命运的期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