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清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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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道中国人并不爱国？否则中国为什么会出现那么多的叛徒和汉奸呢？”
这一问题成为了美国人相当好奇的点。
从晚清末年的慈禧太后，到五四运动时期的“*国卖**三贼”，再到抗日战争时期的汪伪政权，“*国卖**贼”成为了撇不开的话题。
那么，我国真的有那么多的叛徒和汉奸吗？他们又是为何成为叛徒和汉奸的呢？真的是因为不爱国吗？
（影视剧中的汉奸形象）
从“*国卖**三贼”谈起
对于美国网友的提问，我们先要理清一个概念：那就是先问“是不是”，再问“为什么”。
因为“*国卖**贼”这顶帽子，无论放在哪一个民族上，放在谁身上，似乎都是难以抹去的痛。
“*国卖**贼”一词古已有之，常指为人臣子却不忠于君主，而“私与敌国往来”。
鲁迅先生在《伪自由书·从盛宣怀说到有理的压迫》一书中也提到了“*国卖**贼”的概念：
“因为袁世凯是‘物伤其类’，他自己也是*国卖**贼。”
那么，中国真的有那么多当起了“*国卖**贼”的汉奸和叛徒吗？
我们将时间线拉得长远一些，先将目光放在清朝末年至民国时期。
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一提到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人们总是不约而同的想到“*国卖**贼”这一称谓。
重回历史现场，会发现曹、陆、章三人在清末可谓是“风头正起”、“前途不可限量”的政坛“新秀”。
他们三人作为留日精英在清末步入政坛，并在民国初年身居要职，本来是不同的个体，亦拥有不同的政治履历：
例如曹汝霖长于外交；
陆宗舆长于经济；
章宗祥长于法律。
即使同为“四大金刚”，三人名声也有所差别。
（“*国卖**三贼”）
本以留日“精英”、政界要员形象示人的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却是对日求和、出*国卖**家利益，使三人拥有同一张“*国卖**贼”面谱。
可以说，上述三人是现代人记忆中的“汉奸”之鼻祖。
等到了日本侵华时期，根据不完全的资料统计，国内更是涌现出了超过210万名汉奸，他们为日军引路、残害同胞。
这个数据有多么的夸张呢？
当时的日军在我国的总兵力是410万人，我国的汉奸就能组成半只侵华日军。
等到了现代社会，仍然有不少高校教授、新闻主持人借助职务之便出*国卖**家利益，最著名的当属我国曾经的驻韩大使李滨、曾经身为北大高材生的胡士泰。
这些人完全忘记了自己的身份，抱住别国的大腿，窃取我国情报作为投名状，让我国蒙受了不少的经济和政治损失。
其实，想要探究中国为什么有这么多的汉奸和叛徒这一问题，首先要划分出一个时间界限来，而这个时间点就是新中国成立之时。
在新中国成立之前，中原大地几乎一直都处于战争时期，从晚清的*片鸦**战争一直到最后的解放战争，战火不断、硝烟弥漫。
或许找不到合适的形容词，但是用“国不知有民”这句话来概括，在新中国成立之前国内出现那么多叛徒和汉奸这件事就不难理解了。
暴虐日军和无作为的国民*党**
民国时期，上海名扬海内外，繁华似锦，游人如织。
（民国上海）
但是，上海的繁华只是富人的繁华，普通百姓则是与之无缘。
“活着”已经分外艰难，为了求生去做些不一样的事情，似乎也没有什么区别了。
尤其是加上日军暴虐的行径和毫无作为的国民*党**政府，百姓走上一条不一样的道路，似乎并没有那么难以理解。
侵华战争期间，日本侵略者挥舞着手中的屠刀。
其所到之处不仅仅造成中国军人、士兵的死伤，军事建筑的破坏等，其罪恶的*刀战**还伸向了中国和平的民众：
他们对无辜百姓肆无忌惮的大*杀屠**，对中国妇女进行性侵害，对士兵及一般民众进行人体解剖与人体细菌实验等等。
在抗日战争中，日本*队军**的残酷*行暴**“涵盖”中国军民，尸横遍野，血流成河。
抗战史，实为日本侵略者的侵华史、*杀屠**史，是用中国人民的鲜血写成的苦难史。
杀戮本是战争中不可避免的，但是凶残地杀害中国手无寸铁的老百姓、*杀屠**非战斗人员便是不人道的，是要受谴责的。
一个民族国家的文明与野蛮，从战争中即可表现出来，日本侵略者在华侵略期间如同“兽类”，在对中国人民无差别的*杀屠**、焚掠的同时，还对中国妇女进行性*力暴**侵害。
而国民*党**对此却是少有办法，在战场上节节败退。
如此一来，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的普通百姓，投降成为*国卖**贼，也就大有人在了。
更为夸张的是，当年被百姓视作荡气回肠的英雄的汪精卫，竟然转头之间就成为了二十世纪中国最大的汉奸。
（汪精卫）
这样的转变对于普通百姓而言是难以接受的——昔日能够挺身而出、刺杀满清大员的革命英雄，竟然成为了日本的狗腿子？
七七事变之后，力主求和的汪精卫主动对日妥协，可谓是大失民心。
但是在困苦的条件之下，依然有人选择坚定地站在国家的那一边，而非是苟活求生。
究其原因，这是和人类固有的“厚生”观念分不开的。
三、少数人的选择：“厚生”
生存与死亡是人类自有生命以来一直探索的话题。
“厚生”顾名思义，是“一个与生命、生存、生活相关的词，”其思想内涵丰富，作为“三事”之三的“厚生”，早在先秦《尚书·夏书》中就有所记载。
“厚生”观念所体现的对个体生命的关怀，经过漫长的发展演变，在留存原有积极正面作用的同时，也延伸出一些消极负面的价值。
而正是这些消极负面的存在，导致在战争降临之后，一些国民选择放弃抵抗，做汉奸、当顺民。
战争时期数量庞大的日伪军，就是最好的证明。
司马迁是“厚生”的鼻祖，他选择宫刑来换自己不死，在坚忍与屈辱中完成了被鲁迅称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的《史记》。
（司马迁）
司马迁的“求生”行为非但没有贬低生命的价值，反而让其生命熠熠生辉。
但这种“求生”观念一旦转变为“怕死”、“重己”的“利己主义的生命哲学”，其价值就发生了变质。
在文化的熏陶下，人们坚信“好死不如赖活着”信念。
从其字面来看，这一俗语所包含的生命观是有一定道理的，因为中国的传统文化自古就提倡要厚待生命，比起死，活着更需要勇气。
就个人来看，从出生就承担着对父母、子女、家庭的诸多责任，如果草草地结束生命，就意味着逃避责任。
但是站在国家民族的立场来看，这种过分宝贵生命的观点是不可取的。
（臧克家）
臧克家曾经说过：“有的人活着，他已经死了；有的人死了，他还活着。”
然而，坚信“好死不如赖活着”的人，他们认为活着——苟且偷生地、赖赖巴巴地活着，比死了好。
在乱世中，他们有自己的生存智慧，同时也有底层劳动者最基本的善良和同情心。
就像《烈火金钢》里的谢老转，他可能在小李庄就是普普通通的农民，一辈子买买卖卖维持家庭的温饱。
然而正是因为日军的侵略，让他为保性命在敌我之间周旋。
被抓到特务机关时，为保命而顺从敌人，敌人问什么就说什么。
他自认为这半真半假的消息，不仅迷惑了敌人，还免受皮肉之苦，高兴地认为自己取得了胜利。
与此同时，他想到那个被打的全身血肉不分的青年战士，觉得是个傻瓜，只知道硬抗。
殊不知，他在敌人面前卑躬屈膝的懦弱行为，虽保住了自己的性命，却给小李庄群众造成了惨祸。
奉行生存高于一切的谢老转，通过他的圆滑处事来维持全家的温饱和性命，我们并不能去指责他有什么过错。
但传统的“好死不如赖活”等庸俗哲学，正是滋生谢老转一类的庸俗底层百姓的土壤，这样的土壤使谢老转在国难之时糊里糊涂地丧失了气节。
他给日本人做事只是为了求生存、求更好的生活，他并没有出卖八路军的想法，他甚至都不知道什么是民族国家意识，他也没有明确的政治立场。
正是这土壤，让生活于其中的谢老转的人生观、价值观发生扭曲，滋生出一批没多大志向，但极其糊涂的人。
换言之，儒家思想根深蒂固，普通百姓的心中并没有“国”的概念，他们的心中只有家——这不对，也不能说错。
既然没有国的概念，又如何能牵扯到爱国这一话题上呢？
对比两百多万“*国卖**贼”，剩下的四万万同胞却是浴血奋战，坚守国土。
中华民族的气节没有变，中华民族的精神没有消退。
大多数人的民族气节
国人一直对于*国卖**的行为不齿，这在于中华民族一以贯之的“民族气节”文化的影响。
中国民族统一的思想源远流长，而与之相伴随的便产生了中国的民族气节观。
据《汉书》所记载，单于想要招降代表汉朝出使匈奴的苏武，对此苏武觉得如果招降那就有辱国家使命，丧失了气节，就算保全了性命，也没有脸面再归汉超，并多次自杀明志。
班固曾在书中高度赞扬了对苏武历经19年却不辱使命的民族气节。
（岳飞）
南宋抗金英雄岳飞为保家国英勇抗金，文天祥在南宋末年以“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视死如归的决心抗元。
对于岳飞精忠报国、文天祥誓死不投降的民族气节，《宋史》给予充分的赞扬。
以上只是典型事例，纵观中国历史，一直以来都是强调、称颂民族气节观，而对在外敌入侵之时消极抵抗甚至投降的奸臣秦桧、贾似道等人持鄙夷、唾弃之态。
这种思想态度在抗日战争中充分体现。
面对日军的残暴侵略，中华民族生死存亡之际，中国*产党共**发起民族统一战线的号召，并于1935年10月发表了《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
“一个民族的气节，由无数个彰显民族气节的个体、团体与组织的所作所为，由成千上万的具体的人和事所构成。”
《宣扬》指出日本侵略者想要灭亡中国的毒计正在实行，“我五千年古国即将完全变成被征服地，四万万同胞将都变成*国亡**奴”，“抗日救国，已成为每个同胞的神圣天职!”
在淞沪战争中，张治中将军也曾告知将士们：
“人人报必死之心，以救国家，以救民族。”
在守卫战中，战士们为消灭敌寇甘做人肉*弹炸**壮烈牺牲。
1933年的长城阻击战中，29军军长宋哲元题词“宁为战死鬼，不做*国亡**奴”来鼓励战士们。
（宋哲元）
这句句誓言背后是中国人民前仆后继、马革裹尸的英雄壮举。
面对日军的侵略，广大军民同仇敌忾，用简单的*器武**与装备精良的敌寇作斗争。
许多将领和成千上万的无名官民和百姓用行动诠释了中国文化中的“民族气节观”，维护了国家民族的利益与尊严。
而与之相反的那些民族立场不坚定，投敌叛变的民族败类所作的出卖人民、国家利益的无耻行径被人民所不耻。
他们不仅坚持不抵抗原则，而且破坏抗日救国行动，对敌俯首称臣。
不管战时还是战后，我们都认为这些汉奸*国卖**贼丧失民族气节，是中华民族历史的污点。
结语
纵观历史，汉奸总是历史中的少数人；
在我国辉煌的文明之中，那些坚守民族气节、为国为家矢志奋斗的同胞不计其数，他们才是历史的创造者。
慈禧太后、“*国卖**三贼”、汪伪政权……他们的出现，终究改变不了历史大势，和平的中国、统一的中国，才是真正的中国。
汉奸或许难以被一时除尽，但在全民唾弃、全民爱国的大背景下，他们终究时日无多。
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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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四新.“贵生”“重己“与“形神”——论《吕氏春秋》的生命哲学[J].文史哲，2020(04).
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N].救国报，1935-10-1.
国府公布惩治汉奸条例[N].申报，1938-8-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