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5月2日，当苏军攻占并进入位于德国总理府中庭的元首地堡时，被其中骇人的一幕震住了：里面到处都是自杀者，看起来他们似乎是在给自己的元首陪葬。
有资料显示，当希特勒举枪自尽时，有至少350名纳粹政客、军官和士兵效仿；战败后，放眼整个德国，作出相同选择者更是数不胜数。
草根出身的希特勒为何能驯服历史上素来高傲的普鲁士民族，让千万德国民众心甘情愿受其驱使呢？笔者看来，他最仰仗的王牌其实很烂俗，不外乎“腐败”二字；然而其高明之处在于，以他为首的纳粹*党**高层把“腐败”从一小撮人的特权，推广成一场“全民狂欢”。
《纳粹德国的腐败与反腐》一书中有这样的描述：如果换个角度来看，纳粹统治就像是“德国社会以各种方式广泛参与的社会行为”，而将政权与社会紧密交织在一起的，恰恰就是腐败。
国家领袖如何维护自己权位的稳固？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手段，比较典型的如苏联领袖斯大林，在尝试打造严苛的制度以压制干部的欲望无果后，干脆反其道而行之，高薪养廉养忠。
斯大林出手非常阔绰，到了后期，他给下属们发的每一个“小红包”里都塞满了让人不敢接受的巨款。莫洛托夫就曾吐槽领导实在大方得过分，以至于红包拿在手里，心却慌得不行，甚至良心都备受谴责。
这种手段确实保证了苏联时代权臣们对领袖的忠诚，但它也无可避免地豢养了贻害无穷的“特权阶层”。
要说问题出来哪儿，笔者认为斯大林的“格局”还是不够大。
其实，希特勒巩固权力的手段也差不多，曾有一位反对者如此形容：“他用一根黄金缰绳驾驭他们”。但与斯大林不同，这里的“他们”不仅指领袖身边的人，其中甚至包括了德国最底层的穷人。
纳粹*党**在创立初期有着颇为明显的“兄弟会”色彩，大家一块争取好处并共同瓜分。1933年，纳粹副元首鲁道夫·赫斯明确表示要充分照顾“自己人”，对纳粹老*党**员在魏玛共和国时代遭受的不公和排挤进行弥补。
结果短短几年里，有数以十万计的纳粹*党**员被强行塞进德国各级行政机关和事业单位中，为容纳这些人，德国政府大量新增岗位，裁撤接近退休的老职员。许多单位成了“重灾区”，如帝国邮局，几年内被迫吸收了近4万名纳粹*党**员，严重超编，臃肿不堪；德国大宗采购消费协会更是一夜间变了天，约3/4的职工变成了纳粹*党**员。
也就是从此时开始，德国形成了一种“纳粹*党**内扶贫”的畸形制度，手里有权力的官员可借“扶贫”的名义随意把自己的亲戚朋友安插进政府机关，混进体制的人只要会打点经营，便立马能获得极其丰厚的回报。
1933年，有个叫保罗·埃勒胡森的男子，此人本是个业绩惨淡的销售员，靠着老朋友的一纸文件，竟官至州政府顾问、总督秘书及旷工青年事务办公室主任；另一位受到类似照顾的州政府国务秘书威廉·特格勒更夸张，居然只有小学文化。
不难看出，对于当时的德国民众而言，加入纳粹*党**不仅仅代表着“思想先进”，更是摆在眼前的真金白银。
此外，纳粹政权还继承了德意志帝国的一项传统：多数政府机关和各级*队军**中不设置副职，具体如二战德军奉行“指挥官——参谋长——副官”的指挥构架，目的是树立“一把手”在自己单位的绝对权威。
权力缺乏约束，这是几乎任何一个国家都忌惮的问题，那么问题来了：实权者为非作歹怎么办？纳粹政府的态度很奇葩——这正合我意。
那时的德国，一旦坐上某部门的头把交椅，你便掌握了自己部门的“生杀大权”，几乎为所欲为。最典型的例子莫过于在*杀屠**犹太人时，各集中营的负责人可随意侵占犹太人财产不必上报。
不仅是这些掌握权力的官员，奉命抓捕犹太人的*党**卫军士兵，都能在第一时间将犯人身上的首饰、钞票、手表等值钱物件据为己有。因此，不少群众也自发参与到抓捕犹太人的行动中，为的就是趁机捞一笔。
总而言之，在纳粹治下，无论你的职位有多低，只要你的权势大过对方，那么你的腐败行为便是合法的。
当时的德国，几乎每个人都在想方设法“变现”，因此形成了一些非常超前的“产业链”。例如，前线士兵以“战利品”的名义在战场之外大肆掠夺，铁路运输人员、邮差等帮忙将各种稀罕玩意儿运送回国出售——这大概是历史上最早的“海外代购”了。
随便拦下一辆从前线返回的车辆，多少都能搜出一些“私货”，当然，笔者相信德军高层并非不知情，而是选择默许。毕竟在欧洲历史上，胜者之师素来就有搜刮战利品的传统，不但炫耀胜利，更能振奋士气。
身为纳粹*魁党**的希特勒，更是用自己高明的微操向民众解释了何谓“合法腐败”。
与斯大林一样，希特勒在物质奖励下属时也非常阔绰：元首心腹、德国外长里宾特洛甫在50岁生日当天，收到了来自领导的100万帝国马克的礼金；另一名得力大将威廉·凯特尔元帅，曾一次获赠76.4万帝国马克；为奖励打了胜仗的古德里安，希特勒送出一处价值124万帝国马克的地产；迈耶就更不用说了，不用元首送，他自己会贪。要知道在1938年，德国人均国民收入只有约1307帝国马克。
又与斯大林不同的是，希特勒的这种行为理论上并没有侵占国家财产。
原来，希特勒用来犒赏下属钱的来源有两个大头：一是其著作《我的奋斗》的巨额版税，二是德国各界对“阿道夫·希特勒基金会”的募捐。尤其是后者，在当时，不少德国富豪临终前，都会将一部分财产赠予希特勒继承，这笔钱无需缴纳遗产税。德国战败时，“阿道夫·希特勒基金会”的账户下尚有7亿多马克。
为买他人忠心，希特勒阔绰到了什么地步？有这样一种说法：每一位德国元帅都被砸了不下25万帝国马克，这也难怪连最死硬的反对派也不由感叹：这种手段很老套，但却非常有效。从另一个角度我们不难看出，那些仪表堂堂的容克贵族，其实也没有外表看上去那么高尚。
苏联高层给官员发红包，尚且懂得把钱塞进信封里，而纳粹则到了一种明目张胆的程度。
1942年初，德国城市吕贝克和罗斯托克遭受盟军报复性轰炸。为重振军民士气，纳粹高层下令开仓放粮。怎料当地相关负责人威廉·亚诺夫斯基竟然将调拨下来的烟酒、罐头、巧克力等物资大多据为己有，还下令不让周边百姓向灾区售卖或是捐赠粮食，自己却以十倍的物价出售赈灾物资。
这事儿在当时造成的负面影响很大，不仅灾区群众民愤难填，外界也纷纷投来质疑。这大概是纳粹*党**自得势以来头一次遭遇如此严重的信任危机，然而他们似乎不以为意，一番雷声大雨点小的操作下来，只有直接负责人亚诺夫斯基以及几名下属官员被处决，此事便立马翻篇了。
讲述了这么多，我们不难看出苏德两家在这个问题上的区别。
苏联特权阶层更符合我们对这个弊病的讨论，即领导们将负担压在平民百姓身上，从而将政权的威信和统治根基蚕食殆尽，最终造成建筑的崩塌；而纳粹*党**则是让最基层的民众也参与了进来，对所有人许以利益——无论身份有多卑微，只要你有门道，那便是合理的。
正如《纳粹德国的腐败与反腐》一书所讲，纳粹*魁党**以“腐败”为粘合剂，用利益将德国各界、各阶层牢牢地粘合在一起，硬是把“腐败”这个只属于一小部分人的“特权”搞成了全民福利——这大概就是二战德国可怕向心力的来源。
恰巧彼时的德国民众刚刚经历魏玛共和国时代的萧条，很少有人能抵御得了财富的诱惑。毫无疑问，没有什么比真金白银更具说服力，纳粹能自始至终地保证人民的服从性与忠诚度，这一点也并不难理解了。
只是这种驭民手段从一开始就注定是条死路——纳粹高层必须源源不断地获取巨额财富，以满足大部分国民“人人都想捞一笔”的欲望。要知道，当年苏联的“特权阶层”只占全国总人口约1.4%，就硬是吃垮了一个超级大国，纳粹又究竟需要打下多少国家，才能满足整个民族的贪婪呢？
讽刺的是，纳粹*党**当初正是靠抨击魏玛共和国政权获得了第一笔政治声望；希特勒就任德国总理后，“反腐”更是成了纳粹*党**手里的尖刀，从政治敌人手里攻城掠地。滑稽的是，1933年9月，功勋赫赫的纳粹反腐部门居然被仓促解散了。
在此之前，纳粹高层曾出台文件，“制止*党**内过激分子”。原来，反腐部门居然不知好歹地查到了“自己人”头上；要是再不加以阻止，后果将不堪设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