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头条创作挑战赛#
1936年12月12日，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爆发，西安的局面十分紧张。
12月17日晚，应张学良、杨虎城之邀，周恩来到达西安。他同张、杨会谈后，又召见了在西安从事*战统**工作的李涛。
李涛之前任红一方面军政治部统一战线工作部部长，直罗镇战役后受命到杨虎城部队从事*战统**工作。
周恩来命李涛立即赶到蓝田县大龙庙地区，向*共中**陕南特委和红军第七十四师传达*党**中央新的方针，要他们同东北军和十七路军团结起来，共同抗日，防止发生误会和冲突。
周恩来问李涛：“你知道红军第七十四师的情况吗？”
李涛答：“听原来在红二十五军的同志说，他们在长征到达陕南地区时，曾留下了一部分兵力在陕南坚持斗争。红军第七十四师看来就是这支队伍发展壮大后改编的。”
“听说这个部队很有战斗力，最近在华山脚下转来转去，对西安震动不小。”
周恩来告诉李涛，红二十五军长征后，直到陕北前，很长一段时间跟中央失去了联系。
七十四师本来是红二十五军所属一个师的老番号。他们在陕南恢复这个番号后，直到最近，中央一直没有同他们联系上。因此，他们还是按照*党**在土地革命战争中的方针行事。
周恩来对李涛说：“你这次去红七十四师担任军委联络员，要在这个师帮助工作一段时间。”
“你的任务是帮助*党**的陕南特委、红军第七十四师的和干部战士了解*党**中央关于和平解决‘西安事变’、迫蒋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方针、政策。”
“还要向他们介绍‘西安事变’的情况，向领导层介绍我*党**同张、杨会谈的情况，以中央的方针决策统一陕南特委和七十四师全体干部战士的思想。”
“特别是要他们搞好同友军和地方的关系，准备投入抗日战争。要特别说明，一切军事行动，要听中革军委的命令，要切实防止同友军发生误会和冲突。”
与此同时，周恩来派人给*共中**陕南特委和红军第七十四师领导人郑位三、陈先瑞等送去一封信，告诉他们：
“西安事变”发生后，中央有新的方针和决策，将派李涛同志前往传达，要部队原地不动，并于明日派部队到蓝田接李涛。
当时，红军第七十四师正准备攻打蓝田县城，得手后乘机攻打山阳、镇安、柞水等县，以扩大苏区，扩大红军，同时弄一批物资补充部队。
红74师团以上干部合影
此前，12月12日凌晨，他们听到西安方向的枪炮声，不知是怎么回事。
后来听到不同的传说，有的说是张学良和杨虎城打起来了，有的说是张学良、杨虎城和蒋介石的部队交火，把蒋介石扣起来了。
收到周恩来的来信后，他们特别高兴，但又感到突然，不得不警惕敌人施诈。以郑位三为书记的*共中**陕南特委决定，既要执行指示，又要提高警惕。
收到周恩来指示的第二天，红七十四师派出一个连，由师部派干部带领，来到蓝田县城公路边迎候李涛。
上午10时许，从西安方面来了6个军人。为首的身材魁梧，身着佩戴少将肩章的国民*党**军官黄呢军服。
随行的是两个下级军官（机要员、报务员）和3名士兵。他们都是西北军的装束，带来一部电台，这同周恩来来信所谈吻合。
身穿国民*党**军服的李涛（右三）
见面后，这一个连的红军就把李涛等6人迎进了红七十四师师部。*共中**陕南特委的领导人也来到了这里。
郑位三书记、陈先瑞师长等与李涛互相介绍、寒暄后，便开始了一连串的问话。
问话过程看似气氛友好，但一开始明显带有盘问的性质，郑位三和陈先瑞都用警惕的目光盯着这个来路不明的“国民*党**少将”联络员。
“李涛同志，周副主席是什么时候来到西安的？”
“17号晚上。12号，西安事变'发生后，张学良很快就给保安、我们的*党**中央发来电报，希望听取我*党**意见。中央政治局13号召开会议，决定派周副主席来西安调处。”
“周副主席是怎么来的？”
郑位三
“张学良派飞机接来的。”
“在保安上的飞机吗？”
“不，不是。保安没有机场，是在延安上的飞机。”
“你说错了吧，延安并不在红军手里呀！”
“周副主席派人同延安县县长交涉的。况且，张学良已经给延安县长发过指令。”
“你是跟周副主席一同来到西安的吗？”
“不。在这以前，周副主席派我到西安杨虎城部做统一战线工作，我在事变发生前就到了。”
“周副主席到西安住在哪里？”
“周副主席下飞机后，先到后宰门附近的七贤庄1号——红军的秘密转运站，稍微休息一下，很快就去会见张学良。张将军请周副主席住在他的公馆里，就是金家巷1号。张住西楼，周副主席和随行人员住东楼。这样很安全，也便于共商大计。”
“李涛同志，我们没有见过面，能不能请你作个自我介绍？”
李涛爽朗地笑了，他完全理解陌生的战友的心思，认为这种革命的警惕性也正是革命的责任感。于是，他作了一个简短的自我介绍。
“李涛同志，你刚刚说你是红军总政治部*战统**部部长，可在红一方面军的师以上干部中，没听到过你的名字呀！”
“噢！我以前不叫李涛。读书时我叫李毓英，入*党**后叫李湘民，在江西苏区时叫李湘舲，最近上级派我来西安，为便于工作，才改成现在这个名字。周副主席说，红军师以上干部的名字，国民*党**大半知道，所以让我改了。”
红军时期的李涛
“李涛同志，你们中央红军开始长征的时间，在我们之后吧？”
“不，比你们早一个多月。我们是前年10月10日从瑞金出发的；你们红二十五军撤离鄂豫皖的时间，听周副主席说，是在前年11月中旬，16号前后撤离罗山的吧。”
“你了解红二十五军吗？”
“红二十五军是红四方面军的一支英雄的部队，你们的战绩我们早有所闻。”
“红四方面军的*长首**，你认识吧？”
“*向前徐**总指挥、王树声副总指挥……我们早知大名，只是在一、四方面军懋功会师后才见到。”
“你知道，程子华军长从一开始搞武装斗争就在鄂豫皖吧？”
程子华
李涛笑了，摇了摇头：“不，不是的。程子华同志原在江西红五军团，后在粤赣军区当师长，参加了中央苏区历次反围剿斗争，前年9月被派到红二十五军。”
“红二十五军早期领导人，我记得是旷继勋、蔡申熙两位军长，王平章政委。”
“红二十五军后来经历过整编、重建。长征时，军长是程子华，政委是吴焕先，可惜吴政委不幸牺牲了；副军长是徐海东，参谋长是戴季英。”
“还有，郑位三同志，如果我没记错，你是政治部主任吧？”
在场的人会心地笑了，气氛转向热烈。
“李涛同志，我们跟程军长他们失掉了联系，他们最近情况怎么样？”
“去年9月中旬，红二十五军到达了陕北苏区延川县永平
镇，跟陕甘红军会师，结束了长征。”
“*共中**西北工委和鄂豫陕省委召开了联席会议，为了统一指挥，决定将红二十五军和陕甘红二十六军、红二十七军合编为红十五军团。”
“军团长是你们的徐海东副军长，军团政委是你们的程军长，陕北红军刘志丹同志任副军团长，高岗、郭述申同志为政治部主任、副主任。”
“去年11月，红十五军团和红一军团胜利会师在甘泉地区。会师后，红十五军团编入了红一方面军序列。”
“直罗镇战役就是这两个军团并肩作战，在毛主席、周副主席和红一方面军彭德怀司令员直接指挥下，取得胜利的。”
郑位三、陈先瑞又询问了红一方面军的一些情况。他们的疑问打消后，便站立起来，同李涛热烈握手。
“对不住，李涛同志。你是周副主席派来的，可是我们竟盘问你这么长时间。希望你不要怪罪。”
李涛满面笑容：“郑书记、陈师长，你们做得对。我们没有见过面嘛，斗争这么尖锐复杂，不搞清楚，被敌人欺骗了怎么办？”
“我识别你们容易，可是你们不把我问清楚，怎么知道我是自己人呢？我这身装束，这个样子，很像个国民*党**军官。搞明白，这是对*党**负责。”
郑位三、陈先瑞简要谈了七十四师的情况，然后说：“李涛同志，现在是不是给我们传达中央指示呀？”
李涛微笑回答：“好。这次周副主席给我的任务是：传达*党**中央关于和平解决西安事变、联蒋抗日的方针，传达中央军委关于红七十四师当前任务的指示。”
“为了便于理解中央、军委的方针、指示，周副主席要我介绍一下‘西安事变’的经过情形，‘西安事变’的意义、事变发生的原因和周副主席到西安后同张学良、杨虎城两位爱国将领的会谈情况。”
在介绍“西安事变”有关情况后，李涛从（《八一宣言》），到最近一再提出的抗日救国主张，讲明了*党**中央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一贯立场；
从“抗日讨蒋”、“抗日必须反蒋”到“逼蒋抗日”、“联蒋抗日”，讲明了在民族矛盾急速上升、蒋介石有可能被迫抗日的形势下，*党**中央对蒋方针做出的实事求是的正确调整。
李涛一家
李涛援引周恩来所谈，讲明了当前对蒋介石的不同处置方法，可能导致“西安事变”以至抗日救国大业两种截然不同的前途：
如果能说服蒋介石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就会使中国免于被日本帝国主义灭亡，这是最好的前途；
如果从感情、从义愤出发，宣布蒋介石的罪状，把他杀掉，中国国内就会出现一场规模空前的大混战，为日本灭亡中国创造极为有利的条件，这是最坏的前途。
*党**中央确定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这是出于民族大义，也是为了革命大局。
传达到这里，郑位三、陈先瑞和七十四师其他领导同志同李涛进行了讨论式的交谈，气氛热烈。许多干部原来的想法同*共中**中央的决策距离很大。
十年内战中，蒋介石的双手沾满了中国*产党共**人和革命人民的鲜血，红二十五军的广大干部战士同样吃尽了蒋介石的苦头，多次被逼入险境。
大家听说他被扣，恨不得立刻把他杀掉。他们恨蒋介石，也恨张学良、杨虎城。
因为红二十五军原在鄂豫皖苏区坚持斗争时，曾遭到张学良（时任鄂豫皖三省“剿匪”副总司令）所部的“清剿”；
长征中又遭到张学良、杨虎城所部的围追堵截。因此，他们也把张学良、杨虎城看做敌人。
今天，他们听了中央关于团结张杨、“联蒋抗日”的决策，要把思想、认识统一到中央的决策上来，这确实是180度的大转弯。
但陕南特委和红军第七十四师的领导人是久经沙场的老战士，他们对*党**中央是信赖的，也有很高的政治水平，经过一番思考与讨论，对*共中**中央的正确决策是能够理解和接受的。
尤其是听了毛*东泽**、周恩来、洛甫（张闻天）关于当前形势、任务、方针的论述的传达，他们更加信服。他们对张学良、杨虎城的认识也发生了根本的变化。
陈先瑞问：“中央对我们红七十四师当前的斗争，是怎样决定的？”
李涛说：“周副主席准备派你们跟兄弟部队和友军一道，去对付何应钦。”
陈先瑞说：“何应钦？这可是个*动反**透顶的坏家伙。他不是在南京吗？怎么跑到陕南来了？”
李涛答：“他现在还没到。这个何应钦，是蒋介石的军政部长，对*共反**最积极，对抗日没兴趣，因为他是亲日派。”
“‘西安事变’发生后，他打出了讨伐张、杨的旗号，把张、杨两位爱国将领叫做'叛逆’，他自任讨逆军总司令，调兵遣将，向西安开进，企图制造一场更大规模的内战。”
“他的行为受到了国人的谴责，却得到了日本人的赞赏。”
郑位三说：“中国人要是混战一场，日本人才是求之不得呢。”
李涛说：“确实是这样。所以，我们要避免这种局面出现。我们的*党**中央和中革军委已经向全*党**全军发出指示，阐明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
“在讲到停止内战时，也提出要反对挑起新的内战，要推动南京政府走上抗日的道路。”
“中央、军委还决定，要从政治上、军事上给张学良、杨虎城以实际援助，协同东北军、西北军切实做好对付何应钦之流进攻的军事准备，促成全国性抗日统一战线的建立。”
李涛继续说：“周副主席一到西安，就同张、杨两位将军研究了对付何应钦的军事进攻问题。”
现在已经知道，何应钦纠集了东西两路大军，各有10来个师的兵力，以东路为主，西路配合，准备进攻西安。“
“东路集团由刘峙指挥，其中的5个师已到达潼关、华县地区，从东面进逼西安；西路集团由顾祝同指挥，正向天水、陇西集中，而后准备经宝鸡、凤翔进逼西安。”
李涛说：“照眼下形势来看，战端似乎有一触即发的危险。为了避免新的内战，我们有两个办法。”
“最主要的是，周副主席同张、杨两位爱国将领正在同蒋介石谈判，希望和平解决，停止内战，一致抗日；”
“另一个办法，就是认真对付何应钦可能发动的进攻。如果他发现我们同张、杨联合一致，作了充分的军事准备，他也许不敢轻举妄动。”
“如果他真的发动进攻，那就坚决把他打败，至少把他打痛，再加上国人反内战的压力，才能取得国内和平，出现共同抗日的局面。”
李涛接着说：“为了避免最坏的情况和争取最好的前途，周副主席和张、杨研究决定，集中东北军、西北军和红军主力，采取诱敌深入的方针，在西安以东地区迎击刘峙所部，另以部分兵力抗击和钳制顾祝同的部队。”
“我们的中革军委根据共同商定的计划，已决定从红一、二方面军各调两个军团、从红四方面军调两个军组成红军突击集团，南下蓝田、商县地区，协同东北军、西北军主力迎击刘峙。”
“另派两个军和一个骑兵团对付顾祝同。我们红七十四师要加入红军突击集团，去潼关、灵宝一带，阻止刘峙集团进入陕西。现在要做好准备，周副主席电令下达后立即行动。”
红军第七十四师领导同志高兴地接受了这个任务。
李涛又说：“根据*党**中央和周副主席指示精神，我们红七十四师原定攻打蓝田的计划是不是就此正式取消？”
郑位三、陈先瑞等表示，马上取消这个计划，接受中央下达的新任务。
取消攻打蓝田和停止扩大苏区的命令一下达，顿时在广大的红七十四师官兵中掀起轩然大波，广大战士不理解、不明白，张杨和蒋介石内讧，为何不利用这个有利时机发展根据地？
一个资历颇深的团长甚至破口大骂：“这绝对是假命令，所谓的联络员是叛徒！”
得知官兵思想出现波动后，郑位三、陈先瑞告诉李涛，广大干部战士不了解中央精神，一心要攻打蓝田，扩大苏区，扩大红军，筹措军需。
右一为陈先瑞
为了迅速完成思想认识上的转变，希望李涛给团以上干部作个报告。李涛欣然同意。
第二天，李涛在郑位三、陈先瑞陪同下，与团以上干部亲切会见。
郑位三首先讲话说：“我们红二十五军从长征开始以后就同*党**中央失去了联系。红七十四师成立后，我们也一直盼望得到中央的指示。”
“最近，*党**中央为了正确处理‘西安事变’，派周恩来副主席来到西安。周副主席一到西安，就派红一方面军统一战线工作部部长李涛同志来到我们这里，传达中央指示。”
“这说明*党**中央非常关心我们。李涛同志是大革命时代的老*党**员，六七年前就是红军的师政委，后来是军团政治部主任，长征到陕北后领导红一方面军的统一战线工作。”
“他来到这里给我们介绍了‘西安事变’的情况，传达了周副主席对我们红七十四师的指示。这些都是大家非常关心的问题。今天，我们特请李涛同志给我们作报告。”
干部们本来就不认可李涛这个联络员，郑位三一讲完后，只有郑、陈二人鼓掌。
李涛并不胆怯，上台后首先传达了周副主席向在陕南坚持斗争的*共中**陕南特委和红军第七十四师指战员的亲切问候，随即开始了报告。
他在报告中，生动地讲明了最近发生的“西安事变”是怎么一回事，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变，*党**中央为什么不主张杀掉蒋介石，反而提出了和平解决、联蒋抗日的方针。
在新形势下，我们红七十四师应当怎样遵循*共中**中央的决策、方针，投入抗日救国的伟大斗争。
他根据*共中**中央关于统一战线的指示，讲明了今后应当如何处理与友军、友方的关系、为什么要改变打土豪分田地的政策等问题。
他还对与会同志反映的疑虑做出了具体的解释。
针对大部分干部对于放弃攻打蓝田的计划思想不通等情，李涛讲明了形势变化了，我们的方针也要改变的道理；讲明了局部服从全局的道理。
李涛说：“在中央指示下达前，你们计划攻打蓝田，这是完全正确的。从政治上说，这是革命的行动。从军事上看，这是正确的部署。你们有取胜的决心，也有取胜的把握。”
“打下蓝田，可以扩大革命影响，可以扩大苏区，可以扩大红军，还可以弄一批军需物资，这对今后的斗争很有好处。”
“但是，在中日民族矛盾超过国内阶级矛盾、日本帝国主义成为主要敌人的新形势下，在中央做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决策和制定和平解决‘西安事变’、联蒋抗日的方针之后，我们的计划就要调整和改变。”
“郑书记、陈师长明确地表示，要取消原定的攻打蓝田县城的计划。我看，这是完全正确和必要的。”
“这是从大局出发。不然，我们要是打下了蓝田，不管得到多少好处，都无法抵消在政治上造成的不良后果——打击了友方，干扰了*党**中央的方针、部署。”
这是日本侵略者和国民*党**亲日派所希望的。从局部来看，打下蓝田似乎是个很大的胜利；但从全局来看，这不符合*党**中央的决策，所以千万做不得。”
李涛在讲述这些问题时，完全采取平等讨论的态度，尊重有不同看法的同志，循循善诱，以理服人，得到了与会同志的赞同。终场时，大家报以热烈的掌声。
会后，反响十分热烈。郑位三、陈先瑞说，李涛同志不但给我们带来了中央的指示，还帮我们做通了团以上干部的思想工作。
在郑、陈的提议下，李涛又召开了两次扩大会议，对红74师一千五百多名干部战士作了内容相同、说理更加通俗、具体的报告。
报告前，李涛认真了解了基层干部战士的思想和反应，报告中有针对性地回答了相关问题。
他从“西安事变”的经过讲起，通过许多故事情节，讲明了中日民族矛盾已上升为主要矛盾，中华民族被日本帝国主义逼上了*国亡**灭种的危险境地。
进而讲明了*党**中央为什么要采取和平解决“西安事变”、联蒋抗日方针等重大问题，以及每个*产党共**员、红军干部应有的立场和态度。
在回答“不杀蒋介石不解恨”问题时，李涛说：蒋介石颈上的那颗人头并不值钱，你要它何用？
他曾以8万银元的代价悬赏*产党共**领导人的首级，可是在我看来，他如果坚持*共反**，他的首级连一块铜板也不值。
你砍下他这颗人头，却引起大规模的国内混战，岂不是对日本帝国主义有利？
当然，他如果改变了打内战的*动反**方针，走上抗日的道路，那我们还是尊重他，联合他，这叫做民族大义，也是革命大局的需要。
我们要懂得大局，服从大局，不能用感情代替政策。
在回答“东北军、西北军都跟我们打过仗，都是敌人”问题时，李涛说：我们对具体的事物需要有具体的分析，不能说打过我们的就一定是敌人，或者永远是敌人。”
“本来，内战祸首是蒋介石，而张学良和杨虎城是个执行的问题。张、杨参加“围剿”时，跟我们是敌对关系；他们反对内战，那就是我们的朋友。”
“你们知道，东北军、西北军都不是蒋介石的嫡系，蒋介石歧视他们，排斥他们，并且利用他们作为进攻陕甘红军的先头部队，拼掉了他们的实力还不给补充，他们对蒋介石是很不满的。”
“特别是东北军，过去盲目执行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丢掉了东北老家，派到鄂豫皖跟你们作战，后来又派到西北地区跟你们，也跟红军其他部队作战，都遭受了严重损失。”
“比如直罗镇战役就是这样，你们红二十五军兄弟师、团参加了这个战役。“
“东北军、西北军都感到“剿共”没有岀路。他们的领导人张学良、杨虎城都是爱国将领，一心要抗日，不愿继续打内战。”
“张学良的父亲被日本人炸死在沈阳附近的皇姑屯，这是家仇；东北三千里江山沦于敌手，这是国恨。”
“蒋介石既不让他报家仇，又不让他雪国恨，还让他背上了“不抵抗将军”的历史罪名，去跟红军拼血本。蒋介石把张、杨逼到绝境，他们才把蒋介石捉起来的。”
“他们是为了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才干出这么一个震惊中外的大事变。”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红军还能把东北军、十七路军当敌人看待吗？他们不仅不是敌人，还是我们最好的朋友！”
李涛的报告，受到全体干部战士的热烈欢迎。
会后，李涛还不辞辛劳，和红74师领导人一道分工包干，深入每一个连队组织座谈讨论，把广大指战员的思想认识初步统一到*共中**中央的方针、决策上来。
*共中**陕南特委遵照周恩来的指示，为加强对当地军政工作的统一领导，成立了鄂豫陕边军政委员会，郑位三任主席，李涛任副主席。
同时成立了陕南抗日联军，以*共中**领导的何振亚部为第一军，红七十四师为第二军（内部习惯上仍称红七十四师），陈先瑞任军长。
何振亚
经过动员、整编和短暂的准备，红七十四师奉命向东开进，前往河南灵宝地区，阻止国民*党**“亲日派”部队向潼关进攻。
经军政委员会研究，派方升普、曾焜带一个小团向西，找何振亚部传达*共中**中央的指示，开辟宁佛地区工作。
红七十四师向东开进的第一天，即遇到地方民团的阻拦，一些干部战士便产生了疑问和思想波动。
李涛一面向大家解释这可能是他们那个系统还没传达下来命令，不要着急；一面与民团联系，使部队得以顺利通过。
主力到达灵宝地区后，接到周恩来电令，说“西安事变”已和平解决，命红七十四师开回商州，与十五军团会合。
七十四师回到商州后，受到军团领导和部队的热烈欢迎。军团领导对七十四师坚持陕南斗争取得的胜利给予很高的评价，对李涛来部后的工作给予了热情的赞扬。
随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十五军团离开商州，开回三原；红七十四师继续留在陕南，开赴柞水、镇安、宁陕一带驻防，进行整训，开展群众工作和统一战线工作。
这时，部队有了较多的政治教育时间。根据红七十四师的安排，李涛继续进行了形势、政策、任务教育。
他针对干部战士的思想实际，深入浅出地宣传了毛*东泽**、周恩来的有关论断和*党**中央的决策精神，进一步统一了部队的思想认识。
他针对部分干部不愿与国民*党**官员交往、不愿做中上层*战统**工作的思想实际，讲明了国民*党**内部不是绝对的“清一色”。
其中有“亲日派”和顽固*共反**的分子，也有爱国者，并介绍了东北军、西北军的强烈抗日情绪和我*党**同张、杨成功地建立统一战线的事实，提高大家的思想认识。
在李涛的帮助下，红七十四师的*战统**工作取得了明显的成绩，取得了所驻各县的合作与支持。
如：柞水县长贾志璞为解决七十四师粮秣问题，亲自召开会议，发布训令，并向陕西省主席孙蔚如发出快邮代电。
贾志璞原是杨虎城部骑兵团一营营长，拥护杨的爱国主张。
后来，他在回忆主政柞水情况时说：通过和（红七十四师）部队接触，关系越来越亲密，特别是士绅们的戒备心理也都打消了。
我为部队安排筹粮，召开了县政府会议，向各保下了购粮通知，并以县政府名义成立了一个粮秣代购站，把部队分到蔡玉窑、营盘等地驻防；
部队还配合县政府到东川、两河一带剿匪。我觉得那一段，我和红七十四师相处得比较好，有事就找部队商量，闲了无事，爱到部队中转悠。
贾志璞说：有几件事我很受感动：一是战士……住群众的地方，屋场、院落、街道打扫得干干净净，给群众打水、做活，纪律特别好；
二是战士无事时三个、两个围着一堆沙子，学习写字、画地图，我觉得这了不得！我当时不懂马列主义，对*党**不了解，但从这些战士身上我看到*产党共**能成功。
红七十四师的杨（焕民）参谋长也常和我谈一些问题，对我很有启发。
杨焕民
他问我，你对西安事变有啥看法？我说，国共两*党**合作抗日，我赞成，就是不该放蒋介石，应该把他杀了！
杨说：’那可不行！你想，杀了一个蒋介石，那就会冒出来几个蒋介石，全国就乱套了
这两段朴实的文字，从一个侧面反映了红军第七十四师当时政治教育、群众工作和*战统**工作的成绩。
“西安事变”发生50年之后，北京军区原政治委员陈先瑞中将回忆说：
“当年红七十四师的干部战士对李涛同志反应很好。他政治水平很高，为我们部队接受*党**中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出了大力。”
“一些复杂、重要的问题，他用一些故事给你讲，深入浅出，让你很容易理解*党**中央的方针政策。”
晚年陈先瑞
“他以身作则，平易近人。虽然他是*党**中央派来的，又是鄂豫陕边军委副主席，但一点架子也没有。他是以七十四师成员之一的身份来工作的。他的威信很高。”
1937年4月，周恩来派*共中**代表团秘书长李克农去上海、南京，继续就国共合作中的一些问题同国民*党**进行谈判；同时电令李涛来西安，接任李克农的工作。
红军第七十四师的战友们以惜别的心情欢送李涛，并派员把他护送到七贤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