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篇接上一期民营经济发展（1）—艰难的起步，本期介绍1984，民企元年（共6082字，阅读需18分钟） 。
01
1984
民营公司元年
1984年，是一个骚动而热烈的年份。
“我们都下海吧”，所有的年轻人都在用这样的词汇互相试探和鼓励。“修大脑的不如剃头的”“搞导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是当时社会的流传语。
经过一年多对“投机倒把”的整顿，国家开始重新支持民营经济发展。而历经磨难的民营经济，像“离离原上草”一样“烧不尽”，在政策的春风下吹又生。
02
中国私企第一人—姜维
1980年姜维离开部队回到大连，被分配到大连市文化局工作，但等了8个月还没有具体工作。无奈之下，摆摄影摊子，干起了个体。
当时社会流传“好人都有工作，没工作的才干个体户。”1983年“严打”时，姜维等一批个体户被强行迁走，理由是要“净化城市”。随后，中央政策调整，开始积极支持个体户发展。
1984年，偶然机会，一位叫廖志强的港商要以19.8万元，卖给姜维一套彩色照片扩印机，这在当时可是天文数字。姜维提出合资经营，港商爽快地同意了，但当时不许个人同外商合资，被大连政府叫停。
姜维想不开，毅然来到北京“要政策”。因为没有当地介绍信，近3个月时间里，各个国家机关都因其个体户而拒之门外。后来，姜维借住在人民大会堂工作的叔叔家，偶然得到了一张“五四”青年联欢门票，他拿起照相机来到了大会堂东大厅。
一位中年领导同志看姜维在拍照，便问：“你是哪个报社的，我怎么没见过？”姜维说：“我是个体户。”
这位中年人是*共中**中央办公厅主任*兆国王**。姜维激动地说了想同外商合资办企业的想法。*兆国王**便让姜维找他身边工作的同志谈。
事情开始出现转机。但1957年中国向全世界宣布“社会主义改造的伟大成果就是取消了私营企业”成为“紧箍咒”，且当时企业超过8个雇员就是剥削，在条条框框束缚下，恢复私营企业主法人身份并不容易。
姜维办私营企业在高层引起了广泛的讨论和争议，他被各大部委的领导轮番“拷问”。后来在*耀邦胡**的支持下，对外经济贸易部向姜维颁发了中外合资企业证书。
消息一传出，国内各媒体都进行了报道，国际媒体也进行了转载。甚至有评论说“恢复中国私营经济，姜维在他人生中迈出一小步，而中国却是迈出了一大步！”
02
王石们的积聚
1984年，是中国企业史上值得纪念的年份，日后很多驰骋一时的公司均诞生在这一年，后来人们称其为中国现代公司元年。
倒卖玉米赚到第一桶金的王石，在1984年成立“深圳现代科教仪器展销中心”，做的依然是倒买倒卖营生：先收内地企业货款25%作定金，向港商订货，货到深圳后，买方付清余款。买卖关键收的是人民币，支付的是港币或美元，利润就来自获取外币能力。这样的业务，要有进口许可证，要能联系具有外汇出口创汇份额的单位，没有一定背景、公关能力是开不成这种公司的。
王石日后举例说明公司是怎么赚钱的：一个叫王*堂春**的人，宣称手头有3000万美元的出口外汇留成，换汇比率为1美元兑换人民币3.7元。“外汇留成”并非现金，而是“配额指标”，应属于某个国营外贸公司，最终到了“倒爷”手上。当时的市场汇价是1美元兑换4.2元人民币，中间有0.5元的差价。
王石向王*堂春**预定了1000万美元的“外汇留成”，然后从中国银行“顺利”贷到2000万元人民币，凑足3700万元汇给王*堂春**。一倒手，赚到兑换差价500万元。
在当时的深圳、北京，早已形成了一条条产业链，源源不断的国家配额以各种形式贩卖到南方，通过官方价差，空手套白狼，一夜暴富。王石从北京调来外汇指标，联系好进货和出货的港商与国内企业，通过货物的进口销售把汇率差“变”成流通差价。
这时候的“倒爷们”，还在通过各种手段，猛烈地聚集着自己的原始积累。
03
海尔
35岁的张瑞敏被派到一家濒临倒闭的电器厂当厂长。当时，工人磨洋工、管理者睁眼瞎、工厂没效率……一切死气沉沉。
“青岛日用电器厂”是个烂摊子，生产过电动机、电葫芦、民用吹风机、小台扇等，近几年始生产洗衣机，由于外观粗糙、质量低劣，一直打不开销路，工厂资产、债务相抵还亏空147万元。
张瑞敏上任前，一年内已经换了3任厂长。他回忆说，上班8点钟来，9点钟就走人，10点钟时随便在大院里扔一个*榴弹手**，也炸不死人。
张瑞敏上任后就制定了13条规章制度，“不准在车间随地大小便”“不准迟到早退”“不准在工作时间喝酒”“车间内不准吸烟”“不准哄抢工厂物资”……
没料到第二天上午就有人大摇大摆扛走一箱原料，中午张瑞敏就贴出布告开除此人，新厂长是动真格的了。
随后，张瑞敏决定生产电冰箱。他曾到德国考察，当地一家名叫利勃海尔冰箱公司，愿意输出技术、设备。张瑞敏向青岛市和北京的轻工部再三要求，终获允许，成为一个定点生产厂。
有个朋友到张瑞敏那买冰箱，但挑了很多都存在着这样那样毛病。张瑞敏把库房400多台冰箱全部检查一遍，结果发现有76台冰箱都不同程度存在问题。有人提议把这些冰箱低价格处理给职工。但张瑞敏下令将76台冰箱砸成废铁。当时，一台冰箱价格是800多元，相当于一个职工两年的工资。
张瑞敏表明态度，要和质量死磕到底，随后召开质量会议，严格把控每个环节，从日本松下、丰田引进管理模式，不断创新，逐步成长为国内管理水平最高的制造工厂之一。
04
中关村
1984年的中关村开始初显繁荣景象。一批批的科技人员跳进了商品经济的大海，科海、京海、四通、信通、联想先后建立。
柳传志1970年被分配到了中国科学院计算所，一直默默无闻。
1984年的中国科学院正处在转型边缘，所里组建了一家信通计算机公司，柳传志被选中担任主管日常经营工作的副经理。
公司在一间20平方米传达室，共11个人，全部超过了40岁，唯一的技术专家是另一个副经理张祖祥。此时，中关村已经有40多家科技企业，并拥有了“电子一条街”的名声。
当时中关村，知名公司创办人多是中科院科研人员，跟他们相比，柳传志则要“低调”得多。从一开始，他就没完全割断公司与计算所的“母子关系”。
公司的启动资金是计算所20万元，性质是“国有企业”，人员任命都要获得中国科学院批准。而公司可以无偿使用计算所研究成果、办公室、电话及其他资源。在将近十年里，依靠中科院这棵大树，公司从银行*款贷**、政策帮助，充分享受了国有资源的支持。而在财务、人事、经营决策上，柳传志享有相当的自主权。
公司创办的头几个月里，柳传志满脑子都是如何赚钱养活公司。1985年初，中科院购买500台IBM计算机，其中的验收、维修、培训业务交给了柳传志，为公司带来了70万元服务费。通过这次业务，柳传志同IBM公司中国代表处搭上了线，成为后者的中国代理，绑定了公司日后重要的利润来源。而20年后，联想将以16亿美元收购IBM的PC事业部。
当时，进口的昂贵计算机无法识别汉字和操作中文系统，开发适合“汉字系统”成了当时众多公司的选择。
1985年初，倪光南已经完成了这项技术的研究，并将之命名为“联想式汉字系统”。柳传志也正是听说了这个消息，才迫不及待地找上了倪光南。
最后，柳传志说服了倪光南加盟，担任总工程师的职务，为联想带来了“汉字系统”。联想的汉卡，北大方正的激光照排，四通的汉字打印机。包括后来风生云起的史玉柱，都是靠着切入“汉字系统”，完成了第一次业务拓展。
倪光南是中国汉字信息处理的开路者，他性情专注，拥有科学家的天赋，他改变了公司的航向，为联想注入了技术基因，与那些依靠外贸的“科技”公司慢慢拉开差距，联想I型汉卡当年就销售了300万元，“联想”最终成了这家公司的新的名称。
05
东方魔水健力宝
不过在1984年，中国最值得称道的公司，是一家诞生于广东三水县的饮料工厂。
厂长李经纬偶然机会，听说广东体育科学研究所有“能让运动员迅速恢复体力”的饮料，便找上门去要求合作。它有个很拗口的名称“促超量恢复合剂运动饮料”，实质是一种含碱电解质饮料。他想出了一个新名字“健力宝”，商标设计又和运动联系起来。经过四处奔波，竟说动百事可乐为他生产易拉罐。
更让人惊呼的是，李经纬瞄准了美国洛杉矶奥运会，国家体委将在6月份决定中国代表团指定饮料。当年的三水酒厂，一年利润不过几万元，李经纬直接盯向奥运会，相当于门口的保安看上了董事长。
4月，当200箱光鲜亮丽的健力宝，出现在了亚足联的广州会议上时，引起了大家热烈关注。作为唯一罐装饮料，品牌形象与体育运动天然有关，而且口感、色泽、质量均让人眼前一亮，健力宝毫无争议成为中国奥运代表团首选饮料。
中国代表团最终夺得15枚金牌，位居第4。极大地激发了全民的热情和民族自豪感，健力宝也获得了不可想象的关注。有人便猜测“中国运动员取得了15块奥运金牌，可能是喝了某种神奇功效饮品缘故”，健力宝一炮而红。
1984年，健力宝的年销售额为345万元，第二年就飞蹿到1650万元，再一年达到1.3亿元，此后15年间，一直霸占“民族饮料第一品牌”。
健力宝崛起，意味着中国饮料市场春天到来。同时，在珠江三角一带相继冒出无数饮料、食品、保健品工厂，自此开始了食品“北伐”的脚步。
06
下海创业了
浙江大学数学系毕业生史玉柱，在安徽省统计局的办公室里编写了第一个统计系统软件，他梦想做中国的IBM，不久后，他将南下深圳书写一段传奇悲壮的生涯。
浙江大学毕业的段永平愤然离开分配单位北京电子管厂，他发誓自己以后再也不会在国营工厂里上班，因为那里“人人都觉得能干，却什么都不干”，他坐着火车到珠江三角洲去了。
赵新先，军医大学的教授带着自己的“三九胃泰”在深圳笔架山下开始新的事业。
惠州，从华南理工大学毕业的李东生在一个简陋的农机仓库开辟自己的工厂，他与香港人合作生产录音磁带，这便是日后赫赫有名的家电公司TCL。
在广东顺德的容桂镇，只有小学四年级学历的潘宁以零件代模具，凭借手锤、手锉、万能表等简单工具，打造出了中国第一台双门电冰箱。
10月，珠江冰箱厂成立，冰箱的品牌是“容声”。这便是在后来统治了中国家电业十余年的科龙前身。潘宁造冰箱，在技术上靠的是北京雪花冰箱厂的支援，在资金上则是由镇政府出了9万元的试制费，这家工厂成了“乡镇集体企业”，这一产权归属最终决定了科龙和潘宁的悲情命运。
07
广东中山指甲剪工厂
这一年的秋天，梁伯强从香港潜回到老家，还有扛大包、描家具辛苦攒下来的三万港币。没有一家国营单位愿意接受他，不久后，他用攒下的钱办起自己的工厂，20年后他成为中国的“指甲钳大王”。
当时中国，到处游荡着“梁伯强”，他们是无数渴望致富的奋斗者。到1982年底，全国工商户已达101万家，与1979年底的10万户相比，整整增长了10倍，这在三年前是根本不可想象的。
08
新希望
四川新津县，当时城市不允许私人办厂，陈育新从公务员辞职后，到社队申请办电子厂被拒后，重病一场。随后又办起育新良种场。经过养鸡后，他在鹌鹑养殖上赚到了钱。数年后，这里成了全国最大的鹌鹑养殖基地，养殖户竟超过了十万人。
这时，陈育新兄弟又敏捷地转到另一个行业中—饲料生产，并起名为“希望”，后来成为中国最大的饲料集团。到1987年前后，刘家兄弟已经悄悄聚起了上千万元的资本。
09
苏泊尔的故事
沈阳双喜压力锅厂，1964年生产出中国第一口压力锅，一直是国内最大的专业工厂。
1986年前后，浙江玉环县一个叫苏增福的农机厂找到双喜厂，用尽关系、费尽口舌，终于成为双喜的联营企业之一。农机厂生产的压力锅，以双喜牌的名义销售，很快销量大大超过沈阳厂。到1993年，母厂一年从苏增福手里赚走500万元的品牌使用费，居然已超过它的产销利润。
双方日渐反目，苏增福决定自创“苏泊尔”，到1999年，它已抢走双喜的大部分市场份额，市场占有率超过45%。苏泊尔与双喜的此起彼伏，是很多联营公司共同的命运轨迹。
从零部件配套，到整机委托生产，再到品牌租用，民营企业不断提升自己的市场份额，而国营企业步步后退，最终让出整个市场。
10
乡镇企业
1984年3月2日，国务院正式发出通知，将社队企业改称为“乡镇企业”，作为一个新的、独立的企业形态，乡镇企业第一次浮出了水面。
年中国的乡镇企业实际发展到165万家，拥有劳动力3848万人。据潘宁回忆，在当时北京西单商场推销冰箱时，一位科员问：“容声是咋回事？是啥级别的？”潘宁说：“我们是乡镇企业。”那位科员当即下逐客令。
1986年，潘宁请香港影视明星汪明荃代言冰箱广告，因为汪是全国人大代表，广告要播出需请示上级，报告打上去，如石沉大海，所以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这则广告只能在地方电视台播出，却上不了中央电视台。
在1984年诞生的这些公司，分散在一些偏僻的地区和角落，从事的产业与人们的日常需求相关，在商品短缺的年代，他们选对了行业。跟那些拥有大量设备、技术、人才和资本的老牌国营企业相比，他们就像大象面前的蚂蚁，但在改革的风云际会下，终在历史上留下了自己的身影。
当时，这些公司在性质上也算是“国有”或“集体所有”，不过由于新创办——如联想、万科等，或濒临破产——如海尔、健力宝，所以并不在政府部门“关注”之列，拥有一定的自主权。在大象戴着镣铐跳舞，这些蚂蚁开始蚕食大象的领地。
11
地下钱庄兴起
与民营企业一同发展的，是各地的地下钱庄。当时国内银行不对私人企业发放*款贷**，私企资金短缺十分严重。
以温州为例，80年代初期，当地民间企业已经十分发达，1984年，国营医院收发室工人方培林，在苍南办起了新中国第一家私人银行—“方兴钱庄”，钱庄开到第二天就被查封。但因为需求旺盛，钱庄业务一直没有停过，它得到镇政府的默许。
跟钱庄相似，一种叫“抬会”借贷，也在温州各乡村流行起来。最初几个人，每人都出一笔钱，形成一个互助性的“会”，用钱的人付给其他人高于银行的利息。在1984年前后，温州“抬会”流通的资金已超过3亿元。几乎所有业主都从“抬会”借贷资金，其运作纯靠乡亲个人信用保证。
平常并无太大风险，然而到了经济波动的时候，就会引发意外的事件。1986年，国内经济趋热，资金需求增大，有人开始高息融资，先是小心尝试、再是大胆扩展，一种新的金钱游戏开幕了。
当时温州抬会的规矩是这样的：一个会员交1.16万元，从第二个月开始，会主每月付给会员9000元，连续12个月，计10.8万元；第十三个月起，会员再付给会主3000元，连续付88个月，计26.4万元，会主仍然每月付出9000元。循环滚利，一个会期100个月。抬会要运转，必须靠后面的会员源源不断提供资金。
诱人的投资，高额的回报，让抬会会主们成了乡亲眼中的财神。在乐清，共有大大小小的抬会1346个，最大的抬会发展了12122人，从1985年到1987年初，温州九县两区有30万人卷入其中，会款额达12亿元之巨。
1986年春夏，资金链出现断裂的迹象，各地相继爆出会主潜逃的消息，成千上万的*债讨**者疯了似的冲向会主的家。短短3个月，温州全市有63人自杀，200人潜逃，近1000人被非法关押，8万多户家庭破产。
政府在这时候才重视起来，开始抓捕和通缉那些知名的会主，以杀一儆百的方式来平息民愤，李启峰、郑乐芬等人最后以投机倒把的罪名被判处死刑。
此后，政府一方面希望民间借贷能够帮助企业发展，另一方面希望其规模和秩序在可控范围内，因而金融管控政策往往含糊而摇摆。
此后，在北京、南京等地还将爆发更为惊人的融资风波。
2000年初，国务院再次进行金融秩序整顿，浙南、广东地区的民间信用社、农村合作基金会一一遭遇整治，广东共有2000多家民间金融机构被关停并转，当年2月，苏方中被警方通缉拘捕，罪名是涉嫌非法接受公众存款罪及诈骗罪。
预告：下一篇，1982-1986第七次波动，看民企发展--政府搭台，企业唱戏，民企壮大的模式密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