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假不是为了赚钱 (打假不是一家电商的事)

打假不赔钱违法吗,打假不犯法吗

在中国,售假团伙形成地域性和产业集群性已是常态,如广东的假手表、福建的假鞋、江浙的女装等。

这时,有人炮轰拼多多。

日前,在上海2019中国国际零售创新大会上,拼多多联合创始人达达表示:

平台治理是拼多多当前面临的最大问题,安排大量人手做手工巡检、设立山寨词查杀词库、打击“傍名牌”现象等都是必要的措施。

撰文 夏立

1 源于人性

近年来,校园贷,白条、裸条事件频繁发生,揭露出我国购买力有限、亟待改变生活状态的大有人在。

互联网上假货泛滥归咎于易受骗和“贪心”的消费者,是他们给了“假货工厂”优渥的生存空间。

中国某首富称:“二十五块钱就想买一个劳力士手表,这是不可能的,这是你自己太贪了。”

既想爱慕虚荣,又想花费极低的代价买个装×的高档货,完全是因为人性的贪婪。

在不装×就没法出门的年代,一些人已经习惯用假货寻求社交身份认可。

给女朋友送球鞋,大概是每个有女朋友的Sneakerhead必做的事情了。然而也有人自己穿着正品AJ,送女朋友假鞋,结果送分了手。

人们不以购买假货为耻,甚至故意买来假货,以撑场面,比如电影《飞驰人生》中一富商送沈腾的名贵“假酒”。

有分析称,打假,不仅使小卖家没了生计的问题,还会使很多人无法买到自己想买的假货。

2 无处不假

造假盛行的不仅有商业圈还有槽点满满的文艺圈。

被一场直播问答牵扯出了论文抄袭等学术造假行为,翟天临被提名为2019年演艺界“3·15倒下第一人”,一点儿都不冤。

东窗事发前,他刚在春晚上演了打假的警察,结果自己被扒学术造假,脸疼。

莎普爱思、鸿茅药酒、曹清华、汇仁肾宝等欺骗无数中老年人的神药在电视台轮番广告,成为众矢之的。

药厂、经销商、广告制作公司共同打造的利益链条,包括监管,似乎一并则被忽视。

有个叫谭秦东医生,因吐槽鸿茅药酒,被内蒙古凉城县警方跨省追捕并羁押近100天,得了精神疾病。

一度遭遇重创的鸿茅药酒,事件平息没多久便悄然回归。

一切都在变,一切仿佛又没怎么变,只是谁都回不到从前了。

3 信任消亡

为挽回丢失的信任,各平台的鉴定功能上线。

但消费者们不是待宰的羔羊,任凭你说什么就是什么,从店铺资质的审核问题到如今“平台与假货贩子相勾连”的质疑声还是不绝于耳。

为了寻得安心,有人愿意花费市场价的几倍甚至数十倍,买到的只是一个“口头上”的正品保证;有人不厌其烦地货比三家,找海外代购。

为什么他们依旧甘愿冒着被骗的风险,过着吃土、麻烦的日子,难道是他们傻吗?无论如何这都不是一件值得骄傲的事。

为了能放心地大买特买,有人亲自走出国门,扛回一台“马桶盖”。

不管那产品源头来自哪国,消费者就是买账。说到底,是对国产货品的不信任,其根源是对监管的不信任。

某化妆品商,同样的隔离霜标了两种价格,后面备注88元台版/128元日版。

这似乎固化了人们心中认定的事实:海外东西质量就是比国内好。

4 究其本质

此前,携程、马蜂窝、易到等都曾经历“制假”危机,形象问题早已成为互联网企业无法避免的痛点。

RedTech的总经理迈克尔•科伦德宁(Michael Clendenin)说,对平台而言,要清除这些假货,就像是“想抽干海洋里的水”。

假货横行不能让一个企业背锅,假货源源不断,是因为法律不完善、惩罚、监管力度不够。

第六届中国行政改革论坛上,周文彰教授表示,长期以来,一些部门重审批,轻监管,或者用审批代替监管,致使监管工作薄弱。

为了纠正这种倾向,国家提出了“谁审批,谁监管”的要求。但没想到,如此实在的一个要求,被有些地方推导出“不审批就不监管”的结论。

在政府职能中,审批与监管始终是两个最重要的职能,监管责任要比审批权限大得多,在监管方面政府承担无限责任。

打假,不是打“拼多多”,法律基石永远是根,制造工厂永远是源。

5 论持久战

每逢3·15,“打假”总是关键词,这一天,观众对揭开假面的3·15晚会喜闻乐见。

而事实上,打假这桩事需要常态,是一场在日复一日中不断发现、揭露、纠错的持久战。

高仿的山寨货,一经披上互联网平台的利益马甲,似乎成变性人一般,被无良商家忽悠成“正品”,以假当真似是互联网交易的一种趋势。

假货及网络欺诈总以低廉面目呈现,并诱惑着贪图便宜之人上钩,那些幻想25块钱买一个劳力士手表的人可以清醒了。

唯有创新技术,降低成本,生产出终端消费人群乐意接受的正品,才是企业发展的正途。

拼多多是否始终经得住打假战火的考验,有赖于管理团队及上海市执法监管力量的积极作为,也更有待于市场及广大消费者的体验和检验。

守法是诚信的底线,诚信当先自律,不自律将被他律,如自律不到位,他律应及时发挥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