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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太宗与大败局
“痴呆儿”成了“小太宗”
江河日下的晚唐之世，居然冒出个“小李世民”来，大约是谁都没有想到的。
他，就是唐宣宗。
宣宗李忱，是大唐王朝倒数第五位皇帝。其后，是懿宗、僖宗、昭宗和哀帝。史家对这位“末世天子”，评价相当之高。《资治通鉴》说——
宣宗性明察沈断，用法无私。从谏如流，重惜官赏。恭谨节俭，惠爱民物。故大中之政，讫于唐亡，人思咏之，谓之“小太宗”。
《旧唐书》的说法就更夸张，道是宣宗执政以后——
一之日权豪敛迹，二之日奸臣畏法，三之日阍寺詟气。
换句话说，宣宗皇帝登基没几天，就把权贵、奸佞和宦官，全都镇住了。结果，自然是“刑政不滥，贤能效用”。于是五湖四海，如沐春风；官民朝野，一片赞颂（颂声载路）。这，难道还不是“小太宗”？
然而这位“小李世民”，却原本是不可能当皇帝的。
宣宗原名李怡，是宪宗皇帝李纯的第十三个儿子。宪宗身强力壮，精力旺盛，生命不息，*爱做**不止。十六岁生下长子邓王李宁以后，二十七年间，居然生了二十个皇子，十八位公主。李怡，就是其中之一，当皇帝之前被封为光王。不过这位光王，却是庶出。他的生母郑氏，原本是官女，据传还是宪宗平定李锜之乱时的战利品。所以，宣宗在宪宗皇帝的二十个皇子中，地位并不高。承继大位的事，哪里轮得到他？
事实上，宪宗皇帝死后，继位的就是他的嫡子李恒。这就是穆宗。穆宗死后，继位的则是他的长子李湛。这就是敬宗。敬宗死后，继位的是他的弟弟李昂。这就是文宗。文宗死后，继位的是他的弟弟李炎。这就是武宗。宪宗传穆宗，穆宗传敬宗，这叫“父死子继”。敬宗传文宗，文宗传武宗，这叫“兄终弟及”。父死子继最正规，兄终弟及也对付。然而宣宗却是敬宗、文宗、武宗三任皇帝的叔叔。叔叔接替侄子，这算哪门子事？
当然，这也不是完全说不过去。毕竟，武宗病危时，皇子还年幼。国赖长君。请出一位皇叔来承前启后，也在情理之中。
麻烦在于，这位皇叔是有问题的。
什么方面有问题？智力。《旧唐书》的说法是“幼时宫中以为不慧”。《新唐书》的说法委婉一些，加了一个“或”字，道是“宫中或以为不慧”。《资治通鉴》却不客气，改“或”为“皆”，竟云“宫中皆以为不慧”。其实，“不慧”云云，已是春秋笔法。事实可能是：这位光王，被公认为痴呆、智障，至少也是弱智。
这就太奇怪了。这样一个人，怎么可能当皇帝？就算当上了，又怎么可能成为公认的“英主”？既然是“英主”，又为什么不能挽救大唐？众所周知，宣宗辞世后四十八年，大唐帝国就灭亡了。对此，这位“小太宗”，究竟是该负责呢，还是不该负责？
谜团实在太多了。
那我们就来看看这位“传奇皇帝”，看看他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霹雳手段，菩萨心肠
在朝臣们的眼里，宣宗无疑是一个严厉的君主。这一点，宰相马植应该深有体会。
马植是宣宗皇帝钦点的宰相。准确地说，是宰相之一。因为唐代宰相是人数不定的一群人，最多的时候十几个，最少的时候两三个。但凡有资格参加“政事堂会议”的，都是宰相，叫做“同中书门下三品”，或“同中书门下平章事”。马植，就是在大中元年（公元847年）以本官“同平章事”，得以参加政事堂会议，成为宰相的。
然而三年后，马植却被罢相。原因，是他接受了一件礼物。送礼物的人叫马元贽，是个宦官，官居神策军左军中尉。礼物，则是宣宗御赐的一条玉带。这当然是马元贽的不是。皇上所赐，岂能随便送人？马植也昏了头，居然佩带在身去上朝，结果被宣宗认出。
此事让宣宗极为震怒。因为他最忌讳的，就是朝臣与宦官的勾结。这两人倒好，不但攀附、来往、认同宗，还将御赐之物私相授受，这还了得？
但是宣宗心里也有数。本朝自德宗贞元年间后，作为天子警卫队之左右神策军的兵权，实际上就掌握在由宦官担任的中尉手里。这些人，不但关系到皇上的安危，而且在关键时刻，还可以废立皇帝。宣宗自己，就是被马元贽等人拥戴上台的。如果为了一件小事，就收拾马元贽，行吗？不行！
皇帝很生气，后果很严重，却也只能拿马植开刀。于是，宣宗在第二天，就下令取消马植的宰相资格，同时立即逮捕其亲信董侔，交御史台（监察部）讯问。结果，自然是“尽得植与元贽交通之状”。于是皇帝昭告天下，再贬马植为常州刺史。
杀鸡儆猴，敲山震虎，不动声色却又迅雷不及掩耳，宣宗皇帝这一系列动作，让朝野看得目瞪口呆。马元贽辈固然各自收敛，不敢张狂，朝臣们也都各自谨慎，不敢怠慢。因为谁都看得出，当今圣上，可不是个好糊弄的主，也不是个心慈手软的主。
宣宗确实很像一个皇帝，也很会当皇帝。他是把帝国的政事，当作神圣的事业来对待的。对于朝政，他的态度岂止是认真，简直就是虔诚。比方说，接到大臣的奏章，一定要焚香洗手，然后才阅读。每次临朝，无论事务何等繁杂，脸上也永无倦容。结果，尽管在御前会议上，皇帝陛下总是客客气气，彬彬有礼，也虚心纳谏，从善如流，非常开明的样子，群臣仍然觉得他“威严不可仰视”。宰相令狐绹甚至说，我在朝廷十年，最受恩宠，但每次在延英殿奏事，没有一回不是汗流浃背。
其实，这恐怕也是所有臣僚的共同感受。《资治通鉴》说，有一次朝会，讲完正事，宣宗忽然轻松愉快地说，呵呵，可以说点闲话了吧？于是便家长里短地聊起来。等到群臣紧张的心情刚刚放松，准备“君臣同乐”时，宣宗忽然正色，严肃地说：众卿好自为之！朕最担心的，就是诸位辜负了朕，那可就再也没有这么好玩的事，只怕是面都见不着了！说完，便起身退朝回宫，一任殿中猝不及防的大小臣工自己去细细玩味。
这样具有戏剧性的事，时有发生。大中十二年（公元858年）十月，建州刺史于延陵赴任前入京陛辞。宣宗问他，建州距离京师，有多远啊？于答：八千里。宣宗说，不要以为八千里很远。此刻阶前陛下，你我之间，就有一万里。你到任之后，行政是好是坏，朕都清楚，你明白吗？于延陵当时就吓得魂飞魄散，语无伦次，经宣宗好言劝慰，才算恢复正常。
但是，这位可以翻脸不认人的“铁腕皇帝”，却还有内心柔软的另一面。比如前朝有位姓王的“才人”（皇帝的嫔妃之一，正四品），其实是被武宗逼死的。因为王才人“宠冠后庭”，还差一点被立为皇后（因宰相李德裕反对而未果），所以武宗病重的时候，便问她：朕死之后，你打算怎么样？王才人说：愿从陛下于九泉。武宗就递给她一条丝巾，王才人在武宗驾崩后也只好自缢。宣宗登基不久，听说此事，十分同情。但人死不能复活，便赠王才人贵妃称号（地位仅次于皇后），葬在了端陵的柏城之内。
又比如，大中二年（公元848年）十一月，驸马郑颢的弟弟郑顗病重。宣宗派人前去探视，得知公主居然在慈恩寺观戏场。宣宗大怒，立即把公主召回宫中痛斥说：哪有小叔子生病，做嫂子的不去探望，反倒去看戏的？公主流泪谢罪，然后乖乖地回到郑府。
再比如，大中八年（公元854年）九月，宣宗派出宣诏的某使者，在路过边远贫困地区驿站时，因为嫌饼太粗糙，竟把驿吏打得出血。宣宗接到地方官员举报，痛斥这个敕使说：深山之中，这样的饭食，又哪里是容易得到的？于是，将此人发配去守陵。
这三件事，有一个共同之处，即嫔妃之于皇帝、士族之于皇家、驿吏之于敕使，都要算是弱势。而宣宗，却站在他们一边。至少，表面上看，是如此。
那么，这又是为什么？
天子本是苦孩子
同情弱者，可能与宣宗的身世有关。
宣宗作为宪宗皇帝的儿子，又被册封为光王，还是穆宗皇帝的弟弟，敬宗、文宗、武宗三朝皇帝的叔叔，照理说，应该比现在许多“官二代”还要牛。然而，至少在文、武两朝，这位王爷和皇叔，却很可能备受欺辱，甚至被人谋害。有一条史料说，武宗曾派人绑架了他的这个叔叔，扔在厕所粪坑里，后被宦官仇公武救出。另一条史料说，在一次马球游戏中，武宗示意让“光叔”坠马而死，也被宦官仇士良遮掩过去。还有一条史料说，在一次雪夜的*行游**中，光王莫名其妙地掉下马来，昏倒在雪地里，无人过问，差一点冻死。
这几条史料，因为被认为“鄙妄无稽”而不载入《资治通鉴》。但司马光要在《资治通鉴考异》*特中**别加以说明，则大约因为这些说法已经流传甚广，影响颇大。何况《资治通鉴》也不得不承认两个事实。一个，是“文宗幸十六宅宴集，好诱其言以为戏笑”。另一个，是武宗“尤所不礼”。十六宅，是当时诸王居住的地方。文宗、武宗和宣宗，当皇帝之前都在那里住过。做皇帝之后，也常常回到那里。看来，文宗和武宗回十六宅与诸王聚会时，拿他们那位“光王叔叔”寻开心，大约是保留节目。态度，自然是极为无礼。原因，则当然是因为光王“痴呆”。
现在我们已经知道，当年的光王，即后来的宣宗，不但不痴呆，简直就英明过人。这就有了一个疑问：既然并不痴呆，为什么要装成弱智？有人说是“韬晦”。这同样有问题。宗法社会，子以母贵。一个卑贱宫女生的皇子，宫中又“皆以为不慧”，能有什么竞争力，又会有谁把他看作潜在的威胁？何况他的哥哥穆宗，早就接了他父亲宪宗皇帝的班；穆宗之后，继位的又是他的侄子，而且一而再，再而三，敬宗之后是文宗，文宗之后是武宗。这个时候，他这个早就过了气的王爷，还有什么可争的？既然没有什么可争的，那他还韬什么光，养什么晦？莫非真有神明在暗中告诉他：你迟早有一天会当皇帝？
更何况，如果“韬晦”之说成立，那么，武宗的“谋害”和“暗算”，就也应该是事实。事实上，如果没人暗算，光王就用不着韬晦。同样，如果不对帝位构成威胁，武宗也犯不着谋害。而且，就算武宗有戒心，敬宗和文宗的时代，光王为什么也要韬晦？还有，既然武宗已经看穿光王，为什么还要拿他当痴呆耍？如果说武宗是在试探，为什么又穷追不舍，屡下毒手？莫非是防患于未然，宁可错杀一千，也不放过一个？
这些疑团，大约也只能留给后人去猜测遐想了。但可以肯定，无论是被视为弱智而备受欺辱，还是被视为韬晦而遭人谋害，当年的光王在文宗和武宗的时代，总归是弱者。好在，十年的媳妇熬成婆，光王终于贵为天子。这是他的幸运。这位熬出头的“媳妇”，并没有像某些“新婆婆”那样，用对“媳妇”的加倍虐待来找回心理上的平衡，反倒对弱者表示出同情，这是大唐臣民的幸运。
是的，幸运。这一点，我们以后还要再说。
总之，我们现在无法确切地知道，光王李怡在宪宗去世之后，自己登基之前，是怎样度过穆、敬、文、武这四朝共二十七年的艰难岁月。但可以肯定两点。第一，当着诸帝诸王、皇亲国戚的面，他什么话都不说。即便文宗他们在十六宅的聚会上，千方百计逗他说话，拿他开涮，他也面无表情，沉默得像个聋哑人。第二，他一定去了很多地方，见了很多人，听到了很多故事，因此深知世态的炎凉、人情的冷暖、民间的疾苦。比方说，他居然知道在边远贫困地区，有口饭吃就不容易。这就完全不像一个养尊处优的王子或王爷。
结果，宣宗在处理事务时，就比他的父兄和侄子高明，既讲政治，又讲人情。
就说前面讲过的公主与驸马的“家事”。没错，小叔子病重，做嫂子的却去看戏，是不像话。但弄得圣上龙颜大怒，亲自管教，也似乎小题大做。然而这事的背后，却有着深刻的原因。我们知道，由于帝国政治的需要，从魏晋到隋唐，皇家都非常重视与士族的联姻。可惜这事一直就是“剃头的担子”，只有“一头热”。皇家积极主动，士族并不热心。万寿公主的驸马郑颢，就一百个不乐意。所以，宣宗得知公主居然如此“没心没肺”，第一反应就是喟然长叹说：我总怪士大夫不愿意跟我们家联姻，看来也不是没有原因的啊！
显然，宣宗训斥万寿公主，其实并非同情弱者，而是出于政治的考量，这就是维持皇家与士族的联姻。但宣宗的做法，却很高明：既然是“家务事”，那就按照“家规”处理。做儿媳的，就该孝敬翁姑；做嫂子的，就该友爱兄弟。即便金枝玉叶，也不例外。
这当然是一种姿态，然而效果很好。从此，其他皇亲国戚、凤子龙孙，也都谨守礼法，夹起尾巴做人，谁都不敢端架子摆谱。
可惜，皇帝只管得了自家，管不了士族。驸马郑颢对于自己的婚姻就一直不满意，而且迁怒于代皇上择婿的宰相白敏中。大中五年（公元851年）三月，白敏中以宰相身份出使前线，临行时对宣宗说，郑颢对臣，恨之入骨。臣在政府（政事堂），他奈何不了臣。臣出使在外，他一定会告臣的刁状，臣恐怕死定了。宣宗听了却呵呵一笑：这事朕早就知道了，爱卿为什么现在才说？然后交给白敏中一个盒子，里面都是郑颢告状的文书。宣宗说，这个盒子你拿去吧！朕要是信这个，还能重用你到今天？
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是文章。宣宗是个明白人。
苍茫大地，谁主沉浮
然而，宣宗能够当上皇帝，却是因为被认为“弱智”。
本朝自宪宗皇帝被谋杀之日起，谁当天子，就实际上是宦官说了算。比如穆宗，虽然已被立为太子，但如果没有宦官王守澄，继位的就可能是他的哥哥澧王李恽。当然，李恽的背后，也有宦官支持，只不过是另一帮派，又在内讧中失败了。武宗的情况则相反，是因为仇士良一派宦官得势，废掉了另一派宦官支持的太子，才当上皇帝的。文宗的登基也一样。因为两派宦官争权夺利，王守澄这派打败了刘克明那派，皇帝才不是绛王李悟，而是他江王李昂。总之，穆宗、文宗和武宗当了皇帝，其实是宦官与宦官斗争的结果。说来说去，还是宦官当家做主，只有敬宗的继位是个例外。
不过，宦官为了拥立皇帝，自己的损失并不小。何况宦*能官**够废立，却不能代替，天子还得皇家的人当。这就没谱了。比如文宗，居然打算剿灭宦官。这才有了“甘露之变”，宦官们也只好把他软禁起来。又比如敬宗，简直是个魔王，喜怒无常，为非作歹。宦官们动辄得咎，被折磨得死去活来，最后只好把他杀掉。仔细想想，这可真不是个事。
所以，会昌六年（公元846年）三月二十三日武宗弥留之际，宫中那些主事的大宦官，几乎没有片刻犹豫，就选定了十六宅的光王做接班人。在他们看来，让这样一位傻乎乎的爷们坐在龙椅上，起码不必再担惊受怕。至于朝臣，尽管惊诧错愕，却也无可奈何。
一代英主小太宗，就这样因为他的“痴呆”而走到了前台。这可真是帝国的惆怅！
事实证明，宦官们这回是既看走了眼，又打错了算盘。宣宗不但不痴呆，反倒很有剿灭宦官的想法。据《资治通鉴》，宣宗曾以“讨论诗歌”为名，召翰林学士韦澳进宫，屏退左右，悄悄地问他：近来朝野的舆论，认为宦官的权势如何？
韦澳回答：陛下天威独断，非前朝可比！
宣宗闭着眼睛摇头说：片面！片面！危险依然存在。又问：依卿之见，该怎么办？
韦澳说：依靠朝臣和外官，未必保险。甘露之变（文宗联络朝臣和外官剿灭宦官，反被宦官所制），就是前车之鉴。不如在宦官当中，选择德才兼备者与之密谋，或许靠得住。
宣宗听了摇头说：这是下策！朕太了解他们了。这些人，从不入流、七八品升到四五品，一个个都感恩戴德。一旦升到三品，马上就狼狈为奸、同流合污，跟原先那些人打成一片，怎么靠得住？
这话恐怕只说对了一半。韦澳的办法行不通，哪里只是靠不靠得住的问题！靠得住又怎么样？无非这一伙换成了另一伙，笑面虎替代了野心狼，还是换汤不换药。宣宗要做的事情，是要根本改变宦官干政的局面。这样的事，哪里能靠宦官？
于是宣宗要宰相令狐绹想办法，而令狐绹的办法是“慢慢来”。令狐绹密奏说：只要有罪不赦免，有缺不递补，天长日久，宦官们的力量就会越来越小，直至一干二净。
显然，韦澳的主意是“馊主意”，令狐绹的办法是“没办法”。当然，如果宣宗皇帝能够“万寿无疆”，这办法也未必不是办法。可惜这只是一厢情愿。大中十三年（公元859年）八月七日，宣宗撒手人寰。而且，跟他前面好几位皇帝一样，也是死于非命。
说起来，晚唐的皇帝，也是大成问题。他们一个个，几乎都不得好死。敬宗，是被宦官杀死的。文宗，是被宦官气死的。穆宗和武宗，是欲求长生不老，服药过量毒死的。这几个皇帝的父祖宪宗最糟糕，是因为服用丹药而变得暴虐，被不堪忍受的宦官杀死的，可以说是既死于宦官，也死于丹药。
这实在是殷鉴不远，然而宣宗却未能免俗。他，也是服药中毒而死。
宣宗一死，以王宗实为首的一派宦官立即动作，又从十六宅里拖出一位据说是皇长子的郓王，立为皇帝。这就是懿宗。这可是一个宦官们喜欢的皇帝。他除了吃喝玩乐，什么正经事都不会做，在位的年头却比宣宗还长。依照谥法，温柔贤善就叫作“懿”。懿宗对谁“温柔贤善”呢？宦官吧！
咸通十四年（公元873年）七月十六日，懿宗病重不省人事。这一回，宦官们的事情就做得更绝。皇帝几个年长的儿子都莫名其妙地人间蒸发，活不见人死不见尸，接班的是个十二岁的娃娃李儇。这就是僖宗。这位皇帝也更绝，干脆管宦官田令孜叫“阿父”。实际上僖宗也是个可怜虫。他享年不过二十七，*亡流**在外倒有两次。一次是广明元年（公元880年）躲避黄巢，往成都跑；一次是光启元年（公元885年）躲避李克用，往汉中跑。依照谥法，小心畏忌就叫作“僖”。僖宗怕谁呢？除了“反贼”，不知还有没有宦官。
更可怜的，是僖宗的弟弟昭宗李晔。昭宗其实是想振作一番、有所作为的，最后却落入野心家朱全忠（也就是后来的后梁太祖朱晃）手中，并被弑杀。这是天复四年（公元904年）的事，离大唐帝国的正式灭亡只有三年。
顺便说一句，昭宗，也是宦官所立。
毫无疑问，这决不是宣宗的遗愿，更不是他希望看到的结局。事实上，宣宗原本是看中三子夔王李滋的。可惜，宣宗驾崩之日，支持夔王的一派在宫廷斗争中举措失当，一败涂地；而宣宗自己，又一命呜呼，鞭长莫及。
但这决不等于宣宗没有责任。如果他早立夔王为太子，事情或许就不会这样。
那么，他为什么没有这样做？
皇帝也要守王法
宣宗不立太子，与他的执政理念和执政风格有关。
我们知道，对于帝国而言，所谓“政治”，无非就是秩序和人事。这两条，又相互关联。人用对了，秩序就得以维持；秩序井然，则用人也错不到哪里去。反之，失人则失序，失序亦失人。这是王朝治乱兴亡的经验教训。
这就一要靠君主英明，二要靠制度保证。相比较而言，制度又更重要。制度健全，君主弱一点，问题也不大，甚至更好。因为君主太强势，往往不愿意受制于制度，也常常会干出一些出格的事来。比如汉武帝，就一而再、再而三地破坏制度。所以，法家甚至希望君主无能无趣。无能无趣，才能无为。君无为，则臣自为；人不治，则法来治。国家机器自行运转，帝国才能长治久安。
不过，再好的法，也要人来执行。何况帝国之法，原本就是“王法”。如果帝王带头乱法或枉法，制度再好也没用，臣下和百姓也只能徒唤奈何。可惜，历朝历代的皇帝，只要不是傀儡，多少有点能耐，都难免乱法或枉法，甚至喜欢“法外加刑”或者“法外施恩”，因为非如此不足以体现至尊天子的绝对权威。
这样看，只要一不乱法，二不枉法，就要算是一个好君主了。
宣宗，就做到了这一点。
其实，宣宗也曾有过“法外施恩”的想法。大中六年（公元852年）三月，宣宗下诏，赐给右卫大将军郑光庄园，并免去其赋税。郑光，是宣宗生母郑氏的兄弟，不折不扣的“国舅爷”。何况郑氏原本只是宪宗皇帝的宫女，宣宗登基前又是不遭人待见的“痴呆儿”，郑家应该并不富裕，宣宗希望给他们一点补贴，也在情理之中。
然而这事却遭到政府的*制抵**。政府，就是中书、门下两省的联席会议，也就是前面说过的“政事堂会议”。唐代制度，皇帝的命令，如果不加盖“中书门下之印”，就不合法。当然，这个制度，以前也有人破坏，比如武则天、唐中宗。但这终究不对。所以，这一回，政府接到宣宗的敕书，便依法予以驳回。
中书门下的回奏说：
税役之法，天下皆同。陛下曾屡发德音，谆谆教诲臣等，执法一定要公平公正，宫中野外，一律平等。此番独免郑光赋税，似乎有违陛下此前圣意，事情虽小，关系甚大。
这当然是很不给皇帝面子，然而宣宗却欣然接受。他给政府回话说：
朕提此议，无非考虑到郑光以元舅之尊、国戚之贵，总得有些不同寻常的优异待遇。现在看来，倒是朕考虑不周了。何况亲戚之间，瓜田李下，难免徇私嫌疑，也难免招人物议。卿等若非真心爱我，哪里会有如此嘉言？凡事如果都能这样，天下又何愁不治？朕愿与众卿共勉：令行禁止，善始善终！
宣宗此举，可谓“不乱法”。另一件事，则可谓“不枉法”。这事同样发生在郑光身上，时间则是在大中十年（公元856年）。这年五月，宣宗任命翰林学士、工部侍郎（建设部副部长）韦澳为京兆尹（首都长安市市长）。韦澳为人正直，雷厉风行。刚一上任，权贵豪强都纷纷夹起尾巴。韦澳又查得郑光的庄园多年欠缴税款，管家的态度还极其蛮横无理。前面说过，郑光免税之议，是被政府驳回的，宣宗也认可。于是韦澳就将郑光管家捉拿归案。郑光闻讯，当然要走郑太后的后门。宣宗便在延英殿召见韦澳，询问此事。
宣宗问：爱卿打算如何处置？
韦澳的回答很干脆：法办！
宣宗说：可是郑光很喜欢这管家，怎么办？
韦澳说：陛下将臣从朝廷调到长安，就是为了清理京畿的积弊，使之真正成为首善之区。郑光的管家长期*税偷***税漏**，已是国家的蠹虫。如果居然逍遥法外，那就是陛下之法，只实行于弱势群体了。这样的圣旨，臣不敢听命！
宣宗说：你说得很对，道理也是这样。可是郑光那里，朕也不好交待。要不，爱卿将那罪人痛打一顿，饶他不死，你看行吗？
韦澳说：既然如此，臣不敢不奉诏。不过，也请陛下批准，什么时候郑光把欠税补足，臣什么时候放人。
宣宗听了，高兴地说：当然可以！朕因为郑光，妨碍了你执法，非常惭愧！
实话实说，我读史书至此，也不能不为之叹服。我不知道郑光的管家在抗税的时候，有没有说过“我爸是李刚”之类的话。但韦澳肯定知道他“爸”是“李刚”。宣宗就更不用说，他自己就是“李刚”，是大唐帝国最大的“李刚”。然而怎么样呢？韦澳并不管那厮的后台是“李刚”还是“郑光”。宣宗这个最大的“李刚”，也只能请求执法官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从轻发落，还要再三道歉，表示“殊以为愧”。想想现在，就真不知道是谁该惭愧了。
当然，传统社会毕竟是一个人情社会，情面也不能完全不讲。尤其是宣宗与郑太后，原本都是苦命人。那份特殊的情感，岂能去怀？因此，宣宗登基后，对他的母亲十分孝敬，竟“不居别宫，朝夕奉养”。对舅舅郑光，也尽量给予照顾。可惜郑光不争气。宣宗跟他讨论政事，他却“应对鄙浅”。宣宗只好“给待遇不给职权”，安排他一个闲职。甚至，哪怕太后不断唠叨说郑光家贫，宣宗也宁肯私下里给他钱财，却决不委以重任。
执法如山，从谏如流，坚持原则又适当照顾，宣宗确实是难得的好皇帝。
危险的政治
不过，皇帝太“好”，也麻烦。
大中九年（公元855年），怀州刺史一职空缺。宣宗给政府写了张条子，上面有个人名：李君奭。宰相们看了一头雾水，不知这李君奭是何方神圣，如何竟入圣上法眼。李君奭本人，也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不知自己为什么莫名其妙升了官。直到李君奭进宫面圣辞行，谜底才揭穿。原来，李君奭本是醴泉县令。宣宗打猎的时候，看见父老乡亲们在寺庙里烧香磕头，求佛祖保佑李君奭留任醴泉，因此知道他是好官，这才有了钦点之事。
泾阳县令李行言，也是被宣宗在打猎时发现，从而晋升为海州刺史的。而且，李行言升官比李君奭还早，是在大中八年（公元854年）。只不过那次宣宗遇到的，是一个樵夫。宣宗问那樵夫是哪里人，答曰泾阳。又问县令是谁，答曰李行言。再问为政如何，答曰死心眼。樵夫说，县里抓了几个强盗，神策军的人来要，李县令居然不给，还把他们都杀了。
宣宗马上就记住了李行言。回宫以后，又把他的名字写下来，贴在寝殿的柱子上。等到李行言升任海州刺史时，宣宗又赐他金鱼袋和紫色官服。李行言谢恩毕，宣宗问：知道这是为什么吗？李行言答曰不知。宣宗就让左右把殿柱上的纸条拿给他看，这才恍然大悟。
醴泉和泾阳，都属于京兆。京兆的县令，级别是正六品。刺史，正四品。唐代官服，七品浅绿，六品深绿，五品浅绯，四品深绯。三品以上，才能衣紫。从县令升到刺史，由绿变绯，这就成了“红人”。如果还要赐紫衣，岂非“红得发紫”？一个基层官员，因为偶然的机缘，被至尊天子发现赏识，就脱颖而出，扶摇直上，甚至享受*干高**待遇，这就不能算是正常，只能叫作“侥幸”。
对此，朝臣们自然会有看法。大中十二年（公元858年）十一月，兵部侍郎（国防部副部长、正四品）蒋伸跟宣宗单独谈话时，就在不经意间冒出了一句：最近大家都觉得，官位好像很容易得到。因此上上下下，都心存侥幸。
宣宗吓了一跳：是这样吗？那可就乱了！
蒋伸赶快打圆场：乱倒没乱，只是侥幸之人多了。就算乱，也不是“难”（灾难）。
宣宗大为赞赏，称赞不已。蒋伸起身告辞，宣宗又再三挽留：爱卿再坐坐吧！以后你我君臣，怕是不能再单独见面了。
蒋伸听了，不得其解。其实宣宗的意思很清楚，就是打算拜蒋伸为相。因为唐代的规矩，宰相（国务委员）只能在延英殿议事时，集体面见皇上。反倒是兵部侍郎这样的“次对官”，可以单独跟皇帝见面。果然，没过多久，蒋伸“同平章事”。
哈！这实在太具有戏剧性，简直就是小说、电视剧的情节。唯其如此，才有问题。治国毕竟不是演戏，朝廷也不是剧场。国事倘若件件如此，政治也就成了儿戏。事实上，平淡无奇，才是太平之世；波澜不惊，才能长治久安。政局，还是不要太戏剧化的好。
何况由皇帝来过问安排人事，也未必就靠得住。那个被宣宗亲自敲打调教的建州刺史于延陵，最后还不是因为不称职，又被贬为复州司马？再说了，事无巨细，都是皇帝躬亲，大小官员，都由皇帝指定，要宰相干什么，要六部干什么？
但宣宗就好这一口，他甚至想把帝国所有的官员都管起来。大中二年（公元848年）二月，宣宗曾为此事咨询翰林学士令狐绹。令狐绹说，六品以下的，人数太多，宰相都管不过来，只能由吏部管。宣宗就让宰相开出五品以上官员名单，放在书案上经常查阅。
看来，宣宗是恨不得亲自担任“组织部长”了。实在当不了，就退而求其次，盯住五品以上的。他规定，所有州刺史在赴任之前，都要跟他面谈，聆听圣训。大中十二年（公元858年），有个刺史转任他州时，没有进京面圣。宣宗问宰相令狐绹是怎么回事。令狐绹说，因为两州相邻，进京要绕路，就没让他来。宣宗说：朕要求新任刺史必须面君，是因为害怕用非其人，危害百姓，这才不厌其烦，一一见面，问清他们的施政纲领，考察他们的品质优劣。何况诏令既已颁布，就该令行禁止，怎么能不当回事？
讲完这些道理，宣宗又话里有话地说了一句：你们宰相，可真有权啊！
我们不知道宣宗说这话时的语气，是声色俱厉，还是半开玩笑。但任何官员听了，都会觉得五雷轰顶。据说，当时虽是数九寒天，令狐绹却大汗淋漓，重重裘衣都湿透了。
由此可见，宣宗虽然赞成“法治”，却更喜欢“人治”，尤其喜欢大权独揽、乾纲独断的“一人政治”。这其实距离独裁，只有一步之遥。当然，宣宗还算开明。但是再开明，其权威也不容挑战。权力，就更是不容分享。难怪大中二年（公元848年）五月周墀拜相，向韦澳征求意见，韦澳给出的建议，竟是“愿相公无权”。
这就把帝国的前途命运，都维系在一个人身上了。无疑，这种维系是脆弱的。事实上，在世袭的皇帝中出现一两个所谓“明主”，只不过是帝国臣民的幸运。这样的幸运，历史不可能一再赋予我们。相反，严重后果倒可能有两个：一是“人亡政息”，二是“后继无人”。历史证明，这两条在宣宗去世后，都得到了应验。
显然，这其实是一种危险的政治。
至于为什么不立太子，宣宗在大中十年（公元856年）一月回答宰相裴休的敦促时，便已经一语道破天机——
若建太子，则朕遂为闲人。
没错，执掌朝政这十三年，宣宗是没闲着。但他应该知道，自己总会有“闲下来”的时候，而且会“永远闲下去”。也许，他不会这样想。一个不顾前车之鉴，坚持要吃“长生不老药”的人，怎么会想到那一天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