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家里·贝克尔（Gary Becker）横空出世，写出一本《人类行为的经济分析》之后，一个巨大的阴影就出现在整个社会科学的天空之上，这个阴影的名字叫做“经济学帝国主义”。这个帝国主义不留情面地大举入侵其他社会科学领域，用经济学的逻辑和方法对那些传统看上去似乎不是经济学核心关注点的问题进行研究，这一方面引发了其他领域学者的不满和抗议，但同时又衍生出一大堆非常有趣的话题和结论。
而国内的经济学期刊《经济学（季刊）》就对这样的话题十分感兴趣，从近年来这本杂志发表了一系列“标题*党**”的论文，而这一期我们会为大家介绍被称为季刊近年来“四大神文”的几篇文章，让你感受一下和以前完全不一样的经济学。
这篇论文的着眼点在于一提起来大家就会一脸嫌弃，但是实际上每个人都在内心渴望利用的一种资源——人情社会。而这篇文章把人情社会或者人际关系聚焦于校友关系之上，并且考察这样的校友关系会对基金的投资业绩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实际上在业界早已经有了基于校友关系的执业圈子，尤其是名校更容易出现这样的圈子效应，往往会出现基金经理扎堆的现象。这一方面有学校规模优势带来的资源共享，另一方面其实也有基于校友情谊带来的先入者提携后入者，因为相同的背景从心理上往往能给大家带来第一印象上的归属感和信任感，这使得投资圈子有了类似俱乐部的性质，校友们可能会成为对方业务的优先选择，交换意见，甚至分享一些内幕信息。
那么这样的关系是不是会对基金经理的业绩有促进呢？作者基于上市公司高管和主要基金经理的教育背景数据，开始构建起校友网络关系：一方面，他们根据上市公司高管、基金经理之间的教育背景交叉度和通过其他基金经理搭桥来认识其他人的能力，计算每一位高管和经理的人际关系广度指数，这个指标越大，就说明他们校友资源越丰富；另一方面，也需要讨论他们之间关系的深度，作者认为，如果一个基金经理认识的人越多，他每一个关系能获得的资源就越少，就好像你微信里有5000个人，结果都是代购的，没有一个可以交心一样。
基于上面的三个指标和基金净值的变动情况，作者发现，校友关系的广度可以带来直接的基金超额收益率，不过这一点在教育背景交叉度指标上表现得非常明显，也就是说基金经理们通过自己的校友就有助于提高投资收益率，而不需要认识其他学校的人，这一点也在深度指标上有明确的体现，也就是说他们深耕自己的校友圈子同样可以提高自己的投资收益率。
作者发现基金的超额收益与校友圈子有直接的关系，并且明显体现出亲疏有别的特征。作者进一步利用对校友网络同基金私有信息、买卖头寸的未来收益和基金隐*交性**易的关系来挖掘校友网络带来超额收益的原因。他们的实证结果证实，校友关系网络越多的基金，往往会有更多的隐*交性**易和主动交易，这表明校友网络实际上是一种私人乃至内幕信息的传递网络，校友关系不仅是一种同窗之谊，更是一种实在的利益绑定，不然的话，为什么你一定会加一个校友会的微信群呢？当然我们无法确定这样的共享的信息到底是不是违法的，这是执法机构需要判断的问题，不过如果这个现象持续存在，投资者似乎在购买基金之前，需要考虑一下基金经理的背景问题了，一个人的命运，不仅要靠个人的奋斗，还要考虑到毕业证书，莫非这就是国内开发MOM或者FOF的基础？
这是一个蛮政治不正确的话题。按道理大部分人都不会从事演员之类的公众性职业，我们长得好坏应该和我们的收入无关。但是难奈这是一个“看脸”的世界，形象气质佳往往是很多招聘单位隐性或者明面上的要求。那么这就意味着我们长得越乖放得越开，就一定能加薪升职出任总经理迎娶白富美走上人生巅峰吗？这就是这篇论文研究的着眼点。
作者的研究先利用了上海社科院1996年的一项社会调查结果，这项调查包含了相貌评价和收入的数据，其中相貌由调查方主观评价。他们把人们的相貌分成很差、较差、一般、较好和非常好五档，结合收入数据，他们发现，从很差到较好的四档，的确是长得越好看收入会越高，不过意外的是，非常好那一档的人的工资又出现了下降，没有较好档的人工资水平高。
此后作者又使用了北大在2012年的一项调查，这项调查将相貌分为从很差到很好一共七档，不过这个数据不太合理，因为最好看和最难看人群的数量非常多，而相貌平均的人数量不多，这个和我们日常经验差异很大，可能也和评价标准有关，而1996年那份数据的分布要合理一些，所以作者认为结论应该以1996的那份调查为主。
而在对不同生产部门进行分类后，作者将所有职业分为需要高人际交往能力（比如营销）和不需要高人际交往能力两种（比如普通工人）两种，结果发现，需要高人际交往能力的部门里，次美群体的收入明显比最美群体更高，而在不需要高人际交往能力的部门里，两者差异不大明显。
作者认为收入和相貌有关的原因在于，大家都有爱美之心，而长相越好的群体往往会给别人带来心理暗示，即长得越好工作能力越强，这就是著名的巴特·辛普森效应，这和人们从童年开始就更倾向于青睐可爱的小孩，从而可爱的小孩能得到更好的培养有关。但这个理论不足以解释为什么最美那个分组的人群为什么反而收入不是最高的。作者的观点是，因为这个群体人数较少，又长得太美，所以往往恃宠而骄或者人际交往模式与同龄人不大一样，更容易受到嫉妒和排挤，这使得他们的人际交往能力提升遇阻，从而也就导致他们在需要高人际交往行业中的收入并不太高。
不过由于这篇论文用的是1996年的数据，那个时候大家的化妆技术没有那么好，整容的人也没那么多，也没有接触到互联网信息大爆炸对个人审美的冲击，所以这篇论文对当下情况的解释能力存疑，毕竟像你和我这么好看的人，拿不到千万年薪，是不是非常说不过去？
看到这个题目，你是不是会下意识地离自己工位旁边的胖胖同事远一点点？可以说这篇的题目这本杂志历史上最振聋发聩的了。作者通过国民健康数据，发现我们国家的胖胖越来越多了，这一方面说明我们国家的经济大发展，各位吃的越来越好，另一方面也给大家带来了很多健康问题。
但是哪有一个胖胖愿意把长胖的责任归结于自己爱吃呢，毕竟不吃好吃的，活着还有什么意思呢？所以这篇文章的主要任务，是帮屏幕前的各位胖胖甩锅。2007年的时候，国外研究者发现，一个人胖了的话，那么他朋友就有57%的几率变胖，而他的配偶也有37%的可能变胖。这种研究会有什么影响？会让所有的胖胖都没有朋友！
以作者的智慧，他肯定不会这么肤浅的给出结论，他想研究的是，肥胖如果会传染的话，那这种传染是如何实现的呢？
他利用“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追踪调查数据发现，如果你身边有一个胖胖朋友，那么他会通过两种方式影响你：一个是他吃高热量食品的行为会影响到你，你会不自觉的学习他的生活方式，其中有可能是他约你一起去吃饭造成的；另一种方式是他影响了你的审美，当你有一个胖胖朋友的时候，你可能不会觉得自己的微胖是一种胖了，这时你放松了对自己的约束，于是也变得胖了起来。
作者甚至发现，这样的影响甚至不会因为地理分割而减弱，即便你们不在一起，你的胖胖朋友发了一张胖胖的自拍，你刷朋友圈恰好看到，都会对你产生前述的影响。这意味着你跟胖胖朋友的绝交，要从拉黑胖胖朋友的微信开始。此外，这种传染的效应还和你的社交习惯有关，你的社交越活跃，你越容易被传染胖胖病毒。所以这篇文章其实暗示我们，不要和胖胖做朋友，以及当一个爱运动的死宅，可以说胖胖就是和平年代的丧尸了。
最后一篇则是对广大女同胞的会心一击，连看一百个小时新垣结衣一事无成嫁不出去的日剧可能都很难救回来了。实际上这篇论文探究的是已婚男性为什么比未婚男性的工资更高的问题，这一个现象在许多国家都非常显著，而不是讨论什么是好男人的问题，难道工资低就不是好男人了吗？是的。
作者同样利用与上一篇一样的“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追踪调查数据，首先发现在我国，同样存在着已婚男性收入更高的现象，许多人认为这可能跟工作经验有关，毕竟已婚人士可能有更长的工作年限，但是作者在控制了工作经验之后同样发现，相同条件下仍然是已婚男士的工资更高。那么这是为什么呢？
作者利用劳动经济学的几个假说试图来解释这个现象。第一个假说是劳动分工论点，即已婚男人减少了自己做家务的时间（女权同学不要骂我），可以更专注于事业，所以工资就提高了，不过实证模型不支持这一点，因为我们分不清到底是因为工资高了所以做家务的时间少，还是做家务的时间少导致我们工资高。
第二个假说则考虑的是男性责任感，他们认为男性婚后会出于家庭责任比如供养孩子和父母的观念，更努力地进行工作，说到这里很多人都感动得哭了。但是实证结果同样也不支持这个假说，因为作者发现，在我国，家庭规模的扩大对男性工资提高的影响非常有限，因此似乎男性的家庭责任感也不是一个很有力的解释。
而第三个假说则和妻子有关，我们通常认为妻子的受教育程度越高，或者收入水平越强，就会选择收入越高的丈夫进行匹配，这也导致了已婚人士的收入会更高。而实证结果证实了这一点，也就是“相夫效应”的存在，妻子的教育水平会影响丈夫的收入，并且通过对妻子外貌变量的控制，发现这个影响机制不是反过来的。
因此，这意味着，已婚男人之所以工资更高，是因为有一个好老婆帮他扩充了人际网络，提供了更多信息。因此正如作者所言，这是一个非常励志的结论：在同等条件下，已婚男性收入更高，不是因为好男人都结婚了，而是因为结婚了，有了妻子的“相夫”，他才成为能够赚取高工资的好男人。这也印证了一句非常流行的话“一位成功男人的背后总有一位成功的女人”。
不过总而言之，这是一个单身狗哭晕在厕所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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