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蒙古金川啤酒到底该不该嫁老外？
这是一场发生在二十世纪末，由内蒙古日报发起，随之由人民日报海外版挑头，经济日报、中华工商时报、中国经济导报等中央媒体参与的一场国企改革的大争鸣、大讨论。
1999年9月初一个周末的早晨，我的同学郝杰（中国人民大学客座教授）和内蒙古临河保健啤酒总厂厂长赵焕然来到我家。听明来意后，我和他们说：“这事我建议你们去找找自治区*党**委常委、宣传部张国民部长，让他给内蒙古日报社领导写封信，让报纸开辟专栏，展开讨论。”“这是一项庞大的系统工程，它涉及企业向何处去，人员往哪儿流，钱从哪儿来，国企要不要嫁老外等宏观、微观等体制、机制改革的诸多问题。需要邀请自治区体改委、经贸研室等相关机构负责人，自治区已改革成功的企业家，自治区社科界的专家、学者、教授撰文参与。”
不久，按照张国民部长的建议，内蒙古日报工商部在一版开辟了专栏，展开了讨论。起初的几期专栏文章质量还行，但越往后文章质量下降，后几期发表有中学生写的文章。我赶忙给郝杰打电话，建议他们尽快结束了这场讨论。
2000年元旦过后上班的第一天，郝杰打电话让我务必去北京参加一个研讨会。到北京后，我才得知，这场大讨论的真正主战场是在北京，其层次之高、规模之大、影响之深远，完全出乎了我的意料。
元月6日，在京的30多位国企改革，市场营销、企业融资、啤酒生产等各个层面专家和50多家新闻媒体汇聚北京华侨大厦，既是对金川问策百日讨论的总结，也是对金川改革发展战略的深层次研讨。在会议即将结束时，主持会议的人民日报海外版副总编蒋荫安让各媒体谈谈对这次讨论报道的打算。
作为金川啤酒所在地的地方媒体代表，我说：“内蒙古金川保健啤酒总厂改革发展遇新题，赵厂长上下求索面向社会寻答案的大讨论，绝非仅是一个企业要不要嫁老外的问题。20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经济以世界上最快的发展速度递增，卖方市场变成了买方市场。但体制的弊端和国民经济的深层次矛盾逐渐暴露。政企不分的旧体制，各地政府追求高速度要政绩，企业追求产值最大化、上项目、铺新摊子，银行成了政府的‘出纳员’，奉命放贷。结果造成重复建设、结构趋同、生产能力和产品严重过剩。只有建立运转良好，高效低耗的资本运行机制，才能以最低的成本获得最大的利润，从而把经济个体和集团，乃至整个国家经济生活推入健康发展的轨道 。
“内蒙古日报打算以‘企业找钱难 钱找好企业也难——内蒙古临河保健啤酒总厂外嫁争鸣审视’为题，从政府、企业，体制、机制，投融资资本市场等多方面审视、刨析，寻找答案。”
我的发言引起了国务院研究室综合司副司长宋宁博士的注意，他说：“你的选题角度很好，这也是国务院研究室正在研究的课题，我们现在出版的一个内部刊物《国企改革经典案例选》，你可以给我们投稿。
这篇文章刊于《内蒙古日报》2000年1月20日三版）。在2001年评选自治区*党**委宣传部《五个一工程》作品奖，并被收入国务院研究室《国企改革经典案例选编》。
企业找钱难 钱找好企业也难
——内蒙古临河保健啤酒总厂外嫁争鸣审视
本报记者陶文斌
△不仅仅为了是否嫁老外
△好多的钱都上哪儿去了
△压倒一切的是流动
不仅仅是为了要否嫁“老外”
“这是个让企业自由发挥纵横驰骋的时代，也是个令企业家迷失方向产生困惑的时代”。在元月6日北京华侨大厦举行的内蒙古金川保健啤酒总厂改革发展专家论证会上，东道主赵焕然发出了如此感叹！
改革开放初的1982年，赵焕然出任巴盟金川啤酒厂厂长。凭着坚韧不拔的毅力和艰苦创业的精神，他带领全厂职工，在濒临倒闭的生产铁器的农具厂基础上建成一个年产啤酒3万吨、矿泉水5000吨、番茄酱4000吨，年利税超千万的中型企业，产品先后成为唯一获国家专利的疗效型矿泉保健啤酒；唯一获中国国内国际金奖的矿泉保健啤酒；唯一经国家级卫生部鉴定确有疗效的保健啤酒，唯一获卫生部颁发《保健食品批准证书》的保健啤酒；唯一获大世界吉尼斯世界之最的保健啤酒。在元月15日中国轻工业总会组织的啤酒行业评选中，金川保健啤酒被评为十大名牌之一，其美誉度列第一。
金川保健啤酒的出现，使啤酒业发生了一场革命，但当金川*欲人**建一座中国的保健啤酒城，让中国这一民族品牌走遍全国，走向世界的时候，引资却成了他们最感困惑的事情。
8年引资路，万般心酸事。好事多磨，1999年7月，金川人抛出的乡球被美国的SYE国际有限公司接到手，这家公司老板多次上门谈判，条件是要求整体买断或控股。
消息传开，全厂上下吵翻了天。
靓女该不该嫁老外，中国酒是否做“洋媳妇”，金川人想到了借助媒体寻求答案。
1999年9月14日，人民日报海外版以整版篇幅、并用《内蒙古金川保健啤酒总厂改革发展遇新题，赵厂长上下求索面向社会寻答案》的通栏标题发起了讨论。
一石激起千层浪。电话、传真、信件接连不断，人们纷纷献计献策。《中华工商时报》、《中国经济导报》、《内蒙古日报》等媒体都先后辟出版面参与讨论。
元月6日，在京的30多位国企改革，市场营销、企业融资、啤酒生产等各个层面专家和50多家新闻媒体汇聚北京华侨大厦，既是对金川问策百日讨论的总结，也是对金川改革发展战略的深层次研讨。
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常务副院长邹东涛认出：在改革开放已经进行了21年之后，尤其在*党**的十五大和十五届四中全会后，发生卖与不卖的争论似乎有点不合时宜，但讨论本身远远超出了原定范围，对招商引资、扩大企业知名度、美誉度起了很好的作用。卖与不卖，其出发点立足点和判断的根本标准是*小平邓**提出的“三个有利于”。把这个标准向下延伸一下：是否有利于金川啤酒厂扩大生产规模和销售市场，是否有利于增加向巴盟政府上缴的税费，是否有利于提高职工的收入和福利水平。如果符合这三个有利于，靓女该嫁则嫁，不管是嫁给中国人还是外国人，不管是当“土媳妇”还是当“洋媳女”。深层次的问题是人们担心不规范、不完善、不负责任的“一买了之”，具体表现为不负责任、暗箱操作、明为出卖、实为“一送了之”；对银行债务不负责任的“一甩了之”；对职工的不负责任，向社会“一推了之”。如果不是这样，而是“一卖好之”，那就不用担心卖给谁。这是理论分析。
从实践角度分析，赵厂长说他对卖持审慎态度，我完全支持。为什么？到2000年这个年头，中国人崇尚外国商标、崇尚外国品牌、崇尚外国人的心理发生了变化。八十年代九十年代国内一大批国企和外国合资，上面管都管不住，那时候合资很见效。但到九十年代后期马上变了。人们的心态变了。中国经济强大，民族自信心自尊心增强，对国外的品牌也就不那么崇拜了。
国务院研究室综合司副司长宋宁博士说，与外商合作除三个有利于还要考虑保护民族品牌和消费者利益。据说购买金川啤酒厂这个美国老板是房地产商。他既没有搞啤酒生产的管理优势、技术优势，又没有营销网络优势，如仅是有点钱，这就值得考虑。现在国内已是买方市场，几乎什么都过剩，包括资金。1997年以来，国有银行向商业银行转变，去年计划放贷一万个亿，贷出去只有九千亿，国内居民储蓄逐年增长，去年达6万亿之巨。金川这么好个产品，市场供不应求，宣传出去，国内国外银行说不定马上找上门来呢！
好多的钱都上哪儿去了
企业是急于成家的小伙子，资本是待在闺中的女儿身，两者应该是一拍即合。现在既然他们近在咫尺却不相识，就应该有“红娘”牵线，喜鹊搭桥。
这样一种动功德无量的大好事为什么就没有人出头呢？
回答是：体制积重难返，“红娘”实在难做。
改革开放20年，中国经济以世界上最快的发展速度递增，卖方市场变成了买方市场。但体制的弊端和国民经济的深层次矛盾逐渐暴露。政企不分的旧体制，各地政府追求高速度要政绩，企业追求产值最大化、上项目、铺新摊子，银行成了政府的“出纳员”，奉命放贷。结果造成重复建设、结构趋同、生产能力和产品严重过剩。1997年国家统计局工交司的一份分析报告透露，全国有18种主要工业品的生产能力利用率不足一半，另有像电冰箱、电话单机等17种工业品的生产能力利用率更低，出现了明显的经济空洞现象，一些劳动密集型企业歇业、裁员、处于休克或半休克状态，厂房、写字楼、公寓楼和商品房大量闲置；开发区、工业区和居住区开发点多面广，造成土地闲置和荒芜……
这种空洞现象实质上是资本不良运行引发的，是资本循环过程中的“痈疽”和“血栓”，反映在财政、银行、企业、居民四大行为主体的资本来源与应用，在摇摆不定的震荡中展现出中国资本市场难以解释的迷茫和困惑。
中央财政，心有余而力不足。改革开放以来主要是国企支付了社会改革成本。但由于国有企业在经济体制转轨中因体制、政策、历史遗留问题等方面原因改革滞后，使得国有企业市场竞争力不断下降，盈利率不断降低，亏损额逐年增加，上交税利能力不断下降，直接导致国家财政收入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逐年下降，而国家行政机构经费开支逐年增加，造成国家财政开支逐年扩大。
银行业：钱亦有情亦掉泪。突出表现为金融资金质量低。由于投资失误，效益不高，产品积压，相互拖欠等原因，很多企业无力还贷，有的干脆借破产以逃债。
国有企业：举步维艰中原地踏步。由于自有资本严重不足，必然导致高负债。1998年，国有企业负债率高达75%，有近20%超过100%。国有企业在高负债的情况下，偿债能力低，必然陷入“高负债——高筹资成本——低利润——低资本储蓄——更高债务”的恶性循环。
居民城乡储蓄：名为“笼中虎”，实为“圈中羊”。1998年下半年至1999年上半年连续几次大幅度调息并出台征收利息税，但存款有增无减，根源在于大多储户存钱不是为了增值，而是为了女教育及失业、养老、医疗保险等不时之需。
从上述四大行为主体的资本来源与运用分析中不难发现，财政与信贷功能错位，企业成为吞噬资金的“黑洞”，居民有大量闲散资金，但主要以储蓄形式转化为存款，再转化为对企业*款贷**而长期低效占用，从而形成了资金恶性循环的怪圈。
压倒一切的是流动
“资本的生命在于流动。”著名经济学家萨缪尔森诗一样的语言描述到：资本像乳白色的晨雾在林中弥漫，在小溪边徘徊，在芳草如茵的绿地上徜徉，把工厂、乡村、学校和教室全部联系在一起，创造出新的价值。
中国经济体身处于转轨时期，*轨双**制和过渡期的行政垄断，一方面造成企业的不思进取，稀缺资源的滥用；另一方面使高效利用资源的企业资源变得更加稀缺。
只有建立运转良好，高效低耗的资本运行机制，才能以最低的成本获得最大的利润，从而把经济个体和集团，乃至整个国家经济生活推入健康发展的轨道。
1992年，*小平邓**南巡讲话，中国扬出了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风帆。同年秋*党**的十四大把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正式作为国家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
按照现代市场经济运行的体系，我们把社会结构纵向上可分为三个层次：最上层为政府宏观调控，其主要职能是维护经济、金融秩序，为经济发展提供良好的运行环境；最下层则是以普通商品为运作对象的工商企业；在两者之间有一个庞大、复杂而极具活力的中间层，正是这一个层次承担了搜集、分析、综合信息、寻找商业机会、调配及运作资本、作出经营决策并防范风险的职能。为了有效地动员社会资本投入经济建设，并高效率地使用所支配的资本，需要在政府与企业两者之间构筑一个具有高素质、高起点、专业化、规范化的中间层，作为中国企业重组和资本流动的枢纽，作为按市场经济原则运行的、完整统一的资本市场的推动者，为建立高效运作的现代企业制度营造环境，铺平道路。
于是，中国的投资银行就在这样一个背景下应运而生了。
投资银行的产生和发展为企业实施发展战略提供了良好的机遇，投资银行业作为替人经营资本的专业机构，最了解资本如何最优配置才能达到它最大的效益。在市场经济中，投资者为了追求以最小风险获得最大回报这一投资基本原则，总是希望投资于最具有收益潜力的项目和企业。而融资者，则希望以尽可能低的成本从资本市场上得到急需的资本，投资银行以“月下老”的身份出现在投资者和融资者之内，投资银行通过自身的专业优势满足双方需要，能为双方带来利益落差。在市场经济中，除了通过市场本身来调配各种市场资源之外，又加入了投资银行这种金融机制，以此达到市场资源的最佳配置，成了经济机构宏观管理上的基础。
1995年8月，中国最大的投资银行、中外合资的中国国际金融公司正式宣布成立。
中国金融业在发展投资银行上迈出了可喜的一步，全世界都向走上中国金融大舞台的“中国华尔街先生”投来了关注的目光。外电评论，中国金融业向规范化和国际化方向上又完成了一次突破。现在投资银行技术在改革开放的中国找到了结合点，目前在国内登记备案有投资银行业务的金融机构不足千家，真正意义上的投资银行更是寥如星辰。
尽管中国的投资银行起步较晚，但一大批优秀的青年人才投入到了这个新兴的行业之中。
金川问策的“绣球”一抛出，北京的几十家投资银行纷纷上门接洽。赵焕然慧眼识珠，选择了北京南洋林德投资顾问公司。这家投资顾问公司的总裁*元凯温**是一度曾被评为“中国改革十大风云人物”。历经化学家、改革风云人物到闯荡华尔街的“淘金者”的角色转换。在投资合作中，*元凯温**主业放在投资银行和管理咨询顾问两个方面，包括：企业战略策划、投资顾问和金融运作顾问，帮企业进行项目融资，风险投资和证券融资，代理发行股票和股份制改革，包括股票上市（国内上市与海外上市）的策划及中国企业的收购、兼并。目前北京南洋森德投资顾问公司正式签约被金川总厂聘为顾问公司。
人的活动是要有预期的，要在给定的体制下了解未来和现在的关系，以便更好地解决问题。金川引资困难正处于我国转轨时期、投资银行及新的金融体制远未形成。国家计委研究所研究员俞建国研究员一语中的，金川8年引资未果不是赵厂长等人的努力不足，而是中国投融资体制的悲哀！这个“漏洞”要由深化改革、全社会共同努力来弥补。
中央近年来在这方面的改革力度逐年加大。计划、财政、金融、投资体制等进行了全方位的深化改革。对产业结构大刀阔斧的改革已取得明显效果。纺织行业，限锭压产、全行业实现扭亏、煤矿业并井压产开始走出困境。工、农、建、中四大银行分别成立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处理不良资产，进行债转肥肉，减轻大型国企债务负担。大力发展直接融资市场，证券市场加快上市力度、二级市场转售国有原始股、以落实国有企业有进有退，有所为有所不为的战略。国家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加大基础设施建设；政收利息税，实施投资1元即可注册个人独资公司，以促进个人投资。
随着世贸组织的加入，外国的金融、保险业将进入我国，利用外资的力度加大，融资渠道更加宽广多元化。同时，香港二版“创业版”市场随时吸纳大陆高科技创新企业上市。国内证券市场也放宽高科技企业的上市条件。像金川这种销路看好，产品独特的民族品牌，将成为国家和地方政府重点支持的企业。
“金川人”迎来了又一次大好的发展机遇，建造一座中国保健啤酒城的愿望将很快变为现实。我们满怀信心盼望这一天的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