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巷裆⑲倪半城在大方巷收容所负责分发难民的饮水、口粮与稻草等物
▓ 王晓华
拉贝一家
12月17日，又有15名日本兵闯入拉贝住宅，端着*刀刺**枪，气势汹汹地任意抢劫。拉贝的助手韩湘琳身上的钱币和几种文件均被抢走。拉贝大怒，向日军永井少佐抗议，表示要通过大使馆向日方交涉。永井少佐不得已，写了一张布告贴于院门外，禁止日本兵擅自闯入拉贝住宅。但是当天下午6时，又有两名日本兵闯进，其中一名拉走一位姑娘并准备解皮带，拉贝正好从外面回来，他大喝一声：“滚出去!”日本兵慑于拉贝的气势与威严，只好翻墙溜走。
当时著名的英国《曼彻斯特导报》和美国美联社记者田伯烈在《侵华日军*行暴**录》中说：
“看见疯狂的日本兵从强奸妇女的屋子里醉醺醺地走出来，并非一件安全的事情。当一柄*刀刺**搁在自己的胸膛或者一把手枪指着自己的头部，要你少管闲事时，也许任何人都会难以自持的。”
拉贝为了保护南京妇女，经历了几番生与死的考验。
在拉贝等安全区国际委员会全体委员冒着危险竭力保护下，一大批难民得以从虎口脱险。日军对安全区庇护难民的行为非常恼火，准备用*力武**强行驱赶安全区内的难民。拉贝紧急致函德国驻华使馆政务秘书罗森，并通过罗森向日使馆参赞日高交涉，终于迫使日方将动用*力武**对付难民的念头取消。
在《拉贝日记》中记载着拉贝当时所干的一系列异乎寻常而又“相当危险的事情”：“(我)在后院挖狐壕(即地洞)给650名中国人避难；竭力阻止日军逾墙进院；冒着枪弹运送大米；制止日军强奸妇女……”
当时，南京安全区内的难民在20万人以上。安全区国际委员会要向这些人不断地供应食品和燃料，提供住宿、医疗，防止瘟疫流行，因此，压力很大。拉贝在一份文件中写道：
“其中整整10万人完全依靠国际委员会提供食宿。其余的人则只能依靠剩下的些许粮食，而日本人把所有的煤和米都封存了。”
安全区派出去运米的卡车常常被日军抢去，司机或遭日军凌辱或无故失踪。拉贝只能将国际委员会所有的外籍委员和职员，甚至连难民营值班的人员都动员起来，为运米的车辆“保驾”。
后来，贝德士在给朋友的信中与道：“有几个时期，如无外国人挺身而出和日本兵抗争，简直什么都不能办……”
1938年元旦刚过，天空飘起了雪花，无数难民啼饥号寒，在死亡线上挣扎着。国际委员会的存粮已所剩无几，拉贝决心与日军军需处交涉，以设法获得米、面和煤的供应。日军军需处门槛都要被拉贝先生踏平了。最后日军同意向国际委员会提供购买大米3000袋、面粉5000袋和燃煤600吨。但第二天国际委员会派会计克鲁治带着现金支票和五辆卡车前去取货时，日方田石少佐竟出尔反尔有意刁难。拉贝得报后，悲伤地说：“这是日本故意要使我们束手待毙的又一步骤。”
于是，艰苦的谈判又开始了。几经周折，日军当局才在1月10日同意出售大米1250袋，以后每隔三天才能再售给1000袋。
拉贝据理力争：
“30万难民，三天才供应1000袋大米，这怎么够吃?问问你们那些日本兵，他们一天吃多少米？”
1月17日，拉贝再次向日方提出三项要求：
一、责成“南京自治委员会”(即伪政权)迅速发售米、煤、面粉；
二、准许国际委员会向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堆栈装取大米3000袋，小麦9000袋；
三、准许国际委员会由上海装运食品600吨。
当日方同意出售有限的粮食和燃料后，拉贝和国际委员会还必须千方百计地筹集资金，用以购买大米等必需物资。当时国内外有不少团体、慈善机构向国际委员会伸出援手，捐助了救济物品。日本当局盛怒不已，曾多次强令拉贝将国际委员会保存的这些钱与物资交出来，但均遭到拉贝的严辞拒绝。
在拉贝等人妥善保护下，至1938年1月28日止，国际委员会尚存有现款10万元；在上海方面存有5．7万元，此外，委员会还从美国咨询委员会争取到了部分捐款。
1938年2月23日，拉贝奉西门子公司命令离开南京，回到德国。那天，事先得到消息的倪半城和大方巷难民区的难民们，聚集在大方巷西头的小桥旁眼巴巴地等候着，当车头插着德*旗国**帜的拉贝座车缓缓地驶过大方巷路口时，倪半城哭了，他拼命地向拉贝的车座挥手。难民们都哭了，纷纷下跪叩头，向这位救苦救难的“外国菩萨”顶礼膜拜。拉贝先生的眼圈红了，他伸出手摇晃着，恋恋不舍地向难民们致意，直到车子消失在山西路拐弯处。
作为*京大南***杀屠**的见证者，约翰·拉贝勇敢地揭露日军在侵华战争中的*行暴**。不久，国民政府颁发给拉贝一枚系有蓝白红绶带的采玉勋章，以表彰他勇敢而正义的行动。
严寒的冬天难民大多没有御寒之棉衣，睡在水泥地上，寒气彻骨，终日难眠。因此急需购买稻草，和商人议好价钱，每百斤壹元三角，芦席每张一角五分，由商人雇车将稻草送至难民所。稻草发放也分三等，赤贫者，即身着单衣者，每铺十五斤，贫者每铺十斤，次贫者每铺五斤，住所门窗缺乏板壁，北风嗖嗖，管理员只得用芦席钉补，铁钉每斤三角。
至于难民能不能进难民所是有条件的，必须有人担保，才予以登记，合格者才许入内，每人姓名列表粘贴门前，不得私自搬移。
倪半城在大方巷收容所的任务是负责分发难民的饮水、口粮与稻草等物。
口粮有大小之分，十一岁以上发给大口粮，十岁以下者发给小口粮，收容所大门每日启闭应于早六点开启一次，以供难民外出工作，一律早七点半开门，晚九点上锁。大方巷管理员如有失职，立即撤换。倪半城的前任就因为克扣稻草，被人检举揭发，立即遭到罢免。
只有进入难民所的难民才有活下去的可能，如果不幸染病，那就自生自灭，一张芦席包裹，找个乱坟岗掩埋。尽管安全区国际委员会不遗余力地救助难民，但南京自治委员会提供的粮食远远不够。
伪督办南京市政府督办任援道快邮代电伪维新政府行政院长梁鸿志，提到赈款布告发出后，各方纷来请款，南京市内灾黎将近十万，日惟一粥，不能果腹，待赈之急，有同燃眉。
于是外籍人士千方百计地从外地募集大量的蚕豆，来给饥饿的难民充饥。那年头，只要不饿死就算万幸了，有蚕豆充饥，就是最美味的食物了。
美国牧师詹姆斯·麦卡伦还专门写了一首歌颂蚕豆的小调《蚕豆歌》：“我们用蚕豆做早饭，蚕豆做午餐，蚕豆做晚饭，豌豆蚕豆绿豆蚕豆，顿顿豆豆……”
一颗小小的蚕豆成了难民活下去的希望。詹姆士·麦卡伦把蚕豆歌教给难民区的孩子们唱，男童们稚嫩的嗓音，在大方巷、最高法院、华侨路、金陵中学的难民所传唱，越传越远……
据1938年2月份自治委员会交通课工作报告：依照规定运输米面等项至各区公所其数量如左：
白米五千包
面粉九千包
蚕豆一千一百二十二包
当然，白米和面粉不是给难民吃的，是高价卖给有钱人享用的，蚕豆当然是难民的主要果腹之物品，因此蚕豆歌一传十、十传百，竟成为难民区的合唱曲。
大方巷难民所一直维持到1938年10月份，据9月20日南京市各收容所管理员会议记录：
一、大方巷收容所居屋另有需用，俟找得相当房屋即行迁移。
二、查华侨路收容所难民已出所多日，其中被迁难民限九月二十一日止，向指定迁移之收容所报到，逾期不再收容，以便结束。
王晓华近影
作者王晓华，民国史专家，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研究馆员。央视《天涯共此时》《海峡两岸》等多个栏目的主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