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电影去

最近一个多月的时间，先后两次到一个地处偏远乡镇的的农机企业。这个企业的老板40岁出头，很精明，研发生产的农用机械获得好几个专利，这还不足为奇，让我感兴趣的是，他竟然收藏老式电影放映机和电影胶片。在一间不算大的房间里，摆放着电影放映机，多层架子上有方形铁盒装的上百部电影片。他一边兴致勃勃地讲述他对电影的种种爱好，一边熟练地给我们放着老电影。看着他，也看着电影，引起我对过去年代关于电影的回忆。

我出生在上世纪60年代初期。记事或者说懂事起，就遇到大革文化的命的“*革文**”时期，绝大多数电影片和戏剧都打为毒草，许多文化活动被视为异类，所剩不多也最热的恐怕就是电影以及仅有的几部样板戏了，而电影可看的无非就是《地道战》、《地雷战》、《南征北战》等为数不多的几部。那时我家随父亲住在部队，相对而言*队军**放映电影的机会多些，条件也好些，在礼堂里放映也有座位。每逢有电影，即使是翻来覆去放映的这几个“战”也早早的去占位置，同一部片子看多了，剧情都熟悉了，也不厌烦，图的是热闹。有时候，电影一面放着，小孩子就在下面帮着接台词，兵们或者家长就训斥，礼堂一片嘈杂。毕竟我们都小，很快就昏昏欲睡。看到电影结束大人叫醒，就回家了。随后几天，就几个孩子一起，扮演电影中敌我双方的人物热热闹闹地玩一回。许多经典台词大家随口就用在日常生活中，比如《地道战》中伪军汤司令的“高，实在是高”。这几个“战”敌我分明，由此也从小养成了习惯，就是每看电影，都要搞清楚谁是好人谁是坏人

以后，我上了初中，在学校住校。那时候也许国家考虑到人民文化生活的乏味，电影开始增多，朝鲜的、罗马尼亚的、阿尔巴尼亚的、越南的，都进入中国，还有样板戏也拍成电影。每个样板戏拍成电影后，都要搞放映周之类的活动，学生票五分钱或一角钱，《红灯记》、《沙家浜》、《智取威虎山》、《海港》、《奇袭白虎团》等等，都看过，看完之后，还要写观后感，一个初中生，能有什么感慨，就去找报纸抄写，洋洋洒洒几百上千字，糊弄老师。当时有句话，“朝鲜电影哭哭笑笑，越南电影飞机大炮，阿尔巴尼亚电影莫名其妙，罗马尼亚电影搂搂抱抱”。现在回想，确实如此。记得当时朝鲜宽银幕电影《卖花姑娘》轰动一时，影片主人公花妮的悲惨遭遇让观众都陪着掉眼泪，许多人说，看这部片子，要带着手绢。而我看了以后，竟然一滴眼泪也没掉下来，我就怀疑自己是不是没有阶级感情。还有罗马尼亚电影，好像是《多瑙河之波》，里面有接吻拥抱的场景，尽管片子经过剪辑，只留了少许，但对于禁锢中的国人来说，也大开眼界了。阿尔巴尼亚电影有些拐弯，经常在影片中回忆过去，稍不留神，就搞串了。有部电影《第八个是铜像》，是写游击队的，又是现在又是过去，时空经常变换，有时是活人，有时活人抬着铜像，看完了也糊涂了。越南电影多是战争片，太简单化，就是看个热闹。比较起来，还是喜欢朝鲜电影：故事情节好，音乐动听。比如《看不见的战线》，是反特片，故事一环套一环，引人入胜，片中有些台词现在还记得：你拿的是什么书？歌曲集。什么歌曲集？阿里郎。这期间，国产彩色故事片也拍了几部，令人难忘的是《闪闪的红星》，那主人公潘冬子，小小年纪就投身革命，可恨我们没生活在那个年代。还有扮演主人公的小演员祝新运，早早就成了明星，还当兵入伍挣工资，多让人羡慕。说到中国电影，不能不提的是《新闻简报》，往往放在故事片的前边放映，主要是毛主席和周总理等领导人接见外宾、西哈努克等外国政要到我国访问、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和各行各业取得的成就等新闻，类似于现在的电视新闻联播，但时效性差了很多。现在中央电视台的老故事频道，有个栏目《话说新闻简报》，就是放一期旧《新闻简报》，回顾一段历史。也许是怀旧吧，我很喜欢这个栏目。

1976年初回家乡读高中，电影还是主要的娱乐活动，学习又不紧不累，精力充沛，经常靠电影打发时间。那时候县城的电影院是露天的，有时候观众太多没有好位置，就到银幕后边看，除了字反着，右手握笔成了左手，倒也没什么两样。留下印象的电影片，就是国产故事片《春苗》、《决裂》、《第二个春天》、《反击》等。《春苗》是写女赤脚医生这一所谓的新生事物的，《决裂》是写工农兵大学生的，而、《第二个春天》、《反击》则是写走资派的，都是那个时代的典型人物和形象。有些情节很有意思，比如，《决裂》中，老教授在课堂上拖着长声讲授“马尾巴的功能”，工农兵大学生认为脱离实际，起来*反造**，要求“少讲马，多讲猪和牛”。《反击》这部片子是“*人帮四**”组织拍摄的，但没来得及公映，他们就倒台了，此片作为批判用，组织大家观看。这个片子最后有个场景：革命群众慷慨激昂地对担任省委第一书记的走资派进行斗争，书记则理屈词穷、无言以对。这时有同学为这一电影情节所感动，热烈鼓掌，我就想：这些同学立场站歪了吧，忘记批判这回事了。“赤脚医生”、“工农兵大学生”、“走资派”这些词汇，想来现在的年轻人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再后来到农村上山下乡。农村文化生活更是单调，放一次电影就像过节一样。在一个空阔的场子上，挂上幕布，放映场地就有了。观众则需要早早的去占地盘，大家或摆几个凳子，或划几道线，我们这些知青甚至不惜与农村孩子抢地方。有了地盘也不行，还要早些过去，否则有可能让别人抢走了。又没有电，只能靠柴油发电，发电机轰隆隆响；只有一部放映机，换片的时候就要等侯。看电影前，大队干部少不了借机讲个十分钟八分钟的话，时间长了大家也厌烦。放电影过程中，小孩子哭闹，姑娘小伙子掐架时有发生，还有人大声喧哗，也很热闹。一个村放完了，随后几天到别的村放同一部片子。许多人都随着去看，凑热闹兼会友，而我似乎对此没有兴趣，从没有跑路到外村看电影。这时“*革文**”已结束，许多国产老片子重新放映，一些国产新片上市，日本等西方国家的片子也进入国内，但还是在城市放映的多些。我借回县城家里的机会，也看过一些。比如国产新片《甜蜜的事业》，是写计划生育的，有镜头是女的在前面跑，男朋友在后面追，又采用了技术手段，放得很慢，飘逸潇洒，觉得很新鲜。特别是日本片《追捕》，高仓健饰演的主人公检察官杜丘，那冷峻的风度，还有矢村警长那一头长发，很令人称奇：原来人还可以这样生活。尤其是高楼林立、华灯四射的东京，更是让观众见了市面。还有女主人公真由美的家里，竟然有私人飞机，她的父亲开着飞机到处去。须知在当时的中国，自行车还要凭票供应。顺便说一句，我过去只知道有警察和法官，由此片还知道有检察官这个职业。

1979年离开农村回城，看电影机会更多了。国产还有进口片一个接一个，使人目不暇接。而我所在单位领导和同事，多是单身在县城工作，也是电影迷，每逢来了新电影片，大家结伙去看。因为年轻，买票的任务肯定就落在我等身上。购票的人多，新建的电影院售票口又大约只有碉堡的射击口那么小，拥挤不堪。好在我身高胳膊长，比个头矮胳膊短的得要占些便宜，就这样买一次票，还要挤出一身汗。我那时候在县计委工作，也算有点小权利的部门，有一次实在挤不到票，也许又看到别人很轻松的就能拿到票，就冲电影院的喊，我是计委的，人家没理这茬。回来和领导说，领导笑言：你应该说你是劳动局的。不过，遇到特别热门的电影，单位领导也出面给电影院打个招呼，票就好办了。所以，比起买不到票，或者买站票的人来说，能买到票有座位就不错了。这段时间，电影可以说进入了“黄金时代”，就连电影刊物也跟着沾光。当时有个刊物《大众电影》，据说单期最高订阅量曾达到960万册，有时候订阅还要走关系。我父亲在邮电局工作，除自己家里订阅一份外，还帮助我同学订过。

这个世界变化太快。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电视机进入百姓家，电视节目越来越吸引人，而且还有了录像厅放映碟片。也就是几年时间，看电影的人逐渐少了，购票口人挤人、电影院人满为患的年代远离而去。于我而言，大约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就很少看电影了。听说电影院搞起了什么情侣座之类的，还供应水和小食品，也没有兴趣去了。最近二十年，只在电影院看过大约两场电影，一场是单位组织看的反腐片《抉择》，还有一场是别人硬拉着去看的，什么片名忘记了。大家交口称赞的大片，如《泰坦尼克号》，也是在网络或者电视上看的。

电影兴盛的时候，很自然的放电影的也很招摇。我有两个熟人过去在电影公司工作。这在当时，可是很好的职业。其中一位，我在电影院买票，遇到他并打招呼，他视而不见，也许怕我走他的门子。我也理解，毕竟那个年代，想看电影的人多了，都去麻烦，他能顾得过来吗？现在每遇到他，我都发笑。还有一个是同学，过去在电影队放映电影，他曾回忆说，到村里放电影，都要提前去挂幕布，安装调试放映机柴油机。村里很重视，都要管饭，一般的村能吃个油饼，好的村能吃羊肉喝羊肉汤，还有干部陪着，姑娘小伙子围着，小孩子跟着，那光景，啧，啧。每言及此，他都唏嘘不已。我就开他的玩笑：那时候没看上哪个村姑，没留下孽债吗？

言归正传，看到本文开头提到的这个企业老总这样痴迷于电影，我在感慨之余，还建议他待企业走上正常后，多出去走走，搜集更多的电影机老电影片，并加以研究，争取成为专家，一方面丰富自己的业余生活，另一方面还提升文化层次，培育企业文化。我祝愿他的企业和个人爱好双丰收。(作者 管锡云 ， 部分图片来源于网络如有不便请联系删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