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2日，连云港“药神案”二审宣判，一审的15名被告人均被改判。一审法院认定的销售假药罪被改为非法经营罪，14名原审被告人的刑罚均有所减轻，另有1人被判无罪。这起因代购、销售印度仿制抗癌药引发的刑案，因与电影《我不是药神》情节相似，被称之为连云港“药神案”。(澎湃新闻)
《我不是药神》上映引发社会关注后，现实版“药神案”纷纷浮出水面。随着新修订的《药品管理法》自2019年12月1日起施行，之前曾以销售假药罪判决的上海“药神案”，后改判为*私走**国家禁止进出口的货物罪。相比一审判决结果，改判后的惩罚明显减轻。连云港“药神案”如今改判又是一例。
这两起“药神案”改判均彰显我国法治进步。过去，因《药品管理法》中有涉及假药的相关规定，法院以销售假药罪判决可以理解。但把能为患者“续命”的、境外合法上市的靶向药认定为假药，既不符合这类药品真实情况，也与公众认知存在偏差，还忽略了患者感受，所以修改法律规定是必然要求。
去年修订后的新《药品管理法》不仅删除了原来“按假药论处”的相关条款，使我们的法律规定更科学更符合实际，因为代购、销售的印度仿制抗癌药不等于是假药。而且，法律还明确规定：未经批准进口少量境外已合法上市的药品，情节较轻的，可以依法减轻或者免予处罚。“药神”因此不再受重罚。
当我们的法律删除了不合理规定并进一步完善，司法机关就有了该判的法律依据，同时，法律代理人、当事人也有了重新辩护的理由。这类案件纷纷改判，不仅涉案“药神”可减轻处罚，对相关患者是心理安慰，也会唤起公众对法治的重新敬仰，还能提升司法公信力，这是法治进步带来的积极效应。
以连云港“药神案”为例，二审改判之后，不但多名被告人刑罚明显减轻，还有机会申请国家赔偿。对这些“药神”来说，就是新《药品管理法》受益者之一。不过，这些被告虽然不会以销售假药罪被惩罚，但销售印度仿制抗癌药从中获利，恐怕还没有相应药品经营资质，仍然存在非法经营的行为。
笔者以为，这类“药神案”至少对两方面是一种警示或提醒。一是提醒有关方面加快审批、进口更多境外合法上市的新研发抗癌药和仿制抗癌药，以切实降低癌症患者的用药负担。一旦患者可以从正规渠道买到价格合理、安全有效的进口抗癌药，自然不会从不正规的“药神”手中去购买廉价抗癌药。
2018年以来有关进口抗癌药的好消息不断，如零关税、政府集中采购、纳入医保报销目录、加快创新药进口上市等，每一条都利好癌症患者。以17种抗癌药纳入医保报销目录为例,与平均零售价相比，平均降幅达56.7%，可大大减轻患者负担。但今天还有没有患者从非正规“药神”手中购药，值得关注。
另一方面，也警示民间“药神”规范经营进口抗癌药。虽然修改法律后“药神”不会再以违反销售假药罪被判，但容易涉及非法经营、*私走**等违法问题，如果经营不规范，“药神”仍难逃法律惩罚。从规范市场、保障患者合法权益角度来说，有关执法部门对于违法销售印度仿制抗癌药，仍有治理必要。
至于如何惩罚违法“药神”，既要从非法经营、*私走**等角度来审视，也要准确理解并适用新《药品管理法》124条规定，即“未经批准进口少量境外已合法上市的药品，情节较轻的，可以依法减轻或者免予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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