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产联是1936年在*产党共**外的美国左派的代表，那么，新政派有不少人逐渐觉得，在法西斯*党**外的美国*派右**的据点，大概就是最高法院那座宏伟的宝殿了。1935年秋审，就在这所新建大厦开庭。大厦与国会在华盛顿东北第二街隔街对峙，正面大理石墙上刻有几个大字：“依法审理，公正平等。”在白宫看来，什么叫做“公正”，最高法院那“九个老头子”（德鲁·皮尔逊和罗伯特·S.艾伦这样描写那九位法官）似乎自有其不可动摇的与众不同的高见。大多数美国人，包括“尘土坑”的农民和刘易斯领导下的煤矿工会，也有同样感想。谁都知道，解释宪法是最高法院的职责。远在三十年前，首席法官查尔斯·埃文斯·休斯就说过，“美国政府要照宪法办事，可是什么合乎宪法，什么不符合，这由最高法院法官们决定。”据《时代》周刊说，“难就难在这一点：休斯这人早年也曾发出过自由主义的烈焰，可是如今只有一堆保守主义的热灰了。”在思想保守方面，休斯可以作为当时司法界和律师界的典型。罗斯福所提的法案，是独立战争后最有革命性的创议。对这些新法有裁判杖的下级法院法官们，都是些旧秩序的拥护者。这些在联邦地方法院审理讼案的人，大多数是为共和*党**效过劳，或者为大公司当过辩护士，由此出名的。他们已经都成为公司股东、受托管理人、名流俱乐部的会员。产业界的巨头都是他们的知心好友，彼此心心相印，都觉得新政派闹得天翻地覆，十分可恶。罗斯福执政还不到三年，各下级联邦法院已有一百多位法官发出大约一千六百个指令，禁止施行新法。除此之外，那些名牌律师还大写其文章，抨击他们所不欢迎的新法，无异于以私人资格作出裁定。自由联盟批驳《瓦格纳法》的声明，可以作为使用这种伎俩的典型例子。全国制造商协会把这个声明印发给会员们，怂恿他们违抗那已由国会通过并经总统签署的法律，理由是法案是“违反宪法”的。
最高法院法官们地位崇高，理应不为旧时代所束缚。其实，他们内部也有不少分歧，不过好些人还没有察觉。在穿上黑袍端坐高堂时，他们好象铁板一块，可是一回到各人自己的办公室里，便分为三派了。第一派是威利斯·范·德万特、詹姆斯·C.麦克雷诺兹、乔治·萨瑟兰、皮尔斯·巴特勒，他们向亚当·斯密顶礼膜拜，比胡佛总统有过之无不及；如果有谁胆敢干扰自由经济的基本“定律”，他们就认为简直是犯罪。另一派是休斯和欧文·J.罗伯茨，他们处于中右，投票时一般也采取这种立场，可是因为信念不坚，人家认为他们是左右摇摆。只有第三派本杰明·卡多佐、哈伦·菲斯克·斯通、路易斯·D.布兰代斯这三位完全是二十世纪的新头脑。
罗斯福和最高法院的冲突，早在1935年春初已经开始。这时据报又发生了三百八十九宗指控新立法的官司，罗斯福认识到，所谓“违反宪法”是个不能久延不决的问题了，因而在某联邦地方法院判决《全国复兴法》违反宪法时，同意立即上诉最高法院。别的不上诉，偏偏挑上这一宗，未免失算；尽管最高法院九位法官所持理由各异，却都一致认为这个法案无效。五月二十七日，休斯宣读了他们的判决书，新政派管这一天叫做“黑暗的星期一”。其所以“黑暗”，还不是因为当时已成累赘的《全国复兴法》被判无效，而是因为休斯的意见非常激烈。他几乎斥责总统违法乱纪，甚至破例对总统和国会提出警告，说不要以宪法授权管理州际贸易为理由，乱订内容广泛的法规。
在整个美国里，最瞧不起保守派法官那种盛气凌人的指令的，莫过于罗斯福了。他自己就是一个了不起的辩护士，到星期三他就召开记者招待会据理力争。在会上，总统夫人坐在他身边起劲地织毛衣，就象新政开头那一百天那样。总统宣布说，最高法院星期一的裁定非同小可，“自德雷德·斯科特案以后，大概哪一个裁定都没有它那么重要。”他评论首席检察官休斯的意见书，说休斯认为做买卖基本上是地方性活动，应由各州自行管理；即使这些买卖对全国产生影响，联邦政府如出面干涉，也是违法行为。首席检察官拒不承认四十八州是一个互相依存的大集体，因而可以说，他似乎是在暗示，无论发生了多大的全国性经济危机，华盛顿政府也无权过问。总统说，“这样看待州际贸易，是‘马车时代的老黄历’”。休斯警告总统，总统也在对休斯发出警告了。
司法部长卡明斯认为，最高法院跟总统势成水火，难以妥协。他愤愤然说：“总统先生，我告诉你，他们就是存心把我们毁掉啊。”接着又说，“总要想个办法，把最高法院现在那班家伙搞掉。”不过，有个时期罗斯福还比较乐观。直至1935年12月，他还这样写信给伦敦海军会议的美国首席代表：“尽管最高法院多数法官反对我们，赫斯特报系和全国百分之八十五的报纸也唱反调，形势依然良好。”然而一到新年，他的看法就不得不改变了。1936年1月6日，最高法院以六对三票判决《农业调整法》违反宪法。罗伯茨法官代表多数意见，宣布农业是地方性生产事业，要是把它也当是全国性生产事业之一，那就是侵犯各州政府的权利，“中央政府势将乘机对各州都肆意干涉。”这样解释宪法，出人意表，衣阿华州艾姆斯附近的农民深感愤慨。因为同意这个解释的有六个法官，农民就照样扎六个草人处以绞刑。可是保守派法官毫不在乎，又进而废止《证券和交易所法》（六票对三票）。萨瑟兰法官说，谁调查华尔街的交易，谁就是滥用职权，这与“星法院”的非法行为同样难以容忍。跟着《格菲－斯奈德煤矿法》又被*翻推**（五票对四票），理由是虽则煤会运销全国各地，采煤仍纯然是地方性企业。这以后，《城市破产法》也被宣布无效（五票对四票），可是论据极其薄弱。如果这样下去，全部新法，包括社会保险法和《瓦格纳法》，都大有宣布作废的危险。《城市破产法》的要求实在有限，只是说地方政府公债可由各州和中央合作加以调整，但是否要这样做，主动权仍在各州。显然，在保守派法官看来，中央政府不论帮助地方解决什么问题，都要作非法行为着待了。
最高法院打自创立以来，整整一百四十年中，所宣布废止的法令只不过六十种。现在还不过一年开外，在休斯主持下，最高法院竟一口气把罗斯福的新法取消了十一种之多，在此次秋审中，最高法院最后一次也是最惊人的得意之作，发表于两*党**召开代表大会的前夕。他们先废止了联邦工资工时法，然后进而审理莫尔海德对提坡尔多的讼案。这里所讨论的是纽约州关于女工最低工资的法律，法官们投票结果是五比四，予以否定。巴特勒代表多数法官撰写意见书，他一口咬定：“关于‘法定手续’的条文已经规定，就个人事务签订合同的权利，是应予保护的自由权。”“在签订雇工合同时，双方一般都已获得平等权利，能够以个人谈判的方式从对方取得最于己有利的条件。”换句话说，曼哈顿区血汗制度的纺织厂里十五岁的女工，在她跟家财百万的厂主订立每周工资二元三角九分的合同的时候，已经充分享受了这一神圣权利。无论华盛顿也好，各州也好，对于这样的神圣权利，都不应侵犯。规定最低工资和最高工时，这样的法权谁都没有。
宣判之夜，就有人在新英格兰各州和北卡罗来纳州那些俯瞰纺织厂小镇的高楼大厦里设宴庆祝，可是保守派某些政界要人却不免面面相觑。好事做过了头，显然反而不大妙了。赫伯特·胡佛说：“有些权力各州以为早在手里，应当想个办法还给他们嘛。”有六十家报纸要求国会提出修正案；连兰登州长也表示同意。这一年共和*党**的竞选政纲笼笼统统地说过，女工童工是要加以保护的，可是没说要采用什么办法，民主*党**所要求的则是一项“能澄清向题的修正案”。只有总统一声不响。他在考虑对策，可是头一件事是争取重新当选。他对雷·莫利说得好：“这次竞选，争论的中心在于怎么看待我本人。人们不是支持我，就是反对我。”他估计他会获得支持。他也预料最高法院还会再来几个五对四或六对三的否定新法的裁决，在某种意义上，这倒是正中下怀的事情。正如伊克斯所说，“有了这些裁决，总统就可以振振有辞，越过最高法院，直接向人民申诉了。”
1936年，美国的政治生活上还没有那些后来使大选情况完全变样的种种复杂微妙的名堂。没有电子计算机中央控制台，没有主要选区情况分析，科学性的*意民**测验那时也只具雏型。大选是举行了，可是不到晚上不知投票结果；既然数字没有到手，两*党**的拥护者就不妨任意猜测并且寻找有利的数据。到了末后，当然一切都了如指掌了，因为政治科学家事后是极其聪明的，可是那年事前能预料罗斯福大获全胜的真是寥寥无几，而且好些人还把他一笔勾销，说此人当了一任总统就要归隐田园呢。
他们这种议论，并不能说是强词夺理。罗斯福是那么一位总统，他四年以前许下大愿，说要做到预算平衡，可是结果是国库每年亏空六七十亿元。失业的美国人还有七百万之多：政府苦心设计了一些援救办法，可是却被判违宪，毫无用处。民主*党**当时虽然执政，过去八十年来大部分时间却在国会里占少数。在好些人心目中，一个民主*党**人竟能当选总统，这只是机缘凑巧，而且由于*党**员纷纷背叛，支持总统的已日见其少。在*党退**的知名人士中，有牛顿·贝克、迪安·艾奇逊、约翰·J.拉斯科布；有前民主*党**总统候选人艾尔·史密斯和约翰·W.戴维斯；有马萨诸塞州州长约瑟夫·B.伊利，马里兰州州长艾伯特·里奇，佐治亚州州长尤金·D.塔尔梅奇。全国大报多数反对罗斯福。赫斯特报系在头版大登其社论，抨击罗斯福的“苛政”。《芝加哥论坛报》的电话员，在接电话时开头照例这样说：“早安。你如果想美国转危为安，要在……一天内下决心，知道吗？”这个报纸的大标题如“罗斯福在威斯康星州所掌握的选区都是些罪恶的温床”，新闻报道如“兰登州长今晚到洛杉矶市开展运动，争取美国原有政体确保无虞”，都显然希望读者不再支持总统。
评论家沃尔特·李普曼是反对罗斯福的，多萝西·汤普森也是。另一个著名政论作者马克·沙利文早在1935年就预言罗斯福第二次竞选要失败；同年查尔斯·A.比尔德也写道，“罗斯福领导群众的魔力确已消失了。”1932年罗斯福的竞选基金，有百分之二十五由银行老板和经纪人捐助，1936年减至百分之四。真的，民主*党**直至七十年代还引以为苦的经济困难，1936年已经开始了。共和*党**准备为兰登竞选挥霍九百万元，为罗斯福竞选募集的捐款只略多于此数的一半。
颇具讽刺意味的是，共和*党**之所以能大花其钱，是因为上届大选以后，美国经济已经复苏了。1933年罗斯福继任总统，接收的是一个烂摊子，可是随后几年的繁荣程度却远远超出任何人的预料。失业人数比1932年减少了一半以上。联邦储备委员会所发表的工业生产调整指数，1932年是58，1935年上升至101，1936年还将达121（1929年是125），自总统就职以来，各保险公司资产总值增加了三十亿。银行业已渡过难关。国民收入和公司利润增加了一半以上；道·琼斯的产业股票平均指数上升了八成。自股票市场大崩溃后，华尔街第一次感到为通货膨胀担心（虽然通货膨胀会叫股票涨价）。四年以前，有些投资者因为某些证券不值一钱，竟用这些证券给联盟俱乐部屋子的一间房间糊墙，这时却用蒸气把它喷湿，一张张揭下来去兑换现款了。尽管如此，联盟俱乐部的正面还支起一条光管大标语：“1936年大选，应选兰登和诺克斯。爱国至上。”
1936年初，兰登和诺克斯这两位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的声价比后来还要高。据当年仅有的几种测验方法来衡量，罗斯福在年初名望已降至最低点；据盖洛普*意民**测验所的报道，共和*党**把罗斯福拉下马的可能性，是一半对一半。直至7月，民主*党**全国委员会还认为在纽约州和伊利诺斯州败局已成，在明尼苏达，印地安纳、俄亥俄各州也只有一线希望。可是那时总统已亲自出马，把竞选事务抓起来了。早在2月里，他就吩咐农业部长华莱士说，“亨利，7月、8月、9月、10月，直至11月5日，棉花售价不准跌到一角二分以下。你怎么办，我不管。这是你的事。可是价钱最低一角二分。明白吗？”靠稳定棉价来拉选票，跟给公路铺柏油一样，是搞竞选的老办法。罗斯福的理论，新就新在搞大联合。他相信，只要民主*党**搞大联合，就能把共和*党**的坚固阵地一举摧毁，而在国会稳占多数席位。不过这里还有个政治条件必不可少，那就是运气。
结果运气好得很。他们头一遭时来运转是在1936年1月25目。那一天有两千阔人，男的穿上礼服，女的披起貂皮大衣，到华盛顿五月花饭店举行自由联盟夜宴，开展反对罗斯福连任总统的运动。在美国政*党**竞选史上，这大概是最豪华的盛会。《纽约时报》说，“美国的豪门巨富，大部分不是亲自光临就是派代表出席。”主要发言人是艾尔·史密斯，当时他正在狠命反对禁用童工的法案。他头戴高顶丝礼帽来到会场，发表了一篇歇斯底里的反新政演说，大声嚎叫说，“罗斯福的新政充满了共产主义俄国的臭味。”那些每年进款高达十万元的听众，个个为之眉飞色舞。皮尔·S.杜邦点头赞叹说，“讲得好极了。”民主*党**副总统加纳也认为是再好没有；据他说，有了这样一篇演说，民主*党**再也不用花一个钱，说一句话再度当选就稳有把握，因为那些完全不了解美国人的脾气的大亨已经给民主*党**帮了大忙了。
6月11日，共和*党**在克利夫兰开代表大会，提名艾尔弗雷德·兰登为总统候选人，以后人们都叫他艾尔弗。他在堪萨斯州当州长政绩不错，竞选政纲也比罗斯福四年前的政纲还要左些。不幸的是，他虽然骨子里是个自由派，那些前后左右的人却把他的主张说得含混糊涂，所以当选希望甚微。共和*党**主席亨利·P·弗莱彻说，他们所要争取的是建立“格守宪法的政府”。亨利·福特说，“二十年来的大选我都没投过票，这回倒要投一下，因为兰登就活象柯立芝。”仅仅因为这一句话，人家就管兰登叫做“堪萨斯州的柯立芝”，竞选标志也用上了堪萨斯的州徽--向日葵。罗斯福听见了，冷冷地说了几句：向日葵嘛，花是黄的，芯子是黑的，唯一用途是喂鹦鹉，而且还没到11月就枯死了。
还有个人给兰登找麻烦，这位仁兄就是第三十一届的前总统胡佛。胡佛跟加利福尼亚州代表团（由厄尔·沃伦率领）来到克利夫兰参加大会，本*党**内定谁当候选人，没有告诉过团员，他们毫不知情，所以胡佛悄悄地放出空气，说如果要再提他当候选人，他不妨勉为其难。共和*党**还不至那么昏头昏脑，至少在6月份不会提他，可是他一来到会场，大家还是鼓掌欢呼十五分钟。胡佛发表了俏皮的演说，他说罗斯福的专爱用字母缩写简称新政策、新机构。字母都快用完了，“不过新俄文有三十四个字母可用呢！”由6月至10月，他一个劲儿地向兰登提建议。这位堪萨斯州的柯立芝虽然避开了他的讨好，可是却逃脱不了由于胡佛支持而吃足苦头。而胡佛也只落得个静听罗斯福的广播演说，罗斯福什么时候停一下，他就向扬声器“呸”的一声。
大会休会了。代表们按《哦，苏珊娜》的调子，唱出如下的歌：
『字母简称总少不了，有件事情等着看：
兰登一进总统府，新政全部要完蛋。
艾尔弗这人有一手，国家大事他会办。
总统坐镇在白宫，宪法神圣谁敢犯！
啊，艾尔弗·兰登，
咱的可心人，
拯救祖国就靠你，
堪萨斯草原的精神！』
杜邦是兰登州长的后台，他本来应该给兰登安排得象点样子。这位备受尊敬的州长至少也应该有个庄严一点的节目单，现在这样搞未免太差劲了。在共和*党**开代表大会那几天，政治新闻记者们以为这一年的滑稽剧已经登峰造极了，没想到库格林神父和同伙又端出个新成立的*盟党联**向选民推荐，极端主义的一套闹得更加荒唐。*盟党联**的总统候选人是北达科他州众议员威廉·莱姆基。此公怪模怪样，满脸麻子，戴上一只玻璃假眼，用尖而高的嗓音说话。他在大会出现，总是头戴灰布鸭舌帽，身穿宽大无比的衣服，连库格林也觉得很不是味儿。库格林尊称莱姆基为“自由比尔”，杰拉尔德·L.史密斯还策划到11月大选时派出十万汤森派青年担任警卫。广播神父夸下海口说，要是他为莱姆基拉不到九百万张选票，以后他就再也不广播了。这似乎是大言不惭，可是在6月里民主共和两*党**都觉得菜姆基不能小看。“啊，艾尔弗·兰登”这歌没人跟着唱，“自由比尔”这个绰号可传开了。库格林神父觉得“自由比尔”和“自由钟”词句相似，颇为欣赏。可是他后来才想起，自由钟已经有裂缝，不过要另换个字眼已经来不及了。
*盟党联**开过代表大会，下一周民主*党**便到费城开他们的代表大会了。他们开着“麦考密克”牌收割机在市内大摇大摆地来回走，好让人家想起胡佛先前所说的话：“罗斯福要是当上总统，所有城市街道都杂草丛生。”他们心情欢畅；除了最高法院使人有些不快之外，四年前他们所希望的都已经一一兑现了。甚至给退伍军人发补偿金的议案，1936年春天国会也通过了。罗斯福曾予以否决，可是那不过是做做样子，不花什么工夫原案就维持住了。不过他们既然是民主*党**，总得斗一场才象个样子，所以代表大会请黑人牧师领祷，南卡罗来纳州参议员“棉花艾德”史密斯就愤热退席。可是甚至来这么一场小风波也对组织联合阵线有好处。在1936年，只要请个黑人牧师领祷，别的黑人就欣然投民主*党**的票了。
罗斯福已经交代手下对外界说：他是同自由联盟竞选，而不是同兰登竞选。所以，在民主*党**代表大会上，艾尔本·巴克利在发表基调演说时，就抢苦华尔街老板们对《农业调整法》如何不满，博得全场起立鼓掌。巴克利说：“朋友们，他们哭眼抹泪，并非因为可怜那些小猪崽，而是因为共和*党**那些专吃民脂民膏的赢利肥猪已经叫人给宰了。”这样抨击对方，是够厉害的了，可是总统在接受提名发表演说时，还要直斥大企业为“国门之内的敌人”呢。
总统这篇演说是6月27日在富兰克林运动场发表的，听众在十万以上。据马奎斯·蔡尔兹的报导，“总统发言只要停一下，听众就马上齐声喝采，在那个闷热的晚上，听来好象是出于一人之口。”不过事情经过并不完全顺利。在总统等候主席请他登上讲台，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广播记者罗伯特·特劳特也在对听众介绍会场情况的时候，“总统腿上的支架忽然松了，他跌倒了”，弄得特劳特吓了一跳。总统手里的稿子撒了一地，人们赶快帮他拾起来，他也连忙把稿子叠好，不过每一页都已经又湿又皱，粘上泥巴。这时距离主席致介绍辞只差几分钟了。后来总统谈到这事，这样说：“我这一辈子最狼狈的就是那五分钟。在所有白人当中，最倒霉、最发急的就是我了。”（要是在七十年代，黑人听到他特别提到“白人”，就会拒绝投他的票。）
可是他一开始讲，就讲得十分精采。那天晚上他有许多名言，例如“一个仁爱为怀的政府纵使偶然措施失当，也比一个不顾人民死活的政府长期啥事不干好得多。”他还说了先知式的话：“世道循环，难以揣测。对于某一时代的人，可谓得天独厚；对于另一时代的人，要求会特别高。我们这个时代的人则应运而起。”演说完毕后，大会群众随他两度高唱《回想当年》，他坐着敞篷车绕场一周，满面春风，摘下旧呢帽向群众挥动致意，大家都站起来长时间大声欢呼。
总统准备不再管竞选事务，直到离大选只有五周才露面。他审时度势，知道一到了那时，选民就要听他的话了。目前他不妨专心处理政务，等待对方犯错误。果然正如所愿，对方犯错误了。夏天还没有过完，*盟党联**就由于任意妄为，搞垮了自己。杰拉尔德·史密斯对记者公然说，“我要教选民们怎么去恨人”，并且同意把这话登在报上。库格林神父也公开宣布，“我要走法西斯的道路。”不过他也开始对史密斯有了戒心，因为史密斯说过，“休伊·朗格的流血惨死，我念念不忘，”而且还说了一句惊人的话：“汤森博士和我站在铁厂谷那个历史性拱门下发过誓，非把政府接管过来不可。”可是不用多久汤森博士就什么也接管不了了，因为他己被关进哥伦比亚特区监狱，罪名是藐视国会，拒绝在听证会作证。罗斯福赦免了他，可是随后史密斯又在新奥尔良市进了监牢，因为扰乱治安，出言猥亵。
要是兰登州长有点气魄，他还不会全盘皆输，至少能保存一点体面。不幸他给群众的印象是身材矮小，戴上眼镜，语音单调而刺耳，是个并不出色的人。他不会念讲稿，讲稿又写得很糟。他在宾夕法尼亚州作第一次竞选演说，就说了些啥时候也用得上的话。他说：“在美国，我不论到哪里，都看见美国人。”而且，他也跟罗斯福的其他竞选对手一般，觉得对方善于躲闪，打他不中，气得发昏。他在巴尔的摩对听众说，“要是罗斯福连任总统，他准会把批评他的人一个个送上断头台，”听众愕然。弗里茨·库恩所领导的德裔美国人联盟（后来改名“德裔美国人同盟”）表示支持他，他明里不说，暗地同意；共和*党**全国委员会诋毁罗斯福为“犹太人抬出的候选人”，他默不作声；他还含沙射影，说罗斯福是“*产党共**”呢。
这次竞选运动首次采用对全国广播争取选票的办法，也首次把总统候选人当是商品向顾客推销。共和*党**准备好了一百多万元广播费，《波士顿先驱报》记者罗伯特·乔特写信给兰登，建议“共和*党**进行宣传也采用向顾客推销商品的办法。”不在广播里正正经经地讨论什么问题；而是愚弄群众，不把他们作为说服的对象。赫斯特报系的社论大造谣言，竟说民主觉的竞选全由莫斯科出谋画策；共和*党**全国委员会主席约翰·D.汉密尔顿也大声疾呼，说罗斯福“两手沾满了西班牙天主教士的鲜血”；有些公司象“约翰逊和约翰逊”公司、“英格索尔·兰德”公司在发薪时还在工资袋里塞进恐吓信，说要是兰登选不上总统，他们就要被解雇。
由10月起，其他老板也在发工资时附发一纸条，暗示说社会保险基金今后恐怕只能从工人工资里扣除。“从1937年1月起，罗斯福‘新政’法令将强迫我们把你的工资扣下百分之一上缴政府。……这笔钱也许可以发还，可是要看国会是否同意拨款。……你是否甘冒蒙受损失的风险，请在11月3日大选那天自己决定。”发这样的通知，是共和*党**竞选手法的一种。因为兰登那些谋士真的以为，给六十五岁的退休工人发津贴，定遭一般工人的强烈反对。在厂播节目里，共和*党**全国委员会特意雇用一些演员，大惊小怪地说，“你知道吗，政府要给每人都编上一个号码啦！”--其实不编号就没法查明谁该领社会保险津贴--还造谣惑众说，“人人都要打指印啦！”10月20日，各工厂都竖起大幅通告牌，上面写着：“政府判处你们，在你们能继续工作之年，从每周工资中扣减一部分上缴税局。11月3日将举行大选，如不反对岁斯福，你们就得接受这一惩处。”尤有甚者，共和*党**全国委员会主席汉密尔顿竟亲自广播什么“透露”说，凡是靠工资过活的人，不分男女，政府都要他在脖子上挂上一个印上社会保险号码的钢牌，象块狗牌一样（“看，就象我手里拿着的这样的一个东西！”）。
直到这时为止，罗斯福的竞选调子都很温和。据马奎斯·蔡尔兹的报道，“他那样说话，活象一个主教循例四年巡视一次教区，对教徒宣传一下教义，语气非常和善。”可是社会保险法是他的得意之作，共和*党**一加以诬蔑，他就心头火起了。
1936年10月31日晚上，麦迪逊广场花园挤满了听众，罗斯福发表了一篇富有故斗性的演说，真是满脸怒火。他指出他的敌人是那些“垄断性企业，金融垄断组织，投机倒把的奸商，没良心的银行老板……有组织的大财团”。听众一直站着听，一边挥舞牛铃和号角，一边高声欢呼，表示拥护。罗斯福厉声地说：“在美国历史上，这几股势力紧紧抱成一团，反对一个总统候选人，这还是第一次。他们大家都恨我，我欢迎嘛！”据《纽约时报》说，当时阵阵欢呼，声如潮涌。罗斯福接着说：“我希望得到的评价是，我首任总统时，那些代表自私自利、权欲的势力遇到了势均力敌的对手。”他提高嗓门接着说：“我还希望人家有这样的意见--”这时欢呼声又起，他只好等一下，再往下说“我还希望人家有这样的意见：到我连任总统的时候，这些势力会遇到的是克敌制胜的强手。”这时欢呼声象暴风雨一般，直至他离开会场，还久久不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