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过《三国演义》的人都知道,孙坚曾经偶然得到了所谓的“传国玉玺”,后来拿着典当给袁术,借来精兵,成就孙氏江东霸业基础。在两汉时代,人们对传国玉玺有着很执着的痴迷,似乎只有拥有它才拥有真正的皇权,它是皇权合法性的象征。

秦始皇
所谓“传国玉玺”的来源出于《史记》的注文,据《史记》注文中引卫宏言曰:“秦以前,民皆以金玉为印,龙虎钮,唯其所好。秦以来,天子独以印称玺,又独以玉,群臣莫敢用。”
唐朝张守节的《史记正义》引北朝崔浩的说法:“李斯磨和璧作之,汉诸帝世传服之,谓‘传国玺’。”按照这种说法,秦始皇得到楚国的和氏璧,制作成玉玺,“方四寸,纽五盘龙面”,上面刻着“受命于天,既寿永昌”,是李斯手书的小篆文。

受命于天,既寿永昌
唐初褚遂良的《玉玺记》中对传国玉玺的传承有着非常详尽的记载,“秦灭传汉,历王莽,为元后投之于地,一角小缺”。秦朝灭亡之后,秦王子婴将其献给刘邦。据《汉书》记载,“及高祖诛项籍,即天子位,因御服其玺,世世传受,号曰汉传国玺”。秦汉易代,传国玺换了主人,成为政统合法性的象征。
西汉末年,这枚传国玺又为王莽所得。关于传国玺在汉与新莽之间的转移,“及莽即位,请玺,太后不肯授莽”。这里的太后其实就是王莽的姑姑王政君,虽然是不肯给,但最终还是无奈交出,“乃出汉传国玺,投之地以授舜”,交出玉玺之后,老太后发出了“我老已死,如而兄弟,今族灭也!”的诅咒。

这个肯定不是
王莽败亡之后,传国玺经过更始帝、刘盆子之手,最终到了光武帝刘秀手里,成为东汉皇权合法性的佐证,是君权神授的注脚。“灵帝崩,少帝失位,掌玺者投于井,为孙坚所得。袁术拘其妻而夺之。术死,荆州刺史徐璆得,还许献之。汉灭传魏,魏又传晋。”东汉末年,传国玺历经孙坚、袁术等人之手,最终完成了“汉灭传魏,魏又传晋”。传国玺的传承,似乎又成了汉魏晋三代禅让更迭的合理性诠释。
西晋末年,五胡乱华、天下大乱,“玺投刘聪。聪死,刘曜得之,传于石勒、季龙、冉闵。”最后,冉闵败亡,将此传国玺又送归南朝,“历东晋宋齐梁”,据说在冉闵看来东晋的汉人王朝才是真正的皇权正统。传国玺在东晋、宋、齐、梁四代传承,为*逆篡**霸业增添一份合理性,侯景之乱中,又为侯景所得,最后为南京栖霞寺“僧惠永得之”,“陈永定三年僧死,弟子普智奉玺献陈”,最终到了南朝陈手中。

袁术得到了
在这枚传国玺的传承同时,还有一枚来历不明的玉玺,也曾在南北朝至隋朝流转。那枚玉玺“方六,寸厚一寸七分,高四寸六分,蟠龙隐起,文与秦玺同,但玉色不及,不知何代制造”。为何会出现这样一枚高仿赝品呢?或许在传国玺象征正统皇权的时代,很多枭雄都想获得,求之不得,便自行仿制,以证明自己政权的合法性。
东晋孝武十九年(391年),这枚高仿传国玺被西燕君主慕容永送给东晋雍州刺史郗恢,“传之宋、齐、梁”。侯景之乱后,这枚高仿传国玺被人献给北朝齐文宣帝,历经北齐、北周,最终到了隋文帝杨坚之手。杨坚以为得到的就是秦朝传承的传国玺,所以命名为“传国玺”。

杨坚
后来可能知道是高仿,所以改名为“受命玺”,又叫“神玺”。隋朝南下灭陈之后,“始得秦真传国玺”,但是隋朝为了证明自己皇权正统,并不能以南朝为尊,所以“仍以秦玺后出,得于亡陈,以北朝所传神玺为第一,秦玺次之。”到了隋朝,秦朝传承下来的真传国玺反而退居第二,不知何时冒出来的高仿赝品反而成了第一。这或许说明了,没有什么君权神授,有的只有枪杆子里出皇权!
隋朝末年大乱,传国玺先是被宇文化及所得,“化及败,玺归窦建德。建德败,其妻曹氏以玺献于唐”。武则天时代,改玺为宝,并逐步形成了天子八宝的制度。据《唐六典》记载:
天子八宝,有国之符印也。一曰神玺,所以承百王镇万国也。二曰受命玺,所以修封禅神祇之用。三曰皇帝之玺,答疏于王公用之。四曰皇帝行玺,劳赉贤臣功勋用之。五曰皇帝信玺,徵召臣下则用之。六曰天子玺,答四夷书信用之。七曰天子行玺,抚四夷用之。八曰天子信玺。发番国兵用之。

《唐六典》
从《唐六典》上的这段记载看,唐朝其实继承了隋朝的玉玺制度,将所谓“神玺”抬到第一位,而将历代传承了传国玺称为“受命玺”,并降至第二位。另外,“八宝”概念的出现,其实也分散了传国玺的职能,当然就弱化了传国玺的地位。
两汉至于南北朝,各代帝王都争夺不休的传国玺,到了唐朝,地位有了一定程度的下降,或说神圣性消退很多。唐代政论家韩愈曾经写过一篇《三器论》,对汉魏时代非常重视的,具有符号意义的“明堂”、“传国玺”、“九鼎”有了一番新的解释。
关于“传国玺”,韩愈曾言:“子不谓传国之玺帝王所以传宝者邪?汉高、文、景得之而以为宝,美矣;新莽、胡石得之,何如哉?”在韩愈看来,帝王正统在于政德,而不在于外物,譬如传国玺,所以说“不务其修诚于内,而务其盛饰于外,匹夫之不可,而况帝王哉?”

韩愈
唐末大乱,传国玺先是为后梁朱温所得,而后归后唐李存勖,再后来又到了后晋石敬瑭之手。契丹灭后晋之后,又为辽人所得。据《辽史·仪卫志》的记载:
会同九年,太宗伐晋,末帝表上传国宝一、金印三,天子符瑞于是归辽。传国宝,秦始皇作,用蓝玉,螭纽,六面,其正面文“受命于天,既寿永昌”,鱼鸟篆,子婴以上汉高祖。
辽朝得到传国玺之后,更是利用这件传奇神物,强化自己的正统地位,与北宋争夺中*帝国华**继承者的身份,似乎辽才是华夏,而北宋成了偏安一隅的蛮夷。汉化水平很高的辽圣宗耶律隆绪更是写过一首《传国玺》的诗:
一时制美宝,干载助兴王。中原既失守,此宝归北方。子孙皆宜守,世业当永昌。

辽圣宗
辽圣宗的儿子辽兴宗耶律宗真在重熙七年,以《有传国宝者为正统赋》为题,考试进士,很显然是以正统自居。
起初,宋朝君臣和士大夫也很在意这个问题,似乎手里没有传国玺,心里实在就没底。但是后来,北宋士大夫建构了一种否定秦朝正统地位的政治观,“秦非正统,奚所发明”,既然秦朝是“暴秦”,那么秦始皇所镌的传国玺又有什么可追逐的呢?
两宋至于元明清,有关传国玺的传说仍然不绝,但是那枚秦始皇时代的传国玺早已淹没于历史长河之中。在政治观尚未理性化的中古时代,中国帝王们执迷于传国玺,认为只要拥有这块东西,就得到了天命眷顾。
其实,周公早就说过:“天命靡常,惟德是辅”,没有政德的政权,残害百姓的政权,哪怕“明堂”、“九鼎”、“传国玺”都凑齐了,也难有什么自信,灭亡只是迟早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