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宗仁：决定回国前，先投石问路

将暂存于美国的12箱字画运回北京

李宗仁（1891年8月13日—1969年1月30日），字德邻，广西桂林市临桂人。国民革命军陆军一级上将，中国国民*党**“桂系”首领，中华民国首任副总统、代总统。他是北伐战争中有着重要影响的一位人物，北伐前致力两广统一，奠定北伐的基础，促成北伐。“九·一八”事变后，抗日战争爆发，任第五战区司令长官。1948年国民*党**行宪，当选副总统。蒋介石下野后，一度任代总统，欲以和谈挽救国民政府未果。之后出走美国。

1965年，已经74岁高龄的李宗仁不顾颤颤巍巍的身体，终于回家，在下机场后李宗仁便表达了为祖国统一做贡献的决心。在祖国度过了最后4年时光，李宗仁受到了极大的重视，遗体还被安葬进了北京的八宝山革命公墓，完成了落叶归根的心愿。这中间需要说的一件事是：李宗仁在决定回国前将暂存于美国的12箱字画运回北京，并向周恩来总理透露，这是多年前，他担任北平行辕主任时花11万美元买来收藏的。可经过故宫博物院专家鉴定，送回的字画多数都是赝品，总价值只有3000美元。

周恩来总理将此事报告了毛主席，毛主席听后哈哈大笑起来，慷慨地说：“我们的*战统**工作要讲策略。他说11万多，就给他12万！这叫‘投石问路’嘛！”（《李宗仁回国捐赝品*物文** 毛*东泽**称其投石问路》中国新闻网，2008年10月24日）于是，周恩来托程思远转告李宗仁：“这12箱字画有些是真的，有些是赝品。但政府体念李先生的爱国热情，将助他一笔赴欧旅费，以壮行色。”

有学者认为，毛主席给李宗仁12万美元，但是仍要告诉他，我们知道这些画大多是赝品。目的除了告诉李宗仁，我们是识货的。之所以给你12万美元，就是释放善意，你敬我一尺，我敬你一丈。向其展示我们博大的胸怀，不会斤斤计较，从而打消李宗仁的顾虑。毛主席的善意举动让李宗仁吃了颗定心丸，这更坚定了他回国的决心。不得不说，毛主席此举确实高明。而投石问路的背后多少折射着李宗仁漂泊异乡的凄苦窘境。

回国前，曾向第一任妻子和儿子表示歉意

李幼邻，李宗仁与第一任妻子李秀文唯一的儿子。

父亲李宗仁与母亲李秀文1920年生下了李幼邻。如果要用一句话总结他的童年，那就是他记住了家乡的山水中的亲人，却淡忘了家乡的山水外的父亲。他和父亲的关系一直不是很妥帖。

李宗仁和李秀文是1911年结的婚，李宗仁当时只是个哨长。在那个乱世的年代，现实给这两个年轻人恩爱的机会并不多。时间不长，作为军人的李宗仁就开始了战场的厮杀，越来越少回家了。李秀文仍然清清楚楚地站在村口等待，等待着自己的爱人，等待着一个又一个的黄昏。

1919年，距李宗仁和李秀文结婚已有8年，这时，李宗仁仿佛可以松口气了，他的部队驻防广东新会县，他本人担任了县长。不是想念妻子吗？那就把她接过来吧。于是，李秀文被李宗仁接到了新会，有了近一年时间的夫妻团聚。

那一年，对李秀文来说是她人生中最幸福的时光，不但天天可以与丈夫在一起，而且还怀上了儿子李幼邻。据说，李秀文生李幼邻时，李宗仁在产房外听到婴儿啼哭时，竟像打了胜仗一样激动，随后一缕笑容涌上他的面颊，经久不散。

1925年，母亲李秀文带着李幼邻来到广西桂平，父亲李宗仁在那里等着他们。不过，那时，李宗仁已经娶了第二任妻子——郭德洁。

李秀文在后来的回忆中说，李宗仁一见面就把李幼邻抱在了怀里，还说儿子越来越像老子了，但儿子李幼邻似乎是想了很久，才想起了他这个“爸爸”。随后是郭德洁怎么逗李幼邻，李幼邻也不肯叫她“姨娘”——一个只有5岁的孩子分明在那一刻里，明白了郭德洁到底是谁。

1937年，李幼邻在广州一所由教会创办管理的培正学校完成了中学学业。这时的他，应该是对“环境的险恶和形势的严峻”懂了一些，但比这更懂的是，父亲李宗仁一直无力照顾他和母亲李秀文，才让他们离开家乡。据说，李宗仁当年为了他们母子生活方便，曾安排了一辆小轿车给他们母子，但他们母子总是不用。这里面多少有些作为儿子的李幼邻对作为父亲的李宗仁的排斥，而这也恰恰养成了他后来不依靠父亲做事的相对独立性格。

此后，要用一句话来形容李幼邻的人生，那便是：通过学习改变命运，一生都不去依靠父亲。

1937年10月，李幼邻来到美国檀香山出国留学，就读于威斯康星州的Beloit College。虽然在国内学了6年的英语，但在国外，听力与对话方面仍有不少障碍，李幼邻因此失去了不少快乐，只能夜以继日，挑灯夜战，把全部的心思用在学习上。

一年后，李幼邻的英语水平上来了，学习成绩也有了提高，在成绩面前人人平等的美国，与大家站在了同一起跑线上。大学四年，前两年他学基础课，后两年选修政治、经济两个专业，以优异的成绩向学校、老师以及自己交了一份满意的答卷。

1945年，李幼邻硕士毕业，与太太珍妮带着大女儿玛茜举家迁往纽约，随后，二女儿雷诗出生。当时，李幼邻虽在读博士，但不得不把更多的精力放在赚钱上。于是，他找到几个朋友一起商议，大家觉得，世界大战终究要结束，与其坐以待毙，不如抓紧时间、抓紧机会创办实业，说不准还有出头之日。

最终，他们将目光投向了香港，每人出资4000美元，在香港办工厂生产电容器。经过两年的折腾，电容器是被生产了出来，却找不到市场，让几个热情有余、经验不足的年轻创业者恨不得一股脑儿把自己生产的电容器倒进维多利亚港。

工厂的各类开支压得李幼邻喘不过气来，虽未进入完全崩溃和倒闭，但让他结结实实地进入感受到了赚钱的艰难。到了1947年，李宗仁让已在外漂泊了整整十年的他回上海为自己做些事，他便带着珍妮和两个女儿来了。

从上浦码头入境，李幼邻在人群里一眼便认出了阔别多年的母亲李秀文，母子抱头痛哭，以至于忘了介绍身边的妻子和女儿。为了能让儿子长久留下，父亲李宗仁托人在海格路附近为李幼邻一家买了一幢小巧玲珑的西洋小楼。

珍妮非常高兴，在上海为李幼邻生下了第三个女儿温蒂。然而，李幼邻对李宗仁安排给他的在进出口管理委员会的工作非常不满意，他说，民国腐败，人浮于事，所谓的工作就是坐在办公室里抽烟喝茶看报纸闲聊天，没有任何意义，对人生都是一种摧残，还不如自食其力与友人一起在香港接着办厂呢。

李宗仁没有勉强儿子。

这是1948年，李宗仁已经做了副总统，李幼邻说：

今日的中国，积重难返，即便有不少学者名流投你的票，竞选上了，你身边一无财力，二无人力（所谓智囊人物），又怎能与人抗衡呢？你处处受人掣肘，给人玩弄于股掌之间，犹以为尽军人的天职，岂能不败。你叫我在国内做事，我又怎能眼看这种黑暗腐败的风气呢？再说*场官**中尔虞我诈的习气，我也受不了。我只能做自己愿做的事，走自己愿走的路。

1949年11月20日，李宗仁以就医为名，从南宁乘专机飞往香港。这时，他已58岁，生命大半已去，事业也走向了日暮穷途，身边陪伴的只有第二任妻子郭德洁。李幼邻的生意虽然做得不怎么样，却将母亲李秀文接到了香港。一大家子见面，李秀文对李宗仁的病情放心不下，泪水涟涟地希望儿子能随父亲一起去美国看病。十几年过去，李幼邻在此刻因父亲抛弃李秀文的芥蒂慢慢消融，答应母亲，并嘱咐妻子珍妮随后带母亲和女儿一起去美国。

1949年12月，李幼邻随父亲李宗仁乘机飞往美国，母亲李秀文因此开始了近十年漫长的与亲人团聚的等待。珍妮要带婆婆和孩子们走的时候，因为李幼邻不是美国公民，李秀文办不到签证，只好孤身一人留了下来。后来，李秀文又独自去了古巴，直到1958年才在美国与儿子和家人团聚。

这期间，李幼邻的生意一直不太如意，先是卖掉了香港的公司，后又在美国经历了一番打拼，但都没有太大的起色。甚至，生活一度陷入困境。

虽然并不和李宗仁住在一起，但因为李宗仁有经常宴请的习惯，李幼邻便时常劝说李宗仁：“美国人一般不请客，大吃大喝更认为是浪费金钱。你自己并没有钱，如此大肆挥霍，还不是慷国家之慨！”

显然，李幼邻很是看不惯父亲的这套，仍然喜欢自食其力。他的女儿李雷诗后来回忆说：

父亲和祖父在一起时很少谈论政治，祖父不征询父亲的意见，父亲也不谈及……当然，作为恭顺的儿子，即使不同意他父亲的意见还是表示尊重和理解的。其一，父亲对祖父在国内时对待美国要人的豪爽大度不赞同。其二，父亲认为祖父应该罗致一批专家为他提供政治咨询，使自己对局势有主见。父亲早在读大学的时候就认为，国民*党**已无力统治中国，无法引导中国摆脱封建的桎梏。

李幼邻认为，李宗仁在美国失势了，不可能再有什么大的作为了，就更应该把大吃大喝、大肆挥霍那一套给改了。

母亲到来的那一年，李幼邻在经济方面交上好运气，接替不幸早逝的朋友，成为纽约华尔街上的老板，就此写成了他经商生涯中最为得意的十多年。

有钱了，陪着家人旅游度假到处转转，多好啊，李幼邻一家三代因此在纽约郊外一所小别墅里，度过了一段其乐融融的岁月。

李雷诗说，她和姐妹们去祖父家，只有在周六学中文或者节日的时候，“在餐厅上完中文课，要是祖父不接待客人，我们就到起居室去见他……由于我们和祖父语言不大通，只好靠做游戏互相交往，或靠比划表达要说的话。”

看得出来，这期间的李宗仁和李幼邻至少是在经济上各自独立地过日子。

1965年李宗仁回国临行前一个月，专程到李幼邻家与李秀文母子话别，他先向母子二人表示歉意，然后告诉他们自己决定回国定居，要他们万万不可泄露出去。其后，他拿到了李幼邻给他的一笔数目不菲的养老金。据说，面对这笔钱，他百感交集，禁不住这样感叹：幸好当初没有逼儿子，让儿子同自己一样把一生赌注都压在军政上。李秀文也忍不住说：“当初随了儿子的意，真是明智至极啊！”

第2任妻子郭德洁：跟李宗仁美国后也很想回国

不管是谁，生活总会有很多平凡和琐碎，而这平凡和琐碎总能反映出很多出自于人的本性的道理，是深入骨髓的。

李宗仁有两任妻子，原配夫人李秀文，第2任妻子郭德洁。回国后又娶了一任，叫胡友松，我们以后再述。李秀文与郭德洁之间，一生算是和平共处了，但也不是没有磕磕绊绊。

李秀文是广西桂林市临桂区村头村人，1891年生，与李宗仁结婚后，她和旧时的绝大多数女子一样，那她深知“出嫁从夫”的道理，贤淑能干。不仅能把李家上上下下打点得周到体面，也总想着关爱丈夫，为丈夫完成传宗接代的事情。然而，1924年，李宗仁部队驻防桂平，经浔州水上警察厅厅长郭凤岗的介绍，与郭德洁认识，两人谈起了恋爱。

1906年出生在广西桂平县的郭德洁，原名郭儒仙。德洁这个名字是她与李宗仁先生结婚时，李宗仁给取的。她的父亲是当地有名的泥瓦匠，可能是在家中排行老六，所以人称郭六。

郭六不仅手艺好，而且人品也好，为了谋生成天领着一帮建筑工人做工，在拥有好口碑的同时，也养活了郭家一大家人。这份职业用我们今天的话说，就是一个小包工头儿，郭家的家境也正是在他的这份职业里变得殷实了起来。

在上世纪二十年代以前，中国人大约都在奉行“女子无才便是德”的思想观念，但这一切都被发生在1919年的五四新文化运动打破了。其后，一些家境较好的人家，都开始以送女孩子上学为时髦，进而在社会上形成了一种潮流。

郭德洁正好赶上了这股潮流，家境还不错的她，不顾一些邻居的讥笑，在1920年前后毅然进入桂平女子学校念书。在桂平女子学校，郭德洁是有名的校花。1922年李宗仁部队驻防桂平，他的部下中的一位郭凤岗的人见他整日忙于军务，无意将妻子李秀文接到身边，就在心里琢磨着为他再介绍一个。如此，便有了李宗仁与郭德洁相识、相恋。

在郭凤岗的安排下，李宗仁去女子学校演讲，郭德洁被安排了一个十分显眼的位置，被在台上演讲的李宗仁一眼看到，念念不忘了起来。在这个过程中，李宗仁约郭德洁在饭店吃了几餐饭，开始有了与郭德洁恋爱，娶郭德洁为妻的意思。郭凤岗理所当然地成了提亲人。

李宗仁治军严厉，打仗勇敢机智，在当地很有名气，极受广西人尊敬，情窦初开的郭德洁在几餐饭也有了与李宗仁恋爱的意思。你有情、我有意，接下来的事情已经是水到渠成，郭凤岗上门提亲后，郭德洁表示同意，但问题是她的家人当时也将她许配给了当地一户姓杨的人家，杨家曾是当地的大户，有钱有地位，无奈家道中落。郭凤岗将这一情况向李宗仁汇报后，李宗仁拿出300大洋，替郭德洁退了亲，两人很快结婚。

晚年，李秀文晚年口述，由侄媳妇谭明整理，写了本书《我与李宗仁》，其中透露了许多她和李宗仁以及郭德洁的生活细节，也写到了她与郭德洁第一次见面的情形。李秀文说，1925年，公婆让她带着孩子去桂平找李宗仁，公婆这么做大约是觉得她这些年不容易，而李宗仁也把娶第2任妻子的事写信告诉了公婆，公婆转告了她。

李秀文称，丈夫另有新人，她的心里感到非常酸楚，但那时的男人“有个三妻四妾是平常事，不足为奇”。更何况，她不喜欢*场官**应酬，带着个孩子随军行旅多有不便，而“丈夫身边也需要有个贴身照料的人”。（《我与李宗仁》李秀文口述、谭明整理，漓江出版社，2006年10月）

不难看出，李秀文这趟桂平之行是想看看李宗仁到底会怎么对待自己，给她一个什么样的角色或位置，她的心里是忐忑的。接下的事情应该比较尴尬，但李宗仁却把它处理很“体面”。来到家里坐下，李宗仁唤出了郭德洁，在李秀文的描述里，郭德洁是“一个身材苗条、模样俊秀的年轻女子”，“大大方方地朝我点头含笑”，还倒了杯热茶给她。李宗仁开口说话：“我娶了德洁来，为的是外面应酬多，身边有个照应。你来了，大家做个伴嘛，你看好吗？”口气自然平和，就像没娶过郭德洁一样。

一个男人，能把这种事儿处理得如此心安理得，李宗仁也算是个情场高手了。李秀文说：

我听丈夫说得轻松、坦然，仿佛这种事对我毫无伤害似的，我也不好说什么。何况我从来不曾对他使过性子，便说：“好嘛。”就此算是见过面了。

这很“戏剧”，李秀文说，郭德洁很懂礼数，一直站着，她心里有些过意不去，想起来让座，但李宗仁却按她坐下，还说：“看你，看你，一家人嘛，不用客气，她叫德洁，她年轻，应该尊敬你。这两年你我不同在一起，很多事没人照料，德洁来了，好多了，你以后少操点心。她是个女学生，懂道理的，有什么事你尽管吩咐她吧。”

一件复杂棘手的事情，就这样被李宗仁两句话给处理了过去，李秀文说：“听了丈夫这席话，我更不好再说什么，只有和气的份儿了。”随后是李宗仁为李秀文接风洗尘，郭德洁理所当然地敬酒给李秀文，席间，李秀文甚至还和郭德洁拉起了家常。李秀文说，眼前的郭德洁谈吐得体、人品温和，“而且生米已成熟饭，还能怎么样呢？一路上本来担心有什么为难之处，竟一下子烟消云散了”。

然而，一个女人遇到这种事儿，心里没有一点疙瘩是不可能的，委曲求全的李秀文虽然尽力地让事情“体面”着、“平和”着、“自然”着，但她的儿子李幼邻却不这样，任凭郭德洁怎么哄逗，总开心不起来。

当然，郭德洁在这之后在心理上也有了一些变化——让她感到十分不快的是，在一些场合她总被称为“二夫人”或“小夫人”，于是也便在心底里暗地较劲，要与李秀文争个“大小”。

虽然，郭德洁与李秀文有正面冲突的机会并不多，原因是接李秀文过来时间不长，为了长子李幼邻上学，李宗仁又把李秀文和李幼邻一起送回了老家。其后，陪伴李宗仁的基本一直是郭德洁，她不但能把家里打点得井井有条、把李宗仁照顾得妥妥帖帖，还能在李宗仁身后自主独立地做一些热心慈善的事情。据说，李秀文也对她的能力十分佩服，但她还是没有放弃争“大”。最典型的事情有两件：

一是1926年春，身为国民革命军第七军军长李宗仁为策动北伐，亲赴广州。此时，蒋介石成了广州的中心人物。李宗仁刚到广州，蒋介石便前来拜访。这是两人的第一次见面，蒋介石提出与李宗仁换帖，结为异姓兄弟。李宗仁因为毫无思想准备，一直在谦让。

郭德洁看到蒋介石递过来的帖子除了写着“谊属同志，誓切同胞，同心一德，生死系之”的誓词，还有“蒋中正”和妻子“陈洁如”签名，就努力促成了此事，请李宗仁在回帖妻子的签名处写上了自己的名字，并因此认定，李宗仁能与蒋介石这样的“大人物”换贴，在贴上写上“妻郭德洁”，就等于李宗仁名正言顺地承认了自己的“正妻”身份。据说，满足了这份虚荣心之后，在换贴那天，郭德洁心情大好，一个劲儿地夸赞李宗仁的字写得越来越好看、真是太好看了。

二是1942年，李宗仁的母亲去世，郭德洁和李宗仁回广西老家参加葬礼。到了老家，郭德洁发现因为李宗仁在家中排行老九，人们都叫李秀文“九嫂”，而只叫她“婶娘”，这让她很不舒服，也便与李秀文发生了争执与摩擦。今天流传的版本是：李宗仁在祭拜母亲时，与李秀文并排，把郭德洁安排在了李秀文的身后，郭德洁因此当众哭闹，李宗仁无奈，只好允许她与李秀文一左一右，和自己一起参加祭拜。

今天不能简单地说，与李秀文的“争大”就是一种虚荣心，但可以肯定地是，在这个问题上郭德洁花费了不少心思，最终使她后来在事实上取代了李秀文的地位。最值一提的是：

1949年1月，蒋介石被迫下野，由李宗仁任代总统，郭德洁高兴极了。原因除了李宗仁任代总统，她也和李宗仁一起被拥护他们的那些人们高高竖起，成了“国民*党**代总统夫人”，而那个为“大”的李秀文已经被她和人们远远地甩在了脑后。此后，她总以“代总统夫人”的身份出席各种活动，虽然时光短暂，但在这方面的虚荣心却得到了极大的满足。

然而，所有这些并不是说，郭德洁是一个仅有虚荣心的人，新中国成立后，她随李宗仁到美国定居。因李宗仁已经失去权势，流落异邦，无人愿意接近。加上李宗仁不谙英语，美国人中也极少有人顾及，不几年，他们便亲故交疏、门可罗雀了。后来，家里的经济情况大不如以前，但李宗仁还喜欢呼朋唤友来家里做客，而为了能把吃吃喝喝的钱省下来过日子，她在这些人到来后的饭点上，不得不下“逐客令”。

1964年，医生确诊郭德洁患了患乳腺癌症，如果动手术还来得及延长生命，但她担心手术会损坏体形，破坏形象，再则，她怕传出去后被人说是夺人之夫的报应，以至手术拖延了不少时日，到了1965年已是癌症晚期了。在医生的一再嘱咐下，她才勉强住进医院，可在医院中，却时时想起“老头子一人在家如何生活”，越想越感不安，一次午夜之后竟溜出医院，径自返家。

病中的郭德洁思念故土，渴望回到祖国，为使李宗仁能彻底打消回国疑虑，她就经常去买来登有大陆方面文章的报纸，读、译给李宗仁听，终于使李宗仁决心回国。1965年7月20日，李宗仁和夫人郭德洁冲破重重困难，乘坐飞机从美国来到北京，在机场受到了毛主席、周总理等领导和祖国人民的热烈欢迎。

新中国翻天覆地的变化，令郭德洁激动不已，她想再为新中国的建设贡献一点自己的力量，但回国后不到半年，她就病逝在医院。不过，她是带着欣慰而去的，临走前，丈夫在她身边守护着，并且她是躺在祖国的土地上去的。

第3任妻子胡友松：我以为他亲我是西方的礼节

1966年国庆节，毛主席邀请李宗仁登上*安门天**城楼，第二次接见了他，这也是毛主席和李宗仁最后一次会面。1968年8月初，李宗仁身体状况每况愈下，住进了北京医院，后来被诊断出患了直肠癌。

临终前，李宗仁给毛*东泽**主席和周恩来总理留下一封信，信上说：

我在1965年毅然从海外回到祖国所走的这一条路是走对了的，在这个伟大时代，我深深地感到能成为中国人民的一分子是一个无比的光荣。在我快要离开人世的最后一刻，我还深以留在台湾和海外的国民*党**人和一切爱国的知识分子的前途为念，他们只有一条路，就是同我一样回到祖国的怀抱。

1969年1月30日，李宗仁病情恶化，于午夜12时去世，享年78岁。

一将功成万骨枯，是唐代曹松《己亥岁》中的诗句，现代解释为一个将帅的成功是靠牺牲成千上万人的生命换来的。那些为将帅的成功而牺牲的成千上万个无名士兵，人们通常没法办知道他们是怎样的逐个存在，但通过陪伴在将帅身边的女性，也可以找到他们活着之时的某种折射。

1966年3月，郭德洁在北京逝世。李宗仁的亲属都远在海外，身边没人照顾，情绪非常低落。为日常生活方便，他想找一个生活秘书或贴身保健护士。他的秘书程思远，按照他所要求的条件，着手为他物色这方面的人选。这时的胡友松已经27岁，但依然单身一人。1959年，她从北京第三护士学校毕业，分配到北京结核医院工作，又转到积水潭医院。期间，曾经有过两次无疾而终的爱情。之后，在下放到农村巡回医疗一段时间后，最终到了复兴医院。人们都说他是军阀的女儿，找对象对他来说成了最大的难题。

据说，当时人们给李宗仁先后物色了60多位女性，把照片拿给李宗仁看，唯独看上了胡友松。如此，郭德洁去世后的当年7月，胡友松成为李宗仁的第三任妻子。红颜的少女，白发的将军，当时，李宗仁76岁，胡友松27岁，两人年龄相差49岁。

婚前与胡友松第一次见面，李宗仁给了胡友松一个300元的大红包；第二次见面，李宗仁就给了胡友松一个吻，胡友松说：

李宗仁做出了一个叫我始料不及的动作，他突然上前一步，用两个手臂抱住我，就在我的脸上亲了一口。当时我本能地慌忙躲开，又吓又羞一下子涨红了整个脸，心脏也感觉在怦怦地直跳。

随后，胡友松认为这也许是李宗仁在美国生活了一段时间所学的西方国家的礼节，没有什么大惊小怪的。

第三次，李宗仁直接向胡友松求婚：“小胡姑娘，你能不能跟我结婚？”胡友松说，这是一句让她心惊胆战的话，“一听这话，突然全身像中了高压电流一样”，之后，“我顿时明白了上次他亲吻我的真实含义，那决不是什么西方礼节！”

像打仗一样，76岁的李宗仁恋爱起来干脆利落、直奔主题，结局当然是他成功了，胡友松说，新婚之夜，“走进卧室，我的心里充满了一种难以名状的感觉。我脱下西装，换上—件白色的睡袍。这时，李宗仁坐在一旁，轻声地对我说，以后我就叫你‘若梅’（胡友松原名胡若梅）吧，我点了点头，表示同意。我也礼貌地回敬道，那我称呼你‘德公’吧。”

76岁的李宗仁仍然是一个懂得怜香惜玉的人，胡友松说，李宗仁总会在晚上起来给她盖被子，夜里如果起来倒水，也是光着脚，怕穿鞋吵醒她。有一次，她肚子痛，李宗仁坐在她的身边，一边陪她聊天，一边嗑瓜子给她，一直到大半夜。七十多岁的人，能做到这些，真不容易。正因为如此，27岁的胡友松才从情感上接受了这位“可爱的老人”。

在李宗仁的脸上有个“酒窝”，他在美国的孙女李雷诗是这么描述的：

祖父宽而高的颧骨下腮处凹陷，像酒窝似的，似乎总是面带微笑。实际上这“酒窝”是伤疤——在一次战斗中，一颗*弹子**从脸颊穿入，从鼻孔钻出来。我和姐姐对祖父的“酒窝”特别感兴趣，常用手去摸。这时，祖父就装作被*弹子**打中的痛苦样子，吓唬、逗乐我们。

这在史料里很少有记载，但胡友松的记述仿佛为人们揭开了谜底：这个大人物（李宗仁）虽然不是我在电影和图书中看到和想象当中的那种浓眉大眼、高大威猛的英雄形象，但浑身上下却不经意地展示出一种凛然正气的军人气质，同时又不失儒雅和善。据说他在指挥台儿庄战役时，日军的流弹曾经击伤了他五颗牙齿，后来还做过胃、胆切除的大手术，但仿佛这一切都丝毫没有损伤过他的健康。

台儿庄战役让李宗仁一战成名，但一个经历了枪林弹雨的将军，在流落美国的日子里，却只能用昔日的伤口供孙女逗乐子。这里面似乎有一种让人难以名状的辛酸，当年的风光经历对他分明已是无处诉说，李雷诗说：

如果说（李宗仁居住处）昼夜的警卫还不足以证明祖父是个重要人物，那么这枪伤则证实了我们的猜想。”“重要人物”也许就是好汉不提当年勇，但李宗仁却在心里一直把台儿庄当作“第二故乡”。 与“好汉不提当年勇”，并行的还有一句：“梅花不提前世绣。”意思是：绣是梅花，不绣也是梅花，绣与不绣皆出于自然。好汉、梅花都是本质使然。

据说，李宗仁弥留之际，他老泪纵横，说自己作为军人，一生只流过两次泪，一次是母亲去世，这次是对胡友松放心不下，并对胡友松说：“你个性太强，我不放心，清明节别忘了给我扫墓，让世人知道我还有一个年轻的妻子。”他去世后，胡友松把他生前的遗物都捐给了博物馆，自己不求名、不求利，最后甚至在北京的一座寺庙里隐居了下来，但每年清明节依然前去为他扫墓。

第一任妻子李秀文：李宗仁逝世后，又回到祖国

1949年，已经29岁的李幼邻从美国大学毕业的他将母亲由桂林接到了香港。也是这年的11月20日，李宗仁以就医为名，从南宁乘专机飞往香港。李秀文在香港医院和丈夫见面，得知丈夫要到美国就医，便同意李幼邻陪伴父亲同行，但儿子这一走，却将她孤身一人留在了香港，直到1958年她才得到入美签证。

这之后，李宗仁在情感方面多少有一些向李秀文的“回归”。 对此，他的孙女李诗雷，有过这样的记述：

除了每周上国语课外，每逢中国或西方的节日，如圣诞节、春节、复活节等，父母亲也带我们到里弗德尔去。祖父很少到我们家来，偶尔来也是一个人。祖父来时，祖母就给他做饭，吃饭时净是他们两老说话，回忆过去的生活，边说边笑，像一对老孩子。他们俩虽已分居数十年，可是彼此都满意过去相伴的岁月，始终保持着亲切的关系。和祖父一样，祖母也心地善良、性情开朗、生活简朴。（李雷诗《和祖父李宗仁在美国的日子里》，桂林文史资料，第25辑）

李诗雷还说：“奶奶从来不计较，这就是她长寿的秘诀。父亲给她买的东西，她常常转送给别人，说是别人比她更需要。人们说：‘你心眼好，所以命长。’”李宗仁病逝后，李幼邻于1973年遵从他的遗嘱，将母亲李秀文送回了祖国。他们经香港从广州入境，再次踏上祖国的土地，心中顿时有了一种说不清的感觉。

这时，李幼邻已经50多岁了，在华尔街经营的公司面临生死攸关的挑战，甚至出现了亏本的现象，而他的婚姻也在几年前亮起了红灯，已与当年那个蝴蝶一样漂亮的珍妮分居并劳燕分飞了。在广西陪母亲小住一阵后，他又要离开，不禁伤感地说：“妈妈，您算是回来了，可我又要走了……”看着他孤单，有朋友对他说：“要不，我们在大陆介绍一个女孩子给你……”他说：“唉，算了，都这么大年龄了……”

此后，李幼邻几乎每年都要回来看望母亲，而且每次总要住上两三个月。有人计算，他为此的花费足以买一座洋房，但他却说，母子情重，岂是金钱所能换取的。所幸的是，在这期间，他认识了来自香港的梁尚莹女士。梁女士，香港人，父母重男轻女的观念很重。读完中学后，父亲就不让她继续上学了，但她硬是凭借着自己的毅力考上了香港大学，并获得了奖学金。

大学毕业后，梁女士先是到香港一所学校教高中英语，两年后赴美国攻读硕士，而后再到加州大学攻读博士，前后大约有4年时间。获得博士学位后，即到美国耶鲁大学专门从事矿石研究。1971年起，在美国一家私立大学地质系执教。

李幼邻说，一个女孩子，在如此艰难的情况下，靠自己发奋图强，去闯荡世界，让他十分敬佩。相同的求学与打拼经历，让李幼邻和梁尚莹两颗孤单的心紧紧地贴在了一起——不管怎样，相互都有个伴了。

1990年5月18日，李秀文在故乡桂林度过了100岁生日，李幼邻与二女儿雷诗专程从美国回来给老人做寿。广西相关部门的领导也纷纷前来向这位世纪老人表示祝贺。这一天，老人望着一张张热情的笑脸，深深感受到故土温馨的亲情。但儿子李幼邻却想到了宋人秦观的《江城子·西城杨柳弄春柔》：“便做春江都是泪，流不尽，许多愁……”忍不住含泪向记者道出了母亲一生的委屈：“我的母亲已经活了100岁，可她却是守活寡整整70年啊！”

一句话，一辈子，被憋了这么久，浸透着李秀文一生的悲欢离合，也折射出了李幼邻在海外打拼自食其力的性格。而这时，他在华尔街经营了27年的公司， 5年前就已关门，除了对亲情的认知，他已没有精力在商海打拼和鏖战了。

1992年6月18日，李秀文平静、安详地走完了自己的一生。享年102岁。大洋彼岸的李幼邻听到这一消息已是6月20日的事了。7月13日，他从纽约直飞香港，17日风尘仆仆地赶到了桂林。在母亲的坟前，他长跪不起，老泪纵横。其后，一生未有患过重大疾病的他竟然被疯魔给击倒了。

1993年3月，弥留之际的李幼邻又想到了母亲，请友人代笔，又一次具体交代了为母亲修建坟墓的事宜，并寄来了1500美元。他的一位亲戚说，在人们数点他寄来的那些钱时，仿佛听见白发苍苍的他还在呼唤着：“妈妈……妈妈……”

当年5月，李幼邻告别人世。珍妮按照美国的习俗，给共同生活了20多年的丈夫办理了丧事；梁尚莹也忍着巨大的悲痛，为李幼邻守灵送终。李幼邻的两位太太，一位是相濡以沫的结发夫妻，一位是情深意浓的老来伴侣。看到这样的场景，很多人都忍不住落泪了，一个漂泊海外的游子，终于在他人生的最后得到了最温暖的归宿。

据李秀文侄媳妇谭明在《李宗仁的长子李幼邻》一文中讲到：

长女玛茜，与广东陈济棠部下的一位军长之子结婚，其丈夫是一名建筑师，二人育有一对双胞胎儿子；

次女雷诗，在美国一家杂志社任记者，曾花六年时间以祖母的回忆录为素材，写作了长篇小说《苦甜》；

三女温蒂生于上海，之后长期在国外；

四女詹薇，就不是很了解了。

这些人，和李幼邻都生活在异国他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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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友松： 晚年爱上了台儿庄

“我这一生充满了坎坷。李宗仁是著名的爱国人士，能做他的妻子，我无怨无悔。总理说过，李宗仁一生做了两件大事，一件是回国，一件是台儿庄战役。我认为，我这一生也是做了两件大事：一件是与李宗仁结婚，一件就是继承李宗仁的遗志，定居台儿庄。我爱德公，更爱台儿庄这块英雄的土地！”

这是《李宗仁与胡友松：忘年之恋》（程冠军，中国文史出版社，2009年2月）中的一段话，是胡友松说的。

胡友松，1939—2008年，女，汉族，1939年出生于上海，原名胡若梅。其生母为影星疑为胡蝶。

我们在这里用了“疑为”，就是说可能不是。胡友松的说法里，“胡若梅”这个名字，这是胡蝶为她起的名字，意思是希望女儿如梅花般美丽坚强。由于是私生女，若梅从小就不知道父亲是谁，也不曾问过。母亲只是跟她说过：“谁要问你，你就说有妈妈，不要提爸爸。”她印象最深的是在上海“百乐门”，参加给前方战士募捐的活动，母亲在台上表演，她提着小篮子在场里来回走动。她有漂亮衣服，能坐高级轿车，但是她却没有自己的家。她从小就住在酒店包房里。

但是，这个说法是不对的，蝴蝶1937年离开上海去香港，之后上海就被日军占领。在香港生活了一段时间，蝴蝶又逃往大陆，去了重庆。这段时间，蝴蝶是无论如何也不可能出现在上海百乐门的，当然也就谈不上在那里搞什么募捐了。可是，一个孩子不可能从天上直接掉下来，她得有父亲和母亲。于是，民间有了两种说法：1. 胡友松的父亲是戴笠；2. 胡友松的父亲是潘有声。

同样，这两种说法都有问题，一是戴笠与胡蝶是从1943年开始同居的，而胡友松出生于1939年。二是胡蝶在1935年年底与潘有声结婚，1937年抗战爆发后，潘有声和胡蝶一起逃到香港。如果胡友松为潘有声和胡蝶的女儿，那么她应该出生于香港，根本不可能在南京或上海。时间在这里成了一个很重要的因素，让人们在胡友松的生命源头弄不清她到底属于谁。

于是，在此二种说法的基础上产生了第三种说法。这种说法来自于尹冰彦，抗日战争时期，曾任第三十三集团军五十九军政治部中校秘书、上校代主任，第五战区《阵中日报》总编辑、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的机要秘书，汉中行营秘书处处长等职。他认为胡友松是*京大南***杀屠**遗孤，收养在红十字会，她的养母是张宗昌的下堂妾，养母后来去了北京，和一姓胡的人同居，这就是胡友松姓胡的来历（尹冰彦《李宗仁归国后生活拾零》，北京文史资料馆，第50辑，1994年）。原文如下：

1937年底日本侵略军攻占南京，几十万中国人民惨遭屠戮，造成了人类历史上罕见惨剧，当时胡友松还在襁褓之中，她的生身父母均死在日军屠刀之下。呱呱无知的婴儿被收容在红十字会的孤儿院中。有一位妇女，大概是日军屠刀下的孑遗子民，据说她是曾*躏蹂**北方督理山东某军阀的下堂妾，膝下无子女，乃由孤儿院中将这个女孩子领出抚养，辗转来到北京定居。后与胡某同居，并一度从事小学教学工作，1957年被划为*派右**分子。这就是胡友松姓氏的由来。

尹冰彦还说：“坦白讲，对于胡友松的身份，我更倾向于她给自己编织了一个美丽的梦。幼年不幸，无父无母，养母刻薄无情，恋情又几度无疾而终。成长在无边际的寂寞里，未来一片凄迷，有一种希望做支撑总好过一无所有。”

梦是编出来的？有人在这上面又制造了一些细节：6岁时，小若梅因患湿疹（俗名黄疱疹）看医生，医生根据孩子的病情建议胡蝶最好将若梅送到北方去生活一段时间。此时，恰好军阀张宗昌暴毙济南火车站，他的姨太太沈文芝逃到南京当家庭教师，胡蝶便委托沈文芝将若梅带到了北方。在小若梅的记忆里，沈文芝这位养母对她特凶，常常无缘无故地冲着她大发脾气，拿她出气，有时还不给小若梅饭吃。

1951年，已移居香港的胡蝶得知女儿的艰难处境后，便来到北京，准备将若梅接到香港，但沈文芝一口拒绝，无奈之下，胡蝶留下了一只装满金银首饰的手提箱给沈文芝，并嘱咐她用这些东西换来的钱供若梅生活、上大学。然而，沈文芝很快将这满满一箱的财物挥霍掉了，到若梅中学毕业时，箱子已是空无一物了……

然而，基本和前文一样，1951年，胡蝶根本就没有来到北京！所以，胡友松的身世到现在依然是云里雾里的，没有人能说清。不过，这并没有实质性地影响到她后来的人生。对于能够走进李宗仁的生活，她是这么记述的：

一次我和医院里的其他几位医生一道被邀请去参加国务院一个部委的联欢晚会，就在这次联欢会上我无意之中遇到以前认识的张成仁先生，他是上海很有名气的记者和翻译家。

起初，她只是想请张成仁为自己换个工作，张成仁答应了下来，也拿走了她的照片，说是介绍工作的时候用。但没想到张成仁这一介绍就把她介绍到了李宗仁身边。

“张成仁打来了一个电话，他在电话里首先问我知道不知道一个叫做程思远的人，我想到他说的是不是那个李宗仁的秘书程思远啊，于是，就脱口而出说知道这个人，但对方并不认识我。张成仁听了，笑了起来，在电话里对我说，等一会儿和程思远一起来医院接我，就带我去见一个大人物。我听了，更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平时张成仁是从来不会开玩笑的呀！今天怎么这样的反常呀！”（胡友松口述、刘澍整理《我与李宗仁极不寻常的最后三年》，九州出版社，2009年）

接下来是胡友松被请进李家，李宗仁对她一见倾心。胡友松后来说，李宗仁本打算找一个贴身的保健护士，但是周总理却对此事做了另外的批示。“总理说，告诉李先生，咱们这个国家和美国不一样，没有私人秘书，即使做护理是按上下班制度，到下班一定要走，就不能留在这儿。所以李先生要是喜欢她，就要名正言顺。”（仲夏《名媛苦女胡友松走完谜样一生》，新闻天地，2009年8月）

在胡友松与李宗仁的会面里，有这样两个细节：

“我亲眼见到的李宗仁，虽然已经是76岁的老人，但外表气色很不错，腰不弯，背不驼，说话声音很响亮……浑身上下却不经意地展示出一种凛然正气的军人气质，同时又不失儒雅和善”；“晚饭之后，李宗仁起身相送，他递给我一个大红包，说是第一次见面送给我的小礼物……走出胡同，我上了公共汽车，一路上，我的心里一直是乐滋滋的，脑子里还在回放着刚才在李宗仁家里的每一个场景，而在临走的时候李宗仁给的一个大红包里装的又是什么东西呢……好不容易回到宿舍，我赶紧拆开红包来看—啊！原来里面装的是人民币，一共有300块钱。”那时，胡友松的工资也就几十元钱，她“一下子愣住了”。

一切在这里似乎已经水到渠成，李宗仁对“名正言顺”没有异议，只是担心比他小48岁的胡友松不同意。没想到胡友松很快就将此事答应了下来，她说：“只要跟李宗仁结婚，我的一切都改变了，医院不用去了，生活条件变了，我可以彻底地走出那个老太婆（干妈）的家了。”就这样，胡友松成了李宗仁的第三任妻子——1966年7月26日，27岁的她与76岁的李宗仁在北京的“李公馆”举行了婚礼。结婚晚宴规模不大，参加的只是李宗仁的一些老部下和几个民主人士。

胡友松回忆说，婚后，她与李宗仁是分床而居的，结婚的当晚，她忍不住默默流下一行热泪，但想到李先生是历史人物、爱国人士，心里就很敬佩，也便多少有了些安慰。也许，正是因了这个，她才在后来说出了那句很多人听起来都非常响亮的话——嫁给李宗仁，我不后悔。

在与李宗仁生活的三年时间里，胡友松难免不会伴随风言风语，有人说，她与李宗仁的结合是一桩政治婚姻，她嫁给李宗仁是为了钱。对此，她的做法是，一不管李家的钥匙，二是管李宗仁的钱财，三是表示将来不继承李宗仁的财产，一心一意地料理李宗仁饮食起居。这个过程中，她始终扮演的是一位没有上下班时间的保健护士和生活秘书，但最终还是被李宗仁的“真情”打动了，从内心深处接纳了这位“可爱”的老人。

一方面是，李宗仁对胡友松成为自己的夫人毫不避讳，把与胡友松的合影照片冲洗了很多张，分别寄给国内外的朋友和亲人，并在每张照片的后面都激动地写上：这是我的夫人胡友松！这让胡友松觉得照顾好李宗仁成了自己的“责任”。另一方面就是感动了，对此，胡友松说：“有时我被蚊子叮了，他就用唾液帮她去抹，并说唾液可以消毒，过去他领兵打仗的时候常常用这种办法对付蚊子……夜间，他起来倒开水，总是光着脚，怕惊醒了我。”每天晚上，李宗仁总要来她的卧室看一看，给她盖个被子，聊上几句。“一次，我肚子着凉，医生开的方子是吃四两南瓜籽，李宗仁就亲自为我嗑，一直为我嗑到深夜。”

1969年1月30日，李宗仁在北京逝世。短暂的婚姻结束，胡友松陷于无限悲凄之中。搬出“李公馆”后的1970年，胡友松被送到“五·七”干校湖北沙洋农场参加劳动，最终在周总理的关照下才回到北京，得到妥善安置。这之后，她改名王曦，有过一段短暂但非常不成功的婚姻，被很少提及。其后，她将李宗仁的8万余元的私人存款和国家两次发放的13.7万余元生活费全部上缴国库，又将李宗仁先生生前的160余幅珍贵历史照片捐赠给中国历史档案馆，并向相关部门表示，自己今后要自食其力，不需要国家任何照顾。

就这样，“胡友松”这个名字从人们的视野里消失了，她自己买菜做饭默默无闻地生活和工作，并在工作之余学习画画。1985年退休后，她上了老年大学，绘画水平得到了很大提高。在1998年的“抗洪救灾”书画义卖中，她将自己多年省吃俭用节省下来的5200元钱和义卖所得全部捐献给了灾区。

李宗仁生前常把台儿庄比作自己的“第二故乡”，而台儿庄的领导和各界民众也没有忘记李宗仁，多年来，一直打听着胡友松的下落。1996年8月，台儿庄的一位领导听说胡友松仍然在北京隐居，便赴京寻找，这才让胡友松再次走进公众的视野。其时，胡友松在北京广济寺皈依佛门，法号妙惠居士，愉快地接受了去台儿庄定居的邀请，并说：“台儿庄是李宗仁先生最辉煌的纪念地，我当然要去台儿庄看看的。”

在台儿庄，胡友松受到热烈欢迎和盛情款待，成了台儿庄的荣誉市民和李宗仁纪念馆名誉馆长。随后，她决定把收藏多年的李宗仁的60多件遗物捐赠给台儿庄李宗仁纪念馆，其中有被*物文**部门鉴定为价值连城的原越南*产党共**主席胡志明所赠的重达45公斤的李宗仁半身青铜像，瑞士手表厂建厂百周年时赠送给各国首脑的金表和傅作义将军生前赠送给她的有“软黄金”之称的火狐标本等。

2008年，胡友松查出患上直肠癌，在枣庄市立医院进行手术治疗，11月4日病情恶化，11月18日住进山东德州庆云县海岛金山寺，11月25日去世，终年69岁。有一句话是这么说的：“生命的途程上的路千差万别，而实际上只有一条路可走，所以，有所取必有所舍。”据朋友说，老人最终用这样8个字总结了自己：愿赌服输，一声叹息。

在这8个字里，曾经的身世也不算什么了，重要的是，因为李宗仁，人们记住了胡友松。而她也受到了李宗仁的长子李幼邻的认可——当时还健在的李幼邻，父亲去世时，未能回国参加葬礼，他说：“我父亲最后的日子是她（胡友松）照顾的。我感谢她，她是李家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