药价过高!患者“大闹”结核病盛会,肺结核到底有多难治?

2019年10月30日,第50届世界肺部健康联盟大会在印度举行,20多名肺结核患者和无国界医生举牌抗议抗肺结核新药贝达喹啉药价过高,呼吁新型药物应尽快降价,以挽救更多的生命,且这一行为得到了大会主办方和和当地政府的默许和支持。

清晰地认识结核病

“肺痨”作为一种古老的传染病,似乎已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线。对于这种通过飞沫传播的古老疾病,人们要么一无所知,要么本能地恐惧远离。

药价过高!患者“大闹”结核病盛会,肺结核到底有多难治?

事实上,结核病是全世界十大死因之一,也是最大的单一感染性病原体致死原因(高于艾滋病毒/艾滋病),每年有数百万人罹患结核病。

耐药结核依然是一场公共卫生危机,估计2017年全球有55.8万人确诊为耐利福平结核病(RR-TB),而这些人中有82%为多重耐药结核病(MDR-TB)。印度(24%)、中国(13%)和俄罗斯(10%)几乎占了全球一半的MDR/RR-TB病例。

2016年以来致170万名患者死亡,更为严重的是耐多药和广泛耐药患者数量在不断增加。

2018年3月24日,世界防治结核病日统计数据显示,结核病超艾滋病成为最致命传染病。

治疗的困难之处

标准治疗至少治疗半年,不耐药的话治愈率高,医保报销也很多。单耐药和多耐药也比较好治,但治疗时间达到2年甚至更长,花费也会更多。

但是标准治疗对耐多药结核病无效,该疾病治疗困难且费用高昂,且有很多病人一发现便是原发耐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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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世卫组织所调查的国家中,几乎无一例外都有耐多药结核病问题存在。导致耐药性的主要原因是对抗结核药物的不当使用或错误使用。

药物加上社会经济发展,西欧、北美和一些其它地方的国家得以将结核病负担降到非常低的水平。但是,对大部分国家而言,“终止”作为重大公共卫生问题的结核病流行仍然是一种愿望而非现实。

国内结核病患者治疗

在我国结核病每年新发病例大约90万例,中西部和农村地区结核病防控形势严峻。

特别是在耐药率高的*疆新**、内蒙等地的基层医院由于诊断能力不足而导致的误诊、漏诊或延误病情的情况也比较普遍。

目前,医保已将19种结核治疗用药、24种结核专项治疗纳入医保报销,报销比例为100%。且结核病在我国早被纳入特殊病种,医保报销比例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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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这些基本治疗药物副作用大,肝肾功能都会损伤。每月的保肝药和其他的抗菌药物才是患者真正要支付的费用,可能也正是这些高额的费用让患者擅自停药。

但是结核分支杆菌的菌种和耐药基因检测项目(每项价格大约为500元)未纳入医保,全自费使得一些病人在此项检查上却步。

而这种耐药基因检测项目可以快速、安全、高效地诊断,更早地实现早期用药和针对性用药。

耐药原因

国内治愈一个耐药患者最少需要5万元,严重一点的耐多药患者少说要20万-30万,有些甚至需要50万。而且目前国内正在使用的药物,吃两年也仅有50%的治愈率。

这些自费的诊断和检查项目,长期的辅助用药和抗菌用药费用,往往会使患者中止治疗。

特别对于耐多药的结核病患者,治疗费用更高,治疗时间更长,成功率也更低,各种原因使患者放弃治疗。

随着结核耐多药患者数量逐年增高,抗结核临床用药不规范也成为耐药的主要原因。

绝大多数临床医生对于抗结核的五项原则熟记于心,对于每位患者也是一遍一遍地叮嘱“不要擅自更改治疗方案”“不要停药”。

但因为“费用太高”、“不良反应太强”、“服药时间太长”等各种原因导致患者服药依从性低,擅自停药而导致耐药发生的情况却屡见不鲜,这不仅增加了治疗的困难程度,也会成为传染源,增加传染他人耐多药的可能性。

耐多药结核现状

是贝达喹啉降价就能改变的?

贝达喹啉是2012年年底强生公司旗下杨森制药上市的抗结核新药,与pretomanid、利奈唑胺这种三药联用,全口服6个月的方案被称为“BPaL”疗程,全球最低价为1040美元,而这种高额的费用只有20%的耐多药患者能够支付。

而通过杨森在中国上市时赠送给最难治的患者使用贝达喹啉后治愈率高达85%来看,贝达喹啉确实给耐多药患者带来了新生。

而在某些国家,贝达喹啉的耐药率已经达到有8%,所以不少学者和医生认为应该新药不该被滥用。

想在2030年彻底终结结核病对全人类来说仍是一大目标。

需要结核病患者、医生、药企、医保政策、国家对结核药物研发的政策、国家外交甚至是国际组织的共同努力,绝不可能仅仅是要求贝达喹啉降价就能改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