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0年10月至1911年4月，那场东北大鼠疫肆虐东北、华北，甚至影响到华中、华南地区，全中国死亡人数超过6万人。
这场鼠疫的起源是西伯利亚地区的旱獭捕猎，此中除了可以看出资本的贪婪狂妄与毫无人性之外，同样也说明了中国资源（主要是劳动力）与国际市场的紧密度，也可以说是当时中国参与全球化的深度和范围。
以今日后见之明回顾当时历史，就会发现清廷国祚将终，但仅就防疫公卫角度的措施因应而言，末世大清的表现可圈可点，尤其是伍连德这样的受过西方现代医学教育的专家全面主持防疫工作，锡良这样的新政能臣积极配合。
如果从更为宏观的视角看当时的疫病防控，就会发现政府的诸多举措非但在当时有价值，对于近日的防疫依然有借鉴意义，只是肉食者的历史学习能力不足而已。
伍连德
清末东北鼠疫蔓延迅速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疫病因铁路而疯狂蔓延，发达铁路网成为鼠疫病毒蔓延的助力。当时的中国东北已经形成了一个比较发达的网状铁路体系，总长度达3124.1公里以东清、南满、京奉和安奉四条铁路为主。从遏止疫情蔓延的角度而言，中断铁路运营应是明智之举。但是，当时清廷只能控制京奉铁路，其余三条铁路的控制权在日、俄两国之手。
1910年10月，在俄国远东地区鼠疫疫情刚刚爆发之初，俄国人控制的东清铁路管理机构就查明疫情源于斯列勤斯克及黑河一带，后传至阿穆尔及尼阔里斯克，经由尼阔里斯克开至伯力的轮船，将疫情传到伯力和海参崴。受到恐慌情绪影响，在俄境做工的华人很多经海拉尔、蔡满等站逃回东北。
起初，为了防止鼠疫病毒进一步传播，俄人东清铁路公司也采取了中断交通的措施。到了11月中旬，满洲里疫情严重，当地卫生局和东清铁路公司开始隔断交通，停开南下火车五日，华人验明无病后仅准乘坐客货车，并禁止华人进入客房内。不久之后，俄国人为了防止疫情从满洲里进入俄国境内，东清铁路公司下令“满洲里一日瘟疫不除，一日不令华人入阿穆尔境”。
俄国人在处理尸体
更有甚者，东清铁路公司不久还拟定搭载华人章程，区别对待华工和华商。华商如果经过检疫，确定没有染病，一律准许进入俄境。相反，做苦力的华工则受到诸多限制：
禁止乘坐快车及邮政车，只许乘坐客货车，或特定车次；不准进入海滨省，如欲至后贝加尔省，应在满洲里站调验所查验五日后方可放行。
俄国人的东清铁路公司的这些措施的出发点是阻止疫情进入俄国境内，而不是主动的防疫行为。由于这次鼠疫病毒是由捕猎华工携带而导致人际传播，所以东清铁路公司的检疫政策后来就演变为禁止华工进入俄国境内，将留验的苦工驱逐出铁路公司的管辖范围。
东省铁路图
沙俄西伯利亚大开发之后，产生了大量工作机会，而俄国远东地区的劳动力严重不足。如此，自然会吸引大量中国直隶、山东农民出关赴东北各地及俄国境内寻找谋生机会，每年入俄华工就达20万以上。铁路的中断和华工被禁入俄，对华工生计的影响很大，当然这在当时已不重要了。
俄国人的举措虽然能够阻止鼠疫蔓延至俄国境内，但是这样一来，就会给中国控制的东北南部（南满）造成很大的疫情蔓延压力。所以，中国政府也采取的相应的铁路停运措施予以因应。1911年1月初，东三省总督锡良决定对京奉铁路采取限制运营措施：
将乘火车由哈尔滨赴长春和由长春赴奉天的商民截留，一律送往检疫所查验，七日后方准放行。
京奉铁路是连接东北和京畿地区的纽带，意义非同一般。为防止疫情蔓延至京师，锡良与邮传部尚书盛宣怀电商留验铁路乘客，请其速派专员在奉天车站专司查验。为此，盛宣怀派出医生分赴榆关、沟帮子等站设立分所查验，检疫经费由邮传部承担。
如此恐怖的鼠疫
1月初，奉天就发现三例疑似鼠疫猝死者，引发社会极大恐慌。奉天与北京因有铁路相通而显得近在咫尺，也就会引起在京各国公使的重视。各国驻京使团照会清政府，要其在山海关、天津一带采取严格防疫措施，防止疫情蔓延至京津地区。于是，清政府颁旨在山海关设局派员，严防鼠疫入关。
在公使团的外交压力下，清政府最后决定在山海关设检疫所，对于南下旅客进行截留，留观五日，确定没有染病者，才准放行入关。对于清政府自身而言，京畿重地的卫生安全也非常重要，正如锡良致盛宣怀电报中所说：
京奉与津京一气衔接，交通便利，传染亦极迅速，若不严为之防，一经蔓延恐将不可收拾！
摄政王载沣在给直隶总督陈夔龙的电文中更是讲明：“总以京津一带不致染疫为要”。
宣统二年（1910年）十二月十四日，清廷停止京奉铁路运营，下令十五日所有客车一律禁止运营。不仅客运，货运也随之停止，牲畜及死*兽禽**禁止入关，各项贡品停止上贡，甚至经榆关进京的信件和货物必须在榆关留滞五日，方准通过。
京奉铁路完全断绝，对于防控疫情蔓延固然有用，但是带来的经济社会影响同样是不可低估的。京奉铁路与俄国的西伯利亚大铁路相连，各国商贾均通过两条线路的连接，从而进入中国境内。东三省总督锡良认为，如果停售专门搭载巨商大贾的头等车票，势必造成中国华北地区与世界断绝，因而建议恢复头等车，留验后放行。
在内外官员吁请之下，是月二十日，京奉铁路客运车一等车恢复运营，但是严格查验乘客身体状况，留观七日，方准南下。
消毒所
日本人所控制的南满铁路也采取了相应的停运措施。京奉铁路停开后，自十五日起，南满铁路当局下令，长春往南火车一律禁阻苦工搭载。不久，停止售卖长春南下三等车票，北上仅售一、二等车票，“因乘三等车者，多系苦力，尤易传染时疫”。数日之后，南满铁路二、三等车也随之停运。
俄国人控制的东清铁路在二十日也应中国吉林当局的要求，开始了限制运营，停止售卖三、四等车票，二等车票非有特别执照不准搭车，且须在哈尔滨留观五日，无病方准行。
数条铁路的停运或限制运营，目的是为了阻止极易携带鼠疫病毒的华工南下。但是，仅仅对铁路运营作出限制并不能真正遏制人口流动。火车虽然停了，但是当时正值隆冬，地冻冰坚，苦工可以沿铁路线徒步南下，规避政府的禁令。
随着疫情的严重升级，中国东北地方政府针对回国苦工的限制政策更加严厉。奉省政府在其辖区内采取措施断绝城乡、城城之间的往来。基层州县政府对于归国苦工，采取了驱赶政策，这无疑进一步加剧恐慌情绪。
可怕的是鼠疫，而不是这些可怜的苦工，他们只是疫情的受害者！
由于鼠疫的传播主要是在苦工这样的底层群体，很多东北城市将底层群众视为危险可疑的病毒传播者，对他们采取了很多极端的措施。譬如，辽阳地方官认为“此疫之发生，多出于下等社会”，于是下令由警察部门“将各管界小店、伙房、住所苦力概行驱逐出境”。长春也对进城务工乡民进行驱赶，令其移往乡村指定地方。奉天省城也下令，禁止苦力及大车进城。
在东北地方政府的严厉措施下，原本就受苦受难的底层苦工正在饱受一种肆意满意的恶意歧视。
驱赶可能携带病毒的苦工离开城市，那么乡村就能容纳他们吗？东北乡村同样对鼠疫怀有深深恐惧，各地农村乡屯对外人严密防范，严防鼠疫进村。从客观而言，农村也确实无法容纳这些苦工，“安插、供应已难为继”。
全是尸体
在这种城乡皆难容纳的情况下，很多基层政府只好在偏僻之处，“觅一荒店，派人经理，遇有小工过境，即行截留，送寓留养”。但是，这种收容并不能保证起码的饱暖，遑论卫生安全。正如当时报纸评论所感慨，“当此酷寒就仆无所，斯衣食居处无着，霜雪中宵，冻饿交迫，不死又将何待？是数千人不死于疫乃死于防疫”。
交通中断是为了遏制疫情沿铁路线蔓延，但是因此产生的滞留华工如果不被妥善安置，就会酿成很大的社会问题。以“牧民”为治理视角的清政府不会将底层苦工的生命当一回事，将其驱逐圈禁于城乡社会之外，对其生死听之任之是当时的处理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