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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七三年十一月十八日，德国警察包围了德累斯顿中央医院。武装人员躲在停车场上的汽车之间，监视者每一个入口。三个穿便服的警长在大厅里等着。九点半左右，一个年轻人毫不紧张地穿过心脏病科的大门。
一位警长走上前去。年轻人听任他靠近来，他的两手垂在身体两侧，同时又与身体保持一定距离，藉以表明他身上没有带*器武**，或者至少可以说不想使用。他的脸上并未流露惊奇的神色。
“你是卡尔·恩斯梅尔？”警长问道。
“是的。”
“我要逮捕你。”
“同意。可是先让我去见见母亲。”
他在看到警长拿出*铐手**来时又说：
“请你把这玩意免了行不行？”
警长犹豫起来。卡尔·恩斯梅尔可能是个孝子，他的母亲刚发作了心脏病，但是他还是个强盗。三星期前，他和一个同伙强迫德累斯顿一家银行运送现金的职员交出二百万马克。可是卡尔·恩斯梅尔又说道：
“我保证不会逃走。”
警长点点头，叫两个警官一左一右押送他往前走。他们沿着长长的过道来到一个房间。在这里警长向他作了个手势要他停下，然后独自先进去。里边有一个满头银发的老妇人躺在氧气罩下。
“我得瞧瞧取暖装置是否运转正常。”警长说道。
他只一眼就把房里的情况看得清清楚楚：窗子关得好好的，轻易不能打开；没有梯子，没有消火栓，没有平台，也没有管道；罪犯即使有杂技演员那样的本领，也是插翅难飞。接着，警长回到走廊里，闪在一边让卡尔·恩斯梅尔进去，叫边上的一个护士看得目瞪口呆。恩斯梅尔太太的脸由于激动而发红了。她的眼睛闪着光。她微笑着对儿子说道：
“卡尔，我的孩子，你总算来了。我快死了，而你又不在我身边。”
卡尔只是低声讲了三个充满温情的词儿，并且表示不想让母亲太疲劳。探访到此结束，囚车把卡尔·恩斯梅尔带走了。
两年半以后，法兰克福法院准备开庭审理卡尔·恩斯梅尔一案。在这两年半的时间里，警方竭力寻找那笔行劫得来的赃款，可是徒劳无功。卡尔·恩斯梅尔准备咬紧牙关服刑，然后再去取回二百万马克的巨款，大家都知道钱是好东西，而且还能生利息。
那天，卡尔一到法院，就从大厅的窗口里跳了出去，由于地处市中心，外边行人稠密，根本无法追捕。卡尔就这样来到了中央车站，用藏在马夹夹层里的几个马克买了一张去巴维尔的二等票，从此销声匿迹了。
国际刑事警察组织通缉令上描绘的卡尔的特征如下：身高一米七八，二十八岁，绿眼睛，头发金黄色，有一绺垂在前额上，身材颀长而又肥胖，蓄有唇髭。另外有两个显眼的特点，一是左手背上有将近三厘米长的一道疤痕；二是两臂和前胸都有刺花。
可是卡尔跑在通缉令的前头。从此，国际刑事警察组织和他开始了一场最奇妙的角逐。说这件事奇妙是因为卡尔富于同情心、而且性格孤僻。
叫人难以置信的是：警方掌握着一件秘密*器武**，那就是他们知道只要他的母亲还在人世，卡尔就不会远离德国。只要他的母亲活着而又缠绵病榻，卡尔总会定期回德累斯顿来打听她的消息。换句话说，卡尔的母亲是警方理想的陷阱。
在卡尔脱逃后几天，巴黎的国际刑事警察组织在二月十日左右发现他在贝尔福区出没。接着，在一九七六年二月二十一日，国际刑事警察组织罗马局通报了一个德国建筑师的证词。
这个建筑师向热纳警局报告说，他曾在前一天在当地一家饭馆里与卡尔·恩斯梅尔一起进餐。卡尔似乎腰缠万贯，还持有一张化名休纳曼的奥地利护照。还有另外一个证人也说在热纳看到过卡尔。他戴着黑色的或者可能是深色的假发，上了一艘开往摩洛哥的船。
当时是二月二十一日九时三十分。这时侯在德累斯顿母子俩一起生活过将近三十年的房子里，恩斯梅尔太太直挺挺地坐在床上。她的一只手摸着胸口，眼睛焦急地往四下里张望。她唯一心爱的人就是卡尔，如今他的肖像靠在电话机边上。
她好不容易把电话听筒取下来，拨了个求援的号码。这样，德累斯顿警方便获悉卡尔的母亲心脏病复发，并且想见见自己的儿子。她立刻请求国际刑事警察组织在摩洛哥的报纸上发布消息，同时等待着卡尔的归来。
然而卡尔没有上当，他没有读到这段消息，说实在的，他压根儿没有离开德国。相反，他还回到了自己的家乡，一个童年时代的朋友给了他一顶帐篷，一些野营用品和寒衣。他待在巴伐利亚的深山中一个黑暗而又冰封的峡谷里，他独自做饭，既不听广播，也不看报。他在这种情况下过了两个月。
可是五月间的一个早晨，警方得悉有个男人在恩斯梅尔太太家过了一夜。这准是卡尔·恩斯梅尔，可是他没能见到自己的母亲，因为她还在医院里，要到第二天才出院。
随后，卡尔开始漫游世界了。他用一张化名约翰·华勒的假护照乘飞机到了爱尔兰，身边带足了赃款。他在爱尔兰买了一座小房子，以此作为主要的根据地。
接着他上土耳其去，几星期后国际刑事警察组织在那里发现了他的踪迹。卡尔又越过巴基斯坦边境进入阿富汗。随后又发现他在伊朗。一个认识他的人跟他谈了个通宵。卡尔对他说：
“我到这些国家来是为了让童年时代的梦成为现实，但我还是喜欢北方。我想在某个北方的国家里当个农民。最理想的国家是加拿大，因为它不曾签订过有关引渡的条约。”
卡尔跟这个相识谈了好久自己心中的不安：他总觉得人家都在凝视自己，并且认出了自己，因而只好匆忙出走，有时扔下了行李，有时不得不撤下刚租下的房间和买下的家具。
而且他每次出走总得另换一个国家。卡尔说这种时刻实在是十分难熬的。他特别谈到了自己的母亲。
他由于得不到母亲的消息而烦恼，还向旅伴问起德国的情况如何以及是否知道他母亲的近况，当他听说母亲还病得很重并且想见他时，又怀疑这是警方设下的圈套。可是最使他难过的莫过于母亲知道他的犯罪行为，例如行劫和越狱等等。
“可怜的妈妈。”他说道。“我得跟她解释一下我为什么干这些事。我希望让她过上女王般的生活，补偿她作出的许多牺牲，消除她经历过的那么多孤独和痛苦。我要去看她。我一定得去。我不能不在她去世之前见她一面。”
一九七六年十月，卡尔·恩斯梅尔为了见母亲而回到了德国。他乘坐自哈里奇到汉堡的渡轮。在接近德国海岸时，天黑了，海上起了寒雾。船只像幽灵般地往来，引擎发出轰鸣，海鸥尖声叫唤。卡尔和其他旅客一起避到酒吧里去了。
他心不在焉地看着电视。他打算去加拿大定居，为此决定卖掉自己在特里姆的住宅。他想尽快把这件事办好，因为德国和爱尔兰之间缔结过一个引渡条约。他把时间拖得太久了，如今危险正迫在眉睫。
引渡是指一国将在该国境内而被他国指控为犯罪或已被他国判刑的人，根据有关国家请求移交给请求国审判或处罚
他又回想起最近的厄瓜多尔之行，这次旅行使他感到十分愉快。酒吧里的招待员问他要喝什么，他随口回答说啤酒，他憧憬着加拉帕戈斯群岛那幽静的景色、大蜥蜴以及渺无际涯的波途。那里到处都是阳光，而这儿到处都是冷雾。
旅客们都在专心致志地看电视。卡尔觉得比较轻松，而这种感觉是他在德国的公共场所中难得体会到的。突然他吓了一大跳，如同胃部给人狠狠地搂了一拳，不得不紧紧地抓住酒吧的柜台。因为当招待员把一大杯啤酒放在他面前时，他偶而抬起头来望望电视机的屏幕，结果在屏幕上看到了自己！
的确是他自己，是他一年前的那副模样。当时除了酒吧招待员以外，所有的旅客都瞧着屏幕。电视里正在*放播**刚对他进行的缺席审判的录像。卡尔不知道自己的眼睛该朝哪儿望，屏幕呢还是在注视屏幕的旅客？他的形象没有从屏幕上消失，而是固定在那里。
卡尔觉得这段时间就是永恒。他希望它尽快消失，同时心中还怀着恐惧，生怕旅客们会回过头来看他。就在酒吧招待员向电视机转过脸去时，卡尔的形容从屏幕上消失了，播音员宣布他被缺席判处有期徒刑十二年。
卡尔一动也不动地瞧着自己的啤酒，脖子和脊背都僵硬了。过了一会，观众的注意力分散了，好多人懒洋洋地打量着烟雾迷漫的酒吧。
卡尔留神地瞧着他们，观察着他们的反应。每当谁的目光和他的交叉时，他就恨不得把头缩进两肩之间去。他等待着，可是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
酒吧招待员不在意地说道：“九十芬尼”，这时卡尔拿定了主意。没有办法。他的神经不够坚强，不能长期待在德国，在这里随时都有被人认出来的危险。这一回他还是没法去见母亲，既然他没法去看她，就得让她到自己的身边来。
他们俩得避过追逐，永远在一起生活下去。这样，他就得放弃去加拿大的计划，因为那儿气候太冷，对他母亲的病体不适宜。于是卡尔决定回爱尔兰去把未了事宜结束掉，同时取走余款。然后他和母亲一起上厄瓜多尔去长期隐居。
卡尔回到爱尔兰后，给母亲写了一封长信，信中说道：
“亲爱的妈妈：我没能来看你，心中非常难过，但我每天都在记挂着你。希望你原谅我的行为。我们一直生活在贫困之中，我想改变这种情况，难道应该为此受到遣责？说到底，我没有*伤杀**过任何人，而且你可以引以*慰自**的是：我根本不曾有过伤害人的想法。”
“我知道你现在健康情况有所好转。如果你跟我一样希望重新见面，如果你愿意跟我一起安度余年，那么请你设法在五月的上半月通过旅行社参加到墨西哥去的旅行。这个日期十分重要，一定得在五月一目至十五日之间。一等取到注明该次旅行住所和日期的证明以后，请通知把这封信带给你的人，他会再跟你联系，并给你旅费。”
“以后你什么也不用管，即使警方请问你，或是医生不同意你出门，都别理他们。你如果能严格按照我的话去做，那么，亲爱的妈妈，我们就可以永远在一起了。我就能拥抱你，给你许多长期以来一直想给你的热吻。你的儿子卡尔。”
一九七七年五月十七日，星期五，卡尔·恩斯梅尔在都伯林机场附近一家酒店里一根接一根地抽着烟。他已经给机场打了三次电话：美国来的班机晚点了一个小时。他在等一个乘这次班机来的美国人，后者将到酒店里来，告诉他究竟他的计划的第一部分成功与否。
这一部分的工作最难办，风险也最大。正当卡尔在爱尔兰焦躁不安的时候，他所等候的美国人已经设法在墨西哥带走了他的母亲，这个美国人名叫亨利·胡克，为了钱不怕冒险，什么都愿意干。
他要干的事是：当卡尔的母亲在当地游览时，从旅馆里把她带走，陪她乘上出租飞机去厄瓜多尔，把她安置在卡尔最近买下的一座住宅里。卡尔把这件事托付给亨利·胡克时心里也并不踏实，可是他又没法自己去干。在他母亲受到警方监视的情况下，他可不能去自投罗网。让亨利·胡克去冒一下险是无所谓的。
最后，一辆出租汽车开到酒店门前停下，一个五十五岁左右、看来软弱无力的大个子从车上下来，付清了车费。
这就是美国佬亨利·胡克。他既然来到这儿，说明大功已经告成。卡尔把他估计过低了。卡尔怕胡克卷款潜逃，或是在酩酊大醉后吐露真言。美国佬微笑着走到卡尔桌边，看得出感到洋洋得意。
“怎么样？”卡尔问他。
“办妥啦。”胡克回答。
“经过情况如何？”
“没问题……”
卡尔在他两颊上亲了亲，又问道：
“她身体怎么样？”
“非常好，而且高兴得不得了。我向她告辞时，她在盘算要不要去买件汗衫来，然后洗个澡。”
“你把游泳池清扫过没有？
“都搞好啦。你别担心，一切都安排停当了。现在该你出牌啦。你妈在等着你呐。”
几分钟后，卡尔上了自己的汽车，请美国人坐在他身边。
“咱们去溜达一下。”卡尔说道。
他向特里姆方向驶去。在夜幕降临时，他在一个荒凉的所在停下，然后爬上一块岩石。亨利·胡克看着他从岩石的裂缝里拿出一个汽油罐，接着是第二个，然后把它们放在汽车后部的行李箱里。晚上九点钟左右，他俩登上一座大楼的楼梯，走进卡尔的房间。
门关上以后，卡尔把两个汽油罐放在厨房里的桌子上，用铁锤和凿子把它们打开。美国佬简直不相信自己的眼睛。他从罐子的缝隙里看到一扎扎的钞票。卡尔在开罐时弄伤了手指，他把钱数了数，随后又一捆捆地放进一个箱子。
这笔钱一共有五十八万马克。接着，卡尔不停地抽烟。他决定第二天早上就动身，先搭九点钟的班机去伦敦，再从那儿取道加拉加斯去厄瓜多尔。在下楼时，卡尔和美国佬约定明天早晨五点钟见面。
当天晚上，他要上一个爱尔兰女演员家去作客，为了不引起注意，他决定去赴约。但是当他们走到街上，而且卡尔的汽车已经远去的时候，亨利·胡克先是假装走开，实际上绕了个圈子又回到了那座大楼。
第二天清晨二点，卡尔·恩斯梅尔尽欢归来，立刻发现手枪被人拿走了，这倒没有什么关系，可他接着又发现自己的钱少了二十五万马克。小偷只可能是胡克。他将在卡尔动身之时躲藏起来。可是他准会在躲到哪个角落里去之前上酒店里去喝一杯以庆功的。卡尔知道在哪几个酒店里有可能找到他。
当天凌晨二点三十分，有人向都伯林警署告密，说是警方所注意的可疑分子、小偷和*私走**贩亨利·胡克在一家夜总会里喝得有了七分醉意，口袋里满满地装着钞票，还带着一支手枪。两个警官立刻跳进汽车，向那个夜总会驶去。
可是等他们赶到已经晚了一步，享利·胡克离开了那地方。两位警官根据以往经验，决定在附近巡视一下。他们在一处停车场上看到一辆停着的汽车里有两个人。
“我看那就是胡克。”一个警官说。
“那么坐在驾驶盘后边的是谁？”
“不认识。”
胡克一边的车门开了。两位警官心想用不到去惊动那个陌生人，只要等胡克下车，一把揪住他的领子就行。看来用不到等多少时候。
为了消磨时间，一位警官掏出一包香烟来，在车上找点烟器。他把香烟凑在点烟器上，几秒钟后伸出手去拿烟。就在这当儿，他的同伴高喊道：“注意！”可是已经来不及了，点烟的警官没有关掉点烟器，却打开了聚光灯。顿时，一道强光划破了停车场上的黑暗。
亨利·胡克感到不妙，想溜走，两位警官下了车，快步走上前来，打算逮住这个积年惯犯。
卡尔·恩斯梅尔正在从烂醉的美国佬身上把被他偷走的钱掏出来，突然发现停车场给聚光灯照亮了，接着又听到了脚步声。他看到两个警官向自己的汽车走来。他不明白自己是怎么会给警察时上的，而且压根儿没想到警察要找的对象是享利·胡克而不是他。
卡尔一直处于精神高度紧张的状态中，同时长期以来始终担心这样的时刻总有一天会到来。他打开车门，撒腿就奔。一位警官在他身后朝天开枪，另一位警官紧追不舍，卡尔只得束手就擒。
国际刑事警察组织都伯林中央局经过审查，证实这个在停车场上被逮捕、口袋里塞满了德国钞票的人就是卡尔·恩斯梅尔。与此同时，一架飞机从伦敦起飞，前往加拉加斯。而在加拉加斯，一位有病的老妇人正在眼巴巴地等待着儿子许诺给她的女王般的生活。
拙文一篇，文笔不成熟，恳望列位看官见谅或赐教。谢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