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强的美元使美国人富了起来，20世纪80年代早期，美国人大肆购买日本和其他国家的商品。美国对国外商品的贪婪胃口很快导致了长期的贸易逆差，保护贸易论者开始提倡进口限制和其他措施，以保护美国生产商免遭国外竞争。因为担心这种要求贸易限制的情绪最终可能会危及战后时期的自由贸易体系，1985年9月，主要工业国的代表会聚在纽约的广场旅馆，决定干预外汇市场，以便支持日元，削弱美元。对货币的这种操作，专家们一致认为，可以通过降低美国对昂贵的国外商品的需求，以及鼓励美国的贸易伙伴购买比较便宜的美国商品来调整贸易差额。此外，日本和其他主要出口国同意刺激国内需求，作为鼓励从美国进口的方法。所谓“广场协定”的结果是，日元价值短期内大约上涨了一倍，从1985年2月的260日元兑换1美元，飙升至1988年的121日元兑换1美元。而在日本国内，政府也通过出台包括降低税收和利率和扩大信用的一揽子刺激措施来推动消费。
然而，“广场协定”没有达到预期的结果。强势的日元使日本公司能以比以前更低的价格进口原材料，投资建设现代化的新厂，结果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生产成本的降低进一步刺激了日本的出口。1985年至1987年间，日本对美国的年贸易盈余从490亿美元大幅度上升到890亿美元。日本公司赚得钵满盆满，开始向国外扩展，从1986年到1991年，日本的海外投资上升到2000多亿美元。由于索尼公司高价购买了哥伦比亚电影公司，松下公司买下了美国音乐公司（MCA），这两个日本公司成为全球娱乐市场上骄傲的竞争者。同时，本田公司和其他汽车生产商在美国腹地开办了汽车厂，日本的房地产公司也把夏威夷和加利福尼亚的著名高尔夫球场和豪华旅馆弄到了手。在日本国内，充分的就业、更高的工资以及增长中的企业投资使投机热达到了高潮，主要股票的日经指数从1986年1月的13 000点以下三级跳跳到1989年的近39 000点，而主要都市中心区的房屋和土地价格也以同样令人眩晕的速度上升。
1989年，日本过热的“泡沫经济”破灭。西方工业国家的不景气和东南亚、拉丁美洲、东欧发展中国家的激烈竞争降低了日本企业的销售额。随着利润下滑，日经指数迅速下跌，在1989年11月到1990年底期间，从39 000点跌到24 000点，跌了近40%；到1992年8月又再跌10 000点，成了14 000点，比最高点下降近65%。与此同时，公司搁置了它们的扩展计划，想买房子的人犹豫了，房地产市场崩溃了，产生出价值数百万亿日元的不良资产。
随着投机泡沫的破灭，20世纪90年代成了消费下降、生意缩减，停滞不前且充满悲观主义的，最后难以摆脱使人沮丧的工商业衰退的10年。在1992年至1995年期间，经济的实际增长率以每年几乎不到1%的速度缓慢爬升，这是战后时期最苍白无力的表现，而索尼公司为了保住哥伦比亚电影公司，忍受着沉重的营业损失。更糟糕的还在后头，当经济滑入萧条期时，那些从银行*款贷**作为购置股票和不动产资金的投机者不能按时还贷，也无法卖掉他们迅速贬值的资产来偿还债务。根据一些估计，日本的银行有价值1万亿美元的不良*款贷**，而当它们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减少*款贷**时，严重的信用恐慌加剧了国家的经济困难。
由于金融部门陷入危机，日本不可避免地被卷入1997年夏泰国货币崩溃引起的泛亚工商业衰退（即所谓的“亚洲金融危机”。——译注）。截至初秋，日本的失业率和企业破产的数量已达战后时期的新高。11月，三洋证券和山一证券，日本的这两家主要经纪人事务所，以及日本北部的大银行北海道拓殖银行破产。用某位分析家的话说，这使那个月成为“日本金融史记录中最不平静的一个月”，让人想起20世纪20年代晚期的银行危机。一年后的1998年秋，正当一些乐观者认为日本的经济基础是稳固的，并预测最后会有转机之时，结果却听到经济企划厅的领导宣布，国家的经济在1997财政年度（1997年4月1日至1998年3月31日）收缩了0.7%，而后又预言进入新千年时情况会更加糟糕。事实上，1999年10月至12月这个财政季度的国内生产总值下降了1.4%，2000年春的失业率保持在战后最高水平，4.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