体制内“网红医生”与互联网的那些事儿...

体制内“网红医生”与互联网的那些事儿...大夫:如何做一个纯粹的医生?

体制内“网红医生”与互联网的那些事儿...

谭先杰,北京协和医院妇产科医生、教授、博士生导师。在微博上拥有近40w粉丝,科普近百篇,出版了章回体科普《子宫情事》。

2016年2月28日,谭先杰医生在中国品牌医生风云汇暨好大夫年度盛典上的进行了关于医生品牌的建立、传播与维护的主题演讲。

体制内“网红医生”与互联网的那些事儿...

与勇敢走出体制,在互联网上冲浪的自由执业医生相比,我所讲的,只是几段体制内医生在互联网上的嬉水故事而已。

职场波折让我建立品牌意识

在微信公众平台首页,有这样一段文字:再小的个体,也有自己的品牌。

体制内“网红医生”与互联网的那些事儿...

这已经是不争的事实!

我从什么时候开始意识到需要建立个人品牌的呢?

2008年12月,我和同事们一起开通了"好大夫在线"个人网页。然而,我一直没有启用。为什么?

因为不!需!要!

我当时是副主任医师,被派往协和医院的西院区,主管妇科肿瘤病房,成为第一批“做大做强”西院的医务人员。我主要负责管理上级医生的病人,不给上级医生挖坑是我的主要工作。

我自己也出门诊,但积极性不大。因为床位和手术空间有限,病人住院困难,而妇科肿瘤问题很多需要手术解决。“全国人民上协和”的招牌,让我从来没有感受过门可罗雀的尴尬。

后来为什么又启用了"好大夫在线"了呢?

2009年12月9日,我参加了协和医院的主任医师竞聘,是竞聘者当中唯一一个年龄没有超过40岁的。

我准备充分,将之前五年的工作成绩如花儿般呈现给评委们,时间和节奏掌握得近乎完美。

然而,我落选了!

当我陈述完毕,一个声音很有特点的老教授温柔发问:T大夫,你科研很多,文章也不少,但你知道,你一年的门诊量是多--少--吗?

我知道900多,应该不算多。实际上我从来没有考虑过这个问题。

然而,评委们的目光一下就被吸引到每人手中的门诊量表中。我倒数第二!倒数第一的是一个手术很牛的外科医生。

我后来也做过评委,知道在这种都很优秀、都难以取舍的场合,任何一点负面声音都会成为被折磨得死去活来的评委们的救命稻草---一个不打勾也不用内疚的绝佳理由。

体制内“网红医生”与互联网的那些事儿...

从落选的愕然中恢复过来后,我清楚地意识到,来年的评审多半还是这些人,我必须就门诊量问题有一个交代,甚至惊喜!

然而,事情并没有我想象的轻松。

我到东院增加了门诊单元,病人却没有如潮而至!病人知道协和医院好,妇产科牛,但T某某是谁,不知道!

这个时候,我想起了“好大夫在线”。

落选的第三天,我在“好大夫在线”发表了第一篇文章:《关于我的诊治领域》,可以说就是广告。然后开始免费回答患者的咨询。接着连续发表了近60篇科普文章。多篇文章被网站首页推荐,在不同渠道传播。

很快网页人气飙升,我的门诊量随之暴涨!

第二年竞聘,我有惊无险过关。有趣的是,门诊量问题并没有被人问起。

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可以说正是职场波折,才促成我开始意识到医生品牌的重要性,促使我依托“好大夫在线”初步建立了个人品牌。让病人不仅知道协和医院这座大庙,而且知道了一群“大和尚”中有一个颇有特点的“小和尚”。

后来我遵纪守法地利用博客、微博、微信等自媒体平台用心写科普,让所谓的品牌在互联网广泛传播,最后得到了主流媒体的认可。然而,负面效应其实也是有的。

良心科普成“网红”

以前,医生品牌的传播途径非常有限,很多时候都靠病人之间的口口相传或者有限的传统媒体,如报纸、广播、电视。

在互联网+时代,品牌的传播相对容易,电脑和移动终端成为最广泛的途径。尤其是自媒体平台诞生后,人人都有话语权,人人都是传播者。只要遵守法律法规,是可以加以利用的。

在同事的鼓动下,我开通了新浪微博和博客。我将科普文章移植到博客和微博中,人气很快上升。

后来微博降温,微信兴起,我开通了微信公众账号,用于发布科普文章。

我在自媒体平台发布了近100篇医学科普。我将这些文章集结成册,出版了章回体女性健康科普《子宫情事》。

我还加入了北京协和医院自媒体、新浪健康自媒体和搜狐健康自媒体联盟。

互联网对我的科普工作也给予了认可,靠熬更守夜码字,用良心和责任创造科普换来的认可。

在自媒体平台的医学科普工作,也引起了传统主流媒体的注意。

我在网络上发布的多篇科普文章被《健康时报》、《生命时报》、《健康报》、《光明日报》和《人民日报》等主流媒体刊发。随后我还应邀到江苏卫视《万家灯火》、湖北卫视《饮食养生汇》、腾讯健康、北京卫视《我是大医生》、《养生堂》等栏目录制健康节目。

科普活动让公众了解了我的专业背景。有的甚至可能是先对我个人感兴趣,然后再去看背后的医院。即先是看到某个和尚不错,再看庙也很强,信任度自然增加。所以,作为体制内医生,我一直认为平台非常重要。

受得起赞美,经得起诋毁

我一直认为,医学是一种有情怀的职业。我崇拜手术的冷静潇洒,也喜欢文字有温暖湿润。如果病人能对大夫有基本的了解,沟通起来会容易一些。

我是来自三峡库区的放牛娃,我12岁的时候,母亲因为妇科肿瘤去世。这一磨难让我成为了医学生,成了妇产科医生,最后成为妇科肿瘤医生。经过反复思考后,我将这段经历写了出来,获得了北京协和医院《我的梦.协和梦.中国梦》主题征文一等奖,随后一些媒体进行了报道。患者了解这些信息后,对我的信任也增加了。

毫无疑问,这些工作对医生品牌的传播是正面的,但负面影响或者代价也是明显的。

首先,这些活动,尤其是医学科普创作,需要用心、用情和用时间去完成,一定程度影响了科研工作和科研论文的写作,让我需要在未来的几年奋力追赶。

其次,作为一名普通医生,年资和成就都不高,或多或少都有自我炒作之嫌。

而且,有些节目为了提高收视率,对演讲内容进行选择性剪辑,结果说出来的话让同行嘲笑,甚至不齿!

是啊,我是借助平台的品牌抬高了自己,占了平台品牌的便宜。但扪心自问,我只是像雨中没有带伞的孩子一样,为了少淋雨而拼命奔跑而已,并没有贬低旁人!于是我坦然了,我想有机会与媒体打交道的人会理解的。

因此,对于医生品牌而言,互联网也是双刃剑,用其锋芒,就要有受其伤害的思想准备,而且需要用心去维护。不仅需要遵守法律法规,还需要遵守原则和规矩。

互联网是把双刃剑,品牌维护需注意

除了严谨、求精、勤奋,活到老学到老,努力提高为病人服务的专业技术水平之外,个人认为普通医生借助互联网建立和传播品牌需要注意以下问题。

第一,维护医生个人形象

医生是受过高级教育的知识分子,不是地痞流氓,需要理性思考。可以适当用网络流行词调节气氛,但不宜满嘴脏话和说话偏激,尽管后者更容易引起关注。

我曾这样回应中央电视台关于微博伦理底线的提问:群众不造谣,官媒不说谎,显摆要有度,争吵不骂娘。我认为这也是普通网民的底线。

第二,注意保护患者隐私

医生的很多故事都与患者有关,无论是医学科普还是从医经历,都可能涉及患者隐私。有一段时间某些医生大V频频发布患者故事,而且用的是调侃和嘲讽口气。

我应邀写了一篇《微博时代的医学科普与患者隐私保护》的文章,提出了8点建议:态度端正,语气恰当;选题慎重,征求同意;处理图片,移花接木;慎选平台,隐私优先

第三、维护所在医院形象

我是体制内医生,可以在互联网中精神嬉水,但吃喝拉撒还得在现实中,所以维护供职单位的形象,不给主管领导找麻烦是必须的。

如果对于医院的大政方针以及与医院密切相关的政策有意见和建议,可以通过正规渠道反映,而不宜在公共平台进行议论,否则容易被人断章取义。对于身边的突发事件,官方权威发布之前不宜做任何评论。“远伐为龙,近斗为虫”,应该都能理解。

另一方面,互联网+、移动医疗和多点执业是政策趋势,即使未来政策能够落地,我也会秉承:只讲该讲的话,只开该开的刀,只用该用的药!我会坚持所在医院的原则和理念,不让所在执业平台的品牌打折扣。

第四,维护医疗行业形象

医生是医疗行业的一员,当整个行业都被舆论扭曲时,个体很难独善其身,所谓个人品牌,亦是空谈。

所以,对于涉医的热点事件,尤其是被个别不良媒体歪曲的事件,我会以理性的立场,摆事实讲道理,消除人们对医护的误解,例如贵阳护士耳光门、八毛门和缝肛门、天津奶粉事件、湘潭产妇羊水栓塞事件等等。

以专业视角切入,用理性的语言向公众传播了医学知识,甚至成为舆情扭转的拐点:公众从怒骂全体医护转而批评个体不良媒体。

当然也有负面影响。不务正业,就你事多,显摆知识……可是,我我始终认为,人是应该有一点血性的,即使这样会吃亏!

第五、处理好与执业平台的关系

作为留在体制内的医生,需要正确看待与平台的关系。

因为,再强的个体,也要有平台支撑。平台的高度,决定个体的眼界。站得高,才能看得远。即使是勇敢离开了体制的同行,也是先有平台的培养,才有离开的勇气和底气。

同时我也想说,再大的平台,也是由个体组成。个体的强度,影响平台的强度。就像一群抬着巨石上山的民工,如果其中一个人和多个人力气不济,都可能造成人员伤亡的灾难。平台品牌和个人品牌其实并不矛盾

不负一世弄潮头

面对汹涌而来的互联网浪潮、面对移动医疗、面对各方博弈中的多点执业和自由执业困境,对于大多数留在体制内的医生,如果一味忽视或者回避,认为酒香不怕巷子深,尽管值得尊敬,但或许有一天会像我当初一样茫然无措。

所以,需要勇敢面对,不怕弄湿衣服;更需要遵纪守法,不违规矩。唯有这样,才能既不错过互联网浪潮、建立医生品牌,又不至于在互联网中迷失方向、毁掉医生品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