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事发生地：湖北黄冈浠水县凤形地村三组（作者摄于2020年1月28日）

我的老家位于湖北省黄冈市浠水县凤形地村三组。浠水县是湖北疫情风险评估中的“高风险地区”，但迄今为止，我们村没有人“中招”。

网格化管理之后，各村不流动，村内各小组也不流动，我们小组91人中，武汉返乡者占18位。这些武汉返乡者的经历与感受，也许能从个体的角度，为我们了解疫情中的微观生态，提供鲜活的材料。

私企老板

“我们这里靠河边，是交通的末端，不会碰到陌生人。家家户户都得去菜园摘菜，去池塘洗衣服，去山上砍柴、烧火、做饭，做到绝对‘不出门’是不可能的。”

我叫姚红涛，今年52岁，在武汉开了一家建筑装修公司。

和之前一样，我每年过年必定回家，家里有一个残疾的哥哥要照顾。今年我是腊月二十三（1月17日）下午到家的，回来之前，我基本上对疫情没有什么听闻，直到腊月二十九（1月23日）武汉“封城”后，我才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尤其是听到钟南山院士说这个病可以“人传人”。

作为武汉回来的人，我当然自觉配合政府的各项规定，严格做到不出门、不串门、不聚会、不打牌、不出村。

但对于“不出门”，我有一点不同意见。我们这里靠河边，是交通的末端，不会碰到陌生人。家家户户都得去菜园摘菜，去池塘洗衣服，去山上砍柴、烧火、做饭，做到绝对“不出门”是不可能的。

鉴于目前我回家已经快50天了，村里没有出现任何病例或疑似病例，我认为当下的核心任务是“不和外村人接触”。我基本上每天都会戴上口罩，去河边走走，到山上砍柴，出出汗，增强身体抵抗力。

这样子天天在家呆着，可能有些枯燥乏味，但我是农村长大的，这些都不是问题，我只是有点担心读大四的儿子在老家待着比较无聊和不适应，毕竟他是在武汉出生和长大的。

我还力所能及地为乡亲们做点实事，比如收集村民所需物资，代为购买。我也参与了五户人家的体温测量工作。

代购物资清单（图片源于村微信群，拍摄于2020年2月9日）

这次疫情对我的影响非常大。我这样呆在家里，一个月少说要损失3万块，房贷、车贷、儿子开销、社保、公司日常开销，需要用钱的地方实在太多了。

每天都要去各家各户测量体温（图片源于村微信群，拍摄于2020年2月18日）

我最担心的是，因为我迟迟不能去武汉，会丢掉很多客户资源。要修复这种关系，无疑需要很长时间。打个比方，我熟悉的一位老客户急着要装修房子，给儿子结婚用，他怎么可能等我呢？他当然是去找别的工人师傅了。

当然了，我平时非常忙碌，四处奔波，这次可以好好陪陪家人，和村里的人微信聊天，算是我最大的收获。

高校教师

“全社会需要一场深刻的反思。政府需要学习和提高组织协调、基层管理、农村治理、社会动员、风险管控、交通管制、医疗卫生、城市规划和生产自救等能力；个人需要思考人性的欲望与自我控制能力等问题。”

我叫阿春，今年49岁，在武汉理工大学当老师，参加工作已经25年。

我是腊月二十七（1月21日）到家的，那时候没感觉武汉有什么疫情，直到武汉“封城”才感到后怕。回老家后，我坚持不出门、不串门，虽然这对于我而言很煎熬，我是一个非常爱热闹、爱串门的人。

这个假期，我早上十点半才起床，但起床之前至少要花三个小时看手机，主要是看各种疫情消息。早餐后，我会和父亲下象棋、走五子棋，有空也去山上砍柴，出出汗，锻炼一下身体。

上山捡柴（图片源于村微信群，拍摄于2020年2月15日）

正月十八（2月11日）下午，我和两个年轻人一起去看了我们塆1966年修建的水轮泵站，和村里的年轻人分享我们村的光辉历史。那会儿，大凹山水轮泵站名气很大，在我们浠水县几乎无人不晓，方圆十里八里的小孩子都慕名过来玩耍，参观我们团陂区（现在叫“团陂镇”）为数不多的、名副其实的“工业企业”。

村里的工业遗址（作者摄于2020年2月11日）

正月十五（2月8日）开始，我替我爸给村里的五户人家喷洒消毒液。因为我爸是村里的*党**员，村委要求每个小组的组长连同*党**员，对村里的所有人家进行包干制，每人负责几户人家。我爸除了负责每天给村里的五户人家打消毒药水，还要测量每个人的体温。

打消毒药水（作者摄于2020年2月18日）

正月二十（1月14日）以后，我每天义务给村里五个腰疼的人做专业的按摩与理疗，因为我是体育专业的，平时经常要处理学生的腰肩损伤等问题。

给村里的腰椎疾病患者进行腰部牵引（口述者摄于2020年2月24日）

疫情对我个人的影响其实不太大，因为武汉高校统一推迟复课，一切听安排。

对于此次疫情的处理，坦白说，我对国家卫健委表示失望。作为我国疾病控制与预防的最高权力机构，他们组织的第一批专家组在调查基础上提出了“不会人传人”、“可防可控”等论断，这些话严重误导了地方政府的决策，也直接导致了疫情的疯狂扩散。

另外，相比潜江市领导提前一周就采取严格的管控措施，我感觉武汉市领导显得“后知后觉”，对风险的预估和对危机的应急处理能力明显不足。

吃一堑，长一智，我们都需要反思。于政府，组织协调、基层管理、农村治理、社会动员、风险管控、交通管制、医疗卫生、城市规划和生产自救等能力都需要学习与提高；于个人，我意识到了，尊重生命的重要性，由此也想到了人性的欲望与自我控制能力等问题。我会把生命教育、动物生存权等知识融入我的课堂教学。

普通打工者（男）

“目前压力最大的，莫过于像我这样的依然滞留在湖北老家，不能出门的底层打工者，希望政府尽快增加对滞留农村的外出务工人员的检测手段，让绝大多数身体健康的人逐步外出。”

我叫姚学林，今年39岁，在武汉搞装修，今年是第8个年头。

我腊月二十（12月15日）回到家，回家前的武汉街头一切正常，几乎看不到人戴口罩，与平日没有两样。

但我在朋友圈看到一些资讯，特别还看到我所在的小区群里有医生说，“问题比想象的更严重”，也就有了一些警惕。

此后，钟南山明确表示这个病会“人传人”，武汉建设火神山医院，前几天新增确诊病例过万（编注：2月12日，湖北省调整了新增病例统计标准，包括了临床诊断患者数），疫情动态里的感染人数一天天增加，我愈发感觉形势非常严峻。

“不会人传人”的官方消息导致很多人像平日一样到处走，没有一丁点的警觉。等到很多人生病了去医院，才发现那里很多人有明显症状，但没有核酸检测的机会。还有的人确诊了，但被告知医院没有床位，政府要求大家回家自行隔离，然后家人也被感染。病人回家发现社区的医治能力十分有限，怎么办？只能四处托熟人、找关系，去各个医院乱窜，其结果必然是越来越多的人被感染。

我认为问题的核心在于“传染源太多了”，这就像我们这里有一句话：“按下去的葫芦，浮起来的瓢”。

我对家乡政府推行的“不出门”“不串门”“不集聚”“出门戴口罩”等措施非常理解和支持。回家以来，我从来没有出过门。作为从武汉回来的人，我很清楚“不出门”是对自己的保护，更是对家人和乡亲们的保护。

辅导孩子作业（作者摄于2020年2月21日）

孩子们学习包饺子（作者摄于2020年2月22日）

这个假期，我主要就在家陪孩子上网课，每天辅导他们做作业，和他们打羽毛球，出出汗。我会要求孩子们做一些家务，比如每天扫地、叠被子、帮奶奶包饺子等。我自己一有空，就会和我爸一起去山上砍柴。

锯木头（作者摄于2020年2月8日）

这次疫情对我工作的影响是百分之百的。我的两个娃都在读书，新学期两个人的学费、杂费加起来，接近3000块，加上房贷3500元/月，家里还有父母，我的经济压力非常大。

从长远看，我还担心两件事：

第一，我是做装修的，当然得经常出入各个小区，对我这种工种的管理一定会更加严格，小区的安保措施会更严厉，等疫情结束后，这些影响会继续存在。

第二，我估计即使全国都解除了“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一级响应”，武汉还得持续几个月才会恢复到正常状态，这直接影响到我的返汉开工时间。

当然了，这次疫情也让我感觉到，我们村还是很团结友爱的，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全村人在微信群里很团结，大家相互提醒。比如前一天，大雪压坏了电线，有两户人家的电断了。昨天一个电工来村里修电线，大家都提醒断电家庭的人要戴上口罩，与电工保持适当距离。诸如此类疫情期间在生活与防护上会碰到的大小事情，乡亲们经常相互提醒与关心。

再一点是，三天前，镇里要求未来一周内，所有人不可以上街购物，村里两户人家就主动收集各家各户所需生活物资明细，开车去镇上集体采购，为村民们排忧解难。别看平日大家嘻嘻哈哈，只是表面的邻里关系，但这次疫情到来后，我感觉我们村的人还能互相温暖，很团结的。

最后，作为一个普通农村打工者，我想说：我上有老，下有小，干才有的吃，不干就要饿肚子，我们没有退休金，没有城镇社保，真的非常不容易。我敢说，目前压力最大的人群里，一定还有像我这样滞留在湖北老家，不能出门的底层打工者。政府是不是也应该考虑给予我们一点照顾呢？

没有照顾也行，请政府给我们自食其力的机会，能不能尽快增加对滞留农村的外出务工人员的健康检测手段，让绝大多数身体健康的人逐步外出务工。

普通打工者（女）

“我现在一天要洗8-9次手，没事就清洁家里的灶台，打扫门前、屋后的卫生，我家比从前干净整洁多了。”

我叫严梦枝，今年44岁，目前在武汉一家火锅店做经理，在武汉工作了5年。

我是腊月二十七（1月22日）回家的，我特意从武汉带了羊肉、牛肉和卤菜回来过年，听说会盘查野味，起初还挺担心我买的年货被扣，后来还好，携带这些普通食品不碍事。

回家后，尤其武汉“封城”后，我开始紧张了，倒不是担心我自己的身体，而是担心我的工作问题。因为我干的是餐饮行业，我有些担心会不会因为这个病而失业。

我的两个孩子还在读书，一个念小学，一个上中专技校。去年下半年起，我老公在老家拖沙车，也赚不到什么钱，所以全家的经济负担基本上落在我一个人身上。

我非常支持政府出台的“不出门”“不串门”“不集聚”等规定。我认为，不出门就是为国家节省口罩，对国家来说就是少了一个负担。何况我是武汉回来的，我当然不能给政府添堵、添乱。

这个假期，我在家陪婆婆、孩子和老公，给孩子们辅导作业，和婆婆聊天、谈心，和孩子们打打羽毛球、跳跳绳，每天晚上变着花样做不同的美食给家人吃。说实话，我亏欠他们挺多的，我往年初三就去武汉上班了，今年有这么多时间可以陪家人，我很欣慰。

做“鸭蛋馊”（浠水方言，做法是把糯米洗净蒸熟，里面包裹黑芝麻加红糖，然后放入开水煮熟，作者摄于2020年2月5日）

做“花粑”（浠水方言，做法是将细米和黑芝麻混合，切三角状，然后蒸熟，作者摄于2020年2月8日）

做“软芡粑”（浠水方言，做法是去野外摘来可食用的植物“软芡”，将其打碎后与面粉和在一起，烙熟，作者摄于2020年2月14日）

目前，我最关心的是这次疫情什么时候能结束，家里的生活物资快耗光了。我年前买的黄瓜是3.5元/斤，昨天村里统一采购的价格是12.5元/斤，菜价贵得太离谱。希望政府对赚黑心钱的商贩进行严厉打击，稳定农村正常的物价水平，保障老百姓在疫情期间的正常生活。

这个病毒对我也有一个好处吧。

怎么说呢，我们生在农村节约惯了，我之前在田里把事做完了，就去池塘里洗一把脸、洗个手，然后回家做饭、吃饭，我不想开家里的水龙头，更加不用洗洁精洗手，因为太浪费水。

现在我不一样了，儿子前天告诉我，卫生对预防这个病很重要，要我以后多洗手，洗干净，不要再想着节约家里的那点水了。现在，我一天要洗8-9次手，没事就清扫家里的灶台、门前、屋后的卫生，我家比从前干净整洁多了。

在校大学生

“我们年轻人有知识，有想法，有公*意民**识，有执行力，我们可以有效组织起来，为缓解乡村抗疫队伍不足贡献力量。”

我叫阿点，今年21岁，目前在华中科技大学念大三，学的是光电专业。

这个假期，我自认为做了两件有意义的事：

年初三上午，我和村里一位大哥一起，带领村里的三个小朋友捡垃圾。在众目睽睽之下，我们足足花了四个小时，把塆里主干道的垃圾全部捡完。我希望用这样的实际行动去唤醒乡亲们的环境保护意识，养成爱护村落环境的好习惯。

组织小朋友捡垃圾（作者摄于2020年1月27日）

大年初四，我注意到村干部偶尔来我们组检查工作，我感觉他们这样很容易导致病毒交叉感染。一旦在别的小组不小心接触了患者，他们势必会携带病毒到本组。

于是，我就在村里的微信群建议组建志愿者队伍，共同分担本组的抗疫事宜。经协商，组长开始在组微信群发布招募志愿者的消息，我和另外3个年轻人踊跃报名，正式成为村里的抗疫志愿者。

初五，我们开始各司其职，有的上门测量体温，有的在劝返岗站岗，有的巡村阻止部分村民聚众聊天或打牌，有的喷洒消毒液，有的打扫卫生，有的敲锣挨家告知抗疫知识。

我们的行为，村民们看在眼里。年初六开始，一些村民加入了我们的队伍，量体温、站岗、巡村、喷消毒液、砍柴、烧火、分药、送药等，全组的人际关系变得空前团结。迄今为止，全组没有一例确诊或疑似病例。

这项工作一直持续到正月二十（2月13日）。

最后，我想说，我们年轻人有知识，有想法，有公*意民**识，有执行力，容易沟通与交流，有什么建议或意见，大伙一拍即合就能开始干。

一旦我们行动起来，一些心存善念的人也会加入其中。

这样，自发性的乡村力量就被有效组织起来。毫无疑问，这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目前乡村抗疫队伍与力量不足的问题。

作者 | 广州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 姚华松

排版 | CAT

图片 | 来源于作者及受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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