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作者：熊明
习凿齿是东著名文人,《晋书》八二有传,然《晋书》本传所载,止于生平大略,且多话焉不评,关于其生平行事的诸多问题,有待厘清。本文拾其相关史料，对其生平行迹著述等略加爬梳考订,并对其杂传《襄阳阳者记》的小议品格略加阐释,管窥汉魏六朝时期“郡国之书”的普通小说化倾向及其小说史意义。
在习凿齿的著述中,有《襄阳耆旧记》与《逸人高士传》两部杂传,与《汉晋春秋》“明天心不可以势力强”的现实警醒目的不同，从题目可知,《襄阳耆旧记》与《逸人高士传》主要在于传录乡邦贤达与逸人高士,应该说主要目的已不在资鉴。
惜《逸人高士传》散铁殆尽,我们无法窥知其传录人物的方式,《襄阳耆旧记》存文较多,从其现存佚文来看,《襄阳耆旧记》对人物的传录,重在表现人物的品格与风貌,突显人物的独特个性精神。正由于此,虽为史传,但《襄阳耆旧记》的史传特征却并不突出和鲜明,而是呈现出较为明显的小说品格。
《襄阳耆旧记》传写人物,多选取日常生活中的典型事件来展现人物的独特个性,如其传述李衡：
衡字叔平,本襄阳卒家子也,汉末入吴为武昌庶民。闻羊衡有人物之鉴,往干之。衡曰:“多事之世,尚书剧曹郎才也。”是时校事郎吕壹操弄权柄,大臣畏倡,莫有敢言。衡曰:“非李衡无能困之者。”遂共荐为郎,权引见,衡口陈壹奸短数千言,权有愧色,数月,壹被,而衡大见显擢。后常为诸葛恪司马,干恪府事,恪被诛。求为丹阳大守。时孙休在郡治,衡数以法绳之,妻习氏每谏衡,衡不从。会休立,衡忧惧,谓妻曰:“不用卿言,以至于此。”遂欲奔魏,妻曰:“不可,君本庶民耳,先帝相拔过重,既数作无礼,而复逆自猜嫌,逃叛求活,以此北归,何面见中国人乎?”衡日:“计何所出?”妻曰:“琅琊王素好善慕名,方欲自显于天下,终不以私嫌杀君,明矣。可自囚诣狱,表列前失,显求受罪,如此,乃当逆见优饶,非但直活而已。“衡从之,果得无患,又加威远将军,授以桀戟。衡每欲治家,妻辄不听,后密遣客十人于武陵龙阳汜洲上作宅,种廿橘千株。临死,勒儿曰：
“汝母恶吾治家,故穷如是,然吾州里有千头木奴,不责汝衣食,岁上一匹绢,亦可足用耳。”衡亡后二十余日,儿以白母,母曰:“此当是种甘橘也,汝家失十户客来七八年,必汝父遣为宅,汝父恒称*史大**公言:‘江陵千树倾,当封君家。’吾答曰:‘且人患无德义,不患不富,若贵而能贫,方好耳,用此何为?”吴末,衡甘橘成,岁得绢数千匹,家道殷足,晋咸康中其宅上枯树犹在。
晋朝文学家习凿齿的故里新余市欧里镇白梅村族谱
两传文主要选取了李衡一生中的三件事:一是为郎时直陈吕壹奸佞事,二是为丹阳太守以法绳孙休而后孙休立而惧祸事,三是密遣客于龙阳洲上种橘治家事。综观之,三事之中,第一件事李衡为郎时“口陈吕壹奸短数千言”,事关治国,较为重大,不过其着眼之处,乃在于表现其有“尚书剧曹郎”之才,突显其刚直品性。而其余二事,则均为治身理家之事,不难看出其着眼之处更在其个性风貌的呈现。值得注意的是,通过此王事,不仅生动地表现出李衡的而且而且,而且也在对比中刻画出李衡之妻习英的生动形象。在第二事中,李衡因为曾“数以法绳”孙休而忧惧作了皇帝的孙休会因此*害迫**自己,惶惶而有“奔魏”之意,而习英对其处境的分析与对策,慎密周备,表现出习英对世事的谙熟和冷静深谋。在第三事中,习英对李衡“治家”的态度以及对德义与富贵贫穷的看法则表现出习英的明达与理识。通过此二事，一个洞彻世事、娴理明书、才识高卓的女性跃然纸上。
《襄阳耆旧记》传写人物,善于设置场景,通过人物自身的典型言行来展现人物的个性品行。如上所引李衡条第二事与第三事都是通过场景中人物自身的语言来刻画人物。再如其传写羊祜：
祜乐山水、每风景,必造岘山,置酒谈咏,终日不倦。常慨然叹息,顾谓从事中郎周湛等曰:“自有宇宙，便有此山,由来贤达胜士,登此望远,如我与卿者,多矣,皆湮没无闻,不可得知,念此使人悲伤!如百岁后有知,魂魄犹应登此山也。”湛曰:“公德冠四海,道嗣前哲,令闻令望,必与此山俱传。至若湛辈,乃当如公言耳。
羊祜“慨然叹息”以及“垂泣”而言“如百岁后有知,魂魄犹应登此山也”的形象鲜明而生动栩栩如生,让人觉得真实亲近。另外,从羊祜对生命短促与自然无限的慨叹中透露出来的热爱与亲近自然的情怀,我们也可窥见魏晋人浓重的生命意识。
新余市欧里镇白梅村习氏族谱
汉魏六朝出现了大量的如《襄阳耆旧记》一类的“郡国之书”即地方人物传除《襄阳耆旧记》外,又如《兖州先贤传》、《徐州先贤传》、《交州先贤传》、《益州耆旧传》、《鲁国先贤传》、《汝南先贤传》、《陈留旧传》、《会稽先贤传》等等。这些郡国之书的编撰者,多是这一地区的地方长官或缙绅名流，如《陈留耆旧传》的作者袁汤就曾为陈留太守;《交州人物志》的作者士燮曾为交趾太守;《广州先贤传》的作者陆胤曾为交州刺史;《东莱者旧传》的作者王基就是青州缙绅,青州刺史王浚特表请为别驾;常球《华阳国志·序志》还列举了多位撰作地方人物传的地方官吏和缙绅。
撰作郡国之书的目的,多是为了显扬当地的地方文化传统和夸耀当地的人杰地灵,并以此来教育子弟,肃正民风。刘知几云:“汝颖奇士,江汉英灵,人物所生,载光郡国。”又说:“夫郡国之记,谱牒之书,务欲衿其州里,夸其氏族。”又说:“郡书者,矜其乡贤,美其邦族。”这些地方人物传,在显扬郡望的同时,当然也是为了给自己贴上显眼的标签。吕思勉先生又认为,这些郡国之书的出现除了门阀制度下的分辨土庶这一主要原因外,还与汉末以来的社会动荡,导致人口迁移汉胡相杂有关,他说:“东汉季世,九域分崩,如蜩如螗,如沸如羹,士流播迁,皆失其所,凡在一地方习为人敬者,易一地焉则人莫之知,乃不得不高标郡望,以自衿亦会其时,五胡云扰,异族纷纷,人据中国,神明之裔，耻胤胄之淆杂,而欲明其所自出者,亦或有之。”吕思勉所言其实也有以郡国之书为标签之意。
基于“衿其州里,夸其氏族”、“矜其乡贤,美其邦族”的目的,郡国之书对人物的传写,除了书写其让人骄做、值得称道的事功之外,多如《襄阳旧记》更注重对人物个性品行的展现,且往往多作正面褒扬,以“矜”、“美”为尚,极力称颂与突显他们高洁的品行、可垂范的道德风范。如《益部耆旧传》之传杜真:
杜真字孟宗,广汉绵竹人也。少有孝行,习《易》、《春秋》,诵百万言,兄事同郡翟贌，贌后被系狱,真上檄章救,系狱笞六百,竟免贌难,京师莫不壮之。
晋朝文学习凿齿的故里——新余市欧里镇白梅村
可以说,郡国之书几乎都是一律地褒扬而无贬抑,所以,刘知几因此疾其不实,但这也是可以理解的,今人张舜徽先生就说:“……为耆旧、先贤传者,意在衿其州里;为家传者,意在夸其氏族。扬善隐恶,有褒无贬所书不实,固事之常。"不仅如此,不少此类郡国之书传述人物,又常事涉神异,颇杂荒诞不经之事,如陆胤《广州先贤传》》之传戴文谋:“沛国戴文谋,居阳城山。有神降焉,其妻疑是妖魅,神已知之,便去,作一五色鸟,白鸠数十从,有云覆之,遂不见。”(《御览》卷九二一《羽族部八鸠》引)再如周斐《汝南先贤传》之传葛玄:
葛玄见遭大鱼者,玄谓:“暂烦此鱼到河伯处。”鱼主曰:“鱼已死。”玄曰:“无苦。”以丹书纸内鱼口中,水中。有顷,鱼还跃上岸,吐墨书,青黑色,如木叶而飞也。
正是因为这种着重于人物个性风貌的为传指向以及“不实”甚至是虚妄的传述,使这些郡国之书其有了小说品格,表现出普遍的 小说化倾向。正如《宋两朝艺文志·传记序》所言:“传记之作,近世尤甚,……然根据肤浅,好尚偏驳,…收摭益细而通之于小说”。
而如《襄阳耆旧记》等郡国之书的这种小说化倾向,在整个汉魏六朝杂传中亦实具有普遍性,这对唐代传奇小说的兴起与繁荣实有着十分重要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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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选编自：《习凿齿及其杂传创作考论》（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辽宁大学文学院）。
作者：熊明，字伯亮，堂号耕烟。一九七〇年生，四川南充人，文学博士，辽宁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一九九六年六月毕业于 辽宁大学历史系，获史学硕士学位；二〇〇二年六月，毕业于南开大学文学院，获文学博士学位。二〇〇八年，受聘为辽宁大学文学院教授。二〇〇九年九月－二〇一〇年九月，为美国华盛顿大学（西雅图）亚洲语言文学系访问学者。研究领域：中国古代小说与文献、中国传记文学与文献、汉唐文学与文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