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十年代初期在企业当工人的时候，有不少外地企业职工到我们厂培训。因此，也就有了来自外地徒弟的故事。
我算了一下，当年到我们厂培训的外地企业有十几家。参加培训的人员分倒班和常白班两种，我做为倒班工人，带徒弟也只能带倒班的，跟我们一起倒班的也只有上海吴泾、南京栖霞山、广州和辽阳4 家。在和他们在一起工作的日子里，让我第一次体会到了南北文化和经济状况的不同。
我在前面的文章中，对来自广州的徒弟做了专门叙述。写过他们很会保养自己，每逢赶集必然要买鸡吃鸡。而且，还有个让我们感觉吃惊的事情，那就是他们几乎每人手中都有点儿来自香港或者澳门的小东西。或者是药膏、药水或者是日常用的小物件。那时，我们对“吃人的资本主义制度”是深恶痛绝的，他们竟然还堂而皇之地用资本主义世界的东西。看到我们吃惊的样子，广州的徒弟就笑话我们，说是广州人在香港有亲戚的太多太多了，你们连这个也不知道，真是太土了。
来自上海的徒弟们对这种现象就没有表示吃惊，他们认为，这很正常。这两支培训队的学员们，经常男女结伴出去玩，逛商店、看电影、赶集，一男一女结伴而行也很常见。我们厂的有些老师傅看不下去了， 有人就问：“XXX和XXX是在谈对象吗？”回答是：“不是啦，他们都有对象，在上海（或者广州）”。老师傅们不忿，在我们山东，男的女的只有谈对象的才能一起出去玩，这南方人也太不讲究了。在企业培训，大家一律穿工作服。可上海和广州的女学员们的工作服和其他人不一样，颜色虽然都是蓝色的，可让她们改的非常合体。上海的女工装以筒裤为标志，上装搭配的比例正好；广东的女工装较有特色，上装很短，按现在的标准就是典型的“露脐装”。不过，那时候，衣服可以短，脐是万万不能露的。否则，那就是腐朽的资本主义生活方式。
我所在的岗位有一位上海女学员，其他几个班的男女学员对他都非常尊敬，有的人简直是毕恭毕敬。她到食堂吃饭，饭盒有人抢着给她拿，上班前打扫卫生，上海的学员们是绝对不会让她做卫生的。这种现象让我们眼晕，就悄悄地打听一下，“为什么呢？”回答出乎意料：“不得了，人家家里是资本家哎。”这时是公元1976年，“*革文**”还没结束，资本家的子女在山东找对象还是比较困难的时期。可在大上海，观念却完全不同。晕。来自广州和上海的学员较多，和我们接触的也多。培训结束后，他们中间不少人与师傅们保持着长期联系。尤其是上海的学员们中间，有几个后来在上海发展的还不错。这又是后话了。
南京的几个徒弟是来自苏北地区的知青，总的感觉是不太合群。平时也不爱讲话，总是几个知青一起玩，和师傅的交谈也少。可是干起活来，个个是好样儿的。我记的有一次有个氨泵发生泄漏，他们冲上去处理事故。其实，我们平时都是有言在先的，如果发生事故，所有培训和实习的必须退到后面，由当班操作人员处理。可当事故发生时，除了我们以外，只有他们冲了上去。因为没有经验，也就缺少防护，让强烈的氨气呛得他们无所适从，有的人是被师傅带着顶着风跑出了氨区。不过，我们对他们的工作精神都是给予高度评价的。
来自辽阳的两个徒弟典型的东北大汉，高个子，很壮实，学习也很认真。他们说的最多是：“这儿的生活真好。”那时，山东省全省支援重点工程建设，副食、水果供应的非常好。5分钱一碗的鸡蛋汤，还能喝出几大片肉来。而且，他们吃饭从不浪费，不象我们有的职工，不爱吃的饭，吃一半倒一半。和我们熟悉以后，他们对我们说，辽宁的副食供应太差，一个人一个月只有三两油，在山东这两个月真是吃过瘾了。他们培训结束返回时，让我们帮他们做了两件事。一是买了半匹猪肉，分割后用塑料袋装好。二是帮他们在当地买了大半麻袋花生米。我们抬着这些东西把他们送上火车。
相比之下，广州和上海的学员返回时就轻松的多。副食品带的不多，有些人带了当地的特产陶瓷餐、茶具，还有在火车上吃的煮熟的鸡肉。
这些徒弟中，上海的几个后来见过面。辽阳的两位我到辽阳采访时曾专门找过他们，据说已经调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