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王朝1566冷知识009海上贸易风云：市舶司是个什么样的存在
杨金水不仅是江南织造局总管，还是市舶司负责人。
我们上一集说了，织造，主要是负责给皇帝采买的。至于50万丝绸的海外大单，其实跟杨金水是没有关系的，如果他同时不是市舶司的负责人。
市舶司，是中国在宋、元、及明初在各海港设立的管理海上对外贸易的官府，相当于海关。是中国古代管理对外贸易的机关。在宋代出现，以及在明代早期达到巅峰时期。
唐玄宗开元间（713—741），广州即设有市舶使，一般由宦官担任﹐是为市舶司前身。宋元海上贸易发达。明清两朝反复“海禁”。明洪武三年（1370年）“罢太仓黄渡市舶司”。洪武七年（1374年）撤销福建泉州、浙江明州、广东广州三市舶司。清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撤销全部市舶司，设立江、浙、闽、粤四处海关。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乾隆南巡，在苏州亲眼目睹洋商船只络绎不绝，引起警觉，下旨除粤海关外，撤销所有其他海关，是为“一口通商” 。
市舶司作为中国古代的外贸机关，见证了中国宋、元、明三朝的海上贸易之繁荣。昔日的古港雄风已经不在，现存的市舶司遗址上还是可以窥见中国历经千余年的外贸史。
明朝对外贸易的发展从官方主持到以民间为主。其发展经历曲折，总体上促进了我国对外贸易的发展，奠定了贸易大国的地位，与周边国家的友好交流，为提高中华文化影响力起到了重要作用。
明朝市舶司继承前朝，完善对外贸易路线和货币兑换方式，与周边国家互通有无，提高了明朝的影响力。与其它朝代不同的是，明朝市舶司的职能伴随着民间贸易的兴盛而将经济职能突显出来，政治功能被削弱。
1、汉武大帝：开通市舶司海外贸易的始发车；隋唐大扩张
中国古代从很久以前，就开始设置市舶司机构负责管辖海外贸易，汉代时期出现了“海上丝绸之路”，根据《汉书.地理志》记载，当时为了获取海外珍宝，汉武帝派出一支船队出海开辟航线，中外海上贸易自此正式开始。
西汉时期，汉武帝郡县四至，七次巡海，凭借海路拓宽海贸规模，“海上丝绸之路”兴起。《汉书·地理志》记载，其航线为：从徐闻（今广东徐闻县境内）、合浦（今广西合浦县境内）出发，经南海进入马来半岛、暹罗湾、孟加拉湾，到达印度半岛南部的黄支国和已程不国（今斯里兰卡）。这是可见的有关海上丝绸之路最早的文字记载。
汉朝发达的海上贸易更是催生了临淮海贼的出现。内地沿海地区经历孙吴朱应、康泰出使扶南（今柬埔寨），至唐朝杜环、杨良瑶、达奚弘通往返西洋，沿海地区逐渐形成重海贸、流行学习诸蕃外语和追逐海外时尚的风俗传统，所谓“巷南巷北痴儿女，把臂牵衣学蕃语。”即此种海贸风俗的体现。
隋唐时期中国的经济文化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高峰，海上贸易有了更大的扩展，出现了一批对外贸易港口，如广州，交州，扬州，明州被称为唐代四大贸易港口，市舶司也在唐代时期正式出现，主要是用来检查出入港口的贸易船只，征收关税，收购政府所需专卖品，管理进出口贸易以及其他各种对外事务的机构。
2、宋元鼎盛期：市舶司海外贸易成为经济发动机
宋元时期，商品经济发展更加繁荣，造船和航海技术相比前代更加先进，宋代由于未能完成国家一统，再加上后期又被异族驱赶到了南方，因此特别鼓励海外贸易，希望借助海上贸易的发展得到更多的税收收入。宋神宗认为，以前五代十国时期闽越国和南汉割据浙江两广就是依靠的海外贸易。
“东南利国之大，舶商亦居其一焉。昔钱、刘窃据浙、广，内足自富，外足抗中国(中原王朝)者，亦由笼络海商得术也。”因此他就希望现在宋朝也能够通过海外贸易赚取大量的利润，“市舶之利最厚，若错置合宜，所得动以百万计”
“市舶之利，颇助国用，宜循旧法，以招徕远人，阜通货贿。”
可见宋朝时期就通过海外贸易得到了大量财政收入，弥补了宋代经费上的不足。元代时期统治者发展海贸则是为了满足上层贵族对于奢侈品的需求，因此不仅私人贸易有极大的发展，官方对于通商海外也十分积极，并且还推行了由官方出钱出人委托民间商人经营的一种“官本船”的新贸易模式，这一时期中国的海外贸易达到了的封建社会的鼎盛期。
据元人汪大渊《岛夷志略·土塔》记载，当时南印度有一座中国人建的土砖塔，“高数丈”。塔上还有汉字“咸淳三年八月毕工”。咸淳三年是公元1267年，已经到了南宋末期。这说明，一直到南宋晚期，中国到印度去的商人仍然不少。“有港曰新嘉坡，华人自唐以来已侨寓其地。（颜斯综南洋蠡测云星忌利坡按即新加坡对言）。有唐（人按此唐人系中国人，非指唐朝人也）坟墓碑记梁朝年号及宋代咸淳，乃其证也。”
中原王朝面对越来越兴盛的海外贸易，开始着手海外贸易的规范化，促使市舶司的出现。
《宋会要辑稿》职官四四之一载：“市舶司掌市易南蕃诸国物货航舶而至者……凡大食、古逻、阇婆、占城、勃泥、麻逸、三佛齐、宾同胧、沙里亭、丹流眉，并通货易。”
其中，广州市舶司的地位与贡献特别耀眼：
《宋史》中记载：“东南之利，舶商居其一。”北宋初年，市舶司的收入在国家财政收入中占比为2-3%，而到了南宋初年，市舶司的收入在国家财政中占比约20%，较之前，翻了十倍。广州市舶司则是市舶司中贡献的主力军。
广州是宋代最大的港口，其作为宋朝的海上枢纽，建立了许许多多的海上航线，将宋朝与海外国家紧密相连，当时的广州，与如今的越南、印度、苏门答腊、柬埔寨、阿拉伯、日本、缅甸等五十多个国家都开通了固定的航线，由于这些航线的存在，宋朝与沿线国家进行了贸易上的往来，并且派遣使臣出使沿线国家，吸引外商，这些举措极大的推动了宋朝的经济发展，增加了朝廷的收入，由此，广州有了“万国衣冠，络绎不绝”的场景。
广州市舶司作为宋朝比较重要的市舶司，担任了十分重要的职责，其中主要的职责为处理海上贸易事务和行使海关职责，这些职责在宋神宗市舶改革时所推出的《市舶条法》中被详细提到。
我们来看一下市舶司的两个重要职责，具体是怎么运行的。
首先是博买职责。某些物品由政府收购，供给皇家或王公大臣享用，而剩下的进行出售获利。还有也是我们前面提到的，与海外国家进行交流。宋朝会派出一些官员进行海上寻访，对外招商。
同时，宋朝政府对待外商给予了自由的政策。凡是来华的外商，市舶司会对其设立旅店进行招待，并允许他们与本国女子通婚。当外商的船只不幸遭遇海上风害，船只上的货物经过查验后，可让外商的亲属认领；最后，市舶司还有接待职能。市舶司要设宴接待外国使臣还有来此的外商——
这个职能，到了明朝依然保留下来了。在《大明王朝1566》中，我们即可以看到杨金水盛情款待几个外国商人：
“先送几位客商到驿馆歇息吧。”胡宗宪不再说这个话题，望着杨金水。
杨金水和郑泌昌何茂才这时才发现了站在胡宗宪身旁一脸急迫的马宁远。马宁远急迫的目光这时也正望着他们。杨金水和郑泌昌当然明白一定出了什么事了，目光碰了一下。杨金水的脸上先是掠过一丝不快，但立刻又转对那几个商人哈哈一笑：“上有天堂，下有苏杭。这个班子可是特意为几位从苏州请来的。已经安排了大船，让几位今天游西湖，听昆曲。生意明天谈。”
这句话一经翻译，那几个商人立刻大喜。
其次是对海舶和外商的管理制度。宋年间，进出海的船只，首先要由市舶司检查是否有违禁物品，例如，禁止进口的金银，禁止出口的书籍等等。船只上的货物检查通过后再发放“官券”,即“公凭”。在《宋会要·市舶部》中有记载，并且还记载了查处漏舶的有关历史内容。
此外，市舶司对进入港口的货物还会进行收税，即“抽解”，又称“抽分”。太宗时期，税率为“抽解二分”，即20%，真宗、仁宗时期为“十算其一”，即税率为10%，而神宗初为十五取一，但是在徽宗时期，又恢复了“十取其一”的抽解制度。在《宋会要辑稿》中还记载：“以十分为率，珍珠、龙脑丸细色抽一分，玳瑁、苏木凡粗色抽三分。”
最后是检查*禁品违**和缉私，也就是上面提到的对进出口船只的检查。
广州市舶司虽然地位在宋朝来说极其重要，但是主官却并没有多少实际权力，实权多数掌握在朝廷派遣的副职市舶监的手中，而后，朝廷派遣更多的官员参与市舶司的实际工作，实际上瓜分了更多的权力。市舶司中官员众多，政府牢牢把控，通过市舶司为朝廷积攒了大量金钱，市舶司在朝廷控制下，不断为宋朝经济赠分添彩，宋朝的经济走上了繁荣昌盛。
到了明朝，这种现象就更为明显了：
如杭州织造杨金水，直接身兼浙江市舶司总管。直到他后来倒台，这个职位，才由新任的浙江巡抚赵贞吉来兼任。
3、大明王朝市舶司：一波三折的海外贸易路（六国码头）
总体而言，明朝继承和发扬了前朝遗留下来的市舶司制度，完善海外贸易发展。通过与周边国家建立良好的外交关系，使得朝贡体系得以建立，对外贸易空前繁荣让明朝的经济实力得到增强。
起初由官方主持的海外贸易，逐渐发展为民间参与的贸易模式。在日本倭寇等势力的干扰之下，明朝奉行海禁政策严禁民间私自参与对外贸易，但是在巨大的利益诱惑之下，还是有很多沿海居民铤而走险，从事*私走**贸易。后来倭寇之乱平息，明朝解除了海禁政策，海外贸易得到了空前发展。
通过对外贸易，明朝逐渐建立起了霸主地位，并坚定维护了国家海上安全，促进沿海地区百姓安稳生活，提高了国内百姓的生活质量，为后来清朝的对外贸易奠定了基础。
明代时期市舶司制度在前代的基础上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由于元代海贸的发达，外加管理上的宽松，使得大量的倭寇和海盗出现在中国沿海地区，对中国沿海大肆劫掠，因此明太祖设立市舶司的目的，不仅仅在于管理海外贸易，同时也有配合推行“海禁”政策推行，抑制奸商和海盗的考虑在其中。
“通夷情、抑奸商，碑法禁有所施，因以消其衅隙也”。
于是在吴元年朱元璋设置了太仓黄渡市舶提举司，俗称为“六国码头”，后来在洪武二年把这处市舶提举司给取消了。
关于罢设的原因，按照《万历野获编》的记载是因为“海夷狡诈无常，迫近京师，或行窥伺，遂罢不设”。
意思是太仓黄渡这处市舶司由于临近京师，外来贸易的海上蛮夷就经常窥伺南京城的虚实，所以被罢除不设置了。
但是按照《明实录》的记载，似乎是为了加强对于海外贸易的控制，所以让海商直接到京城，不必经过太仓黄渡市舶司的中转，以免产生一些不必要的麻烦，“罢太仓黄渡市舶司，凡番舶至太仓者，令军卫有司同封籍其数，送赴京师”，后来随着朝贡国家的逐渐增多，海贸规模不断扩大，于是又在宁波，广州，泉州等地重新设置市舶司。
这个三个市舶司分工明确：
宁波市舶司负责日本贸易，泉州负责琉球国的贸易，广州则负责西方各国的贸易。然而好景不长，由于倭寇频繁的侵扰，以及番商冒充贡使诈骗之类的行为，让海贸和朝贡不能稳定的开展，于是在洪武七年再次将三个市舶司停罢。
永乐时期，明成祖朱棣一改太祖时期对外保守的策略，对外主动出击，打击蒙元残余势力，派出郑和六下西洋出使国外，招徕海外各国入贡贸易，并重新恢复了宁波、泉州、广州三个市舶司。
又考虑到各国来使日益增多，为了便于管理在三处市舶司又另设馆驿招待外来客商，分别是来远驿，怀远驿和安远驿。
但朱棣远远不满足于现状，在太祖时期市舶司的基础上，朱棣进一步开放了更多的地区允许番商入贡，在永乐六年平定的安南地区，朱棣也新设置了一个交趾市舶司，之后又在云南设置了顺化和新平两个市舶司，用来接待在西南边疆附近的各个国家。后来由于明朝在安南地区的统治不稳固，交趾市舶司被废弃。
4、明朝中叶：市舶司垄断海外贸易，“海禁”政策引发*私走**泛滥
相比宋朝，明朝市舶司的权限更大了。
具体而言，明朝市舶司的职权主要分为三大类：一是掌朝贡之事；二是禁通番，即禁止私人海外贸易；三则是掌“私货”的征榷与贸易事宜。而所谓私货，则是指外国朝贡使节随朝贡带来的贸易货物。
明朝前期市舶司制度，在一方面严格限制了与外国官府之间的交通贸易，在另一方面又主要采取给价收买制度，对外国朝贡使节随朝贡带来的贸易货物并没有征收进口税。可以说，政府控制着朝贡商人的大部分甚至全部货物，使得中国商人与外国朝贡商人的贸易机会非常少，同时还必须受市舶司的管理监督。
因此，这也为明代社会带来了很多消极影响。正因为海外贸易被官府所垄断，市舶司制度则呈现出官方贸易的性质，海外货物主要进入统治阶级中上层消费领域，所以，进口海外货物主要是珍禽奇兽等奢侈品。
不仅如此，中国私人航海活动也遭到了禁止和扼杀，使得原本遥遥领先的中国航海事业失去了良好发展的基础，从此日益衰败而萎靡不振。官方政府优惠的高价收买政策，也增加了明王朝的财政支出，日益成为财政的累赘。
当然，中国与欧洲的直接贸易也使中国海商看到了一个更为广阔的世界贸易市场。彼时的明王朝已日趋腐败，海禁政策也渐渐懈弛，尤其自成化以后,违禁私出的海商时有所见。他们在海外*私走**贸易中获利甚丰，因而嘉靖时期的海上*私走**贸易的规模也越来越大，令明政府防不胜防。
倭寇，其实就是海上*私走**贸易挡不住的产物。
如果海面上商贾绝迹了，倭寇还肆虐个什么劲？他们抢谁去啊？草原上没有羊了，还会有狼吗？事实是商贾往来和倭寇肆虐是必须同时发生才能成立的事情啊。而且倭寇肆虐是依赖于商贾往来的。没有倭寇，商贾照样做生意。有倭寇，恰恰说明商贾生意太好，招来觊觎之心。倭寇肆虐，正是商业需求旺盛的一个明证。所以，不管倭寇有没有，商贾是一定会有的。
在倭寇肆虐时期，会不会有商人大量订购丝绸？当然会啊。
倭寇肆虐并不意味着商贾绝迹，恰恰代表了海上贸易需求的旺盛。倭寇影响了明朝的收入，这是基本背景。但并不是说因为倭寇，明朝就彻底失去了海上贸易的收入。那么，倭寇是怎样影响海上贸易进而使明朝收入减少的呢？如果你说，海盗倭寇，当然是抢劫啊……你就错了。
实际上倭寇大多数时候也是商人，靠*私走**买卖过活，只在极端情况下才拔刀变身为海盗。
明朝收入减少的根本原因，是原本属于明朝的那些贸易，被倭寇截胡了去。贸易量减少，收入自然就降低了。这些被截胡的贸易，大部分是中小规模的，在倭寇能力范围以内的。
像《大明王朝1566》中，杨金水和几个外国商人洽谈，接下50万匹丝绸超级大单，其实不光是他织造局的身份，更是以浙江市舶司总管的身份，否则就越权了。所以，他也非常关注胡宗宪抗倭，不然这批丝绸怎么安全送出去呢？
当然，50万匹这个数字不严谨，只代表规模之大，这样的大单肯定是需要一个王朝从中央到地方出政策抓执行才有可能完成（实际上还未能完成）的大宗商品交易，没有哪支倭寇有揽下这笔生意的能力，商人们别无选择，只能从明朝也就是官方来进货。
但“海禁”政策引发*私走**泛滥，光是靠抗倭也不是办法，毕竟打仗成本太高，明政府被迫实行变革：
于是，在明代正德年间，政府意识到，不得不革新相关政策。
即市舶司便开始实行“抽分制”，意思是对海外进出的“私货”开始征收进口税。海外各国来华贡使，先是由市舶司来负责招待，配合检查“勘合”，以免有私商假装冒充，若是勘合相符，再验货物,并“抽取”部分上等品,登计成册,解往京师。而海禁政策也随之发生改变，明代中央政府开始在海外贸易活动中有了正式的税收收入，自此便拉开海禁政策变迁的大幕。
5、嘉靖时期：开放贸易浪潮——从市舶制度到海关制度的演变
5-1、世界贸易形势促使明朝“海防”与“开海”*管双**齐下，加大征税强度
明代中叶以后,不单单是私人海商交易的形势与明代市舶制相冲突，海外的欧洲殖民主义的势力同样对东方领域造成了威胁，他们以绝对的优势强占了波斯湾、印度洋沿岸以及东南亚的大片土地。昔日向明朝朝贡的国家，几乎都沦为西方殖民主义者的殖民地。
这也直接瓦解了明王朝市舶制度所维系的朝贡贸易体系。面临东南海防与财政危机的双重压迫，明政府不得已选择调整其海外贸易政策，而掌管海外贸易的市舶司机构,也不得不改弦易辙，在职能方面有所转换。
明朝后期，海上对外贸易的天平开始向商舶贸易倾斜，追求经济利益成为朝野上下的共识。
为了摆脱当时的困境，变革中的明政府于隆庆改元之后，采取了涂*民泽**的建议，允许福建漳州、泉州百姓“淮贩东西二洋”，被禁止了差不多两百年的私人海外贸易活动被允以：“岁限船八十八只，给引如之”，意思是要有“引票”才准许出洋，并且会通过限额来进行控制。
这一系列的变革形成了海上贸易体制被称为“月港体制”，其是明王朝在海外贸易管理立法上一次历史性的突破，粉碎了自明太祖时期就确立的民间私人海上对外贸易的禁令，开拓了明朝海外贸易发展的全新时代。
同时，明政府也将允许朝贡贸易以外的商船来华贸易，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英国等国额商船先后来到中国进行贸易往来;为了增加财政的收入，解决经济的困难，政府方面还加强了关税的征收，将抽分制改为抽丈制。征收方式也比以前更加严密，计算简化、有章可循，是中国关税征收的一个进步改革。也因此，到了清代设立海关时，仍然沿用这个方法进行征税。
5-2、私人海外贸易的管理制度逐步完善——督饷制
嘉万时期，东南沿海私人海上贸易迅速发展,葡萄牙人独占澳门，明王朝对月港华商、澳门外商发行了区别于贡舶抽分制的新税制——月港体制。
月港税收制度也相继实行，以水饷、陆饷为主要内容的货币(银两)征收，实施船引制度、船户保甲制、众船连坐制等。而万历时期的督饷馆体制、税收制度都是以月港体制为框架的进一步发展，饷税的管理机构由开征之初的海防同知督饷到万历二十五年前后改为福建各府佐刺轮署督饷制。
月港督晌制度是中国古代海外贸易关税制度的一次历史性的重大改革，在中国古代海外贸易由市舶制度向海关制度的转变中，起到了承上启下的特殊作用。不同于市舶司征收海外贸易税，从实物抽分制向货币税饷制转变。海防馆也因此转变为督饷馆，确立的饷税制初具近代关税的雏形，逐步完善税制，为清代海关的设置开了先声。不得不说，明代海关税制经历了一个长期演变的过程。
说到底，市舶司是随着海外贸易发展而建立起来的一个机构，它本身就是一个管理经济的组织，由于明王朝人为地把它的职权范围，限制在“怀远人”、“抑奸商”、“消蚌隙”等方面，不去发挥它管理经济的效益，故其生命力终于萎缩，被碾压在历史的车轮之下。
人类历史在进入十六世纪以后,统一的世界市场已经逐步形成,中国也开始直接与西方进行贸易往来，明王朝长期推行的海禁政策也因此渐趋瓦解。
海关从无税收到征税，从物品税到货币税,海外贸易进出口税制日渐趋于完备。这个演变过程不仅反映了明王朝海外贸易政策的变化，且反映了典型的封建性海关向近代海关的过渡。
好了，回到大明王朝1566——
市舶司既然接到了一个50万匹丝绸的大单，那么生产成了当务之急。但年初御前财政会议上定下的以稻改桑国策来促生产，由于各方势力博弈，其实开春以来，并未有多少进展，甚至还激起了民变：
大家都跑到浙江巡抚衙门大坪来*愿请**了。
这下，胡宗宪和杨金水他们，又该如何应对呢？
以稻改桑究竟是怎么回事呢？为何难以执行下去？
请看下集：
冷知识10【以稻改桑】
#以书之名#
过往回顾：
《大明王朝1566》冷知识7「明朝通政司」几品官，可以抗衡内阁？
大明王朝1566冷知识5：嘉靖最推崇的唐朝李姓诗人不是李白竟是他
财，是《*瓶金**梅》永恒的主题；财政，更是宋明王朝盛衰的唯一主题
了解300条历史冷知识，快速读懂《大明王朝1566》之1「罗天大醮」
99条冷知识秒懂大明王朝1566之2钦天监：贡献多少古代顶级科学家
大明王朝1566冷知识6：胡宗宪才是抗倭第一功臣，在戚继光之上
秒懂《大明王朝1566》冷知识8「江南织造局」是个什么角色？
快速看懂《大明王朝1566》，只需99条冷知识（3）：「东厂廷杖」
大明国防部长被斩首背后的端倪：诗史*瓶金**梅17回（补）之宋明穿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