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穆是现代有名的国学大师，但他同样也是一位藏书家。他的藏书之爱，跟其早年的经历有较大的关联。如果追溯到五代时期，钱穆也是正统的名人之后，因为他是吴越武肃王钱镠的第三十四世孙。
明代晚期，钱镠的第二八世孙钱心梅，从浙江临安搬迁到了江苏无锡附近的鸿场镇，于是钱心梅被无锡钱氏视之为史祖。这位钱心梅虽然是名人之后，但他却很有经济眼光，他发现鸿场镇当地有很多的荒地没有进行开发，并且这些土地很肥沃，于是他在本镇大力发展农业。最终使他拥有了良田十万亩，由此而成为当地的巨富。
钱心梅有七个儿子，而后分家产，七子成为了七房，故其所住之村有一座桥就叫“七房桥”。光绪二十一年七月，钱穆就出生在七房桥旁的老宅之中。他们兄妹九人，钱穆排行老四。在他七岁那一年，父亲从荡口镇聘来一位姓华的家庭教师。华老师每天教钱穆识字，并且识字的数量每天都有所增加，钱穆的聪明让老师很高兴。可惜当年年底，这位老师因生病不能继续执教。钱穆的父亲钱承沛于是就到荡口镇又找到了一位老师，这位老师同样姓华。
慈祥的微笑
然而不知什么原因，这位老师不愿意两个镇之间来回跑，看来钱承沛对这个老师很满意，于是他作出了一个决定：全家搬到荡口镇。为了孩子的学业而进行搬迁，这种做法颇似今日之父母，宁可花很高的代价也要买学区房。
光绪三十年，钱穆和长兄一同考入了荡口镇果育学堂。此学堂乃是华子才所创办，此人三十三岁中举之后，不想出外做官，于是他返回家乡用家祠来办学。原本本校只招华姓子弟，后来这个子弟学校改为地方学堂，于是兼招他姓。到了光绪三十三年，钱穆又跟长兄一同考中常州府中学堂。他在此校的同学有很多都成了后世的名人，比如瞿秋白、刘半农、刘天华等等，该校的校长屠孝宽乃是著名学人屠寄之子。钱穆在此校学习四年，而后经过屠孝宽的介绍，钱穆转到南京钟英中学继续学习。
但不知什么原因，此后不久钱穆就中止了学业。他在民国二年，又返回了荡口，到果育学堂去任小学教师，此时的果育学堂已经改名为鸿模小学。民国七年夏，钱家在七房桥的老宅发生了火灾，故家中人全部迁到了荡口。在此之前的一段，钱穆还在县立第四高等小学做兼职教师，而到此时他辞去了兼职，专门在鸿模小学做教职工作。正是这段任职经历，使钱穆读到了大量的国学著作，这是因为鸿模小学内，有一座规模不小的藏书楼。
陈燮君、盛巽昌主编的《20世纪图书馆与文化名人》一书中有罗义俊所撰《钱穆：从乡镇图书馆长到世界级学者》一文，该文中称“荡口是苏南大镇，鸿模学校为晚清举人华鸿模所创的华氏义学，1909年，钱穆即于此小学毕业。华氏乃荡口望族，家富藏书。1917年，校董兼校长华绎之捐巨资，兴建一幢五间二层的新楼，命名为‘鸿模藏书楼’，尽庋家藏图书供师生阅读。据钱穆回忆，当他任教鸿模时，藏书楼楼门不轻开，但华绎之是他常州中学时的同学，对他信任有加，破例给了一把藏书楼钥匙，任凭自由进楼读书。钱穆因此得以在书海驰骋。诸如遍读颜元、李塨的书；江阴南菁书院刻本的叶适《习学记言》，这些著述对他日后形成的新儒学思想甚有影响。”
生平事迹
藏书楼不同于公共的图书馆，虽然是学校所办，但平时并不开放。然而钱穆却跟校长曾为中学同学，因为这层关系他有了书楼的钥匙。钱穆从小爱书，而今这一楼的书让他随意翻阅，对于一位爱书人来说这是何等憨快之事。更为难得的是，因为他的爱书，后来他竟然成为了一个乡镇图书馆的馆长。上书中谈到了钱穆的这个机遇：“1919年秋，二十四岁的钱穆由荡口转任后宅镇泰伯市立第一初级小学校长，不久又兼任泰伯市图书馆馆长。泰伯市图书馆于1920年由市扇东（市长）邹茂如等创建，木楼两层，占地三丈见方，傍第一初级小学而起，是20世纪20年代无锡四大图书馆之一，为后来的无锡县民众教育馆前身。馆藏图书达一万余种，其中有康熙时编、雍正四年（1726）印行的《古今图书集成》一万卷，全书目录就有四十卷。此书全国仅印64套，作为一个乡镇图书馆就设置一套。阅览室还订置《新青年》、《东方杂志》、《小说月报》等杂志。”
以上的这两段经历，对钱穆而言十分重要，因为他的很多学术成果都是由这段经历而打下深厚的底色。陈燮君、盛巽昌主编的《20世纪图书馆与文化名人》中写道：“钱穆在此期间，日以继夜埋头于图书馆。他自称：蛰居穷乡，却未尝敢一日废学。晨昏读古人陈编，刚日读经，柔日读史；授课之暇则读报章杂志。乡郊小学十年，他在图书馆读了很多经史子集古籍，和全部严译西学名著，还读了如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这样的新学以及《东方杂志》。1918年，他将由鸿模藏书楼得来的知识，著作《论语文解》付上海商务印书馆印行。这是钱穆出版的第一本学术著述。在任职泰伯市图书馆期间，连续在李石岺主编的上海《时事新报》副刊《学灯》及《青年论坛》发表文章。在赴杭州采购图书时，曾获得康有为《新学伪经考》石印本，因泰伯市图书馆须庋藏木刻大字本，此石印本乃归他私有。钱穆后来回忆说，这是为他日后撰写《刘向歆父子年谱》的张本。”
再后来，钱穆到苏州中学任国文课主任，在此期间，他开始大量撰书。比如当时商务印书馆正在出版《万有文库》丛书，此馆约钱穆撰写两部书，题目分别是《墨子》和《王守仁》，对于这样两部重要的著作，钱穆竟然以每周一本的速度将其写了出来，可见其写作速度是何等之惊人。
叹为观止
也正因为如此，钱穆的学问渐渐为人所知。而后顾颉刚推荐他到广州中山大学和燕京大学去任教。1930年，钱穆来到了北平，由此而开启了他的大学教书生涯。而在这个阶段，钱穆大量写书，为此他也需要广泛地购书，以给自己的撰述找资料。
从1930年来北平，到1937年秋离开北平，钱穆在京有八年的时间，在这个时段内他除了教学、读书，剩余的时间基本是泡在了琉璃厂和隆福寺的旧书店中。他买书数量巨大，在这个阶段他究竟买到了多少书呢？刘宜庆著《绝代风流：西南联大生活实录》一书中有《战时联大学者与藏书的命运》一章，该章中写道：“时间虽短，但钱穆淘得古书二十万卷左右，五万之册，其中不乏珍本孤籍。如此坐拥书城，却也来之不易。钱穆薪水所得，节衣缩食，尽耗于书。然而‘苦中作乐’，如钱穆在《师友杂记》中所写：‘北平如一书海，游其中，诚亦人生一乐事。’平时，钱穆常谈笑说：‘一旦学校解聘，我就摆一旧书摊，可不愁生活。’1937年，钱穆匆匆忙忙南下时，将二十余箱书籍交于某宅主保管。”
五万之册二十万卷的藏书，这可是不小的数量，需要几间房才能放得下。而钱穆仅靠薪水收入就能买到如此数量的藏书，由此可知当年的教授收入是何等之高。而他所买的这些藏书，也并非只是通行本，其中也有难得的善本。刘宜庆在该书中又写道：
钱氏原藏有《三朝北盟会编》钞本半部，出自渐东某名家，纸张墨堪称一流。1937年春，钱穆在琉璃厂发现此钞本的另半部，喜出望外，想买下合璧，为摊主察觉，欲购之，摊主问购此残本何用？钱穆说，此书纸张、字样、墨迹、书品皆佳，虽残本，置案头，亦堪供欣赏。书商久默不语。其后，钱穆委托书友代购，书商终不肯出手。无可奈何，与此书失之交臂。
虽然这部书未能合璧，但这样大部头的精抄本即使不全，当年也会是不小的价钱。
对于钱穆藏书的情况，马斯所著《学人书情随录》中有《钱穆五年购书五万册》一文，此文中首先提及：“钱穆从1930年来北平，到1937年冬离平南下去长沙临时大学，在北平共住了8年。是他一生中着意购藏旧籍，买书最多的时期，这些书便成了他藏书的基础和主体。”
在雨中
这段叙述也是说钱穆在北平总共生活了八年，那为什么该文的题目又说购书期限是五年呢？李斯在文中接着写道：“从1933年到1937年，这5年中，钱穆经常奔走于琉璃厂、隆福寺之间，悉心访求古籍，各书肆的老板和店员皆与他相熟。他教学、研究、著述所需要之书，他便打电话到各书肆询问，店中如有此书，便给他送去；如一时没有，也要注意搜求。逢星期天，总是有十几家书铺的伙计给他送书来。他的书斋里放了一个大长条桌，书商们把带来的书放在桌案上即去，等下个星期天再来时，钱穆便将所要之书留下，不要之书退回，如此循环不已。”
看来钱穆是从1933年才开始大量购书，因为他很投入，所以他跟一些旧书店的老板搞的关系很密切。所以他能买到很多的好书，然而马斯却说钱穆藏书刻意地不买珍本和善本：
钱穆购书以实用为原则，不是为藏书而买书。那些珍贵的宋元版书，他不要。不过，他也常常得到一些珍本孤籍，那多是由于书商不懂它的价值，他便以廉价购下。比如，他曾以极低廉的价格购得嘉庆刻本《读史方与纪要》。还有一次，他在无锡的一个小冷摊上购得朱石曾《竹书纪年存真》一部，只用了几角钱。后傅斯年曾嘱北京旧书肆遍访此书，仍不可得。
以我的理解，任何有眼光的大学者都会关注中国古书的版本问题，因为汉字属于表意文字，通行本有太多的错讹，以这种有错误之本来研究学问，很可能会让自己的研究成果出现瑕疵。像钱穆这样的大学问家当然会明白这一点，但毕竟真善本一向不便宜，虽然在大学里做教授收入不低，然而大量的买进古书仍然会捉襟见肘。所以他只能以有限的钱，尽量地多买一些品种，而这种购买方式也只能以买通行本为主。这是一种现实的选择，而并非学人不喜欢真正的好版本。正如马斯在这段话中的所谈，钱穆能以便宜的价格遇到珍善本，他怎么可能不买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