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4，3，2，1！
在全场雷鸣般的倒数中，雷*用军**手中的大锤轻轻碰了一下钟，港交所为小米特地准备的3米宽、200公斤重的超大铜锣甚至没发出什么声响，让整个仪式似乎缺了一些底气。
自从去年年底开始，小米上市的声音就不绝于耳，但它的估值却是一路下跌，从预期的2000亿美元一直到1000亿、700亿、600亿…投资顾问和金融机构一直在压低小米的资本价值。
6月小米开始上市前的路演，雷军对三百多名投资者说：“我也不想开价了，你们随便开吧，总不至于连550亿美元都不值吧？”
最终，小米按照询价的下限定价17港币，估值543亿美元，可一上市就跌破了发行价。
可以说，小米的整个IPO都没有想象中的顺利，但雷军倒显得比较轻松，表示受到中美贸易战影响，市场跌宕起伏，小米能够成功上市就意味着巨大的成功。
港交所能接受小米，背后也经历了很长时间的挣扎，说的难听点也是不得已而为之。
香港这颗曾经的东方明珠，在最近10几年里与“互联网”和“科技”近乎绝缘，小米挂牌港交所，对于整个香港来说，既是一次自救，也是一次妥协。
错过一个巨头，错过一个时代
1997年，香港回归，它当时的经济规模是1.21万亿人民币，相当于北上广深9个大陆最强城市的GDP总和。
但随后，香港的速度明显放缓，从1997年到2012年，香港GDP年平均增速为2.0%，不敌韩国（4.77%）、新加坡（4.29%）和台湾（2.7%），大陆方面更不用说了，如今，仅深圳一个城市的GDP就把香港甩在了后面。
当年的香港是时尚、文化、资本的集中地，初到香港的大陆人，面对街道上飘洒着霓虹的光晕，无不为之神往；而当下的年轻人早已没有他们父辈的崇拜，在年轻人眼里，香港和中国很多城市一样，可以用几个词来总结：代购、宫颈癌疫苗、陈奕迅...
有人戏说，97年后的香港无故事。香港人也明白，世界在变，自己不变，会被继续边缘化，可就在关键的历史节点，香港却错过了天大的机会。
时间拨回2013年，由于未能满足《上市规则》所设定的条件，阿里巴巴的IPO被迫放弃香港。
一年后，阿里在美国敲钟，融资218亿美元，当天公司市值就飙到2314亿美元，一举创造了史上最大IPO的记录，超过Facebook和Amazon，成为仅次于Google的全球第二大互联网公司。
香港与阿里失之交臂的主要原因，还是阿里推出的“合伙人制”不被香港所接受。
在马云看来，董事会里不乏“头脑简单的有钱大款”，他们对于股价的兴趣高于公司的未来发展。马云想要公司的文化得以传承，保证公司的发展方向和整体战略不偏移，想要赋予合伙人超越董事会的权利。
马云曾在内部邮件中这样定义这个角色：
“合伙人，作为公司的运营者，业务的建设者，文化的传承者，同时又是股东，最有可能坚持公司的使命和长期利益，为客户，员工和股东创造长期价值。”
和阿里谈判的破裂让香港当局承受了很大的压力，甚至被一些中资券商称为“香港证券业的耻辱”。
对于是否要改变“一股一票”企业管制，香港讨论了整整3年，2015年6月，香港证监会发表声明称，其董事局一致决定，不支持以不同投票权架构在港交所上市的建议草案。
回过头来看，香港错过的并不仅是一个巨头，而是错过了巨头带来的一系列互联网红利，错个了那一轮中国企业的上市潮，也错过了那个时代。
压力之下的转变
当然，香港还有腾讯。
如果没有腾讯的支持，港股上的中国巨头们个个老态龙钟。但腾讯加入港股是2004年的事情，自那以后，港股一直没有找到下一个独角兽和增长点。
当时腾讯选择在香港而不是纳斯达克，基于三个方面的考虑：
- 北美缺乏类似腾讯的商业模式。虽然早期的QQ是对美国即时通讯软件的模仿，但腾讯找到了自己的盈利模式，但无论是当时的ICQ还是MSN，都没有成功的先例。
- 接近中国本土市场。相比于大洋彼岸的美国，香港的股民和投资者显然更了解腾讯，公司价值的反应会更加真实。
- 未来回归本土的可能性。在美股上市，“回家”是一件比登天还难事情，360从美国退市回国上市，花了非常多的时间和成本，而面向广大的中国股民，才能给腾讯最大的发挥空间。
只是，在腾讯之后上市的互联网公司，考虑更多的还是公司控制权的问题，很大一部分公司都选择了双层股权结构，谷歌、脸书、阿里等巨头，创始人持有股份的表决权往往数倍于持股比例。
在港交所，这种模式从1980年后就禁止了，但近年来被吐槽的越来越多。
2016年，马云依然念念不忘，抨击港交所的监管条例已经过时。他认为，港交所的那一套都是互联网时代之前制定的，针对的显然是房地产开发商、银行、大型零售商，而不是科技创业公司。
去年11月搜狗上市时，张朝阳也明确表示，选择纽交所的原因，恰恰是香港双重股权的缺失。
重重压力下，香港终于下定了改革的决心。
2015年，香港成立了创新及科技局，2018年初香港政府新增了500亿的预算，用来支持科技领域的创新，还推出了“科技人才引入计划”，吸引高科技领域的人才，为其提供工作签证。
在一系列的改革中，最大的手笔，还是17年底港交所发布的《有关建议设立创新板的框架咨询文件》，正式改革上市规则，允许同股不同权和不盈利企业上市。
港交所行政总裁李小加对于改革的评价是：
“在遵循程序公义、保护投资者利益的前提下，市场各方达成了共识，真的‘做出了最适合香港、最有利于香港的决定，而不是最安全最容易的决定！”。
《文件》的落地，直接促成了小米在香港的IPO，也为蚂蚁金服、美团、映客等内地互联网公司在港上市扫清了障碍，香港正在努力给港股打上“科技”的标签。
香港一直坚持的是什么
在阿里上市那会儿，香港各界对于规则是否需要改变就争论不一，但最终，香港没有出卖精神，没有选择为一个巨头妄开先例。
中国人以前喜欢说“没有规矩，不成方圆”。改革开放后，这句话慢慢变成了“规矩是死的，人是活的。”
历经了英国上百年统治的香港人可能不敢苟同，他们还是更喜欢说“香港是按规矩来的。”
在他们看来，一个法治社会里，规矩可以变，但要依照流程去变，不是上面一句话拍脑袋就能决定的事情，必须走公众咨询的程序，确保所作的改变经得起时间的考验…
从资本和发展的角度来看，港交当年的选择是保守而陈旧的，错失阿里让香港损失了很多，但起码没有错失规矩的公允。这种成熟，从某种角度看一种落后，但它恰恰是今天中国股市所欠缺的东西。
在中国，规矩似乎是可以随时定，又可以随时改的东西。执行了熔断机制，4天后就能暂停；制定了超高的上市门槛，却给富士康开了一路路灯，36天获批，中间还隔了个春节；以迅雷之势发行CDR，半道又提出一堆疑问...
腾讯、阿里、小米，这些公司能诞生在中国大陆，和创新的土壤无不关系，A股缺的也不是创新，恰恰是按规则行事的老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