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经济与科技的发展，国人越来越重视教育，良好的教育在当今的世界中也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为了接受更好的教育，为了弥补自身的遗憾，家长越来越重视子女教育资源的选择，通过购置“学区房”，让子女进入对口小学；“天价”学区房的例子屡见不鲜。最近深圳福田百花片区的国城花园，由于小区自带深圳实验小学和实验中学两个优质学位。44平米的房源成交价格达到1440万元，折合每平方32.27 万。这样高价学区房是 “择校热”附属品。家长愿意花高价购买学区房，为了孩子可以在普适认为较好的学校里就读，不惜花费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奋斗在这场教育资源争夺战中占得先机。让子女从迈入小学开始接受更好的教育。导致“择校热”俨然成为了一个社会问题。
一、现状分析
（一）优质教育资源竞争激烈
据统计2019年全国高考适龄人员1909 万人；高考人数920万人，占适龄人员的48%；本科录取人数309万人，占高考人员的34%；一本录取人数114万人，占高考人数的12%； 211大学录取人数46万，占一本录取人数的40%；985大学录取人数15万人，占一本录取人数的13%，清华北大录取人数0.6598万人，占一本录取人数的0.58%。
从2019年的高考相关人员的数据分析，可以得出：①将近50%的适龄人员未参加高考。②参加高考的人员中，就读本科人员仅占34%，其中就读一本人员仅为12%。③一万个一本学生里面，有4000人为211大学学生，1500人为985大学学生，58人为清华北大学生。④教育资源，尤其是优质教育资源竞争极为激烈。家长们本着“不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的思想，不得不在小学的择校问题上，追寻热度。
（二）重点学校“名亡实存”，家长心知肚明
根据2018年最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 》明确要求：“不得将学校分为重点学校和非重点学校。学校不得分设重点班和非重点班。”然而在家长的心中很清楚那些学校是具备优质资源的重点学校。来自北京的学生家长感叹道，“人大附中很高明，不公开说哪个是实验班，不过 7 月份就进行考试了，很明显能看出哪几个班是实验班、优质生源比较集中的普通班以及普通班。”笔者通过百度搜索“杭州市重点小学”，相关学校推荐有学军小学，天长小学，胜利小学，求是小学，文三街小学，采荷二小等，通过问卷调查学生家长对以上学校的评价，普遍认为以上学校为杭州市的“重点小学”。由此可见无论是“重点学校”，还是学校里的“重点班”，在教育部门名义上已经取消了，然而在民众的心中仍然明白哪些学校，哪些班级是优质资源较为集中的“重点学校”和“重点班”。
（三）课外辅导成风，超前培训
笔者通过查询杭州市教育局公布的校外民办培训学校“白名单”。截止到2021年1月31日，杭州市内经过教育部门批准的校外民办 “白名单”培训学校高达1735所，排除成人教育类的64所，涉及学生教育类的达1671所。以上培训机构均达到规模以上的要求，即办学总面积不得低于300平方米；专职管理人员不少于3人；专职教师数不得少于教师总和1/4。笔者针对是否在幼儿园毕业后参加幼小衔接的培训的问题，随机抽样调查了杭州市某小学一年级的学生：一共发出问卷34份，收回34份，有效问卷34份，其中参加幼小衔接培训的共计31份，占比高达91%。
泰州学院教育科学学院的朱巧玲老师，于2018年在泰州市针对幼儿参加校外培训的现状，选取了五所幼儿园作为样本进行调查分析，收回280份有效问卷调查。调查结果显示：有87.6% 的大班幼儿参与了社会培训[1]，16.2%的家长认为参与培训班可以为孩子将来升学做准备[2]。一般来说，家长为孩子选择课外辅导班的意图比较直接——让孩子在学习成绩上得到迅速提升，借此让孩子在校学习过程中获取更多的教师关注度和课程资源。
从杭州市的校外培训规模，从侧面凸显了校外教育市场的庞大；从两份调查问卷的分析，幼儿园阶段校外培训成风的现象具有普遍性；针对幼小衔接的培训家长更愿意让子女参加，超前培训较为明显。
二、心理机制分析
(一)社会层面的原因
1.“社会角色层级”的影响
角色一次源于戏剧，20世纪30年代的时候美国芝加哥学派将其引入社会心理学的领域。角色是占据一定社会位置、按照社会对这个位置的要求和自己对社会要求理解而行为的人。[4]现在社会特别是以公有制经济为主体，多种经济混合发展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社会，角色也是一种社会契约。正是因为角色的契约和稳定性，在社会分层中，很难跳脱自己的阶层。
我国自隋起，隋朝执政者就将科举就替代了原有的选拔制度，通过科举制度来选拔人才，任用人才，发展人才，到了唐朝科举制度逐渐完善。科举制度经历了1300多年，打破了豪门世族对政治权利的垄断。在当今，我国的现行的体制下，投资教育是打破角色层级壁垒，向更好层级角色跃进的最值得投资的方式，也是中高层家庭孩子，不流出自己阶层的保障之一。对于校园招聘的应届大学生而言，教育经历是决定其起薪的关键因素:随着教育层次的提高，学历的提升对起薪的正向影响较为明显。通过高考考入好的大学,取得更好的学历，获得更高的收入是实现社会角色层级的保持与向上突破的良好的途径之一。该方式为多少家庭冲破角色层级界定或维系既有角色层级界定，成为了改变命运或者获取今后优质生活的机会。
2.“学历社会”的影响。
失仓久泰的《学历社会》 对“学历社会”的定义是:在决定一个人的社会地位时,学历成为比其他因素更具有决定性的社会 。随着社会和经济的发展，文凭作为一种“身份标签”越来越受到人们的普遍追求，招聘工作各类学历俨然成为了一项“硬性指标”。表明“学历”已经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学历社会”已悄然形成。
赫伯特·斯宾塞的“劳动力市场理论”就提到：在劳动力市场上，雇主与雇员间存在信息不对称，雇员在被雇主雇佣之前，无法准确的向雇主传递其特质。雇主主要通过两个指标来判断雇员的生产力：一是雇员拥有的市场经验，即可以认为是就职履历；二是雇员的潜在的信息，如学历、毕业院校等，尤其是初入职场的人员。因此，学历越高就越容易得到雇主的青睐。[7]
目前，越来越多的单位在招聘时尤其是校招的时候，对学历都有明确的要求，俨然是接受简历的一个“硬性”指标。随着社会的发展，“高薪”、“稳定”等受人青睐的职业，对学历的要求越来越高，如本科必须为“211院校”或“985院校”，更有甚者必须要求“研究生”、“博士生”。甚至有些企业，内部提拔将“重点院校”设置为条件之一。
这些现象无疑体现了 “学历社会”在中国已经形成，并趋于稳定。为了不输在起跑线上，教育从娃娃抓起的思想指导下，“择校”为孩子获取更加优质的教育资源，是普遍家长的必然选择。
3.“环境论”的影响
环境影响论观点被普罗大众广泛认同。19世界后半期到20 世纪，是西方国家关于儿童心理的主要观点之一，环境决定论重视教育和环境对儿童心理发展的作用。美国行为主义心理学派创始人华生的名言：“给我一打健全的儿童，我可以用特殊的方法任意地将他们加以改变，或者使他们成为医生、律师、艺术家和富商，或使他们成为乞丐和强盗”[8]。这个论调过去一百多年，以我们当下的视角去观察、去觉知似乎觉得过于片面强调和机械的看待环境的因素而在心理发章中的因素，但是学者们不否认环境与遗传一样被视为影响儿童心理发展的决定因素。
人类作为自然界*特中**殊的高级群体与其他哺乳类动物相比，有很长的依附期。在自然人成为社会人的过程中，人类经历的是一个社会化的过程，离不开家庭，学校和社会的培养。
学校作为社会化的主要载体有专业的教育人员，发挥着教育主导的作用。学校是有组织，有计划，有目的地向个体系统传授社会规范，价值观知识与技能的机构。其特点是正式性和管理的严格性，个体进入学龄后学校成为社会化最重要的场所，学校教育促使学生掌握知识，激发其成就动机为学生提供广泛的社会互动机会。学校还具有独特的亚文化，价值标准，礼仪与传统，学校是不可以以取代的。
(二)家庭层面的原因
1.父母竞争焦虑的影响
竞争是个体或群体间力图胜过或者压倒对方的心理需要和行为活动。家长不惜个人利益，最大限度的获得孩子入学加持行为。社会充满了机遇，和风险，必须要在竞争中求得生存。进取中求发展，每时每刻的竞争和焦虑不安。对于下一代入小学过分的焦虑。笔者身边就有不少这样的家长，在小学报名当天彻夜排长队争先恐后，担心来晚了。落于其他家长之后，担心影响校方的录取。对孩子入学小学表现出的紧张和焦虑堪比自己高考时刻。这种因为压力所致的心理紧张状态，使人们在生理上和心理上感到疲惫不堪的现象叫“齐加尼克效应”他告诉我当人们接受一项工作后就会产生一定的紧张心理，只有完成任务，则紧张解除。[9]
2.“家庭背景”的影响
每一个不同的学生背后都是一个家庭，不同的家庭经济状况和文化教育等家庭背景都不一样。不同的家庭背景，对“择校”会有不同的方式，但是对“择校”的需求是普遍的，随着家庭可支配收入的提高，家庭投资教育的理念越来越重，对优质教育资源的需求也越来越大。
家庭的经济状况影响“择校”。“择校”需要一定的费用，在目前的先行教育体制下，主要体现在购置“学区房”，就读优质教育资源更加集中的民办学校这两种方式。而这两种方式均需要有较好的家庭经济的支撑。
家庭的文化教育影响“择校”。家长所接受的文化教育，影响着家长对教育的态度，也影响着对子女“择校”的态度。接受较好文化教育的家长，亲身的体验让其明白：当下社会，良好的教育对今后较高的水平的生活的重要性，而要想接受良好的教育，就要获取更多的优质教育资源。接受文化教育较低低的家长，希望通过为子女提供更优质的教育资源，来弥补自身的遗憾。
家庭的经济状况和家庭的文化教育等家庭背景是影响家庭层面参与“择校”行为的重要因素之一。
3.“参照群体”的影响
参照群体是能为个体的态度、行为与自我评价提供比较和参照标准的群体。其特点是个体可以不具备这个群体的成员资格，但这个群体却能为个体提供行为参照，参照群体的作用机制是规范和比较。群体向个体提供行为的参考框架，同时向个体提供自我判断的标准。比如儿童的社会化受同样群体的影响就很大，同伴群体实际上就是向他们态度和行为标准的一种参照群体。
我们中华民族的有这样一句谚语“进朱者赤近墨者黑”。“赤”和“黑”背后，也是心理学重的链条效应，他是指人在成长过程中的相互影响作用。这种效应在年龄低的学生中表现得尤为明显，就学生看，不是单方面的，既表现在思想品德方面的相互感染，也在个性，情绪，兴趣能力等方面发挥着综合影响。
在教育体制中，单个家庭作为个体，班级、学校，乃至社会的多个家庭是一个群体，为了能让子女拥有一个良好好的教学环境和氛围，家庭作业个体不断的参照群体的行为，参照其他家庭“择校”，同样也通过购置“学区房”获取更好的教学氛围，获取更好的教育资源。
4.“从众心理”的影响
“从众心理”是在群体压力下，个体在认知判断、信念与行为等方面自愿的与群体中多数人保持一致的心理现象[10]。随着经济水平的发展、物质水平的提高，一些有觉察的家长意识到投资教育是有高性价比的产出。愿意在子女教育上投入，以期待投资回报。慢慢形成了“择校”的抢占优质教学资源的主流，而后更多的家长意识到投资教育不无裨益。就形成了获取优质教育资源的“择校从众心理”效应。比如在同一社区当中的10组家庭，他们都是彼此的熟悉并且处在相差无几的生活情境下。有多数家庭选择了民办学校，获取优质教育资源，这些多数家庭会形成一个群体。这个群体对其他个体造成压力，其他个体会发生与多数人相一致的行为。
家庭作为个体，寻求周围群体行为参照。在许多情境中，个体由于缺乏知识或其他原因(如不熟悉情况等)而必须从其他的途径获得自己行为合适性的信息。按照社会比较理论的说法，在情境不确定时，宜他人的行为最有参照价值。个体从众、选择与多数人的行为一致，自然是找到了较为可靠的参照系统。当今社会“择校”的家庭群体居多，家庭作为个体不自觉的会选择周围群体“择校”行为作为参照。
家庭作为个体，对偏离周围群体“择校”主流的恐惧。偏离群体的个体会面临较大的群体压力。任何群体均有维持一致性的倾向及对偏离的惩罚机制，家庭作为个体如果不参与“择校”，就会因为不同的认知，慢慢的淡出群体。对那些与群体保持一致的成员，群体的反应是接纳、喜欢和优待，而对偏离者则倾向于厌恶、拒绝和制裁。在社会生活中，多数人实际上已有尽量不偏离群体的习惯。个体的从众性愈强，其偏离群体时产生的焦虑也愈大，也就愈不容易偏离。从跨文化社会心理学的研究看，东方文化更倾向于鼓励人们的从众行为，因而东方人较容易产生对偏离的恐惧。
(三)个人层面的原因
1.“个人教育”的影响
学生或者子女本身的因素，是影响“择校”现象形成的内在原因。家长作为子女的法定监护人，有权力为子女选择学校，但是在学校教育资源大体一致的情况下，越来越多的家长会参考子女的意见，哪怕是幼儿园的选择，也要让子女进行体验一番。学生尤其是高年级的学生，也会对其学业及未来发展有一定的期望。越来越多的学生本身也意识到在今后的日子里要想获得更好的生活，获取更多的知识，取得更高的学历，是实现这个目标的有效途径之一。低年级如小学的“择校”过程中，很多家长会从子女本身的特长出发。在教育资源相对一致的学校间的抉择的时候，家长会根据子女表现出来的特长及兴趣选择有相应特色的学校，如擅长动手的，家长会考虑科技为特色的学校；喜欢运动的，家长会考虑足球等运动项目为特色的学校；喜欢棋类的，家长会考虑围棋，象棋，国际象棋为特色的学校。这也是“择校”的另外一种体现，这种体现主要是根据子女本身的因素所做出的选择。
2.“模仿心理”的影响
法国社会学家塔尔德的《模仿率》一书中指出：模仿是基本的社会现象，一切事物不是发明就是模仿。[11]并提出了下降律、几何级数率及先内后外律的三大模仿率。这三个模仿率从子女个人层面解释“择校”这个社会问题上有一定的说服力。
下降律，即社会下层人士具有模仿社会上层人士的倾向。揭示了子女作为个体因素选择更好、更优质教育资源，模仿更优质环境人群选择的潜在心理因素。几何数率，及模仿在没干扰的情况下，一旦开始便以几何级数的速度增长。该规律揭示了“择校”这个模仿行为，在没有政策、政府的干扰或者未采取正确的干扰之下，一旦开始便以几何指数级别增长，热度便不断发酵，增长。先内后外率，揭示出了学生或者子女内在对学校选择的需求，优于家庭或者社会因素对其的影响。子女个人的“模仿心理”因数，也是当今“择校”热的成因之一。
三、总结与思考
择校热背后的天价房在各大城市不断的涌现。得出择校热显现的原因是分析；家长对环境决定论意识上的强化，有孟母三迁环境的与客体的择优，各阶层为冲破阶层壁垒通过教育投资子女，获得优质教育资源的。从众选与模仿的心理机制。择重点学校的心理事实，引起了家长择校热的冲动。为了有效解决各地教育局纷纷出台了一些举措。
治理择校热的途径可以有以下建议：供给侧改革，实现义务教育的标准化建设，做到教育优质均衡；多校划片；师资动态流动；集团化办学学区化管理；兴办特色学校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