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开启改革开放进程。此时，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废墟上迅速实现经济高速增长，并于1968年跃居世界第二经济大国后，持续保持强劲的增长势头。
平成元年（1989）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经济发展到顶峰、随即迎来泡沫经济崩溃的转折点。在平成时代那30年里，虽然日本经济总量增长缓慢，但总体经济结构和产业科技得到了低调且扎实的优化升级。
改革开放后日本企业在中国市场的投资与扩张战略不断增加。以高端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为主，形成了若干支柱型优势产业集群，显示出较强的国际竞争力和较强的存在感。
1、日本财团渗透中国
三井、三菱、住友、富士、三和、第一劝银等六大日本财团旗下的制造企业、综合商社和金融机构，悄无声息地全面布局中国。虽然没有垄断一个行业，但是参股的方式既隐藏了锋芒，又获得了各个链条上的信息，是一种值得借鉴的战略模式。
在国内房企因房价下跌导致流动性紧张、商业承兑密集违约、风险事件频发之际，外资纷纷抄底进场，无疑是释放了楼市的积极信号。
近期日本最大房地产公司“三菱地所集团”，出资上海长宁地标性综合开发项目“晶耀虹桥”。
2021年11月17日，美国著名开发商铁狮门以51亿元捡漏拍下上海长宁区地块，主导开发的上海长宁区娄山关路大型地标性的 TOD 综合开发项目“晶耀虹桥”，总建筑面积约25万平方米。
晶耀虹桥位处轨交2号线和15号线娄山关路站地铁上盖，周围被成熟居民社区与商务楼环绕，未来晶耀虹桥五栋办公楼将通过位于3层的“水晶桥”连廊相互连接，营造出独特的“云上花园”场景。
作为铁狮门公司与新长宁集团、三菱地所合作开发的大型城市综合体，已于今年1月底开工，预计2025 年竣工。
去年凯德携手三菱地所投资15亿元在苏州打造产业园区，项目地块位于苏州高新区CBD，由凯德地产负责开发，2022年动工，2024年建成。苏州聚集着大量的日资企业，项目位置正好位于聚集了以日本知名企业为首的600余家日资企业、被称为“日资高地”的苏州高新区，是三菱地所去年在中国落地的又一项目。
三菱地所在中国投资的项目，涵盖了综合体、商业、住宅等。2011年，三菱地所与香港新沣集团合作，合资开发及经营沈阳购物中心尚柏奥莱，这是其首次在海外拓展业务。至此起，三菱地所开始在中国投资房地产项目，参与了苏州的诚品书店和奕欧来等项目。
三菱地所(上海)投资咨询有限公司于2013年4月成立，三菱地所100%出资。至今已投资开发了近15个房地产项目，集中分布于长三角周边的城市，包括上海、常州、淮南等。
三菱地所总经理濑豪宏，与万科的合作非常深入，被万科视为“新榜样”。去年6月在烟台的土拍中，菱城（香港）有限公司是由万科和三菱地所共同持有的公司，这是三菱地所首次参与国内土拍。
2019年杭州萧山奥体万科中心项目，由三菱地所加盟该项目的推进，成为其在中国的首个写字楼开发项目。万科还与三菱地所在南通、无锡、常州等城市共同合作开发了住宅项目。
三菱地所和三井不动产、住友不动产，是日本三大综合不动产开发商。三菱地所综合规模排在第二，是日本最大的商业地产商，年营业收入超过1万亿日元，总市值超2万亿日元，拥有员工近1万人。
日本人在中国建造了35所学校，早在1987年在上海建造的学校，是全世界最大的日本学校，位于上海闵行区和长宁区交界的地方，这所学校只招收日本学生，上到校长老师，下到保安保洁全是日本籍，保安24小时值守，戒备森严。
类似这样的日本学校，在北京、天津 、广州 杭州 、大连、青岛等一二线城市也有，主要是不招收中国人，并禁止其他人进去参观。
近几年的夏日祭，这些地方分布连起来形似日本地图，日本人的野心是在利用某种手段来“隐形入侵”，因为日本身处地震带，就连富士山也将会爆发，日本人是在给自己找安全岛。
从1936年日本百万移民计划实施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到1945年8月百万移民计划破灭，在近一年时间内，日本共向东北移民10万户仅33万人，这和日本计划移民500万人的计划相差甚远。日本移民，隐藏着掠夺资源、文化渗透的基因。
2、从贸易国变投资国
1985年，日本取代美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债权国，同时，日本制造的产品充斥全球。日本资本疯狂扩张的脚步，令美国人惊呼“日本将和平占领美国！”许多制造业大企业、国会议员开始坐不住了，他们纷纷游说美国政府，要求改变这一现状。
1985年9月，迫于美国的压力，日本与美国、联邦德国、法国、英国等5国在纽约的广场酒店签订了“广场协议”。“广场协议”之后，日元大幅升值，因为这样可以减少美国的债务压力。
日元的大幅升值使得日本基准利率大幅下降，这重重打击了日本以对外出口为主的贸易方式。同时，许多日本企业将手中多出来的资金（日元升值）用于投资房地产等资产，由此形成了虚拟资金。
日本1990年金融战败的后果几乎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战败的后果相当，但却没有使日本经济真正垮掉。日本经济的根基其实是以主办银行和综合商社为核心的财团体制，财团中的大企业并不会倒闭，依附于大企业的中小企业所受的影响也不大，日本民众普遍是“以公司为家”，只要公司没有垮，社会就相对稳定。
1994年，美国《财富》杂志评选世界500强，排在前五名的都是日本财团的综合商社：三井物产、三菱商事、住友商事、伊藤忠商事、丸红商事。
直到2003年后，为了在全球更好地进行产业布局，三井物产将能源部门等重要产业机构独立核算，设立独立法人公司，使自己在500强的排名迅速下降，其真正的实力和活动被隐藏了起来。
在1997年的东南亚金融危机前，像三井物产这类日本经济的“领头羊”，大规模投资正在有条不紊地进行，大型建设项目纷纷上马。
在巨大收益面前，日本大量的资本转而投向新兴市场，其在东南亚、韩国的投资虽然使这些地方的经济快速发展，但是也让这些国家的负债上升，为东南亚金融危机的到来打下了基础。
美国金融资本对东南亚地区的打击直接削弱了日本的海外投资。日本财团主办银行和综合商社也如被釜底抽薪一般。它们的困厄直接导致日本经济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一蹶不振。
即便在经济不景气的年代，日本企业也不允许像欧美企业那样随便裁员。年老体弱的员工，往往会被外派到境外的公司去任职，或者是50岁提早退休，在商社的帮助下开个店并领取养老金；那些实在无奈被裁的年轻员工也完全不用担心，因为综合商社早已经把这些人训练成了日本社会中的高素质、高层次人才，受聘到第二家公司工作也非常容易。
如果一个国家不能成功地输出资本，就算不上一个真正的经济大国。对外投资是衡量一国资本输出的最重要表现形式。
为日本带来海外巨大投资收益的主体正是财团体系下的大型综合商社。进入21世纪以后，“事业投资”逐渐成为综合商社盈利的主流。日本企业海外投资战略的最大特点是普遍以“商权”为中心，其他国家的海外战略，则大多以“股权”为中心。
1890年，伊藤喜公司由被誉为日本“发明大王”的伊藤喜十郎创办，伊藤喜十郎和三井家族的渊源颇深，他本人在创业前就曾任职于三井银行。伊藤喜十郎称不上是发明家，他更多的是发明家的伯乐，通过其慧眼、商才让保险柜、誊写版、别针、订书机、收银机、金额印刷机、打孔机、安全剃刀……可能被无声埋没的发明走进世人的生活，以三井物产为代表的日本综合商社从成立之初就扮演着扶植日本中小企业成长的角色。
日本财团的综合商社本质上就是商人思维，他们进行产业投资并不是为了资本控股，而是为了编织产业链。
以三井物产为代表，“从鸡蛋到卫星”“从拉面到导弹”的日本综合商社业务范围几乎无所不有。渗透到全产业价值链的综合商社完全可以称为“产业投行”。
1996年，三井物产成立了专门从事创业投资业务的金融投资部门——三井创投，为全球的创业企业提供早期的创业资本，在东京、纽约、硅谷、上海和汉城（现为首尔）都设有办事处。涉足的领域包括通信、软件、信息服务、生命科学、医疗器械和零售服务，并有了不少成功的案例。
2017年7月，北京链农互动科技有限公司旗下的网站FarmLink完成了数千万元的B+轮融资，本轮投资由三井环球投资领投。链农是一家为中小餐饮商家提供一站式、全品类且更低价食材采购的服务商，主做的餐饮食材供应链行业是一个具有1.3万亿元市场规模的行业，未来发展前景巨大。
面对全球经济一体化、贸易自由化的挑战，日本政府发现，要想真正参与全球化的竞争，仅仅依靠几家产业领域的“庞然大物”显然是不够的。
在三井、三菱几大财团体系的帮助下，扶持索尼、松下、东芝等一大批新兴企业集团迅速崛起，在打开贸易与资本这两扇有形大门的同时，日本又以民族文化、商业习惯及其相关的公司制度等因素构成了一扇看不见的无形大门。
这种令人“弄不清楚的销售网络”的核心其实就是日本财团体系中的综合商社。三井物产、三菱商事等几大综合商社在于“商战”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在贸易、投资、金融、人才、情报和物流等领域发挥着综合机能的特殊作用；作为财团内部乃至日本社会实质上的经济总参谋部，为日本经济的发展默默护航。
日本政府和财团企业一改过去咄咄逼人的强大气势，借助经济泡沫破裂后的颓势，将自己打扮成了一个始终无法从过去走出来、逝去二十年美好光景的虚弱巨人。营造出一种“无威胁的国际生产环境”，开始以另外一种方式建立起适合自己的生存发展体系。明修栈道，暗度陈仓，日本人均GDP是中国的3倍。
企业创新领域，《2019全球创新企业百强》榜单里，日本以39家高居榜首，力压美国的33家，而中国仅比亚迪、华为和小米入围。
截至2018年底，日本政府、企业与个人投资者拥有的海外资产减去负债所得的对外净资产余额约为342万亿日元（约合3.1万亿美元），而日本的海外直接投资也达到了174.157万亿日元（约合1.6万亿美元）。
2022年日本的外部资产净余额达到创纪录的418.63万亿日元，比去年同期增长0.2%。日本政府的外部资产以及企业和个人持有的资产也创下历史新高，增长6.6%，至1338.24万亿日元，连续第14年增长。日本是全球主要经济体当中贫富差距最小的国家……
3、集成电路芯片产业
许多人认为：中国的集成电路芯片产业是系统性的落后，整体提升就需要从基础性研究和人才培养做起，需要比较久的时间。这其实是典型的工程师思维，芯片作为高技术密集领域，产业的发展与进步当然离不开工程师思维，但是如果可以让技术工程师拥有商人思维，中国的芯片产业就一定可以实现后来居上，弯道超车。
芯片作为影响社会、经济和国防安全保障与综合竞争力的战略性产业，一直以来都备受重视。
早在2008年10月，中国就将“核高基”（核心电子器件、高端通用芯片、基础软件产品）和“极大规模集成电路制造装备及成套工艺”列入国家科技重大专项并开始实施。
2014年，我国又开始调动大规模产业资本，成立了国家集成电路产业基金（大基金）。但高投入却并未带来高产出。
从20世纪60年*开代**始，作为三井财团核心企业的东芝一直以来都是“日本制造”的最佳典范，特别是在技术创新方面，东芝长期保持着日本首创乃至世界首创的地位。其实东芝不仅创造了“日本制造”的神话，还在一定程度上“培育”了另外一家芯片领域的“巨无霸”企业——韩国三星电子。
韩国三星财团的核心是三星物产，与“三井物产”的经营理念、组织模式和行为方式几乎一样。三星正是凭借这种独特的经营理念和组织模式，帮助韩国成为当时亚洲“四小龙”中经济发展最具潜力的国家。
实际上，芯片与载人航天、探月工程等其他重大科技专项项目有所不同，它是一个高技术密集、涉及学科众多、高度全球化、商业化的产业领域。如果说产业的技术创新都是靠市场需求在驱动，那么成功的商业模式就必不可少。
日本三井财团旗下的东芝和索尼一直都是日本的“工匠精神”的标杆性企业，有着无可匹敌的技术实力，在技术创新领域，长期保持着日本首创乃至世界首创的地位。
而由日本通产省牵头，联合日本五大财团组成的芯片“超级联盟”，才是日本半导体芯片产业迅速崛起并走向巅峰的秘诀。以汉文化为核心的“东亚模式”，即由政府机关直接面对大型财团企业，并为其提供相应政策及资金保障。日韩及我国台湾地区的芯片崛起之路都离不开“东亚模式”。
自中兴事件之后，为了达成所谓的和解协议，中兴通讯公司需要支付14亿美元的罚款，完全更换公司董事会和高管团队，并允许美国选择的合规团队进驻中兴。中国的芯片产业似乎也开始痛定思痛，上至国家高层下至平民百姓都对芯片持有高度的关注。
国内大中小企业纷纷涉足芯片领域，对于中国芯片产业整体来说是一件好事，但是如果不从根本上解决中国芯片产业多年来存在的一系列问题，再多的资本投入、再大的社会关注度都无法实现“中国芯”的真正崛起。
如果将2000年中芯国际的成立看作中国芯片产业发展的元年，那么20余年的发展探索过程中既有成功又遭遇了坎坷。
在高端芯片领域，由于中国国内厂商尚未形成规模效应与集群效应，所以其生产仍以代工模式为主。没有一个强大的产业组织者出现，就无法形成产业聚集效应。
各地方政府习惯性地以GDP的增长作为经济发展的指标和相互竞争的筹码，动辄投建百亿元资金需求的半导体工厂，最终导致乱象丛生。仅以中芯国际为例，在相隔千里的上海、北京就各有两座12寸工厂，深圳和天津又各有两座8寸工厂。因为根据摩尔定律，每隔18个月芯片的性能就会提高一倍。
中国在专业人才的培养和引进方面也一直都处于非常基础的水平，台湾地区芯片制造企业台积电给研发人员的薪酬就是中芯国际的6倍。像华为那样每年投巨资进行芯片研发，以及将股权向研发人员倾斜的企业，中国并没有几家。
张忠谋出生于浙江宁波，1949年考入美国哈佛大学，后转学到麻省理工学院。1958年，27岁的张忠谋进入美国德州仪器，成为德州仪器的第一个中国员工。1972年，张忠谋就任德州仪器公司副总裁和资深副总裁，是德州仪器的第三号人物，也是最早进入美国大型公司最高管理层的华人。
1987年，来到台湾两年的张忠谋决定在台湾新竹科学园区创立台湾积体电路制造公司，这就是后来赫赫有名的台积电。
出生于江苏南京的张汝京从小在台湾长大，1977年，29岁的张汝京入职美国半导体巨头德州仪器，并加入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集成电路的发明人杰克·基尔比的团队。1997年，张汝京看到了台积电的迅猛发展以及台湾芯片领域的巨大市场潜力，决定提前退休返台。
在投资人的助力下，张汝京初创的“世大半导体”迅速崛起，并很快做到量产和盈利，成为台湾地区仅次于台积电的第二大半导体厂。
张忠谋绕开张汝京，在张汝京毫不知情的情况下，2000年1月，世大半导体的股东将公司作价50亿美金卖给了台积电。张汝京事后才知晓此事，便辞职北上大陆再次创业。
2000年3月，张汝京和他的顾问团队对中国大陆几大城市进行了实地考察，2000年4月中芯国际在上海张江高科技园区正式成立。曾在美国德州仪器工作超20年的张汝京，在DRAM芯片领域有着极其丰富的研发和领导经验。
中芯国际在刚成立的时候就已经拥有了上海实业（国资）、美国高盛（美资）、华登国际（美资）、汉鼎亚太（台资）和祥峰投资（新加坡）等16家股东，创始人张汝京有意将中芯国际的股权分散，这样可以有效地避免股东之间的相互倾轧以及拥有决定权的大股东对企业发展的掣肘。
到了2003年，中芯国际就已经拥有了四个8英寸芯片生产厂和一个12英寸芯片生产厂。2004年中芯国际在美国纽交所和香港联交所同时挂牌上市，彼时的中芯国际已经晋身为全球第三大晶圆生产厂商。
2007年12月，中芯国际顺利地从海外拿到了45纳米产品的生产设备，这仅比西方发达国家晚了1年左右的时间。同时，中芯国际十几年间还为中国半导体产业培养了众多的优秀人才，现在中国半导体芯片企业乃至其他高端制造领域企业的高管很多都是来自中芯国际。
虽然刚开始中芯国际的主要客户基本都是国外知名的芯片厂商，鲜有本土的芯片设计公司，但中芯国际仍被誉为大陆集成电路产业的“航空母舰”。
2001年8月，中芯国际第一工厂设备安装完毕，并于次年1月正式开启量产，而当时中芯国际所使用的硅晶圆机床几乎都来自日本。
2002年9月，中芯国际宣布成立日本法人“日本中芯国际”，是由中芯国际100%出资的子公司，注册资本金为1000万日元。中芯国际希望通过建立日本法人公司可以更好地掌握日本半导体芯片工业的发展情况以及日本客户的需求，同时也方便集团从日本高效采购半导体制造设备、材料及原料。
集团半导体芯片生产流水线上的管理人员几乎都来自中国台湾地区，专业工程师和研究人员也都是中国台湾人和日本人，中国大陆的员工只占了很少比例。在日本要培养一个能独当一面的技术人员至少需要花费10年的时间。
结语
2008年，中芯国际引入大唐电信作为战略投资者，至此中芯国际的第一大股东也就变为了国资。
2009年11月10日，中芯国际与台积电就专利侵权案达成和解协议，向台积电支付了2亿美元的和解费用及向台积电出售了约8%的中芯国际股份。
2011年6月，时任中芯国际的董事长江上舟因病去世，此前由其一手维持的集团内部股权矛盾迅速激化。中芯国际内部存在台湾系、海归系和本土系三大派系，2011年7月15日，中芯国际任命张文义出任公司董事长，兼任代理首席执行官，仅2011年一年，中芯国际出走的技术骨干和商业骨干就已经超过百人。
2018年4月25日，中芯国际再次获得国家集成电路基金和大唐电信共计约41.75亿元人民币增资。
事实上，三星电子和台积电早在几年前就可以生产10纳米工艺，而现在的芯片已经进入了7纳米的制程工艺，中芯国际依然任重道远。
目前，中芯国际正在积极推进四个在建的扩产项目，包括中芯深圳、中芯京城、中芯东方、中芯西青等。随着物联网、智能家居、新能源汽车等的发展，中芯国际通过投资和扩产，不断提升产能和报酬率，使得28nm及以上成熟制程芯片占比达到了芯片市场的25%左右。
现中芯国际市值4278.7亿元， 中芯国际跻身全球第四，在中国大陆企业中排名第一。2022年，中芯国际实现营业收入507.57亿元，同比增长33.87%，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26.61亿元，同比增长6.82%。
张汝京52岁时创立中芯国际，2009年被迫离开中芯国际；2014年6月，时年66岁的张汝京再创业，在上海成立上海新昇半导体科技有限公司，解决中国大陆无法制造12寸硅片问题；3年后离职，于2018年，70岁的张汝京来到山东青岛，创办了青岛芯恩；2022年5月，张汝京从青岛芯恩离职，加入上海积塔半导体，缓解新能源汽车行业缺芯困局，如今75岁的张汝京仍在创业路上，助力“中国芯”。
2002年6月3日，住友财团旗下的NEC和松下公司与华为宣布在上海成立合资公司，业务是发展当时中国的第三代（3G）移动通信技术，共同拓展中国市场。新公司名称是宇梦通信，NEC和松下两家公司各持股47%，深圳华为技术有限公司则持有另6%的股权。2015年，华为在日本的销售额已经突破10亿美元。
事实上，华为是日本企业最大的出口对象之一，2018年全年出口约66亿美元的零部件（2017年43亿美元），这个数量占日本对华出口的近5%。
在华为的50大供应商中就有10家来自日本，其中来自三井财团的索尼和东芝，分别为华为提供CMOS感光元件和闪存产品，住友财团旗下的住友电气工业株式会社为华为供应光通信器件，而三菱电机则是华为电子元器件的重要供应商。此外，第一劝银财团的富士通和三和财团的日本电报电话公司（NTT）也都为华为提供了不可或缺的零部件产品。
华为给日本的应届毕业大学生开出了40.1万日元（相当于人民币2.4万元）的初始工资。而2016年日本应届毕业生人均月薪仅为20万日元，与华为给出的薪酬相差将近一倍。
所以日本人在中国创办的学校，这些学生如果他们愿意留在中国，日资企业都是他们就业的好地方。在中国，有路的地方几乎就有丰田车，而合资的广汽丰田和一汽丰田，在天津、广州、成都、长春合资建立了6个整车工厂和4个发动机工厂，丰田已在中国的8个省和直辖市设立了9家独资公司、15家合资公司。5年前日本在中国就业的人数就超过了135万。
中国经济发展稳定，人民生活水平提高，对健康生活、高端医疗、幸福养老等大健康产业的需求空前加大。
进入新时代以来，中国正在努力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高水平开放中的高质量创新发展新环境，给新时代的中外产业合作提供了新机遇、新挑战。
近三十年来，从重工业到轻工业再到服务业，日企已经渗透到中国经济，日本人赚取了财富，还不用担心火山喷发的隐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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