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e Last Kings of Shanghai，Viking出版社2020年版。作者Jonathan Kaufman是美国西北大学新闻学院主任，曾任《华尔街日报》北京办公室主任。他的主要兴趣是犹太历史。
书名中提到的两大家族都是来自巴格达犹太人。犹太人在欧洲不断受到驱逐，但在巴格达得到土耳其苏丹的庇护，形成了一个有影响力的社群，他们讲阿拉伯语。（二战之后，巴格达犹太人社区已经不复存在。）
沙逊家族曾经被称为“亚洲罗斯柴尔德”，但他们自己不喜欢这个称号。因为罗斯柴尔德根本算不上Old Money，而沙逊家族作为巨富已经有几百年的历史。19世纪初，沙逊家族受到当局*害迫**，不得不逃离巴格达，移居孟买。
被苏丹背叛的感觉想必非常深刻，幸运的是他们正好遇到了需要人手开辟中国市场贸易的英国政府。从此之后，沙逊家族的核心信念就是紧紧追随英国政府，拥抱世界强权。他们在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政策对当地社会的塑造中发挥了想象力，先是在孟买，后来是上海。
沙逊家族利用第二次*片鸦**战争后*片鸦**贸易合法化的契机，取代怡和洋行成为最大的*片鸦**贩子。他们千方百计维持*片鸦**贸易，从不对自己的行径表示悔意。而上海公共租界独特的董事局治理则让沙逊家族分享了殖民地的统治权，这在世界上其他地方是不可想像的。
与香港不同，上海没有总督，实行商人自治，是贸易自由市，沙逊洋行的代表占据工部局七名董事席位中的一席。沙逊家族在上海经营将近百年，始终不愿意和本地华人社会建立联系，也不关心中国的社会变革。他们竭力对抗全球性的反殖民化潮流，在革命到来后，这一家族的身影很快消失在历史中。
沙逊家族19世纪50年代来到上海。嘉道理作为沙逊洋行的雇员在1890年抵达香港，但直到20年后才定居上海。英国在治理上海时很自然地运用了印度的资源，沙逊和嘉道理就是代表。上海外滩的英文名称The Bund源于乌尔都语，印度势力对上海的影响以多种方式留了下来。
除了大量的实物，像和平饭店（沙逊）和少年宫（嘉道理），两大家族的主要遗产是参与定义了上海的精神，建立起上海在世界上的形象，也包括在中国观察者心目中的形象。
1933年，老北京那志良先生押运故宫*物文**到达上海码头。相比北京装箱启运时的混乱，上海工人的作业秩序给他留下很深的印象（《故宫六十年》）。上海解放后，在财经局长顾准领导下，对国外资本留下的产业并没有直接没收，而是用财政方法迫使对方放弃，也可以理解为是一种面向全球表示尊重契约的姿态。
郑念在《上海生死劫》里面介绍，壳牌石油还试图利用这一政策。壳牌在上海收缩业务，但长期保留办事处，直到1966年被迫结业。沙逊家族则承受不住税收的财务压力，在1958年完全退出中国。
沙逊也是犹太社区里著名的慈善家族。第一代掌门大卫·沙逊在孟买创办了沙逊学校，主要收留穷苦犹太人。在孟买，沙逊为企业员工提供从职业训练到墓地的社会服务。嘉道理家族的第一代男孩毕业于沙逊学校，另一位著名的毕业生是上海富豪哈同。哈同毕业后辗转来到上海，从沙逊洋行守门人的工作开始发迹。
嘉道理家族后来脱离沙逊洋行独立发展。他们的身段较为柔和，比较关注与中国社会的联系，主动与孙中山联系，争取对犹太复国运动的承认。对香港的投资则让这一家族在新中国成立后免于财富的覆灭。劳伦斯·嘉道理在香港回归前还受到*小平邓**接见，算是最后的一批大班。
书中描述了沙逊如何利用电报和信息网控制*片鸦**价格，将早期的*片鸦**贸易商怡和挤出市场，如何利用与王室的关系阻挠禁止*片鸦**贸易立法。作者还细心地提到沙逊利用潮州帮作为*片鸦**的内地分销商，后来，潮州商人将利润投资于黄金和珠宝，在上海成为这一行业的主导力量。
有批评者认为，作为商业报道记者，书中对两大家族的介绍过多着墨于生活背景，对商业运营讲得太少。另外两大家族之间固然有竞争，比如沙逊华懋饭店建成后压倒嘉道理的汇中饭店，但勾结合作可能才是主要的。另外，当时嘉道理家族选择将资金集中于香港半岛酒店而不是在上海与沙逊抗衡，事后看来，这样的选择在事业上更加长久。
上海忆旧：上海的名流、学者与恶棍
另一本描写上海风貌的新作品。Remembering Shanghai: A Memoir of Socialites, Scholars and Scoundrels，Plum Book 2018年版。以孙树莹与女儿赵洁芝对谈的方式回忆了30年代的上海生活，在美国市场是畅销书。孙氏家族以经营惠中饭店而出名，在福州路拥有很多房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