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化的经济、宗族、宗教与习俗sup/sup
宁化的经济、宗族、宗教与习俗*
劳格文
刘善群在他的《宁化县概述》中指出宁化的河流分属闽、赣、汀三江水系。若我们再深入地看，可发现一个更复杂的体系：安远溪与翠江均流入闽江，但属两个完全不同的路径。安远溪向东北流经建宁县再往闽江干流。翠江则两条东和南流向的支流汇合而成于县城，再往东流经清流县与永安县，方再抵达闽江干流。换句话说，宁化与长汀大不一样，它的经济与文化的逻辑并非由单一的河流所统一。宁化作为福建西境地区被带往与福建和江西的其他县份去接触。虽然宁化的出产，特别是它盛产的大米，多运往南方的长汀，唯在文化上，宁化更接近江西与福建建宁而非其南面的邻居。
一、经济
据廖善金的《泉上乡的传统经济与民俗文化》，在宁化东北隅的泉上有80家造纸厂，还有6家主要的纸业商行在泉上墟，其中3家为本地，1家来自长汀，2家来自江西的南丰与南城。纸由泉上肩挑经水茜、安远运往江西广昌县的塘坊，第四天再经船运至汉口。木材则以木筒形式漂流到明溪县的盖洋，最后到福州。用作建筑、造纸与改良农田的石灰被运往邻近的建宁县与明溪县。
钟晋兰的《安远的宗族、经济与民俗》对位于宁化西北隅的重要市镇安远做了很好的研究。她告诉我们，居住于该镇墟上的35%是本地人，他们主要是农民；29%来自江西，他们主要经营布匹与中药材生意，药材由长汀商人带到漳州加工为成药后再卖给宁化商人。民国初年，3位来自南丰与南城的老板在江西会馆创办了一家织布厂，拥有10多台织布机与30多名女工。产粮区的安远的肉猪为放养，价钱与县城南部的曹坊看齐。由连城、长汀、建宁东来的商人给猪穿上草鞋赶回家乡出售。由于安远人不吃耕牛，而连城人则最爱吃牛肉，所以到安远买牛赶回家乡卖的连城商人不少。[1]
宁秀峰的文章《水茜乡沿溪村的宗族、经济与庙会》是关于他自己的家乡水茜乡沿溪村。当地有超过四分之一的人口从事肩挑贩运的工作。一部分在当地饲养的毛猪会直接售卖给宁化县城的屠商。他们会到乡村来收购，再安排肩挑30里到下沙，然后以小舟运到县城去。[2]有些猪会被运到长汀去，但大部分会卖给本地的屠商和附近的墟市。肩挑贩卖的还有大米和盐巴，大米最终的目的地是长汀，而盐巴会经过安远再往江西全境。[3]在水茜，带饲养的鸡[4]鸭和加工的米粉干到附近的墟市贩卖也非常普遍。五个附近的墟市都有不同的墟日。它们相距水茜30～60里，一般肩挑贩卖都当天往返。
其中一个例子是中沙的墟市，距离水茜30里。当地肩挑贩走墟的情况与水茜相若。在中沙的墟市除猪与大米外还有老鼠干与野生动物出售。一位78岁的老人忆述他当年挑鸡到北面20里的顺昌县去卖，再挑回布匹与小百货，来回需五六天时间，可赚到10个光洋。他还忆述挑荔枝等水果走300多里到南丰，回来则挑旧棉被。张印祥的《中沙村的宗族、庙会与传统经济》提供了一个表显示各墟市的距离和主要流通商品。
据伊昭浩的《翠江航运与民俗》，1945年在宁化翠江上航运的船共45艘，船工160人。他从档案馆中整理出来的表显示，其中55人从清流来，25人来自上杭，22人来自长汀。从宁化来的已登记船工共有34人，当中24人来自横锁，20人姓吴。宁化北面的炭、柴、米用肩挑或独轮车运往下村与谌坑桥，再以小船通过东溪运往宁化。较大的平头船则用以运载陶瓷、砖瓦，经由西溪往宁化。两河于县城相汇成翠江。大米经此运往永安，回程载食盐。
离开县城，禾口是宁化的最大墟场，京果、布匹、酒、豆腐店各有20多间。其中最富有的是2位来自广东的商人，都是经营*片鸦**生意的。此外，*场赌**亦是一项大生意。特别在每年水口庙华光大帝的庙会，会期长达一两个月，赌桌多至50～60张。每天还会演戏。陶器为当地最重要的产品。街上有3家售卖陶器的店，也会肩挑或船运到外乡出售。据罗华荣的《石壁传统社会调查》，每当窑厂出窑时，会有30～200人前来赊贩陶货。农闲时，单淮土乡便有200多人前来参与贩运陶器。
禾口及附近乡村有500～600个没有田地而当挑夫的贫民，他们当中有三分之一专为各店铺挑货。比如，禾口的挑夫会挑纸到省境外的江西石城，再挑回从丰城以船运到石城的布匹，或从雩都同样以船运到石城的蓝靛染料。约有150人则常年肩挑米或豆子往单程180里的汀州，回程挑食盐与日用杂货。当中约有一半人是自雇，约一半人是各店雇请的。一般五天来回一趟，可净赚3个光洋。比较而言，在店里做帮工的，每月工钱有10～15个光洋。另有150位禾口的挑夫专门挑纸、香炉、水果干，经过济村到180里外江西广昌县的白水寨，回程时挑糖、木耳、京菜、爆竹之类。约有一半的禾口挑夫属于自雇，他们会到任何有利可图的地方，有些从宁化取得货源，有的会跑到600里外的吉安去卖鞭炮。半个月的行程却可净赚60～70个光洋。禾口墟上120多间店铺，超过一半为张姓人所有。商店各类主要货物由张姓认定价钱后，会向其他姓氏的店口施压，不得降价。1946年，一场张氏的内斗促使新墟场成立，但导致一人死亡又被告上法庭的惨剧。
据赖扬恩的《淮土乡凤山村传统社会调查》，在淮土乡凤山村，有一半的村民以挑担补充生计。他们多挑米、豆、茶油，由江西石城或180里外的宁都黄陂进货。有些会在宁化南面的造纸区一家一户叫卖。但大部分还是挑到长汀与连城。当地有句顺口溜：“挑不掉的黄陂，填不满的连城。”足以反映这条线路的繁忙。在淮土乡附近的各乡村，农民也一样在农闲时替县城的商人肩挑。他们挑纸，通过济村到江西的南丰和白水寨，还会自己挑陶器到邻近的福建县份去零售。不论在本地养的小猪抑或邻近江西各县各乡的猪，都会在淮土的墟场上大量出售。剩余的会被本地的挑担者买下转运到曹坊、长汀和连城的乡村去卖。
一如治平与泉上，安乐是宁化的一个主要造纸中心。据廖仕耀的《安乐乡的传统造纸与墟市经济》，安乐各村纸厂不少于108家。他列表交代了各纸厂的产量、厂主与所在地，诚为难得。安乐的山主多租山给长汀的做纸师傅，这些师傅的技术工艺甚少会传授给本地人，他们做的纸大部分售予汀州纸行商人。从长汀他们担回盐、糖、布和京果、杂货。安乐墟市的其中一个主要功能是满足做纸工人对米和豆的需求。本地不生产的都由县城运来，而且还会运往长汀乃至汕头。
巫平峰的《坪上村墟市经济与民俗庙会》所记载的坪上村墟市已不复存在，但曾在宁化的经济上扮演了重要角色。它距东面曹坊20里，距西面的方田20里，并位于宁化往南130里外的长汀、150里的连城和往西的江西之路上。江西盛产的烟叶、茶油、菜油、大米、莲子、豆豉、毛猪与水牛会被驱赶或肩挑1000多里到坪上，最远达汕头。每年经此往连城、上杭、广东的“穿上草鞋以防磨损”的猪牛多达3万头。一如宁化的其他地区，坪上是产粮区，农民还可饲养猪只。猪和米均是坪上墟场的主要货品，供应宁化南部和长汀北部的做纸区。农村的屠夫在墟期前的半夜便杀猪，然后出发以便天亮前赶到坪上。大部分的米均由当地的米贩子在各村各户收购并存于私人的仓库中，其后再挑到山坑口装船，水运至长汀，90%的米是卖给广东的商人。赌博和吸食*片鸦**为坪上墟场的另一个特色。
廖仕耀关于他自己的九寨塘的《九寨塘廖氏宗族社会与神明信仰》给我们提供了宁化经济的另一面。九寨塘位于宁化南端曹坊与方田的交界。1362年，明溪陈有定在曹坊平曹柳顺之乱后，廖氏渐渐定居下来。开基祖之四孙成了廖氏在九寨塘的四大房。他们或其后裔分别占据九寨塘的不同居住点，形成不同的有趣经济形态。居于黄桑坪的一房依靠种植竹、杉木、狩猎和采集山货。康熙年间，建有纸厂，销往长汀。伐木的权利也卖给木商，由他们来安排砍伐和运输。为确保旱作物的种植，狩猎成为必需。每年端午节后的两个月，是采摘野生蘑菇和自己种植的各种蘑菇的时候。
谢屋等村落与黄桑坪的条件相似，但能种植更多的竹和建有6间纸厂，以至相对比较富庶，有能力培养子孙读书。居于义柏村的一房由于有较多的山谷坑垄田，种田者不少，但亦可能成为他们发展的一个障碍。一如其他农民，他们须于农闲时当挑夫以帮补生计。这房的其中一支有赖造纸和借漂流往江西的杉木生意而致富。此房的一位科考落败的子孙后来专注于做桅杆杉木生意，把连根挖起的杉木漂流至扬州。特别有趣的是此房与来自治平的蓝姓之关系。据蓝氏族谱记载，其第11世祖被廖氏邀请到九寨塘管理竹山。现蓝氏已发展至第29世，101人，他们实际上是廖氏的合同仆人。
第四房的廖氏与义柏村一房的情况相若，大部分为农民，而且缺乏资源。结果，有两支外迁，一支留居于梁畲塘，并开始学习烧制瓦砖，运用当地一种黏性很大的灰泥，称之为“鸭屎泥”。廖氏的村落在每年上半年专门从事棕衣与棕绳的制作，下半年则从事粉干的食品加工，二者均是从外嫁女儿的别姓宗族那里学习来的。[5]也有居于梁畲塘的廖氏迁往附近的岭下，并于清初发展成为一个通往长汀、淮土、石壁路上的小墟镇。岭下廖氏渐渐把他们经营的小本客店和肩挑生意，发展成为外出远门到淮土或曹坊的茶叶和药材生意。
《宁化县的宗族、经济与民俗》一书中还有许多其他农村经济专业的记载。诸如翠江上的以鱼鹰捕鱼的渔民，提供松枝柴给禾口烧窑用的方田山民，用苎麻织夏布、以冬茅草打草鞋、利用席草或黄麻织草席的禾口及淮土村民，石壁杨边村的养鸭民，等等。作者往往详尽地描述产品如何制造与分销，罗华荣的《石壁传统社会调查》还描述如何种植和移栽禾苗！
这些经济活动许多都与特别的神明和习俗有关，主要的墟市庙宇和有名的神明如五通（禾口、中沙、凤山）、天后（坪上）、关帝（泉上、安远、淮土）有关，但也有与本地神明如张公（安远）、伊公（河龙）、吴文真仙（安乐）有关。有趣的是只有后者才有故事流传。据宁秀峰的《水茜乡沿溪村的宗族、经济与庙会》，1905年在水茜沿溪由四姓的年轻人所组成的湖南戏班是崇拜清源祖师，神坛设于村戏台后的房间。在学期间，每逢初一、十五日，须宰杀偷来而非买来的鸡或狗祭坛，目的是惹失主发怒咒骂偷东西的人，新学员若能被骂是好事，越骂越不害怕，越能大胆登场，越有脸皮！水茜的武坛都挂“先师先祖历代宗师”，开馆开坛均要杀狗杀鸡，其后每逢初一、十五日也要杀鸡杀狗祭坛。
在造船以前，要杀一雄鸡，并把鸡血淋在船座（支架木船的工作台）和木工的祖师爷杨公的神位上。其后每天香火不断。新船下水前，师傅要杀公鸡或乳狗，把血淋于船头、船尾、船舵、船桨上，并一边说吉利话。宁化城关码头、横锁以至翠江下游各险滩旁，分别都建有龙王庙。于此，船工和商人货主都前来祈求一路平安和许愿、还愿。五月初五龙王会被抬到江边巡视后再送回庙宇。船工前来朝拜并在庙里打醮。若久旱不雨，龙王会被抬到江边暴晒。
在翠江地区，进山伐木前[6]，须于山脚选取巨石作山神神龛，并杀鸡祈求保佑。砍伐后木材下山时要进行同样的仪式以谢山神。同在翠江地区，油坊在开榨前均须祭祀赵公———可能作为财神。在淮土凤山，油寮主则须在开榨日到村口水口旁社公坛前杀公鸡作祭。在油寮对着门的土墙上，还须设一关公神龛，摆上关公像，或贴一红纸作为观音或太上老君的神位。同在凤山，每年开工前要杀一公鸡，把血滴在工具上。每年的正月初二，又要杀一鸡以祭赵元帅和硝公———做鞭炮的祖师。在禾口，烧窑前要到窑侧的罗隐先生神坛上香。他是许多宁化神奇故事的主角。如碰上火不好烧时，会按“客家人”的想法用狗血压邪而买一头小狗到窑门口宰杀，并将小狗沿窑四周拖上一圈。[7]廖仕耀的《九寨塘廖氏宗族社会与神明信仰》写道，廖氏在装瓦胚进窑前总会杀狗祭窑，以求烧窑顺利。
在宁化无疑和经济有关而最特出的习俗是取“墟胆”，分别在《宁化县的宗族、经济与民俗》一书的六篇不同的文章中提及。它们都同意“墟胆”须从一繁荣的墟场里*取盗**，再埋于新墟场中以助其兴旺，在墟日中发出低沉声音，在远处也可听到。在大部分地方，墟胆被认为是石头。比如在河龙，墟胆便是像胆一样大的石头。武功高强者会被派到附近的墟场，找到合适的石头，把它捡起来，大喊一声“我某某墟场到此取胆”，便边喊边疾走，不被当地追来的人士抓着，并把石头埋在新墟场的中心位置。据罗华荣的《石壁传统社会调查》，墟胆须到已兴旺的热闹墟场去偷，并偷回十二种物件：茶叶、盐、谷、豆、麦、高粱、玉米、算盘、秤、猪骨、鸡骨、砖或石头。
几姓拣定兴墟的日子后，便派几位狡智的年轻人到江西广昌去偷，并在隆重的嘈吵的仪式中把墟胆埋到街道中心数尺深的地下。
据廖仕耀的《安乐乡的传统造纸与墟市经济》，在安乐，当地人会透过童乩问当地的神明吴文真仙墟场的地点。真仙还会告诉他们须准备什么，用红绸包好，装入水缸中，以便埋葬。依据真仙的吩咐，道士会主持缸的埋葬。不幸的是，做墟胆时没有取得牛尾和草鱼给埋下，所以在安乐墟，这两样东西都不能卖。无论怎样祷告，连城的牛贩从安乐买得的牛肉都无利可图。巫平峰的《坪上村墟市经济与民俗庙会》写道，在坪上，要*取盗**七十二种物件作墟胆埋在妈祖庙门外两米深之地下。埋葬前还要杀猪宰狗，把血淋在物件上，然后以泥土填平，并用河孵石砌成花朵为墟胆。任何在墟胆中缺少的东西都不能在墟场上售卖。
二、宗族
在《宁化县的宗族、经济与民俗》一书中提到的许多墟镇中，宁化的宗族是显得比较近期才从不同的地方迁来。即使如此，该书的文章仍展示一幅有深远历史和宗族意识的宗族图画，并令人想起宁都的情形。下表会有助于我们了解。
表1-1宁化宗族各姓氏迁到地点、来源地、到达年份及修谱情况表
不论这些族谱关于早期宗族历史的可靠性如何，这表展示了两个有趣的事实：一是这些宗族多来自邻近江西和福建的县份；二是族谱由较早期开始便被定期修订，至少与长汀比较时可看到此情况。当谱序提供完整的日期资料时，结果就更具启发性。河龙谢氏的修谱年份为：1368、1502、1601、1687、1729、1754、1782、1826、1869、1941、1992。河龙伊氏的修谱年份为：1401、1435、1580、1633、约1650、1723、1760、1819、1847、1908、1923、1945、1993。杨边杨氏两房中的一房之修谱年份为：1090、1608、1697、1737、1777、1805、1825、1845、1871、1887、1916、1945、1990。淮土刘氏的修谱年份为：1564、1705、1759、1805、1837、1869、1897、1925、1943、1993。淮土黄氏的修谱年份是：1650、1726、1738、1807、1838、1869、1895、1924、1933。其中可察觉的规律是：修谱时间早，没有大的中断，18世纪修谱转频繁。一方面可信性高，一方面反映当地宗族文化与宁都较接近而非接近长汀。笔者并未发现一个长汀的个案有如此长的历史并如此频繁修谱，在宁化却是司空见惯的。
高度细致的宗族记录是地方宗族历史深度的一个表现，当中最明显的例子为禾口张氏。据罗华荣的《石壁传统社会调查》一文所述，占全镇人口75%的张氏分成12支，各有自己的祠堂。下表可显示一个典型事例，如上述的规律。
表1-2禾口张氏祠堂相关情况统计表
续前表
虽然验证这些说法需要对每房的族谱和谱序要非常仔细地阅读，它们的说法中所显示的规律是明显的：早期从江西东面的县份———宁都、石城、雩都到宁化的西面，第一站为济村、禾口或淮土。张氏在明末时期人数可能已相当众多，以至他们需要互相通婚。1742年，当不同的张氏群体要联谱的时候，他们决定分成上、下祠，以便把不寻常的通婚情况合理化。
宁秀峰的《水茜乡沿溪村的宗族、经济与庙会》中关于自己的宗族如何在1990年修谱的描述很有启发性。整个程序始于各房散居各地的代表集中在建宁南面的一个村庄的家庙———该宗族的最高层次祠堂里召开会议。会议推举出九人的修谱理事会来负责整个修谱程序。九人当中有三位常务理事，专负责日常事务，另有二位担任编辑，宁秀峰为其中一位。印刷等工作则聘请来自江西南昌的专业人员。一行十一人。由开始至结束，修谱共花六个月的时间，并于八月二十五日举行发谱仪式。发谱前两天请道士九人在宁氏家庙拜梁皇忏[15]，以告慰历代祖宗先灵。八月二十五日各房代表在敲锣打鼓以及烟花、爆竹、土铳的怒放下到达，各房代表齐集于祖先从前开始迁移的地方聚餐住宿。
据廖仕耀的《九寨塘廖氏宗族社会与神明信仰》，修谱理事会成立以后要马上祷告祖宗，方可把保存在祠堂的一箱族谱打开。发谱日各房要派字辈最小的去领谱，以示宗族发展得快。发谱的一天举行隆重仪式，大开祠门，杀大猪、鸡、鸭，祭告祖先族谱修好，并向客死他乡、未知坟茔而无法祭扫的祖先，以及因种种原因而遗留无法上谱的祖先请求原谅，然后才开始发谱。有一次，廖氏修谱三年都不断出错和不能完成。最后请来道士打醮，祭告应上谱而因种种原因未上谱的先祖齐集祠堂享受香火，而且不要暗中扰乱修谱。因此，在修谱时或修完谱，都有一次或两次打醮。
其中一样引人注目的本地宗族文化特征是它与佛教的关系。泉上谢氏族谱记载祖宗曾于1139年建了一座普光禅寺。族谱内还记载了神像的数目和种类以及田产、床、桌、碗筷等数目，无疑是供给宗族用的。当老人去世时，还会邀请普光寺的僧尼到家里做超度。在安远的一个单姓村严池村里的寿山寺，同时是一处供奉着当地最受欢迎的神明禅师公公的主要佛教庙宇和曾氏三间祠堂中的一间。三间曾氏祠堂同时供奉禅师公公，并有僧人居守，置田产以赡香火，正月，住祠僧还置酒席请曾氏子孙登祠拜祖。1712年宁化谢氏于县城东所建之祠堂便有僧人住持。河龙伊氏族谱中记载了在十一世内共有78位族中子弟出家为僧。
石壁杨边村的杨氏族谱载有众多契约，当中有一份是1493年僧茂卖山予杨氏。几份17—19世纪间的契约提到石壁福隆庵租借坟地以葬师之事。杨氏十四世祖公捐了很多田地给渡头庵，1597年，他又连同张氏捐助很多庵里所需的物资和农具。从万历年间（1573—1619）开始，庵里的僧人同意每年办一天的宴席延请杨氏全族。从1629—1796年庵中僧人与杨氏续订的五份契约看来，双方的关系一直维持着，直到光绪年间因庵被火烧毁，僧人离庵四散而止。
其他的宁化祖先会被当作地方神明来崇拜。泉上谢坊的一个故事交代了谢氏祠堂中三个神像代表了12世纪中他们连续三代当大官的三位祖先。第二代当官的是谢天佑，他于1116年在云南任职，他夫人生的孩子也于17岁时当了官。当谢天佑请求告老还乡时，皇帝赐他三斗金瓜子，但他却要求狮子及狮子所吃的狮子树，皇帝答应他但警告他回家前会死掉。果然，他和狮子在离家30里处便死掉，随从把狮子树种于谢天佑死亡的地方便回家禀告。谢天佑妻子马上前往哀悼，把狮子树改种在家乡的水口。关于谢天佑的父亲更有一个类似闾山派的故事：他拥有一把七节鞭，轻轻一摇可移山；他又拯救了附近一个村落的村民不再受要三年吃一对童男童女的社公的骚扰。
每年正月十三日，泉上谢坊谢氏会抬着三位祖宗的像游村，又为他们做大戏，之后神像会根据抓阄的结果抬回族人家中去供奉。这里牵涉到一个故事。有一年游神后神像不愿意回庙里，大家争相要抬回自己家，最后族长建议抓阄，胜出者有顺利的一年，以后就沿用此法。
在安远有位李水禄，当了屠夫数十年，决定要学郭仙人，弃屠从善，继而成仙。他放弃屠业，为建张公庙与玉皇楼日夜奔走，后者用作扶乩。一日玉皇楼乩童乩示他已成为张公庙的庙守。
安远的一位主要神明张公亦被张坊的张氏看成是自己的祖先。事实上他是三兄弟中的一位，其他两位是李公和徐公。他们是同母（异父）所生，被供奉于建宁南面的五龙山。成神以前三人在田里勤劳工作，母亲每天给他们送午饭。有一天母亲如常送饭时看不到儿子，只见三头水牛在池塘，她呼叫儿子两声，牛也不见了。几天后母亲求助于神明。菩萨告诉她儿子是天上三个神仙，要建一条大河，所以变成神牛，把建宁的水引往江西，流入长江。但母亲来得太早，神牛只掘了一个池塘，未及成河，被母亲发现后再不能回家，只好回天上。每年八月二十日，张姓宗族的100户每家一人，组成五队古事队，行30多里到五龙山把三座菩萨抬回村，轮流放在张姓各房的祠堂或香火庙中祭供。每个庙堂放2～4天，晚上请鼓手唱戏。每当村中闹旱灾的时候，也会去接三位神明下来打醮。
河龙的祖先神为当地望族伊氏的第六祖，亦为地方上之最重要神明。据明末之县志，1004年一位转运使解银绢到汴州（开封）死于路上。伊盆获准接替其任务。到达时适逢太子出生，皇上大悦而派他往广西去镇“南蛮”。伊盆最后卒于官，皇上封之为神，并替他建庙受祭。据伊氏族谱，1027年伊、谢、赖三姓共同到广西请回伊盆之骨骸回家乡装塑金身和建庙。1819年保存在族谱中的重建庙宇记提到1112年的时候这位神明祖先因显灵平海寇之乱而被加封为（洲湖润德）王。同一条资料并提到这位伊氏神明祖先于水旱、疾病、贸易均能感通，因此数十乡皆祀公像。唯独上伊村有伊公之真身，故名为水南祖庙。每年逢伊公之圣诞，远近皆前来朝谒。1737—1818年的许多碑文仍保存于庙宇。碑文详尽记载了信众的捐献，包括土地和金钱。钟晋兰细心地抄录和分析。碑文显示谢姓捐得最多，其次是伊姓。捐款者来自26个不同的村落，其中有17个自然村属于参与伊公庙会的53个乡。一个1732年的碑记提到水南庙曾经修葺的时间为明嘉靖年间（1522—1566）、万历年间（1573—1619）和康熙三十五、五十年（1696、1711）。
据当地传说，曾有一位谢永祯与刘、赖两姓合谋把供奉了伊公的下伊祖祠拆掉改建一座庙宇，中殿供奉五通五显神，左殿才供奉伊公。但当地人始终喜欢伊公，周围村寨纷纷自行设坛供奉。每年53个乡会组织大型抬神游村活动（十月十一日至十七日），最后来到上伊村。上伊的族长会组织把伊公接回墟场大街上的庙宇，并连续演两天戏。虽然伊氏独占了庙会的十月十七日一天的会期，但庙会最热闹的是*十月在**十八日那天。当天伊公会回到下伊村的总庙里。53个乡须依定好的顺序到庙里朝拜，并从总庙香炉取回一些香灰到自己的小香炉以带回各乡神像前。最后下伊各姓会依次抬伊公到自己的地区，再把伊公抬回庙享受两天的大戏。
若祖先可供奉作神明，神明亦同样可进入祖先的祠堂受供奉。在凤山，王氏宗族的祖厅便供奉了当地的主要地方庙宇五通庙中的童哥福主。据九寨塘廖氏1642年族谱的记载，廖氏于1488年把古佛（定光）供于他们的新祠中。1606年，透过降乩，把祠改名，族人并捐田地祀奉香火。1642年重建祠堂时，又把观音、定光、伏虎的神像放在中间，把一位祖先拜祀于左，廖氏神主牌祀于右，还命僧住持，又开垦山田，两房轮流于九月十五日建醮。
最有趣的个案是杨边村的杨氏香火堂，于此观音、老佛、二佛一起被供奉。据说香火堂起初只供着老佛与二佛。有说他们是两房的开基祖先，有说是开基祖先的父母。有一流传的故事交代为什么观音会被加进来。为了协助募钱建造洛阳桥，观音化身成美女，谁能把金子扔到她身上便嫁给谁。结果无人成功，直至老佛和二佛经过，一抛即中。观音很惊讶，唯二佛向她解释说他们是仙，不能成婚，并邀请她到杨边同坐。于是奇怪地，三位在长汀受到广泛崇拜的神明在宁化变成了一个宗族的保护神和祖先。他们在很多情况底下都被请示，而且还成为三个周年节庆的主角———正月初五、正月初六、九月十三日。
三、宗教
佛教在宁化明显地比在长汀重要。除上述僧人打理祠堂和常常把祠堂同时用作佛教庙宇之外，佛教徒在社区的醮仪中，在拜忏、朝圣、妇女接珠等活动中均扮演重要角色。虽然许多作者均说三种社区仪式佛教徒和道教徒都可以做，但有些情况会更明确。比如在安远，张公的周年七月十三日至十五日打醮通常会请道士。可是若经费较多，则可请明溪的和尚，因为最后一天的坐台仪式是用来压邪的。道士的法术只足以坐一个台而和尚则可以同时坐几个台。
在安远，十月份的拜万佛需要20多个和尚。他们分成两排，后面坐着皈依弟子及一些斋公斋婆，一同念经10天。最后一晚坐台。此台有七个，分布在七个点，大部分在庙宇或三岔路旁。每台均是用两张桌子叠架起来，由一位和尚负责。总台则有四位，一位坐台，其余三位在旁边吹吹打打。据说坐台的时候很“脏”，尽管吃的东西很多，乞丐也不愿到台边来。总台上的和尚念完经后，会把台上的供品扔到台边，围观的村民遂争先恐后地去捡回家给小孩吃。小孩吃后会胆子比较大和容易养大。据说明溪（聚龙寺）来的和尚法力高，可压三至四个台的邪，大师傅一人还可坐五至六个台。
在水茜沿溪，拜万佛亦是*十月在**进行，举行8天，全村村民均要吃素。虽然宁秀峰的《水茜乡沿溪村的宗族、经济与庙会》说这是一项佛门弟子的信仰活动，九位仪式专家中大部分是道士，和尚反而是少数。他们白天拜忏，晚上坐台做蒙山和焰口。坐在正座法台中央的高僧头戴毗卢（遮那）帽，手持法器，乐手伴奏的曲调使人欢喜。
张印祥的《中沙村的宗族、庙会与传统经济》谓中沙做红白事的时候，有时请和尚，有时请道士。仪式在内容上大同小异，只在食物上有所区别。不论红白事，和尚都吃素。道士做完白事要开荤。红事指由五十岁起十年一次的做寿和拜忏的功德法事，农村把它们通通称作“打醮”。张印祥解释很多人五十岁后都怕杀生造孽，祝寿爱用打醮，因为打醮要吃素，所以达到不杀生不造孽的目的。白事则指超度亡灵，为死者雪罪。白事可以请道士，但坛上须挂三宝佛像，而最后一晚的坐台必须是受戒和资深的和尚。
在九寨塘，每年九月十五日的醮，族长须先派人去岭下墟坪一间叫四周庙的求签，看今年佛主往哪一方开光。测出后即往该方向找山泉水源头，挖一个三平方米的水池。九月十五日凌晨，在无人看见的情况下，把四周庙的四尊菩萨抬往此处洗脸，并须从头上左边开始，换上新的衣帽，叫开光。之后把菩萨抬回四周庙。村民在半路上候着，安放菩萨后便开始打醮，由八至九人负责，其中一人穿袈裟。
安乐老街上每年为吴文真仙打的醮，是由普庵教来负责，当地人称他们为道士，醮属“清吉”醮，与白事有别；也属“武”醮，不同于“文”醮。当地一位道士告诉张燕清一个故事：有三个人一起去拜师学艺。第一位看见了师傅的法衣，欲先穿上。其后到达的两位向前抢夺，法衣裂开。第一位得到法衣，但袖子被抢走，他后来创立了普庵教。第二位徒弟抢得一块前襟，成为巫教的创始人。这解释为什么现在的“筛公”只穿一块前襟做的围裙法衣。第三位是仙教的创始人，其道士衣服是前短后长，因为缺少了前襟。如张燕清的《安乐乡的吴文真仙崇拜》所引“客家传统社会丛书”第11卷叶明生的文章所显示，这故事为我们提供了宁化民间宗教佛道融合特色的一个解释。张燕清对醮的描述再次肯定了普庵教这种独特的混合特色。首先要用通书进行择日。日子须在神或佛下降的日子，若二者均有更佳。醮场上的神图虽然都是佛教的，仪式的程序却是典型道教的。比如，在武醮中，当法师们脱去道衣和毗卢帽，在午潮节目中的涨潮部分，穿梭跳跃奔走，便是典型民间道教的特征。坐台的焰口部分，是明显的混合。一方面仪式的基本结构是佛教密宗，另一方面仪式的主持被说成是代表着玉帝。时而激烈时而和缓的法器奏乐犹如玉帝调兵遣将，向外抛祭品是在打饿鬼。
其中一个最重要的社会性普庵仪式———接珠，在两篇文章中讨论到，在其他的数篇文章中也被提及。据钟晋兰的《石壁杨边的杨氏宗族与民俗信仰》，在石壁杨边村，五十岁以上的男女都要学念经。每月的初一与十五日，老年妇女会到香火堂中烧香。在农闲期间，老年妇女会成群结队到周围的寺庙去朝菩萨。此外在杨边，一生至少要一次邀请周围一些会念经的老人，连同一位斋公或斋婆，到家中拜佛念经。传统上，举行这些仪式都是接了珠的结果。一般接珠是限于完成了养儿育女的妇女，要尽力争取时间做功德。在杨边，不接珠会对个人及子孙后代同样带来不吉利。
接珠的日子要由算命专家来选择，还要跌繡来肯定。若跌到阴繡，还要推迟一年再选日子。选日子做接珠时穿的和往生时穿的衣裳要特别小心。接珠时最少请两位斋公，还要请12～13位念佛婆婆。她们要丈夫健在，且儿女双全。参加观礼的客人中，已出嫁的女儿显得特别重要。她要送一对银戒指，上面刻有“佛”字。接珠后一年要请斋公和村里有行过接珠的人来“还佛”感谢仪式。若被请的念佛婆婆不能来，她得每天早上为此接珠者念经三十遍，称之为念三千佛，然后用红纸剪两朵莲花送到接珠者家中，以让她知道已为她念了经。据说只有念过佛的人死后到阎罗王那里才不会被打。男子却有其他的选择。他们可以蓄胡子，但最终还要举行与接珠相同的仪式，只不过送礼者送荤，家中也吃荤。两样仪式都没有做的人死了要如短命者，以斧头柄在棺材上敲三次，让死者的舌头吐出来。
在九寨塘廖氏，只有在四十八至五十三岁的妇女要接珠。除了老念佛妈妈外，还要请几名道士。早上，道士把一串念珠交给接珠人，并解释接珠人从此不能吃牛肉，也不能进产房抱刚出生的小孩。中午吃过素菜后，由老念佛头教接珠人念佛。傍晚，接珠人要分发糖果饼干给老念佛妈妈带回家给儿孙。接珠后每人都要轮流请老念佛妈妈来家念佛。从此也要用佛经上的教义来教育子女修善积德。附近村落若有菩萨生日，也须结伴前往点香烛。
据廖善金的《泉上乡的传统经济与民俗文化》，在泉上的念佛妈妈会在中秋夜行卜卦，手持着竹斗，往桌上敲来显示孕妇怀的是男抑是女，实际上念佛妈妈充当了孕妇的神媒。在中沙，念佛者以女性为多。每年春节一过，老妪会结伴到家里念佛，称之为“念清吉佛”，以保来年好运。念佛者中有些吃长斋，但多吃花斋———观音斋，每月六至十天，地藏斋每月十天。据说每月初一、十五日诸佛会下降监察凡间，为表敬意，那两天不挑尿桶浇菜，而在窗台或灶君前烧香、点烛、装菩萨饭。早上还成群结队到附近庙宇拜菩萨。
共有四位作者提到宁化人集体到山上朝圣的行径。在石壁，四月村民要成群结队朝三个最神圣的山以祈保丰收。在淮土，这个活动在六月要花两三天来回，称之为“报禾苗”。从东华山邱、王、郭三仙庙宇中把香灰拿回家，加进水，撒在红纸上。待干后，每家派一块。再由户主撕成小块，系在每丘禾苗田上，以示稻麦已向五谷真仙报过，害虫不得侵犯。在淮土不是每年都往东华山，有时会到附近的庙做报禾苗。
在淮土，每三年一次，八月十五日前，要花20天到江西南丰邱、王、郭三仙庙去朝圣。[16]淮阳、桥头两村只有十至二十人去，但家家户户要吃斋直至朝圣队伍回来。道士会随团出发念出和烧掉写了两村人名字的诉章。回程时道士还会和前来接香的人对唱仙歌。若香旗在回程时没有打结，道士会做仪式求三仙原谅朝神的人内有不洁，香旗就会神奇地打起结来。快回到家时，村民会跑来迎接，有些甚至跑到第二个县来接。当队伍回到淮土会在两村打一个圈，才到墟场上的主要庙宇停下来。第二天还要打醮。
在石壁，这类的朝圣活动也是多于一个乡村参与。每个村落都有做头的负责向村民收钱。他们在朝圣出发前几天便开始禁荤。朝圣的队伍共有数百人，包括道士或和尚、乐队和旗队。杨边村通常往江西朝大华山，再到南丰和宁都的山去。没有参加的村民会在家中计算时间，务求在朝圣队伍上表时在家中也烧香。在九寨塘，由于是单姓村，负责组织活动的缘首由每户轮流充当，每户应派一男子参加。他们要选择吉日向吉方出发。一如淮土，村民都要吃素，而道士会烧化一符章。缘首走在队伍前面，手持旗帜。回家时，缘首须出钱在家中打醮，打结的旗留在他家里。
一如其他客家地区，社公都是在水口的本坊福主。在泉上，他们还负责不让老虎进村吃猪，但却有社公偷吃鸡鸭的故事。在安远的洪围村，每年正月初三，村民都争先第一位给社公拜年和杀一头猪，这样可以替猪只得到更多的保护。猪只生病时，会求社公，若许了愿，就要把猪抬到社公坛前杀，猪血洒到坛上。在杨边，社公也是保佑六畜平安。过年时，每家每户的男户主都要在社公坛前杀鸡，再把煮熟的鸡拿回坛前供奉。买了耕牛的村民，会把牵牛的绳子挂在社公坛前的树枝上，让社公保佑。杀猪前，到社公坛前拿一块砖头，放在厅中，即如在社公前杀猪一样。猪血滴在预先放在地上的毛边纸上，由家中的老婆婆说感谢社公保佑的话，最后还须割下猪头和尾巴，煮熟再连同先前拿了回家的一块砖头送回社公坛拜祭。据黄承利的《淮土传统社会经济与民俗》，在淮土，每十多家便是一坊，每坊有自己的社公土神，而每年二月春社祭社神的节日很隆重，活动包括用一把新的扫把扫干净社公门口，以示把厉鬼扫走。
宁化还有活社公。在泉上，有一位黄一景，是一位纸行商人，一贯好积德。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尸骸遍野，任由猪拖狗吃，黄雇人收集到山坑埋葬。自此每逢年节，黄便不想吃，觉得自己吃了很多猪、鸡。一年的八月十五日，一位农妇带了猪头猪尾去祭社公，见到黄一景站在社公后面，嘴角沾着猪肉汁，问他却不回答。回家后农妇告知黄的家人，他们却说黄一直在床上休息。此事一传十，十传百，说他是活社公，不久，他也死掉。据九寨塘的廖仕耀的《九寨塘廖氏宗族社会与神明信仰》所言，一个村中总得有一个类似的人，他擅长调解纠纷，没有子孙，不怕得罪人。他死后因无子孙扫墓，就把他的牌位供奉在水口庙或社公下，享受香火。也有说社公是该村的开村之主，放在水口，会保佑全村。
很多文章都为我们提供了关于庙宇组织的社会内容之睿见。比如，有很多仪式特权之案例。温氏在一座离中沙20里的石门山村中的五通庙里保存了一尊太子菩萨。每年正月初二，他们都来接太子菩萨去过村中正月初五的庙会，正月十五日前要送回。他们有此仪式特权是因为族中有一户人曾让庙宇建在他以前在村中的屋基上。淮土凤山的两个大姓孙与王有共同的水口社公，但只有孙姓有权把墟场上庙宇中的华光抬到他们孙坑的祠堂里，王姓则只能抬自己祠堂里的菩萨。这是因为二姓曾在迎神的问题上发生过争执，后来通过跌繡解决。孙姓许愿每天杀一头猪供奉，而王姓则只许愿每天杀一只鸡。虽然如此，孙姓也须在闹古事的时候绕到王姓寮背打排去*拜参**，在正月十三日送神回庙的时候也得等待王姓在五通庙的迎神活动结束后方举行。淮土镇上的两大姓———淮阳刘姓和桥头黄姓乃一水之隔，但有紧密的姻亲关系。每年新春的神会虽然两村都不同日子，但都会把神像抬到双方的庙里拜年。最复杂的宗族交往案例是杨彦杰的《夏坊的宗族社会与“梅山七圣”崇拜》所描述的夏坊傩的仪式。溪背吴氏虽然较迟迁来，且人不多，但他们首先发现面具和把它们带到村里，因此他们在组织上和仪式的安排上都扮演领导角色。仪式的实际工作由（溪背）人口仅30人的夏姓、5人的赖姓、70人的吴姓来执行。正月初五以后，他们就要上山砍大毛竹的竹枝作竹鞭，也是七圣拿来赶鬼用的。在仪式中，人人从七圣手中抢走竹鞭带回家。另外一个小宗族，最初是叶姓，后来是施姓，负责*行游**时的放铳。装古事则是夏坊其他主要村落的任务。正月十二日凌晨，溪背的三姓便派人到离村2里的菩萨子坑取水。须由一位吴姓来舀，并放在吴姓祠堂内。祠堂的大门前要挂一块大红布来遮蔽里面装扮的情况。半夜的时候，才到水口庙里迎面具回祠堂完成装扮。游神在正月十三日开始，由一位吴姓戴着红面具在先，其余六位都是黑面具。
杨彦杰发现的七圣庙1884—1930年的账册显示，仪式同样由（溪背）吴、夏、赖三姓所组织，但分成两班，均包括吴姓，轮流主持。通过捐献和购地，庙宇累积了相当多的资产。杨彦杰上述文章显示了庙宇的经营有如公司的股份制，但在1930年以前，一直由吴姓和赖姓所操控。自1930年起，路背夏氏捐了不少田，于是要求介入庙产的管理，且部分庙会结余的资金拨由夏氏来保管。
“客家传统社会丛书”常有文章说，仪式责任由不同的村落或宗族来轮流承担是典型的节庆组织方式。水茜的沿溪分成七坊轮流，每坊20～30户，比如一坊是谌、巫二姓，一坊是宁姓，等等。每年一坊送出菩萨，一坊接入菩萨。送出的坊，要负责三年一次庙会扛菩萨*行游**的费用，接入的坊则负责演戏。在石壁杨边，庙会把杨氏分成以五六户为一个父继子承的班来轮流。倘有刚分家的则要等满五户才能编成新的一班来参与轮流。在安乐，三个区内的分别三、六、九条村都选择以轮流的方式来组织周年的吴文真仙的崇拜活动。类似的安排在中沙和翠江都有发现。
四、习俗
《宁化县的宗族、经济与民俗》一书充满奇特的习俗。廖善金的《泉上乡的传统经济与民俗文化》、黄承利的《淮土传统社会经济与民俗》分别提到花朝日。在泉上，每逢二月十九日，妇女会到庙里拜观音和吉祥菩萨求子孙平安。她们还会制米諽来敬灶君、祖先和天神，之后才拿来吃。在淮土，花朝日是在二月十五日，妇女不能到野外践踏花草，以免生孩子不顺利。她们须留在家中刺花绣朵。[17]在石壁，欲求子的妇女要到天竺寺去削吉祥菩萨的*具阳**一部分回家炖服。如是菩萨像的*具阳**日短，以致管庙者须以黏泥续长，最后还要改变整个习俗。
在中沙，如同长汀一样，新郎要深夜到新娘家，以赶及天亮前回去，因为怕遇见四眼人———孕妇。据钟晋兰谓，安远人清楚地说他们迎亲的时间与宁化其他地方不同的是他们在白天迎亲，而其他地方都在晚上。在安远，只有再嫁者才是晚上出门，而迎娶者在半路上接新娘上轿。这是因为她不能让人碰到。新娘死过丈夫，别人见了也会受污染，有晦气。在河龙也是同样的逻辑：第二次的婚姻才在晚上迎亲。
河龙的婚姻习俗特别丰富。女方的八字要写在红纸上，放在男方灶君老母座前6～12天。若当中有不寻常事发生则将八字退回，亲事免谈。新娘的红裙红衫在穿着前要放在米筛上，再置米筛于米斗上，然后烧香。鸣放鞭炮后，由裁缝担任帮新娘穿衣的司妆人，要手提雄鸡说驱邪的吉祥话。
此仪式孕妇不能观看。鸡杀后当晚要煮熟吃掉。凌晨开始，新娘会慢慢穿衣，接亲者则一直放鞭炮，乐队一直吹奏迎亲曲“催新人上轿”。妆后的新娘脚不能触及地上，她要由司妆人抱到香火厅拜祖公祖太。她须由侧门被抱入，坐在板凳上，脚轻踏在米筛上，米筛放在米斗上，里面燃一盏灯。司妆人喂新娘子三口饭菜，而新娘子把它吐向中、左、右三个方向，然后才由司妆人抱新娘子入花轿中。乐队奏乐，母女哭别，因为“女家不哭，男家没福”。
在中沙，胞衣须在婴儿出生后三天内埋葬。在这三天，婴儿的父亲或祖父母会请算命先生算婴儿八字是否“干净”。若婴儿八字中五行欠一行，须在姓名中补。若*儿命婴**中带弓箭，则对父母不利，须在埋胞衣时放入十二支用竹签扎成的弓箭。胞衣须放在火笼内，撒上石灰，埋在偏僻的深穴内，还要盖上砖头和一层厚土。
在安远，过年的时候有布龙和稻草龙（秆龙）。唯两龙相遇时，布龙须让路。因为它的地位比较低，稻草龙能保禾苗、六畜和村民平安。天旱时，一游稻草龙即下雨。在水茜的沿溪，如同安远一样，稻草龙身上插满线香。龙经过时，村民纷纷把香摘下，换上手上的香。稻草龙须经过沿溪的十六个香火祖厅，把它身上的香插到厅堂祖先神位边、厨房灶君边及猪牛栏门边，最后龙和狮灯都会被送到河边烧掉。稻草龙在淮土也被提及。
在泉上，无后裔的祖宗孤坟须在夏至时扫墓。在七月十五日上午给亲人烧的纸钱须滴上鸡血以免被野鬼抢去，因为他们怕血。给孤魂野鬼的纸钱须在中午十二时后烧，因为扬州城在上午十二时是凡间人赶墟，十二时后是野鬼去赴墟。早早吃过晚饭后，在门口的坪上放上桌子和供品，便把蚊帐和房门全部打开，好让祖先抱子孙到床上来。在安远，祖宗的纸钱要在大清早烧，以便他们到外面多买些聪明的子孙回来。每年八月十五日晚上，孩子会相邀去捡砖头、瓦片，堆成一个宝塔，然后用偷来的柴火与稻草，把宝塔烧得红红的，并点上一炷香，求扁担神下降。此晚，村中的孩子可以任意到田里偷芋子、豆荚，放在火堆烤着吃，谁也不能责骂他们。
五、结语
读者可以翻阅“客家传统社会丛书”第15、16卷《长汀县的宗族、经济与民俗》的“序论”，用以比较宁化与长汀的文化是如何不同。当中最大的分别是普庵佛教在宁化扮演的角色，可跟长汀的闾山道教比美。在《宁化县的宗族、经济与民俗》一书中所提到最重要的仪式，不论是拜千佛抑是接珠，在过去和现在都是由普庵仪式专家来进行。普庵教是其中一个最重要的因素，把宁化文化与北面的县份建宁与泰宁联系起来。这种“道／佛”徒的角色反映出佛教对宁化文化，有别于对长汀文化的塑造。当中最明显的莫过于坐台仪式。在很多地方都较愿意请佛教的专家来举行。还有吃素的朝圣之旅，建立同时是祠堂与佛寺的建筑，且延僧居守以祭祖及供佛，这类的机构叫“功德堂”，是宋代福建佛教的一个特色。
把宁化的佛教文化与长汀联系起来的是对定光古佛与伏虎的崇拜，在宁化一般称之为老佛（古佛）与二佛。最能说明这点的倒不是《宁化县的宗族、经济与民俗》一书的文章，而是“客家传统社会丛书”第11卷邓光昌、黄瑞仪与张国玉的《宁化县湖村镇群众信仰定光古佛概述》和《宁化县民间信仰老佛、二佛、吉祥大佛的调查》两篇文章。有趣的是，湖村定光的崇拜与江西吉安有关。第二篇文章描述了一个周年巡回于很多农村的游神，这种宗教社会的组织方法在长汀也相当普遍。
不过，较深入分析可发现这两个来自长汀的佛教神明穿上了宁化衣服后如何被转化了。在杨边，我们已看到他们如何与杨氏的祖先混在一起。安远最普遍的神明禅师公公的故事亦同样反映了一些混合。故事讲到禅师公公原是来自建宁的长工。他东家的太太每天都给他没放盐的菜吃。这与长汀伏虎的故事雷同。可是只有部分的当地人采用此说法，包括一些地方志的作者，其他的人把他与地方史结合起来。禅师公公是杨道德，他挑了祖宗的骨灰往明溪，在后来成为寿山寺的地方摔了一跤，骨灰撒了不少。杨以为是祖宗叫他在此开基，于是就在此建了寿山寺。在天旱时，许多村落的村民都会到此抬禅师公公去打醮求雨。
在石壁，长汀定光的故事被运用在香炉峰刘、熊二仙的事迹中。传说他们本是石壁村屠夫，一天，一跛脚道士前来求乞，他俩施舍了半斤碎肉。道士将肉置于豆腐锅中，用指一划，豆腐与肉各分一边，又将跛足伸入锅下当柴。未几，有肉的一边水滚沸，有豆腐的一边水却冰凉。道士食肉后离去，刘、熊发觉肉案的木脚被烧焦了一只，于是二人尾追上道士求收为徒。
有趣的是转化的地方“混淆”了佛与祖先。这是宁化文化与长汀文化的另一个明显不同之处，即祖先崇拜。族谱的编修在宁化似乎比长汀更古老，更定期做修订出版。[18]一如建宁，当族谱编修完毕后，需要举行大型的醮仪，以向祖先承认遗留和违规的错。也和江西一样，祠堂中的神牌是为集体而非个人所设。泉上的谢朝安的故事虽然有点像道教祖先的味道，不过，他的儿子和孙儿都是儒学官员。最有特色的一件事大抵是常常在祠堂中找到神像。这样的特点在“客家传统社会丛书”中的客家地区很少见到，但常常在吉安找到。
“客家传统社会丛书”第一个有关稻草龙的描述是有关宁都的一个村落。[19]我们发现它在江西和广东某些部分———人口与江西而非福建有联系的部分———都非常流行。据笔者所知，在福建和其他客家地区都找不到稻草龙的例子。在江西的客家地区，特别在东面，十分普遍以“过漾”来形容节庆的热闹和兴奋。在这里如泉上、中沙，也找得到。最后，“大足”的妇女被普遍认为是客家的一个基本特征，但不论是写石壁的罗华荣或写安远的钟晋兰都坚持当地妇女以前是缠足的。
当然，我们可以找到长汀与宁化的文化很多共同点，但一般来说，宁化的文化抉择比起长汀，是与江西的东部和中部、福建北部的县份更接近，似乎是公平的说法。虽然彼此接壤地方相多，但长汀的文化与江西甚少相同处。长汀的文化基本特征与汀州府的其他客家县份，特别是汀江盆地地区，则甚多共通处。我们通过对宁化的集中研究，得到了一个吊诡的结论：虽然宁化拥有客家历史上非常重要的石壁平原，它的文化模式却是非常独特的，不见于其他客家地域。这结论又可能并不一定如此吊诡，在文化上，宁化有一种过渡的位置，当中清晰地显示了江西和福建北部的特征，但同时，特别在南部，与长汀有共通的地方。宁化是一种居中者，有一种文化上的混合，有自己的丰富和独特处。
（谭伟伦译）
*本篇原为杨彦杰主编的《宁化县的宗族、经济与民俗》（上下，“客家传统社会丛书”，第23、24卷，香港，2005）的“序论”。文中所提各篇文章除特别说明者外，均见此书。
[1]黄承利在他的《淮土乡凤山村传统社会调查》中亦提及当地人敬牛与不吃牛肉。连城的商人亦会到淮土和邻近的几个江西县份购买当地的耕牛，赶回家乡屠宰。“客家传统社会丛书”第4卷《闽西的城乡庙会与村落文化》第204～205页亦提到宁化湖村镇一个周年的庙会同时是一个耕牛交流会。
[2]这点可以从伊昭浩的文章《翠江航运与民俗》之表三得到印证。
[3]北面河龙的年轻小伙子甚至妇女会于农闲时间肩挑大米和毛猪到长汀。
[4]宁秀峰注意到鸡瘟疫频繁，损失巨大，所以一斤鸡的售价相当于一斤毛猪的三倍。
[5]据罗华荣的《石壁传统社会调查》，禾口的张氏从江西师傅学会制陶器的技术后于1769年创办了一个瓦窑。从此以后，制陶的技术便只在家族中传授，连嫁进来的也不得学习。
[6]《宁化县的宗族、经济与民俗》一节中许多文章都对此习俗有描述，参见书中黄承利关于淮土的文章《淮土传统社会经济与民俗》。
[7]值得注意的是当地人以为狗并不是一种好的祭祀供品，因“狗改不了吃屎”，所以狗作祭品是*渎亵**。同时狗肉被认为是补品，小狗肉是有钱人冬天喜爱的进补佳肴。
[8]记录细致和情况复杂的张氏宗族将在下面讨论。此处取其下祠（下窝祠堂）作为例子。
[9]到达的年份指到达宁化的年份而非到达村庄的年份。
[10]人口仅指镇上张氏人口。
[11]这为多房之第一位祖宗到达年份，他的后代迁往清流，迟至宋代方定居于此。
[12]事实上这是上注中提及的一房之一部分，后迁至清流。
[13]据称他们来自江西石城县，后迁至大坑口。另一房居于樟树下，为元末离开大坑口的一支。
[14]第一位祖先为第一位居于江口张氏的表兄。
[15]指传为梁武帝所编订的一系列忏仪。
[16]钟晋兰被告知，三山中有两个在吉安，一个在南丰。两位作者都提及到宁都的山中朝圣，据黄承利说来回需时8～9天。
[17]据张鸿祥、李积发的《古城镇传统社会调查》（见《长汀县的宗族、经济与民俗》上，“客家传统社会丛书”，第15卷，香港，2002），长汀古城的花朝日在二月初二，它原是春节时，少年男女唱歌、游神和踏青的节日。淮土所代表的应是儒家化改革的结果。
[18]这也可能只是某种错觉。因为长汀比宁化的族谱受到更系统的破坏。虽然如此，即使是长汀濯田的琅琊王氏和涂坊的涂氏只是在16世纪才开始编修族谱，而且之后修谱不多于六次。
[19]参见林晓平：《赣南宁都县洛口乡南岭村的卢氏源流与火龙节》，见房学嘉主编：《梅州地区的庙会与宗族》，第223～231页，“客家传统社会丛书”，第1卷，香港，199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