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场秋雨，让这几天的广州气温下降不少，在这样的时节，路边那股烤番薯的香气变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吸引人。

番薯在不同的地方有着不同的称呼，在你的家乡，它可能叫地瓜，也可能叫红苕，或者直接叫做红薯，更有些地方叫它山芋，根据不完全统计，番薯在中国各地的称呼多达几十种。

尽管在各地人口中叫法不一，但中国人对于番薯的记忆却基本一致。番薯的味道总是和秋冬时节的寒风联系在一起，街角飘香的烤红薯是学生放学后最爱的美食之一。

而在老一辈人的回忆中，番薯是一种令人爱恨难言的食物。恨它，因为真的吃怕了。以前的穷人家，在吃饭前还会被要求先吃一块番薯——番薯吃饱了，就吃不下昂贵的白米饭了，能起到节省粮食的作用。所以很多老一辈人都不愿意吃红薯。

爱它，因为它是饥荒年代，中国人饭桌上的救世主。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民间就还流传着“红薯汤，红薯馍，离了红薯不能活”的口头禅。

“劝郎多把番薯种，便有余粮可御饥”。从番薯进入中国开始，它就一直扮演着救世主的角色，作为一种产量高且生命力极其旺盛的植物，番薯不挑地易养活，浑身是宝，块根和茎叶都能吃。在闹饥荒的时候，没有哪种粮食能像红薯一样扮演着救世主的角色，帮中国度过了不少劫难。

因此对于番薯，老一辈的中国人始终更多是心存感激的，即使到了现在，中国人依旧非常依赖番薯。我国是世界番薯产量第一大国，每年生产的红薯产量高达1.2亿吨，占到全世界总产量的80%左右。当我们看着这些数字的时候，或许需要从内心深处对那个叫陈振龙的人说一声感谢。

从番薯的名称就知道，它不是中国本土的食物，而是一个外来客。明朝时期，征服菲律宾的西班牙人“常患粮米不足”，于是便在菲律宾引入了一种从南美洲移植而来的番薯。

番薯的亩产高峰可达4000多斤，低的也有2000多斤，相比于明朝时国内亩产仅有两三百斤的小麦和水稻来说，无疑是一种超级农作物。这让当时弃文从商的陈振龙大为震撼，想到家乡父老饱受饥寒之苦，陈振龙下定觉得要将番薯带回中国。

然而过程中却遭到了西班牙人的阻挠，据记载，西班牙人“珍其种，不与中国人”，并且在海关层层盘查，在历经多次偷运失败后，1593年，陈振龙通过贿赂当地土著、得到番薯藤后，将薯藤绞入汲水绳，混过关卡后，最终历经七昼夜的颠簸航行，从菲律宾回到福州。

此后，番薯种植在福建境内逐渐传播开来，明朝万历年间，广东东莞人陈益、广东吴川人林怀兰，也分别从安南（今越南）引种番薯，进入广东东莞和吴川等地。得益于番薯的广泛引种，中国人口得以飞速增长，仅仅福建人口就从明朝万历年间的173万人，增加到了1834年的1500多万人。

可以说，番薯的引进在一程度上改变了中国人的饮食结构，经过数百年的开放，中国人对于番薯的吃法逐渐达到了极致：

炒番薯叶

番薯糖水

拔丝地瓜

番薯干

番薯粥

然而番薯吃法千千万，烤番薯依旧是中国人心中YYDS，放在炉膛内或者灰堆里，闷到番薯略有焦糊，剥开皮，咬着里面软糯甘甜冒着热气的地瓜肉，那是秋冬季节里的一大享受。但也有很多人一直有个疑问，为什么街边的烤地瓜更好吃？

其实这是因为烤制过程中，高温加热会激活红薯中的淀粉酶，把红薯中的淀粉分解成为麦芽糖、葡萄糖这些有甜味的糖，给番薯带来更多的甜味。

但这个过程中需要温度升得慢一些，而水煮或微波炉升温较快，会让淀粉酶迅速失去活性，无法获得最大程度的甜味。简单来说，街边烤红薯的炉子起到了关键的作用。

其次，炉子里高温慢烤会更好地促进番薯含有的少量蛋白质与麦芽糖发生的美拉德反应（褐变反应），也会生成风味物质和深色物质，为烤番薯增添愉悦的香气和诱人的色泽，真正做到色香味俱全！

可以说，因为有了番薯，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中国人在秋冬的寒风中，总能寻得一丝心灵的慰藉和暖意，这不仅是一种食欲上的满足，更是一种精神上的治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