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的书业经营，除了正常出版流程上的编、印、发诸环节外，还包括有诸如人事招聘、招股集股、新局开幕、旧址搬迁、周年纪念、股东会议等其他一些业务内容。另外，一些大的出版机构还大力开展多种经营，如举办函授学校，销售教育文化用品等。凡上述种种经营上的内容，都可在有关媒体上，见到与之相应的广告。
编辑环节的选题征求和稿件征集广告。前者如商务印书馆在1934年4月17日《申报》上刊登的《征求出版计画启事》，后者如生活书店于1933年4月23日同样刊登在《申报》上的《征稿启事》。两家启事，都标明了征求的目的，详拟了具体的办法。从数量上看，稿件征集广告要多于选题征求广告。稿件征集广告在教科书出版领域用得相当广泛。就笔者所知，仅中华书局在《申报》上开展的与教科书有关的大规模广告征集活动，至少就有七次之多。[1]其他教科书出版者，如商务印书馆、世界书局、大东书局、开明书店等，也都有类似的征集广告行动。
印刷环节的招揽印件和出售字模、器材等广告。过去的印刷厂有两类，一是大书局大报社附属的，一是独立自办的。前者如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世界书局、大东书局、开明书店、申报馆等，都附设有印刷厂，这些印刷厂在承印本版书刊报之余，也接收外活。为了招揽生意，他们经常在《申报》、《新闻报》这样一些大报上刊登广告。
有些广告所占的幅面还比较大，如1934年5月12日的《申报》上的一则题名为《中华书局之印刷何以最精美》的广告，文字介绍长达三百余字。商务印书馆印刷所在积极承接印件的同时，还研制生产印刷机、装订机和打字机等器材，向外发售，并通过广告向社会和同业广而告之。[2]那些独立自办的印刷厂如华丰印刷铸字所、人文印书馆、求古斋摹宋铸字所、中国仿古印书局等，笔者都曾在不同时期的《申报》上，见到过他们或是开张营业，或是招揽生意的广告。[3]
发行环节的出版物销售广告。发行环节的出版物销售广告，无疑是书业广告活动的重头戏，花样名堂最多，内容也最丰富。另外，与发行渠道有关的代订代购、寄售寄销，以及组织读者俱乐部等商业经营活动的广告，也屡屡见之于报刊的广告页和广告栏。1930年代中前期，期刊出版一度十分兴盛。现代书局、申报服务部、时代图书公司、中华杂志公司、生活书店、上海杂志公司等书局书店，都曾打出广告，愿意代读者或同业订购外版期刊或图书，[4]以期获取其中的批零差价。1930年代初，商务、中华等在全国有销售网络的大书局，先后登报申明，停止外版书的寄销业务，[5]时隔不久，上海即有专门的寄销书店——作者书社的创立，专代私人出版物任推销之责。从1932年10月起的三四年时间里，作者书社所寄销的诸多出版物广告，在《申报》上不隔几天就会张头露面一次。1920年代末至1930年代中期，上海的一些中小书局为了推销本版图书，曾有读者俱乐部之类机构的组织，大力吸收会员。
会员向出版者交纳会费，出版者便向会员免费赠送特定的若干本版书刊，并有购买其他本版书的折扣优惠，出版者与读者双方两得其利。从《申报》的广告栏里，我们可以查到，民国期间建立读者俱乐部的书局书店有：泰东图书局（1930年4月21日）、光华书局（1931年3月1日）、现代书局（1931年1月24日）、神州国光社（1931年3月12日）、儿童书局、新月书店（1931年2月13日）、上海联合书店（1931年6月8日）、少年书局（1933年9月1日）、中国读者服务社（1934年12月2日）等。
人事组织的招新与解聘广告。像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这样数千人规模的大书局，人员既多，在资本主义雇佣关系下，进出流动亦十分频繁。公司岗位空缺需要进人，除了通过熟人介绍这一途径外，更多的还是向社会公开招聘。
上个二三十年代处于发展兴盛期的商务与中华两家，几乎每年都要在大报上刊登两三次人员招新启事。规模不算很大的开明书店和生活书店等出版机构，在其发展迅猛的1930年代中后期，也有类似的招聘举动。招聘的岗位有帐房会计，分局经理，店堂柜员，练习生，校对员，书记员等。而有些员工由于种种原因被解雇或主动辞职，一般来说，书局都很少声张，但也有例外，比如，有些过去代表书局负责与外界打交道，跟书局经营有重大直接关系的人，倘若离职，有时就需要对外声明。如1934年3月16日的《申报》上，就刊登了现代书局股份有限公司的这样一则启事：“兹启者，本公司经理张静庐君另有高就，业已辞去本职，自三月一日起脱离本公司关系，嗣后关于本公司往来一切事宜概由总经理洪雪帆君负责办理，特此声明此告”。
融资活动中的招股集资和储蓄业务广告。书业部门在业务经营活动过程中，有时资金周转出现困难，或者是打算扩大经营规模，少不得，要向外筹措资金。筹集资金的方式除了向银行*款贷**和向亲友商借外，民国时期的不少出版机构还采用了向社会公开招股和吸收储蓄的集资方式。因为是面向社会，必须以信息发布为前提，于是广告便充当了开路先锋。
大书局如中华书局，分别在1916年和1936年两次增集股本，两次都有通告见报。[6]小书局如北新书局，1929年向社会招收外股十万元，“扩充招股”的大字，在《申报》上十分醒目。[7]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出版部门在《申报》上刊登招股广告的，除上述两家书局外，笔者粗粗查阅到的还有创造社出版部、现代书局、良友图书印刷公司、大东书局等。[8]
出版机构吸纳社会上的个人储蓄，作为企业资金流动之助，这一做法始于何时，笔者不察。不过，据汪家熔先生的文章介绍，至迟在1904年，商务印书馆就已有这方面业务的开展。[9]中华书局在1917年的“民六危机”中，曾因存户的纷纷提款，弄得局面一度十分被动。[10]可见，民国初年的中华书局也有类似的资金筹措举动。1920年代初创建的世界书局，将对外吸收储蓄的部门，雅其名曰读书储蓄会，同样以高于银行的利息，吸收社会闲钱，以解决自身发展中的资金不足问题。世界书局很注意这方面的广告宣传。1930年5月，世界书局拟将储蓄会更名为储蓄银行，在当月的30号那天，世界书局在《申报》上登出广告，列出读书储蓄的六大特色云云。
多种经营的广告。过去的一些出版机构，在正常的书业经营活动之外，还结合自身的特点，有选择有针对性地开展了多种经营。例如，利用编辑部门的人才优势，开办各类学校；利用书刊销售的固有店铺，兼营教育和文化用品。上个二三十年代，商务印书馆和中华书局先后附设函授学校，招收学员，招生的人数，两家前后总计各不下万人，规模相当庞大。每次招生中，有关招生的科目、学费的收缴、办学的措施等情况，都会在报上张榜公布。
从《申报》的广告栏里，笔者知见的由其他书局办的函授学校还有，新中国印书馆附设的英文函授学社[11]，大东书局创立的法律函授学社等[12]。1920年代初，正当国语运动方兴未艾之时，商务和中华还创办了旨在推动国语教育的国语学校。从他们各自在《申报》上的招生宣传上，我们得知，商务印书馆的国语学校，创立于1921年，起初名为国语讲习所，[13]后改名为上海国语师范学校；[14]中华书局的国语学校，首批学员开班时间为1921年4月，校名为上海国语专修学校。[15]另外，商务和中华还开办了一些类似出版职业教育的商业补习学校，两家都面向社会招生，通过广告的方式，招收学员进校就读，以便毕业后择优录用。
在书局门市的店堂里，卖书之外，兼顾教育文化用品的销售，是过去书局经营活动中相当普遍的商业行为。中华书局于开业后的第三年，专门添设文具仪器部，并在1914年2月17日的《申报》上，首次刊登了发售学校用品的布告。由于中华书局在随后的二十多年时间里，对此项业务的经营，连续从未间断，书局围绕这一经营所展开的宣传广告活动，也一直没有停手。
正是从中华书局所做的相关广告中，我们能明确地知道，中华书局不仅从事贩卖，谋取销售利益，还自行仿制和生产，兼获生产利益。贩卖的产品中，有外国进口的，也有本国生产的。而进口的产品中，又是先以美国货为主，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则以德国货居多等诸多信息。[16]其他书局如商务印书馆、世界书局、大东书局、开明书店、亚东图书馆等出版机构，都可从他们各自所做的广告内容中，窥知同时兼营文具、教具信息的。
民国时期书业界的经营活动，见之于广告的，除了上述数种外，尚可列举的还有诸如新局开幕、旧址搬迁、支店开张、联合营业、周年纪念、股东会议、版权声明、商标征集、旧货拍卖等。这些广告虽不是十分的常见，但在昔日的《申报》上，倒也不难查到他们出没的踪影。从某种程度上甚至可以这么说，民国时期书业广告的内容，几乎涵盖了书业活动的方方面面。这样一种全方位的宣传，对当时的书业经营活动，形成了有效的配合，同时也凸显了当时出版人无所不在的宣传意识。
注释：
[1]注：这七次广告分别是：第一次，1914年11月3日《申报》，中华书局特别征文十二题；第二次，1915年1月3日《申报》，中华书局征集教授案；第三次，1920年3月26日《申报》，中华书局征集高等小学国语读本材料；第四次，1922年2月21日《申报》，中华书局征求中等国文、本国史讲义；第五次，1922年11月4日《申报》，中华书局征集小学用书改良计划；第六次，1931年1月16日《申报》，中华书局征集：甲、小学国语读本教材；乙、教科书改良意见；丙、某某省特殊教材；第七次，1932年9月15日《申报》，中华书局新课程标准适用小学国语读本征文。
[2]分别见《申报》，1920年7月26日广告，1924年3月17日广告
[3]分别见《申报》，1923年3月19日广告，1930年1月15日广告，1931年10月2日广告，1933年1月1日广告
[4]分别见《申报》，1933年9月11日广告，1934年5月23日广告，1934年7月11日广告，1935年1月日广告，1935年1月31日广告，1935年3月9日广告
[5]分别见《申报》1930年6月11日和1930年7月9日广告。
[6]注：分别见1916年6~7月份的《申报》广告和1936年12月的《申报》
[7]《申报》，1929年10月15日
[8]分别见《申报》1925年12月19日、1931年8月16日、1931年10月、1932年11月28日。
[9]汪家熔：《商务印书馆史及其他》，369页，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1998年
[10]钱炳寰：《中华书局大事纪要》，32页，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
[11]《申报》，1923年11月19日
[12]《申报》，1931年4月18
[13]《申报》，1921年3月13日
[14]《申报》，1923年12月26日
[15]《申报》，1921年3月17日
[16]参见吴永贵博士论文：《中华书局与中国近代教育》，128页，武汉大学，2002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