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煜晖 语文学习
近日，有网民在浙江省人民政府网站建议“把《水浒》相关内容从中小学课文和课外读物中清除出去”。对此，浙江省教育厅教研室日前作出专门答复，从《水浒传》的文学价值巨大、是批判性阅读的好载体、蕴含着丰富的教育价值三个方面，进行了解释。
今天，推荐北京师范大学李煜晖老师在《整本书思辨阅读：<水浒传>》中的导读文章节选，进一步了解中学生阅读《水浒传》的价值和意义。
一
语文课上，我们通常把《水浒传》定性为中国第一部描写农民起义的长篇章回小说。真实的宋江起义可归为农民起义；小说中以晁盖、宋江为首的梁山军事集团的确也杀人越货、冲州破府，与北宋朝廷公然对抗。但就文本内容看，作者立意的初衷和描写的重点似乎都不在所谓农民起义上。考察历史上公认的大规模农民起义，如陈胜吴广起义、绿林赤眉起义、黄巾军起义、黄巢起义、太平天国运动等，不难发现，定性为农民起义至少要满足三个条件：第一，发生在农民阶级和地主阶级之间。第二，起义军和统治者你死我活、水火不容。第三，起义者有建立政权的野心和占有土地的诉求。
梁山众头领绝少以务农为业，他们不是朝廷出身的官吏，就是庄园主、市民、游民。晁盖、宋江、卢俊义、吴用、公孙胜、关胜、林冲、秦明、花荣、李应、柴进等辈固然不是农民利益的代言人，就连刘唐、阮氏三雄、李逵、时迁这些底层人物也不能说是农民出身。我们固然可以认为梁山上为数众多的马步军兵来自农民阶级，但他们不是作者描写的重点，在故事情节发展中起不了决定作用，只是一串串无谓的数字罢了。以宋江为首的好汉们尽管做出许多“大逆不道”之事，但正统观念非常深厚，他们并没有从内心深处与现存的社会制度以及主流价值观决裂，甚至自己都认为落草玷污了清白之躯。他们不得已而上梁山，要反的是为非作歹的奸臣权贵，既不是天子，又不是封建制度。正如鲁迅所说：“一部《水浒》，说得很分明：因为不反对天子，所以大军一到，便受招安，替国家打别的强盗——不‘替天行道’的强盗去了。”从心态上讲，梁山好汉对朝廷没有“彼可取而代也”的野心，更多的是“望美人兮天一方”的失落。他们始终以“义士”自称，从没有想过僭号称王；他们攻打祝家庄、高唐州、青州府、华州府、大名府、曾头市、东平府、东昌府，杀完、抢完就收兵回山，从没有占领土地的打算；他们与官军作战，如第七十回之后与童贯、高俅的战斗，总是点到即止，从不赶尽杀绝；他们不断招降武将，寻找门路，进言天子，只为重新回到体制内的轨道上。
种种迹象表明，作者没把《水浒传》当成严肃、决绝的农民起义来写，甚至他头脑里压根儿就没有农民起义的概念。作者追求的是儒家正统思想规划好的蓝图：上有明君圣主选贤任能，下有孝子节妇昌明伦理。为此，作者把笔墨集中在一批具有英雄气质和英雄本领的好汉身上，着重写他们生存之路的丧失、发展之路的阻隔和价值之路的幻灭，以抒愤懑、浇块垒，表达对社会现实的愤慨和对清明政治的渴慕。对书中人物来说，起义*反造**不过是清明政治遭到破坏之后，流落社会边缘的智勇之士反抗现实，以开辟生存空间的尝试；接受招安，也不过是借*反造**之势重新融入正统社会，以实现个人价值的方法。自始至终，作为个体的英雄主义色彩都远远浓厚于意识形态论下的阶级斗争。可以说，《水浒传》不过是借了农民起义的“壳”，骨子里还是受传统文化观支配的英雄传奇。这里的传统文化观以儒家的仁、义、忠、孝为主，间杂墨家的兼爱和释道两家的出世思想，在不同人物身上和不同故事之中各有侧重。摘下“农民起义”“革命斗争”之类的大帽子、高帽子，无损于《水浒传》的伟大，反而可以拓宽读者认知的边界，发现其独有的思想价值。
《水浒传》揭露和批判了社会黑暗，范围之广、力度之大古今少有。开篇就把矛头指向了最高统治者宋徽宗，通过高俅发迹前后的经历，刻画了一个昏庸无道、任人唯亲的风流天子形象。正是在他的治下，高俅、蔡京等权臣奸*党**才得以贪赃枉法，陷害忠良。王进出走、林冲落草、杨志卖刀都直接拜高俅所赐，梁山好汉最后的悲剧结局也是奸臣们一手酿成。奸臣在位必然大搞裙带关系：高唐州太守高廉是高俅的叔伯兄弟，青州知府慕容彦达是慕容贵妃的哥哥，大名府梁中书是蔡京的女婿，江州知府蔡德章是蔡京的儿子，强抢民女玉娇枝的贺太守是蔡太师门人。《水浒传》主要人物都受到这些权奸及其*党**羽或直接或间接的*害迫**，“智取生辰纲”“江州劫法场”“三山打青州” “智取大名府”等关键事件也都因他们而起。上有所好，下必甚焉。州城府县大大小小的官吏都有自己的害民之法、谋财之道。不必说阳谷县令袒护西门庆，张都监受贿谋害武松，也不必说郓城县令为娼妓折辱雷横，登州知府徇情枉法加害解珍、解宝，就连牢城营的管营、差拨以及押解配军的公人，都可以为了几两银子杀人害命。昏君临朝，奸臣当道，恶霸横行无忌；妻子杀夫，刁奴欺主，僧侣好色贪淫。整个社会的选官制度、司法公正、伦理道德就这样自上而下被破坏掉了。这何止是宋朝 “民疲、财匮、兵弱、士大夫无耻”的社会缩影，简直可称得上人民群众对历朝历代昏聩政治的高度概括。更可贵的是，作者连他所钟情的江湖世界也没有轻易放过。这里有揽权固位、嫉贤妒能的白衣秀士王伦，有*渎亵**禅林、杀人越货的崔道成，有仗势欺人的蒋门神，有恩将仇报的假黑旋风李鬼……即使梁山好汉，人品行事也是良莠不齐。小霸王周通强抢民女，矮脚虎王英好色无厌，双枪将董平杀死东昌府太守而夺其女，这些行为与一般意义上的强盗已经没有本质区别。而宋江、吴用等为招降人才或驾驭下属所用的手段也极尽厚黑之能事，相比狡狯、奸诈的朝廷官吏不遑多让。
《水浒传》热情歌颂了江湖好汉的抗暴精神，鼓舞了一代代受欺凌、受压迫的人们。在一个恶之花遍地开放的社会，人们随时都有可能成为权贵、恶棍砧板上的鱼肉。大多数人只能像金翠莲、武大郎一样逆来顺受，而梁山好汉则不同，他们身负惊人的勇力和智慧，能够依靠自己的力量讨还公道。因为性格、身份不同，当横逆之来，抗击方式也各不相同。武松是“文来文对，武来武对”，一双拳头，“只是打天下硬汉，不明道德的人”，通奸杀人的西门庆、潘金莲，狼狈为奸设计陷害他的张都监、张团练、蒋门神，都如景阳冈上的大虫一样被他干净利落地打杀。林冲“算得到，熬得住，把得牢，做得彻”，从白虎节堂到野猪林，从沧州牢城到大军草料场，一再退避、忍让，走投无路之际才挺枪便杀。李逵天真质朴，管不了那么许多，一双板斧排头劈将下去。不论何种方式，作者在书写江湖好汉的抗暴精神时，都突出了“快意恩仇，除恶务尽”这八个字，这也恰恰是水浒故事鼓舞人心的力量源泉。林冲把陆谦、富安、差拨的头割下来，摆在山神庙的供桌前；“拿住王伦，骂了一顿，去心窝里只一刀，肐察地搠倒在亭上”；武松在鸳鸯楼只杀得“血溅画楼，尸横灯影”；李逵“拿殷天锡提起来，拳头脚尖一发上”……这都是作者的得意文章，正搔到读者的痒处。可以说，《水浒传》不仅是文人士大夫的书，也是人民大众的书，更是让历朝历代的镇关西、高衙内、西门庆、梁中书甚至宋徽宗们心惊胆寒的书。
《水浒传》大书特书的侠义精神在任何时代都有传承价值。侠、义在内涵上既有区别又有联系。在水浒世界，义多指兄弟、朋友之间的交往准则，而侠则是对陌生人的救助。义是双方面的，侠则是强势一方的输出。电视连续剧《水浒传》主题曲有两句歌词，一句是“路见不平一声吼，该出手时就出手”，这是对 “侠”的诠释；另一句是“生死之交一碗酒，你有我有全都有”，这是对“义”的解读。义是侠的基础，侠是义的发扬。无义之人不能行侠，譬如王伦、崔道成之流；守义的客观结果有时也就是任侠，如武松醉打蒋门神等。具体来说，水浒之侠有三种表现。一是仗义疏财，为他人提供经济上的援助。宋江号称“及时雨”，他以县城小吏的身份得享大名，与善使银子分不开。二是招贤养士，为江湖亡命提供栖身之所。缓急人所时有，江湖好汉投奔晁盖、柴进，正因为他们大开方便之门。三是路见不平，拔刀相助，为人排难解纷，这是水浒之侠最可宝贵的品质，也是布衣闾巷之侠深受百姓爱戴的原因。鲁达本是小种经略相公帐下提辖官，因救助金氏父女打死镇关西，在五台山落发当了和尚。他又帮助刘太公退亲，拳打了小霸王周通。在救人性命、拯救危难时，他想得周全，做得彻底，而且最无私，事后并不居功卖名，可谓“英雄手段，菩萨心肠”。水浒之义的表现形式就更丰富了。正如“鲁达传”里赵员外所言：四海之内，皆兄弟也。他们有的是情同手足的知己故交，如宋江与花荣；有的是慕名而交，倾盖如故，因为双方有好汉的名头，便结成兄弟；还有的因事而交，不打不相识，如史进与少华山三位寨主。《水浒传》动人心魄的兄弟之义有很多。野猪林里，鲁达对林冲言道：“‘杀人须见血，救人须救彻’。洒家放你不下，直送兄弟到沧州。”金圣叹批道：“天雨血，鬼夜哭，尽此二十一字。”武松被张都监陷害入狱，施恩倾囊解救，又冒着危险三入死囚牢，这种交情大大超过了恩主与门客的关系。江州法场之上，李逵脱得赤条条，半空中跳下来，要救哥哥宋江；而揭阳岭、揭阳镇、浔*江阳**上李俊、童威、童猛、张横、张顺、穆弘、穆春等众豪杰也带着庄客伙家沿江而下。他们何尝不知道以卵击石的风险，但义气当前，便不顾性命地赶来了。
揭批丑恶，反抗*暴强**，鼓吹侠义，是这部英雄传奇之于当代读者最重要、最独特的三大价值。老子云：“天下皆知美之为美，斯恶已；皆知善之为善，斯不善已。”我们不能一味高唱正能量的赞歌，只读白璧无瑕的书籍，还要学会认识丑恶、防范丑恶、*制抵**丑恶，饱含着鲜明爱憎之情的《水浒传》，是帮助人们明是非、知善恶、识美丑的好素材。中国人自古有骨气、有勇气、有血性，只是在长期的*制专**集权统治中被*压镇**和消磨了。但有人间不平事，便将《水浒传》置案头，或可增添人们的精神勇力。中国人多信奉“各人自扫门前雪，莫管他人瓦上霜”的市侩法则，人情冷暖、世态炎凉已是社会的常态。在这样的文化土壤里，多读读水浒故事，对社会多一点热血、多一分关心，对朋友讲一点义气，多一分担当，何尝不是重拾社会温情、完善自身人格的好方法？当然，我们也要看到，水浒人物、事件以及其中蕴含的思想精神，是用文学手段处理过后的夸张和变形，不是生活的常态，更不能依样画葫芦。初读《水浒传》的青少年朋友更需要理性思考、辩证看待。我们主张批判丑恶，但不主张轻易牺牲；我们主张见义勇为，但不主张以暴制暴；我们主张道义之交，但不主张唯义气是从。此外，《水浒传》还有一些显而易见的问题，例如宣扬封建迷信和果报思想，有些地方无节制地渲染*力暴**，存在对女性人物简化、物化甚至*化丑**的情况等，相信读者自有明辨。
二
《水浒传》的教学价值不仅在思想性上，也在艺术性上。金圣叹说：“吾最恨人家子弟，凡遇读书，都不理会文字，只记得若干事迹，便算读过一部书了。”又说：“《水浒传》到底只是小说，子弟极要看，及至看了时，却凭空使他胸中添了若干文法。”茅盾也认为，四大名著之中最有助于语文学习的便是《水浒传》，读《水浒传》可以学到写文章的诸多方法。
《水浒传》最大的创作难题是情节结构的安排。仅梁山好汉就有一百零八位，有名有姓的人物多达数百，如何组织这些人物和他们的故事，使之成为有序的整体，极大考验作者的创作才华。《水浒传》以第七十一回为分界，“梁山聚义”之前的故事更为紧凑，虽然鲁达、林冲、杨志、武松等主要人物的本传都可以独立存在，但人物与人物之间衔接、过渡自然。作者又以 “智取生辰纲”“白龙庙小聚义”“三山聚义打青州”“石碣受天文”等重大事件为节点，分期分批把各州郡好汉集合到梁山，把各山寨兵马汇聚到梁山，形成了群龙共舞、多头并进、万流归宗的整体格局。这种点面结合的安排把英雄的个人经历和梁山事业的发展结合起来，揭示了梁山从弱政治性到强政治性、从被动防御到主动出击、从领袖更替到组织变革的内在动因。
在重大节点之间，作者聚合人物的方法也煞费苦心。常见的有：以一人带一人。如王进带出史进，王进则抛开不写；林冲带出杨志，林冲则先按下不表。以一人带多人。“武松传”穿插张清夫妇、施恩故事等，是天罡带地煞。宋*青江**州之行和江州之行，汇聚四十余位英雄好汉，是领袖带群雄。以一事带多人，如智取生辰纲、三打祝家庄等。在人物出场顺序和叙事详略上，作者也做了精心设计。先写高俅发迹，再写王进出走，突出“乱自上作”。先写林冲故事，再写晁盖上山，埋下“火并”伏笔。第一主人公宋江延后至第十八回出场，至第四十一回方才入伙。为使梁山先有其主，以浸润滋生，发展壮大，而令宋江奔走各地，结交英雄，打造班底。如此双线并行，则待宋江落草便可以有所作为，不至于白手起家。如是种种，不胜枚举。在每个具体故事里，作者又特别注重细节描写，使情节发展真实可信，相关的技巧、方法，前人多有提及，兹不赘言。
作为一部包罗万象的大著，因为人物多，故事情节也难免重复或近似，古人称为“相犯”。金圣叹概括出两种情况。一是 “正犯法”，即故事梗概相同。如武松打虎后，又写李逵杀虎，又写二解争虎。潘金莲偷汉后，又写潘巧云偷汉。江州劫法场后，又写大名府劫法场。何涛捕盗后，又写黄安捕盗。林冲起解后，又写卢俊义起解。朱仝、雷横放晁盖后，又写朱仝、雷横放宋江，最后以朱仝放雷横结束。二是“略犯法”，即故事要素相似。如林冲买刀与杨志卖刀，虔婆醉打唐牛儿与郓哥不忿闹茶肆，郑屠肉铺与蒋门神快活林，瓦罐寺试禅杖与蜈蚣岭试戒刀等。金圣叹认为，作者正是要故意把题目犯了，却有本事出落得无一点一画相借，以为快乐是也，真是浑身都是办法。这也就涉及另一种叙事技巧——避复：在共性之中找个性，在相似中求差异，让读者不但不觉重复，还有耳目一新之感。
试以潘金莲、潘巧云故事比较言之。两者整体结构大致相似，都以妇女偷情为引线刻画英雄好汉的性格，且当事人之间都是“兄—嫂—奸夫—小叔”的关系模式，但作者写来却显得处处不同：
（1）淫妇身份不同：潘金莲侍女出身，潘巧云再嫁之身。
（2）偷情诱因不同：潘金莲为武大矮小、丑陋，加之王婆引诱；潘巧云纯为*欲情**。
（3）奸夫身份不同：西门庆当地恶霸，可买通官府；海阇黎势力有限，死后无人深究。
（4）参与者作用不同：王婆是通奸谋主；胡道人、迎儿只是串通消息。
（5）叔嫂关系不同：潘金莲对武松有意，*引勾**不成便找借口遮羞；潘巧云也曾*引勾**石秀，但用情甚浅，最后诬蔑石秀以自保。
（6）兄弟关系不同：潘金莲诬蔑武松，武大不信；潘巧云嫁祸石秀，杨雄相信。
（7）奸情传播范围不同：潘金莲偷情人尽皆知；潘巧云偷情只有石秀察觉。
（8）淫妇罪过不同：潘金莲毒杀亲夫，罪大恶极；潘巧云无谋害杨雄之心。
（9）奸夫淫妇结局不同：武松杀死奸夫淫妇，替兄*仇报**；石秀杀男（海阇黎、胡道人），杨雄杀女（潘巧云、迎儿）。
因为这些不同，主要人物的特征也就区别开了。要而言之，潘金莲有可耻处、可恶处，也有可怜处，而潘巧云只是生性淫荡、不守妇道，故前者的复杂性远超后者。武松既能拒绝女*诱色**惑，又能杀死奸夫淫妇，为兄复仇，为百姓除害，是光明磊落、顶天立地的大丈夫；石秀一面替人出力，一面又要处处自证清白，是心思缜密、下手狠毒的江湖亡命。至于武大和杨雄，差别就更加明显。武大可以告饶，可以冤死，但杨雄必须手刃淫妇才有英雄气概。
《水浒传》最突出的艺术成就是刻画了众多栩栩如生的人物。金圣叹说：“《水浒》叙一百八人，人有其性情、人有其气质、人有其形状、人有其声口。”任凭提起一个，都是旧相识。就全体而论，金圣叹的评价有失实之处；但就主要人物来说，大体不谬，这点历代鉴赏家已有太多论述，笔者只就两种突出的方法略加说明。
一是作者善写人物的语言。语言是人物心理和性格的透视镜。《水浒传》主要人物一出场，作者就能通过三言两语表现他最突出的性格特点，以杨志、鲁达、吴用、宋江、李逵等最为明显。更难得的是，主要人物的语言特征一以贯之。尽管他们的故事有大量断弦再续的地方，但不论何时何地，只要一开口，就能使读者识得此人。在性格相似的人物之间，作者还能写出他们个性的语言来。金圣叹说，《水浒传》只是写人粗鲁处，便有许多写法。如鲁达粗鲁是性急，史进粗鲁是少年任气，李逵粗鲁是蛮，武松粗鲁是豪杰不受羁绊，阮小七粗鲁是悲愤无说处，焦挺粗鲁是气质不好。这些不同的粗鲁主要是通过语言写出的。即使阎婆惜、唐牛儿、王婆、西门庆、乔郓哥、牛二这样的过场人物，作者对他们的语言描写也一丝不苟，写淫妇便是淫妇，写泼皮便是泼皮，写虔婆便是虔婆，这种精到的功力非寻常可比。《水浒传》还有大量精彩的对话描写，作者能把人物的行为、动作、神态和语言勾连起来，给读者以强烈的现场感。鲁达之于林冲、杨志之于牛二、武松之于潘氏、宋江之于花荣、戴宗之于李逵，是其中尤为传神入妙者。人物对话一旦发生，就有可能被旁观者听闻。有时作者抛开对话者的视角，专从听者入手，写*听窃**、偷听、注意听，这种被窥探的对话使情节波澜起伏，听者和被听者的形象也越发丰满——教材选文的“常客”《林教头风雪山神庙》中两次偷听写得尤其精彩。
二是作者善写人物的心理活动。心理活动是内部语言，用以表现人物思维和情感的起伏变化，往往由外界环境刺激所造成。《水浒传》的高明之处在于能通过超常心理活动来塑造那些非凡的人物。譬如武松酒后上山看到榜文，确认山中有虎时，作者写道：“欲待发步再回酒店里来，寻思道：‘我回去时，须吃他耻笑，不是好汉，难以转去。’存想了一回，说道：‘怕甚么鸟！且只顾上去，看怎地！’”武松并非不怕虎，但更怕人耻笑，便自恃勇力，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了。倘若没有这两处心理活动，武松的英雄气概将失色不少。《水浒传》也善于塑造正常人的正常心理活动，通过神态、动作和内部语言，写出人物心理活动发生、发展的层次。吴用说三阮撞筹、林冲火并王伦、武松骂嫂、王婆说风情、石秀察奸等一系列故事，都有这样的特点。对那些道德败坏、行为卑劣、破坏公序良俗的反面人物，作者不仅叙述他们的丑行，还揭示他们内心的丑态，用极生动的描写把坏人们隐微的心理活动展示出来，如高太尉欲害林冲、潘金莲欲诱武松、王婆欲使西门大官人上钩等。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没有丰富的生活阅历和耐心细致的观察，不可能对形形色色的人物都写到这种内外通透的高度。
《水浒传》环境描写也颇具特色。因为写作对象是绿林好汉，水浒的自然环境便以山岭、丛林、江湖为主。前七十一回之中，著名地点有少华山、桃花山、赤松林、野猪林、黄泥冈、梁山泊、景阳冈、飞云浦、蜈蚣岭、清风山、白虎山、二龙山、揭阳岭、浔*江阳**、沂岭、翠屏山、二仙山、华山、金沙渡等二十多处。这些处所偏僻、险峻、荒凉、冷清、人烟稀少，它们是英雄聚义之地、落难之地、剪径之地或扬威之地，而不同性质的故事又分别突出环境的不同特征。譬如梁山泊，喜庆筵宴则突出物产之丰富、景色之壮美；官军来犯则突出山势之险峻，水港之错杂。作者又善于把这些凶险之地和大冷大热的极端天气结合起来，以推动情节发展，塑造人物形象。写雪天，则有林教头风雪山神庙、雪天三限、宋公明雪天擒索超等；写热天，则有野猪林林冲遇险、黄泥冈杨志失盗等。作者又擅长夜色描写，夜走华阴县、月夜走刘唐、醉入销金帐、雪夜上梁山、怒杀阎婆惜、药鸩武大郎、血溅鸳鸯楼、夜走蜈蚣岭、夜看小鳌山、夜走瓦砾场、夜闹金沙渡、夜盗唐猊甲等故事，都发生在夜间，且时有月色点缀。这样既符合江湖人物爱夜间行事的习惯，又渲染了或紧张或凶险或悲壮或滑稽的气氛，令作品增色。
水浒人物众多，三教九流无所不包，且活动空间极广泛，这些人物、故事汇聚起来，堪称北宋社会一部百科全书。正因如此，《水浒传》社会环境的描写涉及面极其广阔，有宫殿、官府、居家、集市、街道、酒楼、茶肆、旅馆、妓馆、庄园、山寨、庙宇、道观、监狱、法场、战场等形形色色的场所，给读者展示了上至王孙贵胄、下至平民百姓的生活画卷。仅以第二回《王教头私走延安府 九纹龙大闹史家村》为例。作者第一写高俅发迹。快笔略写东京人事，至端王府则写奢华享乐，至殿帅府则写威严排场。第二写王进出走。先略写家庭情况，再略写岳庙，逃难之时则写史家村庄园景象，最后在后槽空地与史进相遇。第三写史进出世。先铺叙史家庄田园山色，再写少华山山寨规模，两地中间则是信使行走往来的松林。这一回书，从天子脚下的宫殿官府直写到绿林山寨，全景式勾勒了不同社会阶层的生活样貌，令人目不暇接。从社会环境的写作效果看，作者写繁华城市、乡村生活、平民居家都非常生动，能够和风俗人情结合起来。对法场、战场、古庙、荒山、绿林山寨的想象也基本合理。尤可贵的是，同一类社会环境，作者能写出不同的层次、格调和特点，与人物性格和情节发展匹配起来。梁山好汉无酒不欢，就以酒店而论：鲁达请客在潘家酒楼，以写其阔大，兼引入金翠莲唱曲；武松景阳冈打虎，写挂着“三碗不过冈”酒旗的酒肆，以状英雄气；醉打蒋门神，有“河阳风月”的酒旗，平添快活林的气象；宋江题反诗则在“浔*江阳**正库”——世上无比酒，天下有名楼——迎面一副对联撩动了枭雄心事。凡此种种，难以尽表。
《水浒传》随文诗、悬念设计、打斗场面、人物绰号等方面也多有可圈可点之处，值得细细欣赏，认真研究。需要说明，《水浒传》创作也存在很多瑕疵。前七十一回从卢俊义故事开始就写得草率了；后二十九回受招安、征辽寇、擒方腊等叙事单元，都是线性发展，平铺直叙，彼此之间孤立、割裂，语言质量也大不如前。或许瑕瑜互见、瑕不掩瑜才是对这部英雄传奇最恰当的总评吧。总之，任何一部伟大作品都是说不尽的，以上一孔之见、一脔之尝，疏漏之处在所难免，尚希读者海涵、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