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源：《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2020年第2期
转自：国际汉学研究与数据库建设 （品质公号，欢迎关注）
摘要：本文依托布尔迪厄的反思性社会学理论，借鉴其关系主义方*论法**与社会分析模式，运用并拓展其考察知识及艺术产品生产实践的分析步骤，对理雅各与宇文所安《诗大序》两种英译进行综合性的对比考察，通过从汉学场域到译者惯习的译者分析、从译者惯习到翻译策略的译策分析和从翻译策略到译本特点的译本分析，揭示了两种英译成功背后各种复杂因素彼此关联、互为因果的运作规律与深层逻辑，以期对中国文学与文化的国际传播有所启发。
关键词：反思性社会学；关系主义；社会翻译学；翻译社会学；《诗大序》英译
一、 引言
社会学路径的翻译研究兴起于20世纪90年代末，代表了翻译研究“一种新近出现、富有活力的发展趋势”（Buzelin，2013：195），并促成了“社会翻译学/翻译社会学（socio-translation studies/sociology of translation）”的萌生。该研究路径“超越了翻译研究中主体与客体、文本与语境、内部与外部、微观与宏观等一系列的二元对立，融合并贯通了以往翻译研究的语文学、语言学、文化研究模式”（王洪涛，2016a：10），为翻译研究打开了新的思路与视野。
在社会学路径翻译研究所依托的多种社会学理论中，布尔迪厄（Pierre Bourdieu）的反思性社会学理论具有特别的方*论法**价值。为了消除主客之间的二元对立，布尔迪厄在方*论法**上提出了“关系主义（relationalism）”的原则，并在《区隔》一书中提出了卓有创见的社会分析模式：[（惯习）（资本）] + 场域 = 实践（[ (habitus) (capital) + field = practice]）（Bourdieu, 1984：101）。布尔迪厄的这种社会分析模式表明，社会实践是惯习、资本和场域三者交互作用的结果，是场域中的行动者在其惯习的影响和制约下为获取场域*特中**定的资本而形成的。布尔迪厄特别阐述了运用其社会学理论与方法对知识及艺术产品生产实践进行研究时所需采取的三个步骤：“首先，必须分析所考察场域与权力场域的关系……；其二，必须析清行动者或机构在谋求特定权威合法化时所占据不同位置之间的客观关系结构；其三，必须分析行动者的惯习，即行动者在内化某一特定社会经济条件过程中所获取的不同性情倾向系统，而这些性情倾向系统在所考察场域的某一特定轨迹中也拥有或多或少变成惯习的有利机会”（Bourdieu and Wacquant，1992：104-105；参见Bourdieu, 1993：14 & Swartz，1997：142）。布尔迪厄的反思性社会学理论与方法对人文艺术研究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而在文学翻译研究中更具有突出的应用价值。鉴于此，本文拟依托布尔迪厄的反思性社会学理论，借鉴其社会分析模式与方法，考察英国汉学家理雅各（James Legge）与美国汉学家宇文所安（Stephen Owen）对中国古典文论开山之作《诗大序》的两种英译，以剖析两种译本的英译生产过程，揭示两种英译背后各种复杂因素彼此关联、互为因果的运作规律与深层逻辑。
作为中国古代诗学的首篇专论，《诗大序》在明末清初以来的东学西渐中逐渐被译介到西方英语世界，迄今出现了五个重要英译本，分别由基德（Samuel Kidd）、理雅各、黄兆杰（Wong Sui-kit）、宇文所安、范佐伦（Steven Van Zoeren）译成，其中两个译本得到了学界更多的关注和推崇：一个是理雅各译本（参见李玉良，2005；李新德，2013；张万民，2017），另一个是宇文所安译本（参见李特夫、李国林，2004；陈引驰、李姝，2005；任曾强，2010）。理雅各的译本收录于其《中国经典》（The Chinese Classics）第四卷《诗经》（The She King）之中，1871年在香港英华书院所属的印刷所出版。宇文所安的译本收录于其《中国文论读本》（Readings in Chinese Literary Thought）一书，1992年由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有意思的是，如果细读理雅各译本、宇文所安译本以及另外三个译本，会发现这两个广受学界关注和推崇的译本与另外三个译本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基德、黄兆杰和范佐伦英译的三个译本读起来都比较自然流畅、比较注重“可接受性（acceptability）”（Toury，1995：57），而理雅各译本与宇文所安译本读起来都有些直白甚或生硬，但在原文信息传达方面都具有很高的“充分性（adequacy）”（ibid.：57）。那么，理雅各与宇文所安的生活年代相差一百多年，两位汉学家的译本为何不约而同地注重信息传达的“充分性”？两人所秉持的翻译策略是否近似？其翻译策略是在何种社会文化环境乃至个人经历中形成的？两人的翻译策略是否也有不同？在此指导下形成的两个译本又有哪些差异和特点？理雅各译本与宇文所安译本在可读性方面明显逊色于另外三个译本，为何却更受学界的关注和推崇？对于这些涉及翻译文本内外，同时关系译者、社会文化语境以及译本传播的多种复杂问题，基于布尔迪厄反思性社会学理论的翻译研究模式可以作出有效回答。当然，由于布尔迪厄反思性社会学理论本身并不直接涉及翻译活动，其对知识及艺术产品生产实践进行考察的三个步骤也不涉及文本分析，因此需要对其社会学方法、分析步骤进行拓展与细化（详见下文），才能充分应用到翻译文本生产实践的考察之中。
二、理雅各与宇文所安《诗大序》两种英译的社会学分析
在布尔迪厄的“[（惯习）（资本）] + 场域 = 实践”社会分析模式中，“惯习”是个“关键概念（the conceptual linchpin）”（Bourdieu & Wacquant，1992：120），正是它将场域和资本联系起来形成了社会实践。布尔迪厄在谈及惯习的双重历史性时指出：“社会秩序的再生产，远非一个机械过程的自动产品，而是行动者通过各种策略和实践来实现的……”（ibid.：139）。布尔迪厄对行动者惯习与策略关系的论述，事实上拓展了其对知识及艺术产品进行分析的三个步骤，即在分析行动者惯习的基础上进一步探讨其惯习如何外化为具体的策略。顺着这个逻辑，我们可以继续拓展布尔迪厄的分析步骤，即再进一步考察行动者的策略如何又影响了其社会实践，形成了具有自身特点的知识及艺术产品。依据这个思路，以下重点对理雅各与宇文所安《诗大序》两种英译进行三位一体的社会学分析：首先进行从汉学场域到译者惯习的译者分析，继而开展从译者惯习到翻译策略的译策分析，最后进行从翻译策略到译本特点的译本分析。
1. 译者分析：从汉学场域到译者惯习
理雅各（1815-1897）大半生是生活在英国女王维多利亚（1819-1901）的统治之下，女王既是政治上的国家元首，又是“信仰的守护者（Defender of the Faith）”，即宗教领袖，集政治权力和宗教权力于一身。该时期英国汉学研究主要是在传教士汉学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因此汉学场域在很大程度上依附于宗教场域，也依附于权力场域，而理雅各等传教士汉学家从事汉学研究、翻译中国文学与文化经典的目的，也主要是积累相关的“文化资本（cultural capital）”和“社会资本（social capital）”（Bourdieu，1986：243），以促进其传教活动。据理雅各回忆，他早年曾在父亲藏书室里发现了一份米怜（William Milne）传教用的小册子，上面写满了天书般的汉字，这一天启预示了他未来的职业生涯。（Girardot，2002：20）理雅各少年时期在阿伯丁语法学校接受过大量翻译训练，青年时期在伦敦海伯利神学院又接受了解经原则（exegetical principle）与批评方法（critical method）的训练：“除了学习拉丁文和希腊文，理雅各还学习了希伯来文，他说该时期对《新约》进行了全面、深入的研究，学习解经原则与批评方法，而这些后来都运用到了他对中国经典的翻译诠释之中”（ibid.：31）。1938年，理雅各在伦敦曾在基德的指导下学习汉语，并在马六甲传教、担任英华书院院长期间“奋力提高和完善自己的汉语”（Legge，1905：13）。在香港期间，理雅各“工作到深夜，在对富有争议的《诗经》（1871）和令人敬畏的《春秋》与《左传》（1872）的翻译中打磨自己的汉学才能”（Girardot，2002：75-76）。理雅各将《中国经典》描述为中国的“福音书和摩西五书”，而“从其职业生涯伊始，就倾向于将自己定位为一位宗教信仰的摆渡人和学术译者，以输入中国经典的基本文学、哲学思想”（ibid.：41）。
宇文所安（1946— ）生活在美国国力日盛、其汉学研究也逐渐领先全球的当代。20世纪50年代初，受麦卡锡主义影响，美国以中国学为主导的汉学研究受到冲击，因此该时期的美国汉学场域明显受到政治场域、权力场域的主导。但是自1972年中美建交以后，“两国敌对关系解冻，汉学研究领域的阴霾消散”（蔡瑞珍，2017：182），美国政治场域、权力场域对汉学场域的约束也宽松起来。另外，美国的传统汉学专注于中国古代文学、文化和历史研究，与其致力于探讨中国当代政治、经济和社会问题的新型汉学（即“中国学”）大异其趣，因而与政治和权力场域保持着相当的距离，具有更多的独立性。正因为如此，宇文所安的汉学研究和翻译活动似乎并没有受到美国政治和权力场域的直接制约。与理雅各早年接触到的汉语材料是传教用的小册子不同，宇文所安少年时代最初阅读的是纯粹的中国文学作品：“有一天，我像往常一样在图书馆里浏览，突然发现一本翻译成英文的中国诗选，感到非常新鲜，自此就爱上了这种与欧美诗歌相当不同的文学样式”（张宏生，1998：111）。出于对中国古典文学的热爱，“宇文所安后来考入耶鲁大学，怀着浓厚的兴趣学习中国语言和文学”（史冬冬，2008：352）。1968年获得学士学位后，他又考入耶鲁大学研究生院，攻读中国古代文学博士学位，师从德裔美国汉学家傅汉斯（Hans Frankel）。宇文所安获博士学位后留校任教，1982年调至哈佛大学任中国文学教授。除了大量发表、出版汉学研究的著述，宇文所安翻译了许多中国古典文学、诗学作品，最具代表性的是其英译与评注的《中国文论读本》。宇文所安在谈及该书时曾指出：“至于中国文学批评的主要特点，我认为它有一系统的问题提出来讨论，强调多样性和个别性，用不同的方式处理不同的问题。而没有像西方那样，形成完整的传统意义上的概念系统。这不是中国文学批评的缺点，而正是它的特点”（张宏生，1998：113）。能如此深刻地评价中国文学批评的特点，说明宇文所安的汉学修养非常深厚。事实上，他对中国古典文论的英译与评论恰似其写作《初唐诗》和《盛唐诗》时做的那样，虽然不时显露出其西方理论背景，但是以“同情的了解”为基本立场进行诠释并提出自己的认识（ibid.：112）。
通过以上依据布尔迪厄原有三步骤所作的分析可以看出：理雅各所处的英国传教士汉学场域依附于宗教场域及权力场域，理雅各在接受教育和传教活动中，以赢得传教事业所需的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为目的，形成了其深谙西方解经方法、精通汉学、尊重并致力于译介中国文化思想的译者惯习；而宇文所安所处的美国传统汉学场域相对独立于权力场域，宇文所安出于个人兴趣在接受教育、开展学术研究的过程中积累了大量的文化资本、象征资本，并形成了其热爱中国语言文学、贯通西学与汉学、以“同情的了解”（张宏生，1998：112）为基本立场来翻译和阐释中国文学与文学思想的译者惯习。
2. 译策分析：从译者惯习到翻译策略
布尔迪厄将“惯习”界定为“可持续、可转换的性情倾向系统，倾向于把被结构的结构（structured structures）变成具有结构功能的结构（structuring structures）”（Bourdieu, 1992：53）。简单说来，惯习“在社会的制约中生成，而一旦生成后又顺应并反作用于社会”（王洪涛，2016b：151 ）。具体到翻译活动中，译者在其社会实践、社会轨迹中形成了自己的惯习，包括“性格倾向、思维方式、行为习惯等”（ibid.：151），突出表现为一种译者的翻译观念，而在译者惯习、翻译观念的影响和制约下，又生成了译者的翻译策略，进而生成了以翻译活动为表现的社会实践。对此，古安维克（Jean-Marc Gouanvic）曾非常准确地指出：“无论是何情形，总是译者的惯习影响了其翻译实践的具体方式”（Gouanvic，2005：164）。
就理雅各而言，其对传教事业的执着使其致力于中国文化思想的译介，而在翻译《诗经》时，理雅各一方面尊重中国的文化思想，另一方面又因其纯粹的传教动机而几乎漠视《诗经》、《诗大序》的文学与诗学价值，因此设定了一种“尽可能直译”的策略：“我的目标是尽我最大可能使得译本再现原文的意义，不做增译也不做释译。该集子（指《诗经》，笔者注）就整体而言并不值得以诗歌的形式译出……我所倾向的是尽可能直译（as nearly literal as possible，黑体为笔者所加）的译本”（Legge, 1871：116）。在奉行直译策略的同时，理雅各也讲求译文的可理解性。另外，理雅各深谙西方解经方法、精通汉学的译者惯习深深影响了他的翻译观念与翻译策略。随着专业才能和自信心的增长，理雅各把更多的精力投入到对其翻译进行评注和提供历史文献出处上。他认识到，对于任何一种翻译来说都必须运用语文学的诠释方法和历史诠释的方法。根据理雅各的判断，“运用这些方法必须依赖中西方最为优秀的文本分析传统，同时需要任何一位翻译学者都要去精心应对”（Girardot，2002：76）。因此，理雅各在其译者惯习和翻译观念的影响下，形成了“尽可能直译”同时讲求可理解性、广泛运用语文学诠释方法和历史诠释方法从而大量使用注释的翻译策略。
就宇文所安而言，对中国语言文学的热爱促使他以“同情的了解”为立场来阐释中国文学与文学思想，这在其《中国文论读本》中译本序言中可见一斑：“《中国文论读本》不希望把批评著作处理为观念的容器，它试图展现思想文本的本来面目”（宇文所安，2003：1）。那么如何展现中国文论文本的本来面目呢？宇文所安指出：“西方读者如想了解一个与自身真正不同的文学思想传统，所不愿读到的正是那种将所有异质的东西都予以归化和熟悉化的译本”（Owen，1992：15）。为了回避这样一种归化的译本，宇文所安翻译中国古典文论时选择了一种“笨拙的直译”策略：“多数情况下，我决定在翻译中采用一种笨拙的直译策略（a literal awkwardness，黑体为笔者所加），以使英文读者能多少看到汉语原文本的样子。这种相对的直译并不吸引人，但就富含思想的文本——尤其是汉语文本——而言，优雅的译文通常意味着对译文读者的认知习惯作巨大的让步。本书所译的许多作品之前都有非常优雅的译文，但读这些优雅的译文有时只能对中国文论家的思想形成一个粗浅的认识”（ibid.：15-16）。当然，宇文所安非常清楚运用“笨拙的直译”策略将中国古典文论译成英文是有缺陷的，因此提出了补救策略：“中文里原本深刻、精到的论断，翻译到英文中往往变成了空洞破碎的泛泛之谈。对此唯一的补救之策就是注疏（exegesis），因此本书不仅提供了译文，同时也提供了评论（commentary），二者相辅相成”（ibid.：16）。在占据其《中国文论读本》大半篇幅的评论中，既有宇文所安以历史化、语境化为手段对中国古典文论的“同情的了解”与诠释，也有他对中西文论的相互阐发。由此可见，宇文所安在其译者惯习的影响下形成了其“笨拙的直译”并辅以“评论”的翻译策略，而其“评论”又透射出一种双向阐发的翻译思想与策略。
3. 译本分析：从翻译策略到译本特点
理雅各的“尽可能直译”和宇文所安的“笨拙的直译”使得二者在翻译过程中均以原文为导向，因此二者的译本在原文信息传达方面都具有较高的“充分性”。然而二者翻译策略在近似的同时也存在差异，比如理雅各在“尽可能直译”的同时注重译文的可理解性，而宇文所安的“笨拙的直译”则是一种近乎纯粹的直译，另外前者的“注释”策略与后者的“评论”策略也有本质差别，所有这些使得两个译本又产生了不同的特点，表现在词汇、句法和语篇等方面。
（ 1 ）词汇层面的对比：文论术语的翻译
理雅各与宇文所安两个译本在词汇层面上的差异集中表现在其对《诗大序》文论术语的翻译上。如同其他文论作品一样，《诗大序》中的文论术语既重要又难译：“从多个角度来讲，一种文学思想传统是由一系列的‘术语’构成的，这些术语有其自身的悠久历史、复杂内涵和力量。它们并不是独立意义载体的汇合，而是互相诠释的系统的一部分，这个系统随着时间而演化，与人类其他知识领域的概念词汇相关联”（Owen，1992：4）。对于如此难译的术语，理雅各和宇文所安的处理方式明显不同，比如：
①原文：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
理雅各译文：Poetry is the product of earnest thought. Thought [cherished] in the mind becomes earnest; exhibited in words, it becomes poetry.
宇文所安译文：The poem is that to which what is intently on the mind (chih* ) goes . In the mind (hsin * ) it is “being intent” (chih* ); coming out in language (yen)，it is a poem.
在上例中，对于“志”、“心”、“言”几个中国古典文论中常出现的术语，理雅各将其译成“earnest thought”、“mind”、“words”，译文明白晓畅，不难看出这是他奉行尽可能直译同时又注重可理解性翻译策略的结果，而宇文所安不仅将其译成“what is intently on the mind /being intent”，“mind”，“language”，而且分别在后面括号里添加了其拼音“chih”、“hsin”、“yen”，这自然是其运用“笨拙的直译”得来的译文。宇文所安对此曾作过解释：“对于一些重要的术语，在译文之后再添加拼音，这样做尽管笨拙，但可以反复地提醒读者——所给出的英译并不真正和所译的汉语词汇完全是一个意思”（Owen，1992：16）。
（ 2 ）句法层面的对比：汉语句式的翻译
在句法层面上，理雅各和宇文所安两译本在整体上基本都遵循了直译的策略，对原文的句式亦步亦趋，较好地保持了原文的论说思路。但也有少数地方略有差异，比如：
②原文：至于王道衰，礼仪废，政教失，国异政，家殊俗，而变风变雅作矣。（宇文所安译本中所用的标点符号均为上下居中的“。”）
理雅各译文：When the administration of the kings fell into decay, the rules of propriety and righteousness were neglected, the instructions of government failed of effect, different methods of government obtained in different States, and the customs of the [great] Families in them had come to vary;－then the changed (or inferior) Fung, and the inferior Ya, were made.
宇文所安译文：When the royal Way declined rites and moral principles (y i *) were abandoned; the power of government to teach failed; the government of the states changed; the customs of the family were altered. And at this point the mutated (pien *) feng* and the mutatedya * were written.
上述两个译本在句法层面上的差异非常鲜明。尽管理雅各在句式上也尽量模仿汉语句式的特点，但其译文是一个中规中矩，读起来非常流畅的英语主从复合句：前面的条件状语从句较长，各个部分之间用逗号作停顿，然后用分号结尾，并用英文连字符与后面的主句连接起来。由此不难看出，由于理雅各既奉行直译策略，又注重译文的可理解性，其译文才呈现出这种既模仿汉语句式又遵守英文句法规范的特点。相比较而言，宇文所安遵循的是“笨拙的直译”策略，因此他敢于打破英语的句法规范，近乎机械、笨拙地模仿汉语原文的句式结构：译文的前半部分在意义上是一个条件状语从句，在形式上却以分号作为内部的停顿，以英文的句号结尾，从而与后面的主句构成意义上的主从复合句、形式上的并列单句。
（ 3 ）语篇层面的对比：译本体例的设定
语篇在广义上是“指任何不完全受句子语法约束的在一定语境下表示完整语义的自然语言”（胡壮麟，1994：1）。本文将整个译本视作语篇，限于篇幅，此处在语篇层面上着重考察两个译本在体例设定方面的差异与特点。
理雅各和宇文所安都是治学严谨的汉学家，其精研汉学的译者惯习促使二者在以“直译”策略充分传达原文信息的同时，又立足各自的学术背景，以注释、评论等其他策略对《诗大序》进行阐释，因此二人的译本除译文外，还包含了大量类似“围绕在文本周围对其进行拓展，旨在‘呈现’文本”的副文本（Genette，1997：1），并形成了各自独具特色的译本体例。理雅各的《诗大序》译本附于其《诗经》英译卷本的“绪论（The Prolegomena）”第二章之后。该绪论长达182页，内容涉及《诗经》历史、诠释、诗学价值等方方面面，而在其第二章中，理雅各不仅阐述了《诗大序》的重要地位，还详细考证了其作者。理雅各《诗大序》译本的体例为“英语译文+汉语原文+注释”。宇文所安的《诗大序》译本构成其《中国文论读本》的第二章，该《读本》前面设有长达14页的“导言（Introduction）”，内容涉及文学思想的功用、中西文论的对比、中国文论英译的方法等，而第二章首尾分别为《诗大序》简介和补充性文本。宇文所安《诗大序》译本的体例为“汉语原文+英语译文+评论”。
三、结语
本文借鉴布尔迪厄的反思性社会学理论与方法，运用并拓展了其考察知识及艺术产品生产实践的分析步骤，对理雅各与宇文所安《诗大序》两种英译进行综合分析，通过从汉学场域到译者惯习的译者分析、从译者惯习到翻译策略的译策分析和从翻译策略到译本特点的译本分析，揭示了两种英译背后各种因素彼此关联、互为因果的规律与逻辑：理雅各和宇文所安置身于英美两国不同时代的汉学场域，在各自的人生历程中形成了各自的译者惯习，而两人的译者惯习在不同场域的翻译活动中又外化为同中有异的“直译”翻译策略，由此形成的翻译策略指导着二人完成了对《诗大序》的翻译，进而形成了均注重原文信息传达“充分性”但又在词汇、句法以及语篇等层面各具特点的两个译本。
然而，理雅各与宇文所安的《诗大序》译本在可接受性、可读性方面明显逊色于另外三个更流畅的译本，为何却得到了学界更多的关注和推崇呢？这恐怕还要考察理雅各与宇文所安两位译者在汉学场域中所占据的位置，二者所拥有的“文化资本”、“社会资本”与“象征资本”以及由此所形成的译本传播渠道等，才能够解释清楚。理雅各曾任香港英华书院院长，后任牛津大学首任汉学教授，并曾获西方汉学研究最高荣誉“儒莲中国文学国际奖”，而宇文所安曾获耶鲁大学中国古代文学博士学位，先后任耶鲁大学、哈佛大学中国文学教授，在西方汉学界享有盛誉。由此而言，理雅各、宇文所安两位译者拥有大量的文化资本、社会资本和象征资本，是西方著名高等学府的权威汉学家，其本身就是可以对中国典籍英语译作进行权威认定的“祝圣者（consecrator）”（Casanova，2010：300），他们自己的中国典籍英语译作也因此可以顺理成章地很快得到认可，甚至成为经典译作。对此，卡萨诺瓦（Pascale Casanova）的论断可谓一语中的：“祝圣者本身已被神圣化、权威化，其译作自身就是有效的祝圣工具，无需再借助评注、解析、书评、奖项等形式来得到进一步的权威认定”（ibid.：300）。诚如卡萨诺瓦所言，无论是理雅各的《诗大序》英译，还是宇文所安的《诗大序》英译，二者在发表、出版之后均很快得到学界认可、欢迎，并成为影响深远的经典之作。事实上，布尔迪厄有关场域和资本的论断可以很好地解释这一现象：“场域的结构，即资本的非公平分配状态，造成了资本的各种特定效果，也就是说，对利益和权力的调控使得场域的运行法则对资本及其再生产更为有利”（Bourdieu，1986：246）。正因为如此，西方著名高校的权威汉学家在中国文学及文学思想的英译与传播中往往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这是当前中国文学与文化国际传播需要正视和重视的问题。
参考文献
[1] Bourdieu, Pierre. Distinction: A Social Critique of the Judgment of Taste[M]. Trans. Richard Nice.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4: 101.
[2] Bourdieu, Pierre. The Forms of Capital[A]. In John Richardson (ed.) Handbook of Theory and Research for the Sociology of Education[C] New York: Greenwood.1986: 241-258.
[3] Bourdieu, Pierre. The Logic of Practice[M]. Trans. Richard Nice. Chicago: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2.
[4] Bourdieu, Pierre. The Field of Cultural Production: Essays on Art and Literature[C].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3.
[5] Bourdieu, Pierre and Loic J. D. Wacquant. An Invitation to Reflexive Sociology[M].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2.
[6] Buzelin, Hélène. Sociology and Translation Studies[Z]. In Carmen Millán and Francesca Bartrina (eds). The Routledge Handbook of Translation Studies[Z].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13: 186-200.
[7] Casanova, Pascale. Consecration and Accumulation of Literary Capital: Translation as Unequal Exchange [A]. In Mona Baker (ed.). Critical Readings in Translation Studies [C]. London & New York: Routledge, 2010:285-303.
[8] Chesterman, Andrew. Bridge concepts in translation sociology[A]. In Michaela Wolf and Alexandra Fukari (eds.). Constructing a Sociology of Translation[C].Amsterdam/Philadelphia: 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mpany, 2007: 171-183.
[9] Genette，Gérard. Paratexts: Thresholds of Interpretation[M]. Trans. Jane Lewi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7.
[10] Girardot, Norman J. The Victorian Translation of China: James Legge’s Oriental Pilgrimage[M].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Californi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2.
[11] Gouanvic, Jean-Marc. A Bourdieusian Theory of Translation, or the Coincidence of Practical Instances: Field, ‘Habitus’, Capital and ‘Illusio’[J]. The Translator . 2005(2): 147–166.
[12] Inghilleri, Moira , The Sociology of Bourdieu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Object” in Translation and Interpreting Studies[J]. The Translator: Volume 11, Number 2, 2005: 25-14.
[13] Legge, Helen Edith. James Legge: Missionary and Scholar[M].London:The Religious Tract Society, 1905.
[14] Legge, James. The Chinese Classics(VOL. IV.-Part I., The First Part of the She-king, or the Lessons from the States; and the Prolegomena) [Z]. Hong Kong: Lane, Crawford & Co.; London: Trubner & Co., 1871.
[15] Owen, Stephen. Readings in Chinese Literary Thought[Z].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and London: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2.
[16] Swartz, David. Culture & Power: The Sociology of Pierre Bourdieu [M].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7.
[17] Toury, Gideon. Descriptive Translation Studies and Beyond [M]. Amsterdam/Philadelphia: 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mpany, 1995.
[18] Wolf, Michaela and Alexandra Fukari (eds). Constructing a Sociology of Translation[C].Amsterdam/Philadelphia: 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mpany, 2007.
[19]蔡瑞珍.文学场中鲁迅小说在美国的译介研究[A].王洪涛. 社会翻译学研究：理论、视角与方法[C].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17：171-186.
[20] 陈引驰，李姝. 鸟瞰他山之石——英语学界中国文论研究[J]. 中国比较文学，2005（3）：140-149.
[21]胡壮麟. 语篇的衔接与连贯[M]. 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4.
[22]李特夫，李国林. 辨义·表达·风格——《诗大序》宇译本分析[J].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学报，2004（1）：16-19.
[23]李新德. 理雅各对《诗经》的翻译与诠释[J]. 文化与传播，2013（5）：31-36.
[24]李玉良.理雅各《诗经》翻译的经学特征[J].外语教学，2005（5）：63-66.
[25]任增强. 美国汉学家论《诗大序》[J]. 贵州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5）：89-93.
[26]史冬冬.“宇文所安的中国文学思想研究”[A].王晓路、刘岩.北美汉学界的中国文学思想研究[C].成都：巴蜀书社，2008：352-468.
[27]王洪涛.“社会翻译学”研究：考辨与反思[J].中国翻译，2016a（4）：6-13.
[28]王洪涛. 社会翻译学视阈中中国文学在英国传译的历时诠释[J].外语学刊, 2016b（3）：146-151.
[29]张宏生.“对传统加以改造，同时又不让它失真”——访哈佛大学东亚语言与文明系教授斯蒂芬·欧文教授[J].文学遗产，1998（1）：111-119.
[30]张万民. 中国古代文论英译历程的反思[J]. 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1）：1-11.
[31]宇文所安. 中国文论：英译与评论[Z]. 王柏华、陶庆梅译. 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3.
[作者简介]
王洪涛，北京外国语大学英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代表性著作有学术专著《翻译学的学科建构与文化转向》、《文学翻译研究：从文本批评到理论思考》，学术编著《社会翻译学研究：理论、视角与方法》，英文译著The Tiger of Majesty and Power等多部。主要研究领域为社会翻译学、理论翻译学、翻译批评、中西文学与文化经典翻译研究，兼及西方汉学、中西比较诗学与世界文学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