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这里所说的辨伪，是指辨别伪书。凡是作者和写作时间是假的，这样的著作便称作伪书。所谓辨伪，就是通过各种方法和手段，辨别书籍的真伪，并尽量搞清楚其真正作者和确切年代。
一、伪书产生的原因
在古籍当中，伪书的存在是十分普遍的。明代胡应麟在《四部正讹》中说：“余读秦、汉诸古书，核其伪几十七焉。”清·张之洞在《轩语》中也说：“一分真伪，而古书去其半。”当然，二家的说法只是一种估计，未必完全准确，但用来说明古书作伪的严重性和辨伪的必要性，却未尝不可。
何以会产生如此众多的伪书呢？对其中的原因，胡应麟在《四部正讹》中曾予以归纳总结，共概括出20条。名目虽然繁多，但不外乎有意作伪和无意作伪两大类。就有意作伪来说，主要有下列几种情况：
1.厚古薄今的风气所致。《淮南子·脩务训》说：“世俗之人多尊古而贱今，故为道者必託之于神农、黄帝而后能人说。”曹丕在《典论·论文》中也说：“常人贵远贱今，向声背实。”崇拜古人，轻视今人，厚古薄今，这是中国封建社会的一种恶习。有时当代人写的著作不被重视，为了引起世人的瞩目，便假托为古人所作。儒家借重尧舜，墨家借重大禹，道家借重神农、黄帝，都是这一类的典型。如《本草》托名神农，《内经》托名黄帝，儒家一些经籍托名周公、孔子即其例证。
2.盲目崇拜名人的风气所致。名人的作品，未必篇篇俱美，部部皆佳，但由于其名气大，世俗之人多盲目崇拜，故其作品易于流传。而一般人作品则难以在世间占有一席之地，于是便不得不假借名人之名来提高自己作品的身价。《文选》卷五十二有曹冏的一篇《六代论》。这篇文章问世时传说是曹植所作。晋武帝司马炎曾经向曹植的儿子打听此事，曹志说明了事情的真相。据《晋书·曹志传》记载：“帝尝阅《六代论》，问志曰：‘是卿先王所作邪？’志对曰：‘先王有手所作目录，请归寻按。’还奏曰；‘按录无此。’帝曰：‘谁作？’志曰：‘以臣所闻，是臣族父冏所作。以先王文高名著，欲令书传于后，是以假托。’帝曰：‘古来亦多有是。’顾谓公卿曰：‘父子证明，足以为审。自今已后，可无复疑。’”又如宋代王铚撰《龙城录》而托名柳宗元。又据《直斋书录解题》卷十九：“世有称东坡《杜诗故事》者，随事造文，一一牵合，而皆不言其所自出。且其辞气首末若出一口，盖妄人依託以欺乱流俗者”，也无非欲借柳宗元、苏轼之名传其书而已。
3.学术斗争的需要。在我国古代，学术上出现分歧，乃至发生争论是常有的事。有时论战的一方，觉得势力不如对方，或者觉得单凭口舌不能服人，便想方设法伪造一些著作，假托是名人或圣人所为，作为自己说理的依据。东汉末年的郑玄，集古今文学派之长，是公认的经学大师。为了与郑玄争名并将其压下去，比郑玄稍晚的王肃，“集《圣证论》以讥短玄”［晋］陈寿撰，［南朝宋］裴松之注：《三国志·魏书·王肃传》，中华书局1959年版。，又搜集古事，掺杂己意，伪造了《孔子家语》《孔丛子》，为自己的见解张目。佛教自印度输入后，“道教与之争胜，造出许多无聊的书。现在《道藏》中，黄帝著作几达百种，老聃、庄周亦各数十种。诸如此类，伪书甚多。其目的在与佛教争胜，或与儒家争胜”。梁启超：《古书真伪及其年代》，中华书局1955年版，第26页。
4.政治斗争的需要。唐代曾有牛、李*党**之争。李德裕的门人韦瓘，便以牛僧孺的名义伪造了《周秦纪行》一卷，以此来诬害牛僧孺。北宋王安石变法，遭到不少人的反对。其对立面邵雍之子邵伯温，曾托苏洵之名，伪造了《辨奸论》，对王安石进行人身攻击，骂王安石为不近人情的大奸臣。
5.邀赏射利的需要。我国历史上每次改朝换代，均使政府藏书蒙受巨大损失，有时甚至损失殆尽。新的封建王朝建立后，或出于文化建设的需要，或为了炫耀统治者稽古右文，或为了笼络人心，总要下诏悬赏求书。于此时伪造一部古书，既可以得钱，又可以做官。秦火以后，《尚书》残缺得十分厉害，所存不足30篇，而汉成帝又特别喜欢此书，千方百计寻求足本。东莱人张霸便伪造了《尚书》102篇，比足本还多出2篇，称是春秋以前旧物。汉成帝大喜，立即赐予一个博士的官职。由于作伪痕迹太明显，很快被人识破。隋文帝时曾用重金征集遗书。当时著名经师刘炫便伪造了《连山》《归藏》两部易经，说《连山》为夏朝的易经，《归藏》是商朝的易经，《周易》乃周的易经，因而得至封赏。后经发现举报，几乎掉了脑袋。正如梁启超所说：“每失一回，每收一回，伪书愈多一回。”梁启超：《古书真伪及其年代》，中华书局1955年版，第26页。
6.为掠美而作伪。有人唯恐己作不能传之久远，因而假托名人、古人，而掠美者则是剽窃他人的成果为己有。如晋·郭象便曾剽窃向秀的《庄子》注。据《晋书·郭象传》记载：“先是注《庄子》者数十家，莫能究其旨统。向秀于旧注外而为《解义》，妙演奇致，大畅玄风，惟《秋水》《至乐》二篇未竟而秀卒。秀子幼，其《义》零落，然颇有别本迁流。象为人行薄，以秀《义》不传于世，遂窃以为己注，乃自注《秋水》《至乐》二篇，又易《马蹄》一篇，其余众篇或点定文句而已。”可见所谓郭象《庄子注》，绝大部分为向秀所完成。清王鸿绪窃取万斯同的《明史稿》为己有，为了掩人耳目，曾加以修改，结果是“点金成铁”。
以上所谈，均属有意作伪。除此以外，有些伪书是人们无意造成的。“古代书写工具笨拙，当时的简册为巫史所掌，世代祖传，很难考定为某代人所记；古人不自著书，《论语》为孔子门人所记，《管子》则亦为后人所述，故有管仲身后的记载；且古人所述，一般都是为了应用，其书的著者姓名往往湮没弗彰，后人凭揣测题名，往往多不可信。我国古代各地区的方言差异很大，文字又屡经变迁，由甲骨而籀文而小篆而隶书，每一次文字变革，简册书籍都须经过翻译传写，难免有改动和失真的地方。”洪湛侯：《古籍的考辨》，载《文献》第12期，第165页。总而言之，无意造成的伪书，不外乎两个方面的原因，一个是客观条件不具备所致，一个是古籍整理者学识不够丰富、态度不够严谨所致。
二、辨别伪书的方法
有作伪者便有辨伪者，应该说作伪是与文献的成书与流传大致相始终的。龚自珍说：“伪书不独后世有之也，战国时人依託三皇五帝矣，或依托周初矣。”［清］龚自珍：《龚定庵全集类编》，中国书店1991年影印本，第314页。说明战国时已有伪书出现，而战国时代的孟子则是辨伪学史上有影响的人物，他“尽信《书》则不如无《书》”的说法，被赋予一般意义，成为后世疑古辨伪学者信奉的格言。汉代司马迁编写《史记》时，对有关史料作了大量的考辨工作，其中既涉及伪书，又涉及伪说。刘向整理群书，撰写《别录》，已包括辨伪的内容，如《晏子叙录》说：“又有颇不合经术，似非晏子言，疑后世辩士所为者，故亦不敢失，复以为一篇。”至《汉书·艺文志》，辨伪之语已颇多。如诸子略道家类有《文子》9篇，其下注曰：“老子弟子，与孔子并时，而称周平王问，似依託者也。”诸子略杂家类著录孔甲《盘盂》26篇，其下注曰：“黄学之史，或曰夏帝孔甲，似皆非。”当代著名学者张舜徽先生在《广校雠略》中，归纳出《汉书·艺文志》辨伪六例：明定某书为託托，但未能确指其人；从文辞文献，审定系后人依託；从事实方面，审定系后人依託；明确指出依託之时代；明确指出系后世增加；不能肯定的暂时存疑。《汉书·艺文志》虽然给后世的辨伪工作以启示，但其成果尚是零散的，刘歆、班固并未对辨伪的方法予以系统总结，结论是后人据其所为而归纳的。东汉的王充及后世的刘知幾、柳宗元、欧阳修、朱熹等人在辨别伪书方面均有一定的成就，而对辨伪方法予以系统总结的，当首推明代学者胡应麟。他在《四部正讹》中说：“凡核伪书之道：核之《七略》以观其源；核之群志以观其绪；核之并世之言以观其称；核之异世之言以观其述；核之文以观其体；核之事以观其时；核之撰者以观其託；核之传者以观其人。核兹八者，而古今赝籍亡隐情矣。”这是对前人和他人辨伪经验的总结，概括得颇为精当，在辨伪学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近人梁启超在其《中国历史研究法》第五章《史料之搜集与鉴别》中，提出了辨识伪书的12条公例：
（一）其书前代从未著录，或绝无人征引而忽然出现者，什有九皆伪。
（二）其书虽前代有著录，然久经散佚，乃忽有一异本突出，篇数及内容等与旧本完全不同者，什有九皆伪。
（三）其书不问有无旧本，但今本来历不明者，即不可轻信。
（四）其书流传之绪，从他方面可以考见，而因以证明今本题某人旧撰为不确者。
（五）真书原本，经前人称引，确有佐证，而今本与之歧异者，则今本必伪。
（六）其书题某人撰，而书中所载事迹在本人后者，则其书或全伪或一部分伪。
（七）其书虽真，然一部分经后窜乱之迹既确凿有据，则对于其书之全体须慎加鉴别。
（八）书中所言确与事实相反者，则其书必伪。
（九）两书同载一事绝对矛盾者，则必有一伪或两俱伪。
（十）各时代之文体，盖有天然界画，多读书者自能知之。故后人伪作之书，有不必从字句求枝叶之反证，但一望文体即能断其伪者。
（十一）各时代之社会状态，吾侪据各方面之资料，总可以推见其崖略。若某书中所言其时代之状态，与情理相去悬绝者，即可断为伪。
（十二）各时代之思想，其进化阶段，自有一定。若某书中所表现之思想与其时代不相衔接者，即可断为伪。
其后，梁启超在《古书真伪及其年代》（本书系作者1927年上半年在燕京大学授课的讲义，由周传儒、姚名达、吴其昌笔记成书，有中华书局1955年版）中，又将辨伪方法总结为从传授统绪上辨别和从文义内容上辨别两大类，前者又分为8条，后者又分为5类共16条，条分缕析，更为详尽周密，堪称辨伪方法的集大成之作。现根据胡应麟、梁启超所讲和辨伪学的发展，将辨伪方法择其要者，讲述如下：
1.利用历代书目
利用历代书目的第一个含义，是利用、借鉴历代书目中的辨伪成果。从我国第一部史志书目《汉书·艺文志》开始，到宋代晁公武的《郡斋读书志》、陈振孙的《直斋书录解题》，再到清代官修的《四库全书总目》，辨别了不少伪书，保存了丰富的辨伪成果，足资参考。如《直斋书录解题》卷九道家类著录《关尹子》9卷，解题云：“案《汉志》有《关尹子》九篇，而《隋》《唐》及《国史志》皆不著录，意其书亡久矣。徐藏子礼得之于永嘉孙定，首载刘向校定序，篇末有葛洪后序。未知孙定从何传授，殆皆依托也。序亦不类向文。”从传授源流和序文语气风格方面疑其为依托之作。
利用历代书目的第二个含义，是查考历代书目对某书的著录情况，从流传源流方面辨别其真伪。正如上面所引梁启超之说：“其书前代从未著录，或绝无人征引而忽然出现者，什有九皆伪”，“其书虽前代有著录，然久经散佚，乃忽有一异本突出，篇数及内容与旧本完全不同者，什有九皆伪。”如有一部《亢仓子》，又名《庚桑子》，题周·庚桑楚著。但此书《汉书·艺文志》没有著录。唐代突然出现，于天宝元年（742年）改名为《洞灵真经》，收入《道藏》。其实，此书乃唐代襄阳王士元取《庄子·庚桑楚》篇附益而成。《子夏易传》一书，《汉书·艺文志》亦无著录，但《隋书·经籍志》却加以著录了。唐玄宗开元七年（719年），曾诏学者讨论此书的真伪。著名史学理论家刘知幾认为，汉人不见之书，六朝人何以能见到？从而断定其是伪书。
2.考察作品内容
通过考察作品的思想内容来辨别伪书，要求辨伪工作者必须认真阅读原作，并具有较为丰富的历史文化知识，以检验原书的内容是否与历史事实相符，与作者所处的时代是否一致，与常理常情是否相矛盾。这是鉴别伪书最重要而也最可靠的方法，也是颇显辨伪者功力的一种方法。
如《论语》一书，过去人们多认为出自孔子弟子之手。柳宗元对此进行了考辨，他在《论语辨》上篇说：
或问曰：儒者称《论语》孔子弟子所记，信乎？曰：未然也。孔子弟子，曾参最少，少孔子四十六岁。曾子老而死，是书记曾子之死，则去孔子也远矣。曾子之死，孔子弟子略无存者矣。吾意曾子弟子之为之也。何哉？且是书载弟子必以字，独曾子、有子不然。由是言之，弟子之号之也。然则有子何以称子？曰：孔子之殁也，诸弟子以有子为似夫子，立而师之。其后不能对诸子之问，乃叱避而退，则固尝有师之号矣。今所记独曾子最后死，余是以知之，盖乐正子春、子思之徒与为之尔。或曰孔子弟子尝杂记其言，然而卒成其书者，曾氏之徒也。［唐］柳宗元：《柳河东全集》，中国书店1991年影印本，第48页。
从曾子的年龄最小而书中记及其死和书中的称谓两方面，得出《论语》之书出于“曾氏之徒”的结论。此说近于史实，已为多数人所接受。
再如小说《杂事秘辛》，内容主要是讲授东汉时梁冀的家事。当时皇帝选妃，看中了梁家小姐，由皇太后派一个保姆去检查梁小姐的身体。文章写得异常优美。明代杨慎为此书作跋，说是东汉时期作品。但书中不少地方是晋、宋之后才可能有的礼仪，不是东汉时期的风俗礼节。特别是缠脚的记载，更不可能是东汉时期的事。此书很可能就是杨慎的伪作。他看到明代缠脚，因而便推测汉代也缠脚，结果露出了破绽。
古书中出现的称谓、专有名词以及某些特定的提法，往往成为辨伪书最好的线索。近人马叙伦的《列子伪书考》是考辨《列子》为伪书的集大成的专著，其中指出，《列子·周穆王》篇“记儒生治华子之疾。儒生之名，汉世所通行，先秦未之闻也”。仅仅抓住“儒生”这个名称，便把伪作《列子》的时代上限，限制在汉代以后了。凡古籍中出现后代的人名、谥号、地名、朝代名、前代人避后代帝王的讳等情况，那么此书若非全伪，至少也经过后人的改窜或增益，其中杂有部分伪篇。
3.研究作品的语言特点
杨伯峻先生在《从汉语史的角度来鉴定中国古籍写作年代的一个实例——〈列子〉著述年*考代**》一文中，有一段话说得很好：
从汉语史的角度来鉴定中国古籍的真伪以及它的写作年代应该是科学方法之一。这道理是容易明白的。生在某一时代的人，他的思想活动不能不以当日的语言为基础，谁也不能摆脱他所处时代的语言的影响。尽管古书的伪造者在竭尽全力地向古人学舌，务使他的伪造品足以乱真，但在摇笔成文的时候，无论如何仍然不可能完全阻止当日的语言的向笔底侵袭。这种侵袭不但是不自觉的，甚至有时是不可能自觉的。因为极端谨慎地运用语言，避免在语言上露出作伪的痕迹，这一种观念未必是所有古书的伪造者人人都具有的，或者非常敏感地、强烈地具有的。纵使这一种观念是他们都具有的，甚至非常敏感地、强烈地具有的，然而那些古书的伪造者未必是，也难以是汉语史专家，精通每一词、每一字义、每一语法形式的历史沿革，能够选择恰合于所伪的时代的语言，避免产生在那所伪的时代以后的语言。这种能力和高度的自觉性都不是古人所能完全具有的。纵是有，也都不能完全阻止他所处时代的语言的向笔底侵袭。由此，我们可以肯定，如果我们精通汉语史，任何一部伪造的古籍，不管伪造者如何巧妙，都能在语言上找出他的破绽来。我们根据这些破绽，便可以判明它是伪书，甚至鉴定它的写作年代。杨伯峻：《从汉语史的角度来鉴定中国古籍写作年代的一个实例——〈列子〉著述年*考代**》，见《列子集释》附录三，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323—324页。
杨伯峻先生在这里详细地论述了古书的作伪者在语言上露出破绽的不可避免性，得出了从汉语史的角度来鉴定古籍是科学方法之一的重要结论，从而启发我们从作品的词汇、词义、语法及音韵等角度去鉴别古籍的真伪。
例如杨伯峻先生在上文中，考察了《列子》中“数十年来”这一说法，不但和先秦的说法不合，也和两汉的说法不合，却和《世说新语》的某一说法相合；又考察了“舞”字的两种用法，一种用法和两汉人的用法相同，一种用法甚至要出现于西汉以后；还考察了“都”字作为副词，只是魏晋六朝的常用词；发现书中“所以”作为连词，绝不是先秦“所以”的用法，而只是后汉以后的用法；还发现书中“不如”一语，也和先秦的“不如”不一样。书中六朝人的常用语还有不少。根据上述例证，“除掉得出《列子》是魏晋人的赝品以外，不可能再有别的结论。”
《庄子》一书分为内篇、外篇和杂篇三部分，共计33篇。但自北宋以来，此书中某些篇章的真伪问题，就成了庄子研究中的疑点。有人认为，《庄子》内篇早于外、杂篇，内篇为庄子所作；也有人持相反意见，认为内篇晚于外、杂篇，外、杂篇是庄子作；近代又有学者提出外、杂篇中许多文章不但不是庄子后学所作，而且不是先秦人所作。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刘笑敢《庄子哲学及其演变》刘笑敢：《庄子哲学及其演变》，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一书，根据汉语词汇单纯词产生在前、复合词在后的规律，发现内篇中只用了道、德、命、精、神等单纯词，但没有使用道德、性命、精神这三个复合词，而在外、杂篇中，“道德”一词使用了16次，“性命”一词使用了12次，“精神”一词使用了18次，又与《左传》《论语》《老子》《孟子》以及《荀子》《韩非子》《吕氏春秋》等书用词情况相比较，从而证明了内篇是战国中期作品，基本上是庄子所作，外、杂篇则完成于战国末年。
4.利用出土文献
传统的辨伪方法，采用的材料、依据的对象是传世的历史文献。20世纪70年代以来，大批帛书、简册出土，不但为学术研究提供了新的资料，也为辨别伪书开辟了新的途径。出土文献时代较早，与作者的生活时代和成书时代最为接近，且千百年来沉睡于地下，未经后人删削改窜，最接近于文献的原貌。一些已佚古籍，一旦重新发掘出来，使聚讼千年的疑案即刻真相大白。如《尉缭子》一书，宋代陈振孙便开始怀疑：“《汉书》杂家有二十九篇，兵形势家又有三十一篇，今书二十三篇，未知果当时本书否？”［宋］陈振孙撰，徐小蛮、顾美华点校：《直斋书录解题》卷十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360页。清人姚鼐说：“《尉缭》之书，不能论兵形势，反杂商鞅刑名之说，盖后人杂取，苟以成书而已。”［清］姚鼐：《惜抱轩全集》，中国书店1991年影印本，第52页。1972年，银雀山出土的汉简中有《尉缭子》残简一批，与传本相合者6篇。何法周先生从这批汉简中得到启示，撰成《尉缭子初探》一文，利用四个证据证明：“《尉缭子》是梁惠王时期的尉缭的政治军事思想的记录……不论《尉缭子》一书是出自尉缭的手笔，还是由后人记录、写定，它都应视为梁惠王时期的尉缭著作。”何法周：《尉缭子初探》，《*物文**》1997年第2期。郑良树先生又补充一条证据：书中多次使用“世将”（世袭的将领），犹如《孟子》中之“世臣”，“因此《尉缭子》不会是一部伪书，作者应该是魏惠王时代的尉缭。”《汉书·艺文志》称该书为“六国时”的著作是可信的郑良树：《古籍真伪考辨的过去与未来》，《文献》1990年第2期。。再如，《孙子兵法》的作者是孙武还是孙膑，《孙子兵法》与《孙膑兵法》是一部书还是两部书，自唐、宋以来一直纠缠不清，到银雀山同时出土了孙武与孙膑之书，这个争论便戛然而止。
上面各种方法是分别讲述的，但在辨伪实践中往往需要综合运用两种以上的方法。
三、坚持科学的辨伪态度，正确认识伪书价值
前贤们无论在具体的伪书的辨别上，还是在辨伪方法的概括总结上，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但也出现了一些偏差。为了使辨伪工作在健康的轨道上进行，必须注意坚持以下几点：
1.态度要平实。辨伪是一项严肃的学术工作，要力戒将门户之见和偏激的政治态度带进其中。清朝崔述在考古辨伪方面很有成绩，其《丰镐考信录》《洙泗考信录》均有很高的学术价值，但他以儒家圣人的偶像、以《诗》《书》的内容作为判断是非、衡量史料真伪的标准。这种对圣人和经书的迷信，难免产生偏见。康有为著有《新学伪经考》一书，在政治上、学术上都起过一定的积极作用。但康有为是为了完成他的政治理想而考订古籍，所以不但态度不平，也时涉意气之争，故有主观武断之嫌。
2.方法要严密。以偏概全是辨伪工作的大敌，如何使辨伪方法日趋严密，是应该引起辨伪工作者深思的问题。不能因为一部书中有几句话与作者的时代不相符合就断定其为伪书。因为一部分不符，也许是后人窜入的；个别字句不妥，也许是后人改动的。例如对《商君书》，自宋代以后，便议论纷纭。《四库全书总目》以为“开卷第一篇即称孝公之谥，殆法家者流掇鞅余论以成是编”［清］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中华书局1965年影印本，第848页。胡适因《徕民》篇称魏襄王谥法及载长平之役，而断定其为伪书。凡是认定《商君书》是伪书的人，多以一二篇的疑点作证据，而忽视了尚未发现疑点的各篇，有以偏概全的流弊。其实，《商君书》大部分是真，小部分是假，不能笼统的说是全真或全假。
3.论证要周备。在论证时采用孤证，或者仅利用偶然巧合证据，是辨别伪书时常犯的毛病。例如康有为在考证《左传》和《国语》的关系时，最能显示出他在证据上的巧合和拼凑。因为《汉书·艺文志》著录有《新国语》54篇，又著录有《国语》21篇，《左传》30卷，二书相加几乎就是《新国语》的篇数，便认为《左传》是从《新国语》割裂出来的，这未免太凑巧、而证据又未免太单薄了。康氏关于“《汉书》本刘歆作，班固所不取不过二万许言”的说法，仅见《西京杂记》，亦为一孤证。
4.论断要谨慎。治学贵在严肃，尤其在论断之际，不应作过分的推测，以免失之于虚妄。一些学者由于意在破古，所以常常故作惊人之论。前人不知的事情，到了他们手中，莫不迎刃而解，易如囊中探物，明如眼前观火，让人觉得前人不善思考何以竟至如此。据历史记载和前人的考证，班固继承其父班彪之业，修纂《汉书》。班固死时，尚有八表和《天文志》没有完成，八表由其妹班昭补作，《天文志》则由其同郡人马续协助班昭完成。康有为却认为刘歆不仅掌握着修《汉书》的大权，任意伪撰关于古文的记载。而且利用校书秘的机会，任意增窜《史记》中有关古文的记载。这种说法是非常武断、没有任何客观依据的。以上4点，参见郑良树《古籍真伪考辨的过去与未来》，《文献》1990年第2期。
毫无根据的怀疑任何一部书都是伪书的做法不足取，应引以为戒。而有人认为辨伪是一种破坏性工作，它贬低了古书的价值。这也是一种不正确的看法。如果我们以平实的态度、严密的方法、周备的论证及谨慎的论断来辨别伪书，伪书并不因其伪而降低价值。辨伪的目的是求真，是要去伪存真，还古书本来之面目，以便更好地利用。书的真伪和书的价值是两个不同的问题。真书之中可能有无价值的东西，而伪书里面或许保存着有用的资料。伪书是某一特定历史时期的产物，完全可以将其作为那个时期的著作来阅读利用。如《本草》托名神农，《素问》托名黄帝，均是伪书，但二书中保存了丰富的古代医学知识，它们在医学上的价值应予以充分肯定。《列子》虽然不是先秦古书，其作者不是列御寇，但作为魏晋时期的文献来研阅，仍不失其价值。
以上文字内容，摘自时永乐著《古籍整理教程》第六章第一节，图片来自网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