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头条创作挑战赛#

文 | 老刀

2022年5月下旬，

人教版的“毒插画”教材惊爆网络，

在14亿国人的眼里聚焦，

竟连续创下多个热搜，

也招来骂声一片。

这本画风诡异、居心叵测的教材插画，

竟然出自一个“三无工作室”之手。

而工作室的背后，

是一位国内知名设计师；

设计师的背后，

还有一位名列“亚洲十大”的神秘大咖，

和他同样颇为神秘的吕氏家族……

一

1937年，日军进攻上海，“淞沪会战”爆发。

这场也被称之为“上海保卫战”的保家卫国之战，持续了整整3个月，以上海沦陷、日本获胜而告终。

曾经的上海滩一代枭雄杜月笙因拒绝与日本人合作，只身前往香港避难。

当时的民族资本家荣氏家族在上海开办的十余家工厂几乎全部遭到了日军轰炸，幸存的也被日军强占，损失惨重。

荣家老*荣大**宗敬与长子溥仁次年元旦亦赴香港避祸，每日以泪洗面，留下弟弟荣德生和侄子荣毅仁借用美商和英商的名义苦苦独撑大局。

自1937年11月上海沦陷后，上海的民族印染业几乎全部被日寇军管和大肆掠夺。

即使是上海租界，也等于落入了日本人手里。

在那个时候，想要经商的话，一定要获得敌伪当局的书面批准，可谓如“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

难不等于没有人能办到。这个时候，有一个能人出现了，他就是吕叔陶。

此人有个哥哥叫吕辛伯，是印花绸行业的闻人，还有个兄弟叫吕鸿逵。

吕家兄弟神通广大，在日伪统治上海的这段特殊时期，竟于1942年成立了一家名曰“大康企业股份有限公司”的企业，公司旗下开办“大康印染绸厂”（接管“恒丰纱厂”），由吕叔陶任总经理，吕洪逵为厂长。

除了印染纺织，大康公司还进入化工、房产等多个领域，如鱼得水。

吕叔陶、吕鸿逵分别娶了富家女高宣琴、蔡瑞荣二位女士为妻，吕辛伯特此为弟弟在《申报》上刊登了结婚公告。

吕家兄弟的日子过得富庶而滋润，他们的经商事迹和婚恋轶事，在当年的上海《申报》上均有新闻报道和记载，现成为历史档案。

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教授杜恂城在学术论文《抗战时期的企业公司评价》一文中，也曾考证：

1942 年 10 月 30 日, 大会计师徐永祚接受大康企业股份有限公司筹备处吕叔陶的委托，代办关于公司设立登记诸事项。

该公司资本额定（中储券）50 万元，分为 5 万股，一次收足。

公司营业范围为1、投资于工商实业；2、资于各种有价证券; 3、营进出口贸易及其有关之业务；4 、各种企业之设计与调查。

这在炮火连天、人们四散逃命的抗日战争特殊时期，能有此“作为”，非“关系户”和高手不能为也。

二

当年的《申报》很有意思，记载了很多旧上海的大事小事，堪称上海历史的见证者。

1944年12月28日的《申报》刊登了一则“中华慈幼协会”募捐将于本月底截止的消息，里面提到吕叔陶捐了2000元。

中华慈幼协会以“倡导实施各项有关儿童福利事业，为全国儿童谋幸福”为宗旨，这在战后是有积极意义的。

该协会的理事长是大名鼎鼎的“四大家族”之一的孔祥熙，名誉会长是常凯申，也就是蒋介石。

在捐款的一个月前，大汉奸汪精卫死在了日本。

1945年抗战胜利后，作为商人的吕叔陶并没有受到影响。

在次年5月，又重新开办了“大康印染绸厂”，还兼并了当时的“竞华染织有限公司”“日新印花厂”等企业，规模得到进一步的扩大，成为民族工业。

1947年5月的《申报》上刊登过这样一则新闻：

上海市绸缎印花业职业工会的理事长余宗晏带着50多名工人冲击了“大康印染厂”。

因何矛盾？，各方说词，扑朔迷离。

上海解放后，“大康印染绸厂”实行公私合营，1956年1月更名为“公私合营大康印染绸厂”，

再后来成为“上海第三印绸厂”。

关于吕叔陶的发家史，存在不少争议，比如有人骂他家是“墙头草”，敌伪不分，投机钻营，见风使舵。

吕家后人在接受采访时，则称其父辈是“爱国抗日企业家”。

但至少，吕叔陶是一个非常成功的商人。

无论是日伪当道，还是国统掌权，吕家皆屹立不倒。

吕叔陶生有五个儿子，大儿子吕立人，二子吕吉人，三子吕卓人，四子吕达人。

最小的儿子吕敬人，1947年在上海出生。

吕叔陶一生赚了很多钱，给家庭奠定了雄厚的经济基础，他的儿子们也得以从小就接受良好的中西文化教育和培训。

据吕敬人后来回忆，他们家当年在上海的复兴中路，平日里过的是西洋式的生活方式，每年的圣诞节是最爱。

解放后，吕家没有去台湾，而是留在了上海。

在建国后的那个特殊文化时期，历史复杂的吕家受到很大冲击，家道中落。

但是吕家儿子们一个个很有出息，老大吕立人成了日本东京工学院教授，老二吕吉人是美国职业画家，老三吕卓人在西安交大医学院任博导，老四吕达人现在是美国摩根公司高级经理，而排行老五的吕敬人也成为清华美院教授。

儿时的西式生活，和后来长期在日本或西方的留学经历，他们都深受日美文化和观念的熏陶，对西方事物趋向认同。

三

出生于1947年的吕敬人，是吕叔陶幺儿子。

因为家里开印染绸厂的缘故，他自少就接触到各种棉麻丝绸和不同材料样本。

儿时的吕敬人喜欢翻看家里的这些面料样本，对“触摸”特别敏感且着迷。

他甚至认为，每一种材质都代表着不同的“形象”甚至“性别”。

这种少时培养的对材料的敏感，使得吕敬人对后来从事设计时大有裨益，总能灵机一动，脑洞大开。

在度过了一段优渥的生活后，时过境迁，1973年，26岁的吕敬人赶上了“上山下乡”运动的高潮，被下放到北大荒“九三”农场“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

在那里，他遇到了第一位恩师贺友直。

贺友直是中国著名的线描大师、连环画的泰斗，中国当代美术发展绕不开的人物。

在那个时代，贺友直的连环画、齐白石的变法丹青、林风眠的中西妙合、潘天寿的文人画变体、叶浅予的舞蹈速写、黄永玉的《阿诗玛》版画、李可染的长江写生等，共同构成了时代美术浪潮，影响了很多人。

他在20世纪60年代创作的长篇连环画《山乡巨变》，更是一部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大作。

跟这样的美术大家同吃同住同劳动，并跟着学习创作了一年，这让吕敬人受益匪浅，从此走上了艺术之路。

1978年，返城的吕敬人进入到中国青年出版社，开始书籍设计工作。

因表现不错，又善于钻营，受到领导赏识，1989年选派到日本神户工科艺术大学进修。

在这里，他遇到了人生的第二个导师——杉浦康平。

杉浦康平是荣获“日本国家紫绶带勋章”“日本总理大臣奖”的国际平面设计大师、书籍设计家，擅长“以其独特的方*论法**将意识领域世界形象化”。

代表作品有《造型的诞生》《亚洲之书·文字·设计》《吞下宇宙》等，号称“信息设计的建筑师”“日本设计界的巨人”和“亚洲图像研究学者第一人”。

在日本神户工科艺术大学学习了一年，吕敬人回国。

可回来没多久，他又申请自费留学日本，进入到杉浦康平的设计事务所继续深造，由杉浦康平提供奖学金。

在杉浦康平的教导和栽培下，吕敬人的画风突变，其设计思想和理念也深受日本影响。

吕敬人对这位日本恩师可谓是念念不忘，2011年，他带着爱子吕旻再次来到日本，专程拜访受教。

四

学成归来的吕敬人，开始实现了人生的跳跃式发展。

他从美术编辑很快做到了美编主任、美术副编审，最后干到了中央工艺美术学院（现清华美院）教授、中央美术学院客座教授、中央各部门出版社装帧艺术委员会主任，并被聘请为人教社统编教材的艺术设计总顾问。

吕敬人工作之余，多次参加国内国际美术展览和比赛，也获得不少奖项，还编、译、写过数本书籍装帧、设计方面的著作，代表作有《蛇类》《秦一世、秦二世》。

2002年，吕敬人获“中国十大杰出设计师奖”，2007年由台湾《天下杂志》评为“亚洲十大设计师”之一，2008年由南方传媒集团颁发“首届华人艺术成就大奖”，终于成了“设计大师”，可谓春风得意，名利双收。

盛名之下，2001年他与儿子吕旻还共同成立了“北京敬人人敬图文设计有限公司”，着手商业化运作。

在扬名立万、著书立说之际，吕敬人也不忘发掘和培养新人。

重新回国担纲中国青年出版社美编室主任的吕敬人在老东家这里发现一颗好苗子，这就是吴勇。

吴勇是湖北武汉人，毕业于中央工艺美术学院装潢系书籍装帧专业，分配到中国青年出版社不久，担任美术编辑。

初入出版社，学校的设计理念与出版社的实际工作方式有很大区别，这就要在理念与实践之间实现转换。

吕敬人是吴勇的上级，他帮助小吴同学给予很多指导和支持，实现了从书本知识到工作实践的快速转换，成了他言传身教的老师。

杉浦康平的“以独特的方*论法**将意识领域世界形象化”等核心创作理念，自然也就由吕敬人手把手地传给了吴勇，小吴很受用。

吴勇很听话，对这位曾拜于杉浦康平门下的老师很是崇敬；吕敬人也很欣赏这个有些离经叛道的“门徒”，看到他，就像当年杉浦康平看到虔诚受教的自己。

1996年，吴勇与吕敬人等人共同举办“书籍设计四人展”，首次提出“书籍设计”整体概念及与“装帧设计”的区别。

同年，吴勇协助吕敬人出版了《书籍设计四人说》，将书籍装帧作品、理论文章、书籍装帧常识、特种纸张选用等统一起来，作为一本系统诠释“书籍设计”理念图书出版。

“书籍设计四人展”和《书籍设计四人说》的问世，在业界引起了相当的震动和反响，它让人们开始意识到：

书籍设计师设计的是整本书，而不仅仅是封面。

客观地说，其时国内出版业正处于兴盛初期，“书籍设计”一说的提出和实践，有其一定的价值与意义。

五

据人教社官网信息，吕敬人受聘担任人教版第11套教科书整体设计的艺术设计总顾问，他带领团队为之倾注了多年心血。

2011年10月27日，吕敬人爱徒吴勇，与人教社签订了《委托设计制作合同》。

吕敬人是艺术设计总顾问，自然不方便用自己的“北京敬人人敬图文”公司来签订合同。

于是由爱徒吴勇出马以“北京吴勇设计工作室”的名义签订《委托设计制作合同》，最后带上自己的儿子吕旻也参与设计。

于是，这套教科书的封页就有了这样的落款显示：

封面设计：吕旻 郑文娟

版式设计：北京吴勇设计工作室

插 图：北京吴勇设计工作室（含封面）

吕敬人是人教版教科书的设计总顾问，吴勇是吕敬人的徒弟，吕旻是吕敬人的儿子，郑文娟是吕敬人公司的员工，这是一个团队，全是自家人，很好理解。

让人大跌眼镜的是，在工商注册信息中，根本不存在“北京吴勇设计工作室”这个市场主体，这只是一个口头上的工作室。

北京法院审判信息网今年3月公开的一份民事判决书中显示，人教社公司曾在某案件中提交其与吴勇签订的《委托设计制作合同》，内容是委托其承担教科书的插图、封面的创作等。

人教社公司称，教材封页中标注的“插图：北京吴勇设计工作室”等，并没有这一单位，实质上就是《委托设计制作合同》中的吴勇。

另外，中国裁判文书网2022年4月公布的一份判决书也显示了同样内容。

还有，作为人教版统编教材的艺术设计总顾问，吕敬人曾在接受采访时明确提到：

“在此之前我们做小学、初中教材已经花费了7年的时间，教材推出后社会上出现了各种声音，但我们还是继续按照计划把原有的三阶段设计贯彻完整。”

教材封页落款显示、工商登记信息查询显示、官网的民事判决书内容显示等，足以佐证吴勇只是吕敬人的业务执行人。

也就是说，人教版教材的设计，吴勇是站在台前的人物，背后真正的大佬是吕敬人。

六

1998年，吴勇从从中青社“下海”搞了这个不注册的工作室。

短短一年，就拿到了瑞士诺华公司、联合国儿童基金会、英国皇家芭蕾舞团、美国波士顿交响乐团的设计大单。

还摇身一变成为了美协装帧艺术委员会中央各部门委员会副秘书长、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中国地区）艺术顾问。

进步之神速，着实令人咂舌。

但你看看人家背后挺他的大佬，也就不奇怪了。

于是就有了后来更不得了的业务——人教版教材插画业务，用一个没有工商注册的“三无工作室”硬是接下了这单大业务，而且一做十年。

按理说，以市场主体名义从事业务活动，都要市场监督局完成“三证合一”的工商注册，否则就是违法行为。

当然，从人情角度出发，个人即等于“工作室”，其实这也没什么大逆不道。

中国有句古话叫：“一个愿打，一个愿挨”，只要双方满意，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也就过去了，毕竟“肥水不流外人田”。

所以，就有了如此“业务模式”。

问题是，这套由吕敬人担纲设计总顾问、吴勇代理签约、吕家军团队负责具体设计的人教版教材出了问题，尤其是数学教材，“毒插画”比比皆是。

最要命的是，这套“毒插画”教材已经使用了整整十年才被发现有毒，才“原形毕露”，令人费解和寒心。

关于这套“毒插画”教材的毒性，广大良心网友和正义人士已对其进行从宏观到微观的层层扒皮，并做了抽丝剥茧、鞭辟入里地分析。

简洁归纳一下，“毒插画”教材主要问题如下：

一是画风十分怪异，故意将人物 “唐氏综合症”似的*化丑**：

1、小孩个个眼神迷离、斜眼看人、吐舌头，像弱智残障；

2、小孩的眉毛距离眼睛非常远，眼睛和眼睛的间距也过分拉大；

3、所有人物都是侧脸，几乎没有正脸。

二是插画中存在大量猥琐不堪、性暗示和软色情：

1、凡是小男生的图片都刻意将*体下**突出，极尽夸张；

2、老鹰抓小鸡的游戏变成搂胸掀裙子，后面还有小老头；

3、小女孩腿上纹身，甚至直接变成兔女郎。

三是带有不正确的政治元素，涉嫌*美亲**精日辱国：

1、人物服饰星条旗元素随处可见；

2、小孩驾驶编号为N33K的侵华日军战斗机；

3、五星红旗经典图案上下倒置。

画家和设计师在进行创作时，不仅仅是把创意形象化，其实也是在表达思想，输出价值观。

吴勇在接受媒体访谈时，曾谈到毕业被分配在政教编辑室工作的事情，他说自己常常把工作完成得很有新意——喜欢把创作内容做成“擦边球”的东西，但不违反出版。

于是，从喜欢创作“擦边球”作品，升华到了在小学教材里夹带大量私货。

这是不是有意为之？

为什么要这么做？

你品，你品，你细品。

七

在吕敬人的力挺下，混得风生水起的吴勇还曾在汕头大学长江与艺术设计学院担任视觉传达专业主任、教授、硕士生导师。

一位署名韩盈的2011级汕大硕士毕业生，在其导师吴勇的精心指导下写过一篇名叫《人教社小学数学教材插图设计研究》的毕业论文，现摘录几段给大家欣赏一下：

人教社在编制第十一套中小学教材时，决定花大力气改变传统的教材装帧设计和插图绘制风格。他们邀请了吕敬人等一大批国内著名设计师、插图专家为教科书“量身打造”整体设计和插图创作。

为保证整体设计的品质，每一册教科书都设有专职美术编辑负责。专业化设计方面的巨大投入使这套教科书教学内容层次分明、悦读疏朗，版面清新淡雅，版式设计时尚现代，插图精美生动，图文配合默契。

2013年，该套教科书在第八届全国书籍设计展览暨国际书籍设计论坛中入选“最佳作品”，不仅成为新中国装帧出版史上首次荣获书籍设计艺术奖项的教科书，而且还打破了中小学教科书与装帧设计评奖始终无缘的纪录。

本届组委会秘书长、中国版协装帧艺委会副主任、清华大学美术学院教授吕敬人评价《第十一套义务教育教科书》：

打破了以往教科书设计的死板无趣，让孩子们更能体会到阅读之美。

还有不少“专家”“学者”对人教社小学数学教材中的“性感插画”不吝溢美之词，比如熊军的《人教版小学数学教材插图浅析》、范从从的《浅析人教版小学数学教材插图中的隐含意义》、赵富珍的《人教版数学教材插图教学策略》、任翠屏的《人教版和北师大版小学数学教材插图的比较研究》、闭海云、梁宇的《小学数学教材插图的运用策略——以人教版教材为例》等。

这些所谓的学术论文分别发表在《中文科技期刊数据库：文摘版》《科教导刊》《青海教育》《孩子天地》《广西教育》等期刊杂志上，把吕敬人团队创作的人教版插画吹上了“隐含意义”“教学策略”“运用策略”的高度，众口一词：

好！

都反复、认真地对“毒插画”教材研究过了，还写出了论文，但就是没发现有毒的问题？

这些人的智商、情商、美商都到哪里去了？

八

前面提到，吕敬人的日本导师杉浦康平最拿手的绝活是“以其独特的方*论法**将意识领域世界形象化”。

聪明绝顶的吕敬人将这一绝活充分应用到“书籍设计”中，并提出了自己的一些见地和创意，他把这些传授给了吴勇，吴勇又教给他的学生。

吕敬人认为：

有创意的设计师，不能凌驾于文本之上，要和文字作者共同来塑造一本书。

一本书其实是作者、设计师、编辑、出版人以及工艺技术人员来共同塑造的书的系统工程，有了这个工程才能真正完美地完成一本书。

书的语境需要共同来创造，需要设计师要有一个主导的观念，要懂得书籍有其自身的语言，同时要通过这些语言来组合成设计的语法。

这实际上并非吕大师的“原创观点”，相同和类似的太多，譬如军事上有“整体战”，策划上有“整体策划”“全程策划”，哪怕就是抗疫也要讲究“全国一盘棋”。

但是，吕大师的这个观点在分得越来越细、各自为战的设计领域还是有一定积极意义的，问题在于，设计也是在展露一种意识、表达一种思想、传递一种价值，他并没有深刻阐述。

按照吕大师的观点，人教社出版的教材就不能是个人或几个人的行为，它至少要经过立项、规划、审批、招标、创作、编辑、校对、审核、出版、发行……等多个环节，任何一个环节出现漏洞，这本教材都有可能成为废品。

那么问题来了，画风怪异、人物*化丑**、充满性暗示、软色情和非正确政治元素的人教版数学教材是怎么一路绿灯，闯过重重关卡的？

背后的背后是什么，不得而知。

有人说，是没钱请不到好画师，才把教材插图画得如此粗鄙不堪。

我的天，吕敬人、吴勇在画界和设计界炒作的名气还小吗，都出自“名门正派”，可能他们的名气大于实力，但也不至于是个三流画师吧。

也有人说是我们的整体审美意识退步了，才觉得不好看。

我的个天，现在大学本科以上者多如牛毛，学画画、懂美工、会设计的也绝不在少数，难道都是白学了，都是饭桶？

更何况那些画成口眼歪斜、两眼无神，小儿痴呆、唐氏综合征式的病态插画真的是一种美？真是奇了怪了。

还有人说，那就是别有用心。

这个说到点子上了。

究竟怎么回事？

仅仅靠人教社当时的一纸回应和道歉是远远不够的。

教育部一张整改通知也还是不够的。

成立调查组彻查此事，这就对了，做好联合调查。

最后，大家总算千呼万唤等来了调查组的答案：

撤销“毒插画”原设计班子，重新勘误修正。

九

吴勇在接受采访时，曾谈到中西文化形态，有过这么一见解：

你就会反思自己：

我们是不是曾经有相当长的时间，从意识上、从生活的本体上来说，是一个很粗陋的一个生活，留下了一个很不好的基因，才导致我们现在还没有消磨掉这些东西。

人家是一个比较平和的一个社会，不断精细化的生活，不断文明开化的生活，我们是不是离文明还有一段距离？

这就是现象，你再有钱也没有用，你再有钱，还是有点站不起来。

你以前老说自己站不起来，你现在有钱了，你到社会上，你到了世界各地，还是有很多方面的东西给你反馈。

透过这番话，结合吴勇当时说话的表情，你会明显感觉到这个已经“功成名就”的家伙在西方文化面前还是不自信，还强调了基因，而且那种不自信是骨子里的。

怎么看，怎么都不对味。

同为人教版小学教材，还是吕敬人、吴勇团队，为什么小学英语课本的外国小朋友画得那么可爱有灵气，一点都不丑？

再对照小学数学课本里的中国小朋友却是那么的丑陋不堪，或许这就是“一切都在不言中”。

莫非在吕敬人、吴勇设计团队的眼里，中国的小朋友就是比外国小朋友丑，从里到外，这是文化和基因决定的？

此次人教版数学教材插画问题暴雷后，童话大王郑渊洁一针见血地指出：

“这么严肃的涉及未来的小学教材，怎么会出现这种插图？他有他的圈子，儿童文学作家的圈子中，朋友的作品，一篇不落全会选进来，一人一篇。

很多年前就遇到过这个事情，很多编写人员找到我，说轮到我了，我说你不用轮到我，我的书还卖的出去。

就是这样的情况在编写我们的教材，迟早会出问题。我觉得大家关注以后是很好的事情，他们应该会重视然后调整，然后把真正好的作品当教材，来培育我们的后代。”

一句话，吕敬人是人教版教材的艺术总顾问，吴勇是吕敬人的学生，吕旻是吕敬人的儿子，他们是一个圈子，有饭一起吃，有活一起干。

包括在教材里“夹带私货”，有意无意地传递某种“不自信”、基因差的价值观。

十

1953年5月的一天，一份来自教育部门的请示引起了伟人的重视。

伟人问：

现在编写教材的有多少人？

工作人员回答：

30多个。

伟人听后思索片刻，当即指示：

这么重要的工作，三十多号人马太少了，我看增加到三百人也不算多嘛。宁可把别的摊子缩小点，也必须抽调大批专家、干部参与此事。

一晃近70年过去了，不得不说，伟人的担忧是深远的。

人教版“毒插画”小学教材，经过吕敬人、吴勇等无数专家之手的描绘和点评，堂而皇之使用了10年，整整教育了一代人，终于流传到2022年的今天，才被发现有毒。

钱钟书曾在《围城》里描写一个中国孩子的形象：

孩子不足两岁，塌鼻子，眼睛两条斜缝，眉毛高高在上，跟眼睛远隔得要害相思病，活像报上讽刺画里的中国人的脸。他刚会走路，一刻不停地要乱跑，母亲在他身上牵了一条皮带，他跑不上三四步就给母亲拉回来。

有人说，钱钟书这段笔墨，不正是吴勇笔下的“中国丑孩子”的样子吗？

非也。

《围城》是被誉为“新儒林外史”的一部风格独特的长篇讽刺小说。

主要从社会、文化、人的劣根性三个层面， 对20世纪三、四十年代国统区上海商埠洋化、内地农村的落后闭塞、教育界知识界的腐败、“新儒林”的懦弱与崇洋症以及李梅亭、韩学愈、高松年等人的庸俗、卑琐、无聊、虚荣、争斗，都进行了辛辣的讽刺和批判。

作品触及到现代文明危机和现代人生困境这个带有普遍意义的“围城”式问题。

将小孩描写得丑，实际上也是对当时的“一面纵容，一面严教”、最后导致“一种从小到大的虚伪”的中国传统教育之批判，是另一种“救救孩子”的呼声。

更何况《围城》不是教材书，更不是儿童课本。

拿吕氏团队设计的教材“毒插画”与钱老讽刺小说《围城》中的描写划等号的话，这是碰瓷。

著名画家吴冠中曾经说过：

“今天中国的文盲不多了，但美盲很多。”

仿写一句话：

今天很有心的人不多了，别有用心的人倒不少。

——刀评：

一本有毒的教材，在国内发行超过了10年。

这10年，那些编撰这本教材的专家、学者、画师和审核过目的头头领领们，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没有人去纠正这个问题。

这10年，那些教书育人、为人师表的老师们，只关注自己的教案、职称和奖金，没有人仔细检查教材内容是否得当，是否有错误。

这10年，我们千千万万的家长们，每天忙于赚钱、应酬和社交，没有人认真翻阅和发现小孩课本中存在的种种问题。

这是一种普遍的麻木不仁，半睡半醒。

问题终于在10年之后被捅出来后，我们愤怒地声讨设计师夹带私货、毒害少年儿童的居心叵测，惊恐于意识形态和文化入侵的无孔不入。

出现这种“文化翻车事故”，我们每一个成年人、大人，其实都应该好好的反省自己：

我们成人的心灵世界，是否也早已被社会上各种乌七八糟的东西占据，毒害得失去了原来美好的样子？

却习以为常。

持续去毒吧，让“毒插画”事件不再重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