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底有物，号曰葫芦。植根华夏，七千余载。攀高以架，随梦而扶。源远流长，遍布洲户。一个葫芦看似很平常，其实不简单。曾记得坊间有云：家有一瓠，五谷丰登，藏才聚富；置于中堂，寿喜无边，集福纳禄；悬于梁上，抬头见喜，平安顺利；置于床头，夫妻和睦，人丁兴旺；红绳绑缚，五福临门，五福献寿。故名曰：圣物也！其实，欲窥华夏文明之演进，葫芦乃炎黄子孙生命起源的共同信仰。一个或一串葫芦以朴素而神秘之身姿，从《诗经》中走来，穿越万古洪荒仍鼎盛如斯。生活中常见，民间舀水挖面，道家盛酒装丹，工匠巧绘染彩，书家烙画题款，医者究其药性，无不与葫芦紧密相关。一箪食，一瓢饮，可忧国之深远；朝饮一瓢，夜饮一壶，可一醉解千愁。由此可见，葫芦者，乃福禄之物也。时光荏苒，岁月流往，葫芦伴随，福禄绵长！
欣闻离石区严村开办了葫芦文化园，打造了吕梁市葫芦文化博物馆，癸卯之年，仲春时节，慕其名而走近信义镇严村，走近葫芦文化博物馆，睹物观赏品文，追史探秘悟道，触目感怀，受益匪浅。
—— 题 记
吕梁市葫芦文化博物馆，座落于离石区信义镇的葫芦文化生态园，博物馆以“自然、珍奇、文化、祥瑞、工艺、理想”为脉络，以“自然之果 天佑华夏”、“奇珍之果 天工开物”、“文化之果 天人之际”、“祥瑞之果 天赐福禄”、“艺术之果 天工巧夺”和“理想之果 天道酬勤”六大板块展陈，以图文并茂、精品实物展示为形式，从葫芦之起源、名称、种植、种类等角度，以图文并茂，追溯了葫芦文化演变、探索了葫芦制作工艺，全面展示了葫芦非遗文化与历史传承，创新打造了吕梁乃至山西第一座集研学、劳动实践及非遗文化传承于一体的葫芦文化博物馆，为到此一游的人们真正了解、熟悉、认知、亲睐葫芦文化，再现了一座现实版的葫芦文化实体博物馆。
漫步葫芦文化博物馆，目睹琳琅满目的葫芦，令人目不暇接；观赏多姿多彩的葫芦，令人赏心悦目；欣赏造型各异的葫芦，令人称奇叫绝。此行，我在观赏中品读，品读中感悟，感悟中领悟，顿有所悟：原来名不见经传的葫芦背后却隐藏着深厚的文化，原本习以为常的葫芦如今令我刮目相看，原来一直不以为然的葫芦竟然承载着非遗文化之价值使命。由是，我的脑海里出现了一连串的拷问：从原始崇拜到祥瑞符号，葫芦究竟经历了什么？葫芦是如何演变到今成为非遗文化的？怎样解读葫芦的文化史：“人类之祖”、道教神器和中国版“诺亚方舟”？作为葫芦非遗传承人的刘振先生，为何一直以传承非遗文化为己任，长期致力于宣传萌芦文化呢？我在观赏品读中，慢慢解开了心中的一些谜团。
拷问之一：从原始崇拜到祥瑞符号，葫芦究竟经历了什么？ 葫芦是当今世界上最古老的农作物之一，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因葫芦优美的造型，旺盛的生命力，先民们赋予其诸多的精神寄托和文化内涵。葫芦，古代称为匏、瓠、壶，后又称为壶卢、浦卢、匏瓠、胡卢等，“壶”、“卢”本为两种盛酒盛饭的器皿，因其形状和用途都与之相似，故将“壶”、“卢”合为一词，作为一种植物名称。葫芦最早是作为一种蔬菜闯进人类生活的，距今7000多年前的河姆渡遗址中就发现了葫芦和葫芦种子，《诗经·小雅瓠叶》曰：“幡幡瓠叶，采采亨之，君子有酒，酌言尝之。”这描述的就是烹调葫芦叶招待客人的情景。同时，葫芦还可用作天然器皿、制陶模具等。后人发现葫芦多籽且有旺盛的繁殖能力，这也恰好正是先民所追求的，于是就产生了对葫芦之原始崇拜。《诗经大雅绵》中“绵绵瓜瓞，民之初生”，说的正是先民关于葫芦的崇拜。葫芦逐渐地发展成为一种祭祀礼器，《礼记郊特牲》载：“祭天器用陶匏，以象天地之性也。” 陶为土质，象征天地。匏，取其包藏东西之意，象征上天容纳万物，可谓博大精深，用陶匏祭祀天地，寄托了先民希望上天赐福的美好愿望。春秋战国时期，葫芦开始染上了一丝仙韵，楚国人筑葫芦形的观象台来观测国家吉凶，称“匏居之台”。秦汉晋唐时期，葫芦被视为仙品、仙居、仙境，甚至行医卖药，借助葫芦之仙气，“悬壶济世”便应运而生。东晋王嘉《拾遗记》卷一《丹丘国》曰：“东海有三壶，则海中三山也：一曰云壶，则方丈也；二曰蓬壶，则蓬莱也；三曰瀛壶，则瀛洲也，形如壶器。”说的是神仙栖息的东海神山都以葫芦为命名，且形如壶器。人们常说的“壶中天地”指的是神仙世界。中国人对“仙”的追求，使得葫芦的文化意蕴深入人心，也让古老的葫芦文化在各民族中长期流传。在不断沿袭、演化和积淀中，葫芦文化逐渐形成一种吉祥文化理念，民间年画多画葫芦，取其“福”、“禄”谐音，又取其枝茎称为“蔓”，与“万”谐音，“蔓带”与“万代”谐音，“葫芦蔓带”即是“福禄万代”，吉祥的象征。宋代流行葫芦雕刻，演化为精神用品。明朝《五杂俎》上记载着“葫芦雕乃皇家贡品”。到了清朝，雕刻葫芦工艺臻于鼎盛，皇室视葫芦雕为珍品，常用之馈赠来使，赏赐下臣，达官显贵、绅士富商争相玩赏珍藏。经数百年之经验积累及工艺完善，葫芦题材艺术品成为取材广泛、技法多变、精雕细刻的独特收藏种类。葫芦发展至今，已成为集观赏、收藏、实用为一体的上好佳品。
拷问之二：葫芦是如何演变到今成为非遗文化的？ 最初，木质化的葫芦剖开两半，可用来承水、承酒，或当水杯、水壶使用。因其果实剖开后称为“卺”，传统习俗新婚夫妇成礼时又须用一对卺献酒，表示美满，因此结婚又名“合卺”，故而葫芦也演变成了结婚时喝酒的“专用道具”。逐渐地人们对葫芦赋予了更丰富意义——“护禄”、“福禄”、驱灾辟邪、祈求幸福、子孙人丁兴旺。于是，葫芦便作为了一种吉祥物和观赏品。老百姓在屋梁下悬挂葫芦，称为“顶梁”，寓意居家平安顺利；民众还用红绳线串绑五个葫芦，称为“五福临门”。葫芦日渐演变成一种掌上把玩之物，且富有一个文雅芳名：文玩葫芦，顾名思义即适合在手中把玩的葫芦。
拷问之三：怎样解读葫芦的文化史：“人类之祖”、道教神器和中国版“诺亚方舟”？
葫芦是人类之祖 。新石器时代的原始文化层中，发掘了很多摹拟葫芦造型的陶器，其腹部圆大臃肿，酷似孕妇。人类对“我从哪里来”有着天然的好奇。在进化论知识尚未普及前，人类把自己的起源归功于某种神力，西方人认为是上帝创造了人类，东方人则倾向在自然物中追根溯源。葫芦既是生活中常见，又具生物学性状，如藤蔓生长迅速、结果很多，果实形似孕妇、母体又多子等，都能与诞生、繁衍概念联系。在远古传说中，女娲抟土造人，伏羲、女娲结婚造人，是最普遍的两种“版本”。闻一多在《伏羲考》认为，伏羲、女娲乃葫芦化身，而中国至少有20个民族的49则故事，都说最早的人是从葫芦里生出来的。民俗学者后发掘“葫芦生人”神话119则。流传于云南长篇创世神话《牡帕密帕》曰，人类的第一代扎笛（男）和娜笛（女）是天神厄莎用葫芦孕育出来的。待扎笛长大后，所做的第一件事是“砍来最好的泡竹，找来最好的葫芦，找到蜂蜡和树槽，做出了第一只葫芦笙。”而娜笛则“砍来最好的金竹做响篾（口弦）。”后来，厄莎在葫芦笙和响篾里悄悄地放上了相思药，扎笛吹葫芦笙时就想起了娜笛，娜笛弹起响篾时就想起了扎笛，两人结为夫妻。经十月怀胎，娜笛生下了13对孩子，人类便繁衍了起来。“葫芦生人”古老观念，在悠久的历史衍变、积淀中，逐渐衍生出了祭祖敬老（祖灵崇拜）、“合卺而酳”、送瓜（葫芦）求子等民俗，从而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中华葫芦文化。
中国版的“诺亚方舟”。 大约在新旧石器交替时期，正逢一冰河期结束，坚冰开始融化，全球普遍发生大洪水。人类祖先对此恐慌之情绪以口头形式流传，后写成文字，并演变为某种固定模式的神话。大洪水过后，人类几乎灭绝，只有一对男女或少数几对男女因得神力之护佑，幸免于难，从而再造众生。西方有著名的“诺亚方舟”故事，幸存者躲在事先造好的“方舟”里，而中国也有类似故事，幸存者则是躲在葫芦里。经对中国49个洪水故事统计，当时救生工具主有葫芦、瓜、鼓、臼、木桶、床、舟等7种35件，其中葫芦占17件，居各类救生工具之首。随着民族学和民间文学的发展，又发现更多与葫芦有关的洪水神话。如黎族《葫芦瓜》记载：远古时期，黎族先民遇到洪水暴发，天下人几乎灭绝，幸存一男一女和一些动植物藏在葫芦瓜里，结婚繁衍了人类，葫芦瓜便成为黎族图腾崇拜的对象，也成为后代船形屋的雏形。神农架《黑暗传》：神的时代，由于诸神纷争，导致一场大洪水，神们都淹死了。此时，从洪水中飘来了一只大葫芦，玄黄老祖把葫芦捞起来，发现里面有一对少男女。于是把兄妹命名“龙氏”。人类也由此兴旺起来。在这些故事中，葫芦的作用和“诺亚方舟”一样，给避难者提供了一个相对封闭而安全的空间，使得人类得以保留“人种”。只不过，诺亚方舟是诺亚遵照上帝的旨意所造，而葫芦则天然具有“避水”的功能。在木船尚未发明的远古时代，具有漂浮功能的葫芦可能是先民最重要的浮水、渡水工具之一。人们在过河涉水或是捕捞时，腰上系上几个葫芦作“腰舟”，犹如今天的救生衣。古语“中流失舟，一壶千金”之说，可知廉价的不起眼的葫芦最终成为最宝贵的救生工具。《西游记》中，观音之徒慧岸帮唐僧收了沙和尚后，就拿观音给的红葫芦和沙和尚项下9个人头骨组成一只法船，载唐僧师徒渡过“鹅毛漂不起，芦花定底沉”的流沙河。可见，葫芦这种“人文瓜果”，寄托了先祖多么强烈的对生命之渴望。也就是说，葫芦不仅可以“生人”，而且可以“救人”。
道教法器。 进入文明社会后，葫芦被扩展衍生了道家思想。庄子著作中多次出现了“瓠”“壶”二字。《逍遥游》中记载了庄子与好友、论辩对手惠子之论。庄子处在战国时代，葫芦被诸子当作“器用之辩”道具，秦汉时期，葫芦逐渐成了仙境的代名词。《史记·秦始皇本纪》载，秦始皇为求长生不死之药，派齐人徐福带童男童女数千人到“海中三神山”蓬莱、方丈、瀛洲求仙。东晋时期，王嘉在《拾遗记》中，把这三座神山改名为“蓬壶”、“方壶”和“瀛壶”，还说三神山“形如壶（葫芦）器”，使葫芦有了“仙气”，象征着神仙栖息之地。此后，许多有关“葫芦仙”的神话传说都从此衍生，如关于西王母从东海蓬莱道士那里得到灵瓜的传说等。一般认为，道教创立于东汉时期。《后汉书·方术列传》记载了一位道教人物费长房的故事，标志着葫芦正式成为道教法器。“一瓢藏造化，天地一壶中。”小小葫芦，犹如洞天，别有天地，赋予人无尽的想象力。《神仙传》描写的那个壶中小宇宙，即是道教人物津津乐道的“壶中日月”和“壶天仙境”。在道教典籍里，类似的与葫芦有关的记载不绝于书。现实生活中，许多与道教有关的器具，如瓷器、景泰蓝、家具、雕刻器等，都做成了葫芦形状；道教建筑的屋脊或顶上，往往镶嵌着瓷质或陶制的葫芦；医生“悬壶济世”，也表示葫芦里装的是能够救死扶伤的灵丹妙药；有些地区的民俗，则把葫芦挂在门首、或将绘有葫芦图案的帖子贴在堂上以驱邪祛病……葫芦在道家的学说里，是涵藏太虚自然之气的太极，而在俗世的文人学士眼里，则成了精神寄托之物。李白“何当脱屣谢时去，壶中别有日月天”、白居易“谁知市南地，转作壶中天”等。人们羡慕或幻想着躲进那个拥有独立空间、浑成而自足的世界。那些仕途不得志或科场失意的人，往往也带着一个葫芦，寄迹于山水之间，来显示自己的清高孤芳之志。
拷问之四：作为葫芦非遗传承人的刘振，缘何一直以传承非遗文化为己任，长期致力于宣传萌芦文化呢？ 葫芦文化博物馆的创始人刘振，现为吕梁市现代物流商会会长，山西省葫芦协会会员、理事。曾获中国第二届葫芦文化旅游节葫芦大赛银奖、第九届中国葫芦岛国际葫芦文化节烙画组优秀奖、“弘扬工匠精神”全省手工艺品优秀奖、中国蓬莱葫芦文创产品大赛技艺类银奖、即兴创作类铜奖等奖项。作为刘氏葫芦画第五代传承人，这里凝结了他对葫芦的热爱，也承载了他传承传播非遗文化创造文化价值的使命。传承葫芦传统技艺是刘振一生梦寐以求的事业。他擅长以烙铁、刻刀代笔在葫芦表面创作。在秉承祖先刀刻、彩绘、烙画的传统工艺基础上，独创50多个系列的实用型创意葫芦，堪称民间技艺一绝。葫芦产品驰名京沪，远销海外。如今，刘振依托于葫芦文化博物馆和丰富的人文自然资源，致力于打造了一个助力乡村振兴的葫芦文化生态园项目。作为非遗传承人，一直以传承非遗文化为己任，长期致力于宣传萌芦文化；作为一名企业家，积极承担企业社会责任，发展多类型融合业态，推进乡村产业振兴，带动离石区旅游产业高质量发展。
悠悠30余载，只身一人，只为一件事；大美葫芦情，一段历史，只为一种追求；一座博物馆，一种情怀，只为非遗传承。
一代葫芦人有一代葫芦人的梦想与追求，一代葫芦人有一代葫芦人的担当与使命。
从刘振葫芦非遗传承人身上，我看到了一种的不懈追求的精神品质，也 悟出了一种人生信条：路虽远行则将至，事虽难做则必成！
在生活中，我们要用佛家的慈悲为怀，道家不屈不挠的风骨，儒家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态度，大度的看待世界。人生就要有自己的一技之长，大美情怀，身体力行，坚持不懈，用脑子勤于思考，从容不紧不慢的生活。纵观历史三千年，人们追求的不外乎功名利禄，悟道很久，最终把酒话田园，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恬淡洒脱。
【作者简介】 解德辉，1962年生，山西省吕梁市交口县人。网名“宁静致远”。山西省作家协会会员、吕梁市作家协会会员、吕梁市文化和旅游协会理事、汾州文化研究会会员、《萧乡文学社》作家、国际摄影协会会员、吕梁市摄影家协会会员、吕梁市民间文艺家协会会员、北武当山文化研究会顾问等。喜欢访古问道，感悟山水人文，秉承“在题材选择上挖掘历史厚度，在红色文化中寻找精神高度，在现实生活中探求艺术鲜活度”之“三个度”；坚持在行走大美吕梁中，传承历史人文。1989年以来，在《学习与研究》（中央）《光明日报》《中国乡镇论坛》《山西日报》《山西经济日报》《前进》《山西工作》《山西农经》《政府法制》《山西法制报》《吕梁文学》《百年红印》（灵石）、《吕梁日报》《吕梁晚报》《文化晋中》《掌上吕梁》《吕梁发布》等报刊、新闻媒体发表各类文章300余篇。出版了《红色吕梁》《印象离石》2本书，被收藏于《吕梁市图书馆》《晋绥兵民博物馆》；《云梦风雅》一书（新华出版社）收录其撰写19篇文章。《吕梁市志》“艺文篇”，收录其撰写的《品读碛口古镇》一文。开办《行走大美吕梁》（个人）微信公众号，已发表340余篇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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