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2年，日本在“一二八”淞沪抗战取得胜利后，4月29日上午，侵华日军最高指挥官白川义则大将决定在虹口公园举行庆祝“天长节”活动，并组织陆、海、空三军大阅兵。
王亚樵决定委托三个韩国人给白川义则送上一份“大礼”，以尽地主之谊。
王亚樵为何要给白川义则送上“大礼”呢？这得从阶级仇、民族恨说起。
王亚樵
王亚樵，字九光，1889年生于安徽合肥，家境贫困，早年曾追随孙中山先生参加辛亥革命，北伐时期担任过合肥革命军司令、安徽副宣慰使等职。
1913年辛亥革命失败后，*亡流**上海，曾在上海成立“斧头*党**”和“安徽驻沪劳工总会”，维护皖籍在沪劳工利益，手下徒众上万人，以后又任“上海劳工总会”总头目，隶属会员达10多万之众；1927年“4·12”反革命*变政**后，蛰居上海，将“斧头*党**”改名“锄奸团”，惩奸除恶，秘密从事反蒋活动；“九一八”后，基于民族大义，毅然投入抗日洪流之中。
1932年1月28日深夜，日本海军陆战队7多万人，兵分5路从上海闸北向中国守军发起突然袭击，宣称24小时占领上海，基本解决*那支**（中国）问题，十九路军英勇还击，淞沪抗战爆发。
第二天，王亚樵召*会集**众到闸北，举行万人抗日*会集**，他登台演讲，怒斥日军的侵略罪行，坚决反对对日妥协，号召大家拿起*器武**，配合十九路军，打击侵略者，随后，召集数万门徒，宣布成立“淞沪抗日义勇军”，自任司令，开赴真如、太仓一带，配合19路军浴血奋战。
这是“一二八”事变期间人数最多、实力最强的一支民间抗日武装。
擒贼先擒王。几天后凌晨2时许，他的助手郑抱真（解放后任安徽省副省长，1954年病逝）侦知日军司令部设在虹口日租界内，王亚樵便亲率一部分义勇军突袭，日寇伤亡惨重，弃司令部窜至“出云丸”号军舰上。
接着，王亚樵又向日本陆战本部突袭，*弹子**打光了，就用斧头肉搏，敌人终于被赶出陆战队本部，缺枪无弹的义勇军为避免伤亡，只好停止追击。此事被时人称为“踩日军司令部”。
这期间，蒋介石为了“攘外必先安内”，不发一兵一枪一弹一分军饷，在19路军和义勇军即将弹尽粮绝之时，王亚樵又率领100多人，在昆山设伏拦截了上海军工厂外运南京的一批*器武**，自留一部分，其余的全部交给了十九路军。
这激怒了蒋介石，他命令十九路军总指挥蒋光鼐马上解散“淞沪抗日义勇军”。不得已这支队伍改名“抗日救国决死军”（战后改为十九路军补给团），司令由余立奎担任，王亚樵退到幕后指挥。
此时，“决死军”兵力已有1.5万人，由于抢了*器武**，装备精良，战力大增。
2月29日，日军进攻受挫，只得替换日海军遣外舰队司令官兼驻沪特别陆战队司令盐泽幸一少将，由日本陆军省次官、关东军司令白川义则大将兼任驻上海派遣军总司令。
白川义则对王亚樵既怕又恨，给他送了个外号“*那支**魔鬼”。
白川义则接任后，大批日舰从吴淞口驶入黄浦江，日夜向上海市区发射炮弹，日军攻势更加猛烈。
3月1日晚，王亚樵组织了一支“水鬼队”，决心炸沉被日军称为“钢铁堡垒”的主力战舰“出云丸”号，遗憾的是*药炸**威力太小，没有炸沉“出云丸”号，但日军的嚣张气焰收敛了一些，当晚所有日舰都驶离了江岸，白川义则慌忙把指挥部又搬回了陆地。
经两月战事，中国守军败退至昆山二线。
3月3日，在国际联盟的干涉下，中日双方停止战争，国民*党**政府被迫签署了丧权辱国的《淞沪停战协定》，淞沪之战遂宣告不败而败。
停战谈判现场
停战以后，日本人在谈判桌上得到了战场上得不到的东西，更加猖狂起来。日本派遣军司令白川义则大将得意洋洋，不等战争的硝烟散尽便狂妄地宣称：4月29日要在上海日租界举行“淞沪战争胜利祝捷大会”。
4月29日是日本天皇的诞辰，日本人称之为“天长节”。每逢这一天，日本举国上下一派节日气氛，驻外使领馆也要举行一番隆重的庆祝活动，以表示对天皇的效忠。
这一次，白川义则为了炫耀自己在上海发动侵略战争的“胜利”，与日本驻华公使重光葵、日本驻上海总领事村井商量，决定把庆典的规格比往年提高一步，大大扩充活动内容。其中最主要的一项，是在上海日租界内的虹口公园举行盛大的庆祝典礼，届时将有阅兵仪式和各种表演。
消息传到南京，稍有爱国心的军政人员无不对白川义则这种挑衅行径感到万分气愤，陈铭枢更是气得拍桌大骂。
陈铭枢曾是十九路的总指挥，淞沪战争期间又是京沪卫戍司令，曾暗地里坚决支持十九路军抗战到底。他忍不下这口窝囊气，亲自从南京跑到上海来找老朋友王亚樵，给他下达了一项艰巨任务：
4月29日，日本“天长节”期间，日本将在虹口公园举行“淞沪战争祝捷大会”，进一步宣传皇军的胜利，*辱侮**中华民族，打击中国人的自信心，而且不准中国人参加。你要早做准备，想办法混进去，相机刺杀日酋白川，灭一灭侵略者的威风。
王亚樵具有极强的民族意识，他对日寇疾恶如仇、视死如归，早就想手刃白川义则这个侵华日军的“魔头”，但过去的二次*杀暗**都未得手。
1931年10月31日，他受托到东北给抗日义勇军送上海人民募集的抗日善款，在菊文饭店第一次*杀暗**白川义则；淞沪战争期间本想炸沉“出云丸”，又让他逃过一劫。
王亚樵领命回家，就布置手下前去调查日本人举办庆祝大会的情况。随后，在法租界桃园里40号一幢老式石库门房子里，他与尹子勤、郑抱真、王述樵（王亚樵的亲弟弟）等人多次密议，制订捣毁“天长节”庆祝活动的计划。
尹子勤
说到尹子勤，他可是巴蜀奇人。他生于1890年，四川武胜人。保定军官学校毕业，任军职30余年，讨伐过袁世凯，抗击过日本侵略者，多次打入汪伪特务机关，为反对蒋介石独裁坐了三次监牢，他也是白公馆19名脱险者之一，解放后担任四川省政府参事室参事。
当时虹口一带，驻有日军陆、海、空三军十余万人，还有不少宪兵和便衣特务。王亚樵要在戒备森严中实施铁血手段，具有相当难度。日本方面关于“只准日本人、韩国人进入会场”的规定，便是一个难以逾越的障碍，这可让王亚樵伤透了脑筋。
还是小弟王述樵提醒了一句“有没有认识的韩国人？”，这句话让王亚樵想起了1924年认识、*亡流**上海多年的韩国独立*党**首脑安昌浩（安重根之子）。
安昌浩对于侵占了他的祖国的日本人怀有深仇大恨，多年来一直从事*日反**活动。
见面后，王亚樵告诉他，再过几天就是日本的“天长节”，他想送份“大礼”祝贺祝贺，只可惜无人引路。随后说出了精心策划的五步流血方案。
安昌浩回去后，连夜在其寓所霞飞路宝康里四十号，召集其*党**徒尹奉吉、安昌杰、金天山（即金九，时任大韩民国临时政府警务部长）等，宣布与中国人合作，捣毁日本庆祝会。
日军组织大型活动，必然要对过往人员进行安全检查。原先计划用大号篾壳暖瓶装白金*弹炸**的方案不便施行。恰巧日本人办的《上海日日新闻》报道说：“欢迎与会者携带‘便当’和水壶，祝捷大会后，自行组织野餐会。”
于是，王亚樵他们将计就计，连夜找到上海兵工厂的中校兵器主任王雄 ，转请中国工程师王伯修、张玉华等紧急研制。
不久，由王述樵送去经费四万元及白金壳定时*弹炸**等。
*破爆**专家张玉华
1932年4月29日，细雨蒙蒙，虹口公园岗哨林立，戒备森严。
当日凌晨，公共租界工部局就接到了日本驻沪领事的通知：因要在虹口公园召开庆祝“天长节”大会，公园附近的治安均由日本军方负责，请工部局不必派巡捕站岗，以免发生误会。
早在4月28日夜间，虹口公园附近就已断绝交通，日军密布，严格盘查过往行人。自29日9时起，一路电车只许开至老靶子路，二路公共汽车只准开至狄思逊路，就是说，中国的车辆连过一下都不行了。
虹口公园外围警戒
上午9时整，日本侨民纷纷进入虹口公园。公园里高搭彩牌，小旗招展，会场上筑起了三座阅兵台，指定接受检阅的侵华日军第九师团已于上午8时半整队到场。
10时许，三个身穿西装的韩国人出现在公园门口，卫兵叫他们接受检查。其中一个青年提着“便当”和水壶，其余两人都端着茶杯。
这时候，忽然响起了“立正”的声音，沿途哨兵全都持枪挺胸立正，日本海军第三舰队司令野村中将到了。
三个韩国侨民乘机闪入大门。这三个人正是王亚樵和安昌浩精心挑选的“送礼人”：尹奉吉、安昌杰、金天山。
三个人一进公园，立即按原计划分头行动。尹奉吉手捧“便当”和水壶，脸上却装出笑容，挤到了前排。
11时整，日本最高司令长官白川义则出现在公园门口，全场起立，报以雷鸣般的掌声。日本军乐队高奏日本*歌国**。
白川义则傲慢地举起右手，迈着训练有素的军人步伐，率领20多名高级官员绕场一周，行着军礼，威武地登上检阅台，命令接受检阅的部队逐次出列接受检阅。
参加这次阅兵式的日军部队有：炮兵一团、步兵三团、重炮山炮各一队、坦克车一队、铁甲车一队、运输兵一队，共计一万余人，都是从各部队里挑选出来的精锐。
一方阵士兵正歩而过，高呼“天皇万岁！”
一方阵士兵举枪而过，高呼“大日本万岁！”
……
最后，一队军官手扶*刀军**而过，高喊“所向无敌！”
接着，天空响起了飞机的轰鸣，18架战斗机飞临上空表演特技飞行。
全场上下又是一片欢呼声。
检阅*队军**完毕，各国领事和日本国民代表依次发言，祝贺“天长节”，讲完话后，相继走下讲台。
这时，日本驻沪领事村井捧读祝辞，辞毕，将由白川义则讲话。
安昌杰知时间快到，便借故与金天山离去，只有尹奉吉仍在前排不动。
他们原先是有分工的：安、金二人负责瞭望，尹奉吉负责扔*弹炸**。
白川义则开始讲话了，他大肆吹捧天皇陛下的圣明，无耻歌颂日军侵沪战争中的功绩。
白川义则的讲话完了。日本海军军乐队奏响了《君之代》。
所有的人神情庄重，一动不动，齐声高唱。
突然大雨倾盆，全场的日本人被淋得睁不开眼，还依然高声唱歌。
前排的尹奉吉，也和大家一样，唱得特别欢，在日本*歌国**即将结束之际，他悄悄拔起便当上的保险，朝着白川奋力一掷。
检阅台
白布包裹的便当，在空中划出一道漂亮的弧线，不偏不倚，正好落在白川的脚下。
距公园不远的一幢小楼里，王亚樵和洪耀斗、郑抱真都拿出手表，急切地等待着。
安昌杰、金天山往回走，他们的怀中早揣了甜瓜式*弹炸**以备万一。
正在这时候，突然一声巨响，震动天地！
随着这声巨响，讲台猛塌，血肉横飞，白川被炸得飞出数丈远。
顿时，台上、台下哭声、惊叫声、*吟呻**声响成一片，白川义则的“祝捷”大会立时成了哭丧大会。
尹奉吉欣喜若狂。他大笑着，高跳着，狂叫着：“成功了，成功了！”
而从爆炸声中醒来的日本宪兵，犹如一群饿狼，凶狠地扑向尹奉吉。
雨点一样的拳打脚踹，尹奉吉血肉模糊，奄奄一息……
当宪兵们将他押出现场时，神志已经有些清醒的尹奉吉边走边喊：“来抓吧！*弹炸**是我丢的！我是韩国人，我就是要炸死白川！”
“四二九”义举一鸣惊人。
韩国临时政府主办的《独立评论》介绍道：
“尹奉吉两手一挥，一便当高飞台上，霹雳轰炸，天地震动，台上人物，应声纷扑。时在午前11时40分也。河端破腹即死；侵略上海之敌总司令白川大将，身中204个大弹片，小片无数，至5月26日，毙于沪；第三舰队司令野村中将眼珠突出，一目失明；第九师团长植田中将，折只足；驻华公使重光，亦折脚，虽免惨死，然皆残废。此外驻沪总领事村井、民团书记友野及倭卒倭妇，均负伤。
于是倭贼上下淘淘，所谓21发皇礼炮，亦因一声炸响而停。瞬息之间，庄严庆祝会，顿成凄惨阎罗殿，乃实宣告日本帝国主义没落之吊炮，惩罚杀人放火之霹雳。”
日寇13名*官高**，死的死，伤的伤，侥幸逃生的也是惊魂未定，被吓破了胆。金九撰文评价说：
“闻此巨响，而大叫痛快者，岂独三千万韩人乎？四万万五千万华人亦有同感也。”
尹奉吉的义举震惊世界，更激励中国。
《申报》近水楼台先得月，跟踪报道了事件全过程，主要有《日本要人昨午被炸》（4月30日）、《重光截断左足》（5月6日）、《日军司令白川义则昨午病死》（5月27日）、《虹口公园*弹炸**案由尹奉吉等解日》（11月26日）等。
白川义则是从1931年“九一八”到1945年抗战胜利期间被杀死的日军军衔最高的军官。
撤退中，安昌杰也被日军抓住了，只有金九一人逃走。
金九安全逃走就是尹子勤帮助的。尹子勤先把金九带到19路军补充团团部暂避，由团长余立奎负责严加保护。
尹子勤在其自传中写到：
“我与金九（金天山）始逃苏州，再逃香港，金九不久去美国，我则返广东。”
事情发生后，蒋介石知道是王亚樵派人干的，也赞成此事，就想拉拢王亚樵，让他为我所用。
他先是派胡抱一（原为王亚樵门徒，后投到戴笠门下）送4万元到上海交给王亚樵，奖励这个中华民族的功臣。
王亚樵虽然收下了蒋介石的赏金，不过，他并没有把这笔钱装进自己的腰包。
尹奉吉被捕以后，安昌浩为了掩护王亚樵，以“金九”名字投书中国报纸，自认是尹奉吉行刺的主谋者。这一来，安昌浩和金九成了日本人通缉的主犯，只好隐姓埋名躲藏起来。
王亚樵对安昌浩的慷慨仗义十分感佩，他把蒋介石的4万元赏金转手送给了安昌浩和他的同仁，供他们栖身糊口之用。
安昌浩等人自然对他感激不尽。之后，安昌浩的同仁有许多遭到逮捕，但无论日本人怎么拷问，他们都一口咬定是自己干的，谁也没有供出王亚樵。
其实，日本的情报人员已隐约探知此事与王亚樵的关系，但安昌浩的同仁死不招认，日本人也就无法向中国政府提出抗议。
蒋介石一计不成，又生一计，发誓一定要把王亚樵拢到麾下。他让胡宗南（胡曾是王亚樵的门生）出面劝说王亚樵。
胡宗南随后派人给王亚樵带去一封信和30000元钱。
胡宗南的意思是，他与戴笠（也曾是王亚樵的门生）商议，安徽地处中原，横跨江淮，比邻首都，战略地位非常重要。现在，安徽省政府主席一职空缺多日，胡宗南出任比较合适。当然，名义上主席由胡宗南担任，但“民、财两厅及省政府委员人选，由王大哥推荐”，这样，胡宗南主军，王亚樵理政，戴笠抓特，胡抱一负责联络、协调，四兄弟“合作治皖”，为蒋总司令分忧，何乐而不为？
王亚樵收信后，他与几个皖籍大佬商量，柏文蔚说：
“这些年来，我对老蒋比较了解。他的用人之道，是顺蒋则昌，逆蒋则亡；用时上前，不用靠后，用完过河拆桥。远的不说，这次‘一二八’淞沪抗战，十九路军攻必克，守必固，大灭了小日本威风，大长了中国人志气，史无前例。可是，战火刚刚熄灭，老蒋不仅把十九路军调到福建‘剿匪’，还把十九路军创始人陈铭枢免职，逼其出国考察。教训啊，难道教训还不深刻吗？”
王亚樵随即回信，书信表明了他不愿与蒋介石同流合污，反对内争，主张一致对外，坚决抗日的心意，从而婉言谢绝了胡宗南的“好意”。
5月25日，尹奉吉被日本上海派遣军军法会议判处死刑后，重兵秘密押送日本，12月19日上午在日本石川县三小牛陆军工兵作业厂，身中26弹，壮烈殉国。
尹奉吉牺牲后，连日本人都为他的英勇无畏所感动，在他的坟前树立了一块木牌，上面写着“尹奉吉义士暗葬之迹”。
日本投降后，韩国光复。1945年11月5日，金九等29人乘坐飞机自重庆经上海返回，受到韩国人民的热烈欢迎。
1946年6月15日，尹奉吉义士的遗骨被迎回韩国釜山，百姓身穿素服，夹道鞠躬。身为总理的金九亲自来到国葬现场，双手搂着棺椁，放声痛哭。
1949年4月29日，故乡礼山郡为尹奉吉树立纪念碑。6月26日12时36分，在汉城京桥庄寓所，74岁的金九被支持李承晚的极右主义者、陆军少尉安斗熙*杀暗**身亡。7月5日，韩国政府举行国葬，将金九先生也安葬在孝昌陵园，与尹奉吉墓并排而立，实现了两位英雄“日后黄泉之下再见”的盟约。
1962年3月1日，两人双双荣获大韩国民政府授予的“建国功劳勋章”。从1972年开始，礼山郡在每年的4月29日，举办“梅轩文化节”，以纪念自己的优秀儿女。
1994年4月，中韩建交后，为推动中韩友好关系的发展，经外交部批准，为纪念义士尹奉吉（字梅轩），虹口区政府出资80万元人民币，在行刺白川义则的事发地修建了梅园。
与尹奉吉的荣耀相比，王亚樵们的“待遇”的确令人叹息！
尹奉吉舍身刺杀日寇，彪炳史册，理应受到后人纪念，但是，行刺白川，是中韩两个被压迫民族优秀儿女的共同行为，但在介绍尹奉吉事迹时，对陈铭枢、王亚樵等抗日英雄在击毙白川义则中的重要作用，我们却宣传得不够到位。
王亚樵和他的义勇军英勇善战，“踩”日军司令部，昆山劫车抢*火军**，狠炸“出云丸”舰，虹口公园击毙凶悍的白川义则，也值得大书特书。
一个不重视本民族历史及其英雄的国度，是一个缺乏血性的国度。忘记过去意味着背叛
王亚樵是个人物，是一个时代特点鲜明而民族性格突出的人物。
但由于此人背景复杂，行动神出鬼没，飘忽不定，所以多年来，他的生平事迹始终鲜为人知。世人对他的评价就众说纷纭，褒贬不一，毁多于誉。
然而，伟人毛*东泽**却用他那特有的浓重的湖南口音给了他一个相反的说法，说他“杀敌无罪，抗日有功。小节欠检点，大事不糊涂”。
这无疑是对王亚樵一生言行操守、是非功过最为公正的评断了。#头条创作挑战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