旗人是特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特殊人群。他们既有自己的生活圈子，又有独特的文化氛围。在北京，他们生活在内城，一层又一层地保卫着最中心的紫禁城，所以，有人说北京的内城就是由旗人组成的一个大军营。而在北京之外，旗人聚集的地方，又被称为满城。他们作为统治者的心腹以兵丁的身份驻扎在全国的各个要口重镇。几百年来，他们虽然逐渐被汉化，但由于生活环境的隔离，与心理上的优越感，使他们难以彻底改变自己的生活方式与心理观念。然而，清朝的结束，让他们一夜之间失去了优越的政治地位与经济地位。其中，最苦的一群人莫过于旗人的儿媳妇们。
旗人家庭
一九一二年的二月十二日，清朝最后一位皇太后隆裕宣布退位诏书。从此，延续二百六十八年的清王朝结束。此时，旗人的痛苦也随之开始了。因为，清朝的结束也预示着他们祖祖辈辈延续的铁杆庄稼老米饭也要终结了。除了那些王公府邸与世家大族能靠着祖上的积累，维持一段时间，而很多普通的旗人家庭不得不另谋出路。这时的旗人家庭出现了一种特殊的现象。公公不如婆婆，婆婆不如儿媳妇。很多人不理解这种特殊现象的产生。因为，旗人男子有一种共性：话大、礼多、动钱急。话大即说的是，旗人男子爱侃大山，吹牛皮，并且死要面子活受罪；礼多，即不论在何种场合，繁文礼节特别多，当然旗人认为这是规矩；动钱急，指的是，只要旗人看上的东西，很少砍价，直接动钱就买。在清朝结束后，旗人男子难以改变骨子里的这种共性，使得家庭生活更加困顿。
殷实的旗人结婚
旗人方格的妻子惠英是这样回忆公公恩寿的，“家里关（领）不到钱粮后，日子一天不如一天，但阿玛（公公）要面子，磨不开脸，不愿出去做点小买卖挣钱。后来，公公被生活逼得放下面子，挑着两筐菜出去卖，没想到，挑两步就要歇一歇，可以说是，手不能提，肩不能扛。不知道歇了多少次，才把菜挑到胡同口。然而，又不好意思吆喝，最终，菜没卖出去，家里又吃不了，怕坏了，只能送给邻居了。”惠英的公公恩寿在年轻时考取了朝廷的马甲（兵种），每月3两银子，每年48斛老米，全家的日子过得优哉游哉，从来没有想过自己会做生意，更不会想到清朝这个时候结束了。即使生活难以过下去了，恩寿始终保留着旗人那种不合时宜的习惯。每次吃饭时，咸菜棒也要切得很小很细，放在小碟中，每次夹一筷子，一点点地吃。不论是什么菜都要放在小碟中，不能放在碗里，弄错了就不会吃。家里给他做碗面，在桌子上要摆上佐料与搭配的小菜十几蝶。他认为那样吃面才有味，才是正道的面。在儿媳妇惠英眼里，公公恩寿这就是穷讲究，生活都难以维持了，还改不掉旗人那种毛病。而在外面，公公恩寿又相当地能吃牛皮，说自己的儿子方格是银行的正式职员，每个月有30块大洋的薪水。其实方格在银行里打杂，每个月只8块银元。恩寿还经常把过去关（领）银米的日子，挂在嘴边，怀念过去那种逍遥自在的生活。
颓废不堪的旗人
恩寿虽然嘴上功夫，吹牛皮的本领无人能及，但真正养家糊口的本事一点没有。然而，他还是一家之主，在妻子面前他是丈夫，在儿子面前他是父亲，在儿媳面前他是公公。家里的每个人都要敬他三分。就因为他是家中的长辈，别人没有敢说他的。所以，他对做饭也毫不上心。每次，妻子和儿媳出去给别人家缝补洗衣服后，恩寿也随即出去，和那些老旗人侃大山、吹牛皮。旗人说大话这个习惯，在今天的北京人身上仍有，甚至在山东人身上也很普遍。有人会问为*山何**东人身上会有呢。这是因为当年山东人遍布在北京的各个角落，与旗人打交道的机会最多。自然而然，也染上了这个习惯。在清朝有很多山东人以亲戚带亲戚的方式去北京混口饭吃。后来，清朝结束，北京混乱，很多山东人在北京与旗人一样难以生存，所以有很多山东人返回到山东老家。山东人也就把这种说大话的习惯带到了老家，一代代延续了下去。所以说，现在很多山东人一说话就很大，并且死要面子，活受罪，脾气相当倔强，容不得别人说自己的缺点。关于东北人的性格就更不用说了，本身旗人的老家就是那里。
旗人儿媳妇
惠英的公公恩寿刻在骨子里的那种旗人的习惯，一辈子都没有改。他不仅话大，还始终保持着旗人的规矩。过去，常说满汉不通婚。如果问旗人，为何不与民人结亲，他们往往会用眼瞪着你，眼光中显示出一种鄙视；如果你问民人，为何不与旗人通婚，他们会撇撇嘴，嘴角处流露出不屑。其实，旗人之所以不与民人结亲，是因为看不起他们，自己是吃皇粮的，自认为高人一等。而民人不和旗人结亲，是因为，看不惯旗人的穷讲究与繁杂的规矩。久而久之，满汉不通婚就约定俗成了。民国时期，真正满汉之间通婚的家庭少之又少。惠英是旗人，丈夫方格也是旗人，所以，他们才能走到一起。如果，一个富有的民人，与一个穷旗人，让惠英选择其一个，可以说，惠英会毫不犹豫地选择穷旗人。这就是几百年来，满汉不通婚对后人的影响。虽然，清朝晚期曾鼓励满汉通婚，但效果并不好，直到民国初期这一观念仍没有改变。
旗人儿媳与婆婆
惠英作为最后一群旗人儿媳妇中的一员。她嫁到方格家后，仍要遵守旗人儿媳的所有规矩。惠英刚嫁过去时，每天早上三点就要起来梳头。旗人女子的那种燕尾发式，足足能用去惠英两个小时。梳完之后，惠英就要烧水，归置屋子，打扫院子。在做这些时，害怕惊动了屋里睡觉的公公婆婆。此时，她会把旗人女子穿得花盆底鞋脱下来，轻手轻脚地做家务。一个小时做完家务后，惠英接着要沏茶，打洗脸水。外面拾掇利索，惠英就要进屋向公婆请安，并告诉公婆一切准备好了。公公起来洗脸喝茶，而婆婆还要坐在床上抽两袋兰花烟。惠英要站在床前随时准备点烟。一直伺候婆婆把烟抽完，梳洗，喝完茶，惠英还要急忙出去买早点。那时，公公寿恩与丈夫方格还能关（领）着银米，所以家里很宽裕。可以说，此时，除了惠英，人人都游手好闲，不考虑将来。公公要使出公公的威风，婆婆要做出婆婆的架势，丈夫方格无所谓，只要自己不干活，有饭吃，不管东西南北风。家里的一切就落到儿媳惠英的身上。惠英没有怨言，因为这是作为一位旗人儿媳的分内之事。当年惠英的婆婆也是这样一步步走过来的。俗话说，儿媳终究会熬成婆。这是所有旗人儿媳的一种盼望，盼望自己快点成为婆婆，那样就能有儿媳伺候，就能使唤儿媳了。
花盆底
惠英的婆婆盼到了，她如愿以偿地使唤惠英。婆婆不会有丝毫同情，而惠英也不会有丝毫怨言，因为这是旗人儿媳的普遍现状。然而，惠英又与以前的旗人儿媳不同。因为以前的旗人儿媳不需要为婆家的生活而担心，只需要做好家务，伺候好公婆就可以。那时都吃皇粮，甚至一家有多人吃皇粮，家庭很优渥。然而，现在不一样了，清朝完了，皇粮没了。像惠英公公恩寿这样的老旗人，面对政治上与经济上的突然变故，他们难以改变自己去适应。过去旗人男人是家里的顶梁柱，现在却成了家里的负担。家里的重担就压在了女人的身上，尤其小辈的儿媳妇身上。惠英也就成了婆婆家维持生计的最后一根稻草。丈夫方格的工资不够家里开支，惠英需要为别的人家洗衣服、挑水补贴家用。而婆婆只能做些轻松的活计，缝缝补补而已。惠英为富人家洗完衣服后，又要为那些干体力活的男人洗衣服、袜子。有时，因为袜子太脏太臭，惠英洗完后，难以吃饭。一年四季，春夏秋冬，惠英在家人中始终干着最出力的活。冬天，惠英的手皴裂得难以伸直、握拳，裂痕中冒出的脓血有时与冰冷的洗衣水混在一起。惠英害怕衣服上沾上脓血，在洗衣服之前，会先用力挤掉那些将要流出的脓血。夏天，惠英不仅要洗衣服，还要为别人挑水。由于不识字，挑一担就在墙上划一道横杠。到了结账的时候，惠英会与让她挑水的那家人一起数墙上如鸡爪一样的横杠。一道横杠多少钱早已有约定，所以双方不会有任何争执。
旗人妇女逛庙会
长年累月的这样下去，一个奇怪的现象出现了。那就是惠英虽然比婆婆小二十岁，但看上去更显得沧桑。惠英的脸干瘦，黝黑，没有一点血色，眼睛深深嵌在眼窝中，后背已经被不知多少担水压得直不起来，手上的裂口，不会因冬天多去就消失地毫无痕迹。痛的时候钻心的痛，痒的时候钻心的痒。活太多，太累，她早已无暇顾及痛与痒。因为，她一旦留心这些，那生活就更没有着落了。一个三十岁的女人看起来就像六十岁的老妇人一般。五十岁的婆婆看起来似乎比她年轻。过度的付出已经超过了岁月留下的痕迹。即使这样，惠英还是要尽心尽力地伺候公婆，全力以赴地维持家庭生活。她没有任何怨言，因为她只是最后一群旗人儿媳中的一员。这种奇怪的现象在那段特殊的时期太普遍了。
一群旗人媳妇
有时，我们会为惠英的遭遇抱不平，认为她生不逢时，经历了本身难以承受的困苦。年纪轻轻的她就已经让生活压弯了腰，抹去年轻人应有的容颜。从而出现了儿媳看起来比婆婆更沧桑的怪现象。但试想，那个特殊的时代如果少了惠英或者一群经历如惠英一般的女人，那肯定将有另一群女人去填补这些空缺。谁愿意降临到一个动荡的时代，谁愿意生不逢时，但每个时代都会有人去经历，去承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