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文学史上，有这样一位女性作家。她，年少成名，18岁的时候便在自己的处女作《天才梦》里写出“生命是一袭华美的袍，爬满了虱子”这样的感悟。
她天资聪颖、早慧敏锐、多才多艺，只可惜出生后，原生家庭里充斥着不幸。
生于显贵世家的她，4岁之前的童年还算无忧无虑，但是在她记事后，安全感匮乏、缺乏关注与爱的童年，深深地影响了她的一生。
甚至可以说，破碎的原生家庭环境，正是她成年后心理疾病的来源。
所有的成人对世界的认知与联结，都离不开早年家庭环境和关系在心底的映射。
为了更进一步了解这一位中国近代史上特殊的女性作家，首先，我们从她的童年境遇开始梳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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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爱玲生平
1920年，原名为张瑛的张爱玲，出生在上海。
她的祖父与外曾祖父分別是晚清名臣张佩纶与李鸿章，祖母则是北洋大臣李鸿章的长女。
父亲张志沂，又名张廷重，母亲黄逸梵（原名黄素琼）。
虽然张爱玲的父母看起来门当户对，但其实黄逸梵是个典型的新派女子，思想西化，十分厌恶丈夫抽大烟、逛*院妓**、养姨太等封建恶习。
新旧思想的矛盾，为张爱玲父母婚姻的破碎埋下了伏笔。
1924年，4岁的张爱玲进入私塾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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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是这一年，张爱玲的姑姑张茂渊（1902年6月3日-1991）赴英留学，母亲黄素琼改名黄逸梵，借口小姑子出国需要监护人，撇下一对子女，陪同前往。
这之后，张爱玲的父亲张志沂，逐渐放飞自我，不仅开始抽食*片鸦**、搬到*女妓**出身的外室姨太的小公馆，之后更是为了节省房租开支，让姨太搬进家里。
在张爱玲8岁的时候，其母黄逸梵终于留洋归国。
全家团圆的日子非常短暂，父母在一起没多久，便因思想观念的问题争吵剧烈。 1930年，张爱玲十岁那年，为了方便取英文名，张瑛改名为张爱玲（爱玲为英文名“Eileen”的音译）。
正是在这一年，她的父母正式离婚，张爱玲跟随父亲生活，而她那位接受了国外新思潮、留学归国的母亲，则彻底抛下张爱玲以及她的弟弟张子静。
这之后的第二年，11岁的张爱玲就读上海白利南路（今长宁路1187号）美国圣公会所建办的贵族学校圣玛利亚女中。
1932年，12岁的张爱玲在该校的校刊上发表了她人生第一部短篇小说处女作《不幸的她》，第二年则发表了散文集《迟暮》。
《不幸的她》主要讲述了一对少女时代的密友，长大以后，一个为反抗母亲为她订的婚姻而漂泊四方，一个自由恋爱结婚后过上了幸福的生活。十年后，两人相见，一星期后，“不幸的她”悄然离去。因“不忍看了你的快乐，更形成我的凄清！” 《不幸的她》中，明显地投影着母亲的形象，而倔强地坚持独自咀嚼“凄清”地“她”又正是作者的自画像。
从张爱玲少女时期创作的小说书名以及散文书名不难看出，父母的婚变以及动荡的童年，冲击了她那颗幼小的心灵，在她纤细且敏感的灵魂上，深深地刺下了一道伤口。
缺爱会诱使孩童早熟。
无论是《不幸的她》还是《迟暮》，都折射出这位敏感且早慧的天才少女童年的创伤。 奥地利儿童心理学家阿德勒曾经说过：“幸运的人一生都被童年治愈，不幸的人一生都在治愈童年。”
张爱玲和她的弟弟张子静，无疑是两个不幸的孩子。他们的一生都在被缺爱且不完整的童年影响。
张爱玲曾在她的散文《弟弟》中提到：小时候的弟弟貌美鲜活，可爱俏皮。但在父母离婚，自己和弟弟被母亲抛弃、父亲娶回继母、张爱玲住校多年的某一次，回家后却突然发现弟弟的变了，变得又高又瘦，穿着单调的蓝罩布衫，被父亲在饭桌上扇耳光也没有任何反应，呆板麻木。
张爱玲在饭桌上为此哭出声来，却被继母嘲弄：又没有打你。她为此跑向厕所，哭着痛诉“要*仇报**”。
在张子静弟弟的回忆录里曾提及过，张爱玲被继母诬陷对继母动手而被父亲软禁在房内半年、直至感染痢疾，差点丧命，还是仆人求情，父亲眼看可能会真的出人命，才偷偷背着继母给张爱玲注射了抗生素。
之后张爱玲跳窗离家，投奔母亲。
逃离父亲之后的张爱玲，正式开启了她文学天才少女的前半生。
二、天才少女的前半生
1939年，19岁的张爱玲在月刊《西风》上发表她的处女作《天才梦》，正是在这本散文合集里，她写出了“生命是一袭华美的袍，爬满了虱子”这样充满宿命感的句子。可以说，这一句为她传奇且跌宕的一生埋下了草蛇灰线般的伏笔。
几年后，张爱玲在《紫罗兰》上发表小说《沉香屑·第一炉香》。也是这本小说，让她在上海文坛崭露头角。这之后，张爱玲陆续发表了《沉香屑·第二炉香》、《茉莉香片》、《到底是上海人》、《心经》、《倾城之恋》、《金锁记》等一系列小说、散文。
1944年初春，因小说《*锁封**》，胡兰成多次登门拜访张爱玲。凭借他过人的学识，不俗的外貌，两人很快相识、相知、相恋，直至结婚。虽然胡兰成在追逐张爱玲之前，就已有过三任妻子。
在与胡兰成结婚之后，张爱玲创作了诸多作品，其中最为人熟知的便是《红玫瑰与白玫瑰》。
在这段爱情里，张爱玲的那句“见了他，她变得很低很低，低到了尘埃里，但她心里是欢喜的，从尘埃里开出花来。”揭示出她在这段亲密关系里的卑微。
两人的婚姻只持续了两年，之后便因渣男——胡兰成出轨而缘断。
对待感情，张爱玲无疑是果决的，甚至有时候可以称其为绝情也不为过。
对于父亲，在她17岁离家出走之后，再也没有见过父亲。甚至直到父亲去世，也没有参加父亲的葬礼，更没有留下任何悼念。
同样，对于屡次忽略自己、并将自己的800元稿费毫无愧疚地输在牌桌上的母亲，她也是切割得相当彻底。两根金条、再不相见，即便母亲病危之际想要见她一面，她也不曾前去。
她是一位决绝的个人主义者，宛如哪吒一般用自己的方式剔骨还父、割肉还母，通过在精神层面上弑父与弑母，来表达她内心压抑的恨与不原谅。
她是决绝的、勇敢的、无情的。但同样也是矛盾的、有情有义的。
在对待前夫胡兰成出逃受难的期间，张爱玲曾屡次救济，甚至将自己当时的大半稿费积蓄寄给对方，并附上最终的诀别信。
纵观张爱玲的成长路径，她曾说过：“如果你认识从前的我，也许你会原谅现在的我。”
毕竟在张爱玲的内心深处，住着一位让她既崇拜又痛恨的父亲；一位思想新潮、追求解放、抛下爱玲与她亲弟弟的生母；以及那位性情极度扭曲刻薄的后母。
正是原生家庭的复杂、不安、破碎、无爱，使得她内心脆弱、破碎、不安、退缩，成人后更是心病重重，文章里潜藏了诸多悲凉的人物与意象。
当然，如果张爱玲足够幸运，能够遇到一位人格成熟、独立、足够包容她的另一半，或许她内心深处不停流血的伤口能够慢慢愈合、结痂直至痊愈。
遗憾的是，在国破动荡的大环境下，人人自危，成熟稳定的关系太过难得，封建礼教父权*制专**之下，家庭不过是包办制度之下的无爱的组合。
成熟的爱基于健全的人格。然而健全人格的养成，需要 同样具备健全人格且心智成熟的家长 。可惜封建包办婚姻制度，造就了太多的无爱的婚姻。
缺爱、缺乏关注、没有正确育人观的环境，又很难养育出拥有健全人格的成人。如此一来，周而复始。
鲁迅在《随感录》里曾写过的一句话：“小的时候，不把他当人，大了以后，也做不了人。”这里的“不把他当人”，指的是不够尊重孩子存在的独立性，践踏孩子的边界、控制孩子的选择与思想，不把他当作一个独立存在的人去培养，甚至不加以及时且正确的引导。这样的孩子即便长大了，也不会是一个拥有健全人格和成熟心智的成人。
三、倾城之恋与金锁记：父权*制专**之下的女性困境
谈到张爱玲，不得不提及她的代表作《倾城之恋》，以及她的另一本杰出女性小说《金锁记》。可以说，如果要提及中国近现代小说中的杰作，这两本绝对要单独拿出来。
《倾城之恋》展露出了民国时期女性的处境，以及爱情里女性的那点小心思。
小说借助一位离婚后、暂住娘家、遭人白眼的女性角色——白流苏，通过她的视角，将成人婚姻里的算计、人性里的自私自利、亲人之间的尖酸展现得淋漓尽致。
《金锁记》这本小说，则更为犀利。
小说主要描写一个小商人家庭出身、性情温顺的曹七巧，在被父母卖到大户人家，嫁给姜家的残废做妻子后，欲爱而不能爱，又被家人亲人嘲弄、欺辱、几乎像疯子一样在姜家过了30年。 在财欲与*欲情**的压迫下，她的性格终于被扭曲，行为变得乖戾，亲手毁掉自己儿女的幸福。
这本小说撕开了能够窥视传统父权*制专**的口子，让读者以曹七巧这位女性角色的心路历程为主心骨，切肤露骨地展露出淋漓的鲜血：人性是怎样被压抑与扭曲的，以及这种扭曲的延续。正如小说里写到的——“三十年前的月亮早已沉了下去，三十年前的人也死了，然而三十年前的故事还没完——完不了。”也正如笔记君之前提到的“周而复始”。
扭曲的环境逼出扭曲的妇人，扭曲的妇人造就扭曲的环境。在这种恶性循环与“吃人”的社会里，人将不人，而为了适应与活下去，大多数不健全且心智不成熟的人不得不沦为一个个“合格”的吃人者。
这让人不得不想到16年，武志红老师所写的那本精神分析著作《巨婴国》。虽然这本书里存在极端、以偏概全、危言耸听的解析，但部分观点值得深思。
四、郁郁不得志及充满宿命的后半生
前面我们粗略介绍了一下张爱玲的前半生——无爱糟糕的原生家庭环境早就她漏风的悲凉的心境，招致其写作意象的华丽苍凉。现在，我们仔细梳理一下她的后半生。
⬇️具体细节时间线见下⬇️
1950年7月，张爱玲参加了上海第一届文学艺术界代表大会。1951年11月，《十八春》（即《半生缘》）由上海《亦报》出版社出版了单行本，同年11月4日至次年（1952年）1月24日，再用笔名梁京在《亦报》连载中篇小说《小艾》。1952年7月，张爱玲离开大陆，来到香港完成未完成的学业。此后，张爱玲在美国驻香港新闻处工作。并写下电影剧本《小儿女》、《南北喜相逢》。翻译外国小说《老人与海》、《爱默森选集》、《美国七大小说》等。
1955年，张爱玲赴美国定居。1956年3月到6月，生活窘迫的张爱玲居住在新罕布什尔州彼得堡的麦克道威尔文艺营（MacDowell Colony），在此她结识了65岁的左翼剧作家赖雅（Ferdinand Reyher）并怀孕，同年8月14日，两人结婚。1957年，张爱玲的母亲黄逸梵在英国伦敦去世，终年61岁。张爱玲在母亲病重期间曾汇去100美金，没有前去出席葬礼。1960年7月，张爱玲成为美国公民。
1961年，张爱玲到香港和台湾寻求机遇，这是她有生之年唯一一次造访台湾，曾与其表侄女张小燕会面。
张爱玲先到台北，由名画家席德进带她四处看访，又在作家王祯和的陪同下到花莲观光本世纪初，张爱玲一篇描写台湾游记的《重访边城》中文手稿曝光，这是目前仅见的张爱玲唯一一篇描写台湾的文章。
赖雅不断中风，最终瘫痪卧床，于是张爱玲从香港回到美国照顾丈夫。张爱玲在美国翻译清代小说《海上花》，或写作回忆旧上海的作品，而赖雅为左翼作家，两人的作品均不为美国主流社会接受，因此他们夫妇生活颇为窘迫。
后来依靠台湾《皇冠》出版集团再版其1940年代的小说抽取的版税维持生活。
1967年10月8日，赖雅去世，张爱玲获邀担任美国雷德克里芙学校驻校作家，并且开始将清朝的长篇小说《海上花列传》翻译成为英文。
1969年，张爱玲移居加州旧金山湾区，应陈世骧教授之邀，受聘于伯克利加州大学的中国研究中心（Center for Chinese Studies）、担任高级研究员（Senior Researcher），但两年后因为论文未通过被解聘。
综上所述，张爱玲的后半生是郁郁不得志的半生。
当年的她，踌躇满志、背井离乡、带着自己的作家梦，远渡重洋前往美国。当然这次前往的原因，有前夫“汉奸”身份、自身沦为美国文化卒子写出《秧歌》和《赤地之恋》、以及新中国文化环境紧张的潜在关系。
但是怀揣新自由主义去往向往的美国之后，她突然发现：宣传中的所谓自由民主的美国，依旧容不下任何有才华的左翼作家、编剧和导演。
1950年，麦卡锡运动在美国盛行，这之后，整个好莱坞几乎被大清洗了一遍，所有政治立场偏左的编剧、导演，丢掉了饭碗。
也是在这种背景下，1955年的张爱玲来到美国，为了尽快在美国扎稳脚跟，她很快在美国出版了她的英文版小说《秧歌》。
她对这部小说抱了很大希望，它也得到了业界的好评。
遗憾的是：它只叫好，并不叫座！这意味着：它不能给张爱玲带来理想的收益。
从香港带来的钱眼看着花完了，张爱玲心急如焚。不得已之下，她只得申请了麦克道威尔文艺营的救助。
在救助有才华作家的麦克道威尔文艺营里，张爱玲遇见了怀才不遇的赖雅。
两人很快相恋，直至闪婚。
期间，赖雅因为作品政治立场的关系郁郁不得志，张爱玲也因作品文化差异以及自身江郎才尽的关系，投稿无门，两人甚至还曾有过一个孩子，可惜因为生活拮据，不得已只能打掉。
其实，关于张爱玲的作品在美国遇冷，也能理解。
毕竟虽然她在短篇小说方面很有天赋——人物塑造自然，针砭人性犀利，对中国式家庭、尤其是将封建家庭里亲朋间的尖酸刻画得淋漓尽致，让人直呼天才。但这些家长里短、精明算计只有国人才能真正理解和批判。
美国的文化环境更喜欢直来直去的交流，也更欣赏坦诚，宣扬的也更多是普世价值与爱。
而像国内这类偏含蓄、偏尖酸、充斥着人性之恶、算计与中式潜台词的作品，很难在美式的文化环境里吃得开。
加上张爱玲对长篇小说的驾驭能力有限，文字虽美，叙事却存在问题。
文化差异加上自身文字的优劣势，造就了张爱玲的作品，不太可能在美国得到赏识和出版。
所以她的第一部英文小说《粉泪》（《金锁记》的英文小说版）才会被出版社*辱侮**式退稿。退稿信上的言辞是：“小说所有人物都令人反感且肮脏（squalid）！”
好在赴美的第12年，即赖雅中风过世的1967年，张爱玲的人生迎来了转机。
她进入了纽约雷德克里芙女子学院，做驻校作家，并开始英译《海上花列传》。
她又有了稳定而体面的工作了，终于可以安心创作了。
两年后，张爱玲将旧作《十八春》略做改动后，易名为《半生缘》在台湾出版。
同年，在陈世骧教授的举荐下，张爱玲任职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中国研究中心”，并继续《红楼梦未完》之研究。
由于原生家庭缺爱导致的封闭性格，张爱玲在工作时经常利用纸条与人沟通，为人非常社恐。因为研究没有任何成果，本人又对政治实在不敏感，也提不起兴趣，之后因为一篇论文言辞不当，惹怒陈世骧教授。
最后在陈世骧离世后，她被伯克利分校解聘。
这件事，对张爱玲打击很大。直接导致她越发性格封闭、孤僻社恐，闭门不出，拒绝见客。虽然期间接受了台湾记者水晶的采访，但目的也只是为了拾起自己的作家这一老本行。
五、成年张爱玲的性格
张爱玲封闭的性格，极端的心理问题，多半源自童年的不幸。
成年后的张爱玲，心理问题频频，这间接导致她在待人接物做人处事上没有分寸感，对人际关系和交流存在恐惧（拥有严重的社交恐惧症）。
性格的关系，导致她处理不好人际关系。
在上一篇，我们提到了张爱玲在《天才梦》里写过的“生命是一袭华美的袍，爬满了虱子”这样的句子。而晚年的张爱玲，在80年代台湾张爱玲热所带来的收益之后，饱受“跳蚤”和“虫害”的侵扰，不得已频繁搬家。
有记录表明，晚年的她，三年搬家近180次。
这绝对不是环境的问题，而是心理层面的“幻觉”。在与好友夏志清的书信往来中，张爱玲讲到自己所遭遇的“虫难”，以及随之而来的“瘙痒”。
在其中一封信里，张爱玲这样讲述她在美国遭遇的“虫难”：
“先些时我又因为逃虫患搬家，本来新房子没蟑螂，已有了就在三年内泛滥，杀虫人全都无效。最近又发现租信箱处有蚂蚁……接连闹跳蚤蟑螂蚂蚁，又不是住在非洲，实在可笑。”
其实张爱玲惧怕虫子，纯属心理问题。台湾作家水晶曾在《张爱玲病了》一文中，肯定了世人的猜测，他写道：
“她自去年（1984年）起搬家，即染上了跳蚤。为了省钱，买了一只二手货冰箱，跳蚤即从箱底繁殖，弄得她走投无路，连头发也剃了，每日要洗头，后来只得穿plastic（塑胶）衣服，再脱扔掉……。三天换一个motel（汽车旅馆）。去看医生，说她是心理作怪，然而每天晚上两足会咬得红肿。”
宋淇、夏志清等，也在为她请了名医后证实：她的皮肤最初确实曾被虫咬过，可后来，她的瘙痒全是心理问题作祟。
可即便事实已经摆在眼前，张爱玲依旧不置可否。直至离世，张爱玲也一直在与她的心理疾病作斗争。
1994年秋，台湾《中国时报》授予张爱玲“特别成就奖”。由于她拒绝记者采访，多年未有消息，有人称张爱玲客死美国。为此张爱玲还特地拍了生前最后一张照片，寄给《中国时报》发表。
为了表明时间，她还特意挑选新闻报纸头条作为点缀。这之后，张爱玲感觉自己大限将至，特意拟好遗嘱。
六、《倾城之恋》和《金锁记》
纵观张爱玲的一生：年少成名，中年江郎才尽，老年悲凉，终生被心理疾病困扰。在倾城之恋里，她笔下的白流苏对爱情和婚姻充满算计，里面的家长里短、亲朋的尖酸刻薄正是她童年环境的写照。
金锁记一文中，那位视金钱为安全感，被欺辱扭曲异化的妇人——曹七巧，多少也有她继母或者封建礼教之下女性的影子。她算不上是一位伟大的作家，但绝对称得起杰出和珍贵。
尤其是她的这两部代表作，向读者展示出了民国时期的女性困境，以及父权*制专**之下的女性异化。
更有甚者，是揭露出整个清末民国初期，家庭环境吃人的根本原因。
这也是笔者为什么会写这篇系列文章的原因。
好在如今的社会，越发重视女性地位和家庭教育。
张爱玲笔下的“三十年前的月亮沉下再升起”，以及所谓周而复始的“完不了”，自然成为了不可能。
可以说，这是她的作品的记录与展示的价值。这是她屡次会被人提起的原因。她的作品就像一双悲凉慈悲的眼，展示了一个个可恨必有可怜之处的人物。